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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国际主持词

时间:2014-12-07 05:19

华罗庚得主要成就有那些

华一生都是在国难中挣他常说他的一生遭遇三大劫难。

自先是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

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

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槁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

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

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

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

早在 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

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

”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

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

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

”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

”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 他宁肯暴露弱点。

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

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

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

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

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

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

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

”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

这才是“君子”与“丈夫”。

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 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

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

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

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

”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

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

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

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

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

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

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

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

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

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

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

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

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

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

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在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官僚家庭。

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

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

沈括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

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

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被誉为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和阿基米德、牛顿并列,同享盛名。

高斯1777年4月30日生于不伦瑞克的一个工匠家庭,1855年2月23日卒于格丁根。

幼时家境贫困,但聪敏异常,受一贵族资助才进学校受教育。

1795~1798年在格丁根大学学习1798年转入黑尔姆施泰特大学,翌年因证明代数基本定理获博士学位。

从1807年起担任格丁根大学教授兼格丁根天文台台长直至逝世。

高斯的成就遍及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数论、非欧几何、微分几何、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论以及椭圆函数论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他十分注重数学的应用,并且在对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磁学的研究中也偏重于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数学竞赛的简史 数学竞赛与体育竞赛相类似,它是青少年的一种智力竞赛,所以苏联人首创了数学奥林匹克这个名词。

在类似的以基础科学为竞赛内容的智力竞赛中,数学竞赛历史最悠久,参赛国最多,影响也最大。

比较正规的数学竞赛是1894年在匈牙利开始的,除因两次世界大战及1956年事件而停止了7届外,迄今已举行过90多届。

苏联的数学竞赛开始于1934年,美国的数学竞赛则是1938年开始的。

这两个国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停止了3年外,均己举行过50多届,其他有长久数学竞赛历史的国家是罗马尼亚(始于1902年)、保加利亚(始于1949年)和中国(始于1956年)。

1956年,东欧国家和苏联正式确定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计划,并于1959年在罗马尼亚布拉索夫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nternationaI Mathematics Olympiad,简称1MO)。

以后每年举行一次。

除1980年因东道国蒙古经济困难停办外,至今共举行过40届。

参赛国家也愈来愈多。

第一届仅7个国家参加,至1980年已有23个;到1990年,则有54个。

必须说明在上述历史之前已有一些数学竞赛活动,例如苏联人说,在1886年帝俄时代就举行过数学竞赛。

又如1926年在中国上海市举办过包括学生、银行和钱庄职员在内的珠算比赛,中华职业学校一年级学生,16岁的华罗庚凭智慧夺得了冠军。

这些都是关于数学竞赛的佳话,不列入正史。

二、数学竞赛的发展 数学竞赛活动是由个别城市,向整个国家,再向全世界逐步发展起来的。

例如苏联的数学竞赛就是先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开始,至1962年拓展至全国的,美国则是到1957年才有全国性的数学竞赛的。

数学竞赛活动也是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

几乎每个国家的数学竞赛活动都是先由一些著名数学家出面提倡组织,试题与中学课本中的习题很接近,然后逐渐深入,并有一些数学家花比较多的精力从事选题及竞赛组织工作,这时的试题逐渐脱离中学课本范围,当然仍要求用初等数学语言陈述试题并可以用初等数学方法求解。

例如苏联数学竞赛之初,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亚历山大洛夫、狄隆涅等都参与过这一工作。

在美国,则有著名数学家伯克霍夫父子、波利亚、卡普兰斯基等参与过这项工作。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开始举办后,参赛各国的备赛工作往往主要是对选手进行一次强化培训,以拓广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这种培训课程是很难的,比中学数学深了很多。

这时就需要少数数学家专门从事这项活动。

数学竞赛搞得好的国家,竞赛活动往往采取层层竞赛、层层选拔这种金字塔式的方式进行。

例如。

苏联分五级竞赛,即校级、市级、省级、加盟共和国级和全苏竞赛,每一级的竞赛人数约为前一级的1\\\/10,还设立了8个专门的数学学校(或数学奥林匹克学校),以培养数学素质好的学生。

数学竞赛虽然历史悠久,但最近10年有很大发展和变化,有关工作愈趋专门,我们要认真注意其发展,认识其规律。

三、数学竞赛的作用 1. 选拔出有数学才能的青少年。

由于数学竞赛是在层层竞赛,水平逐步加深的考核基础上选拔出优胜者,优胜者既要有踏实广泛的数学基础,又要有灵活机智的头脑和富于创造性的才能,所以他们往往是既刻苦努力又很聪明的青少年。

这些人将来成才的概率是很大的。

数学竞赛活动受到愈来愈多国家的注意,在世界上发展得那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在匈牙利,著名数学家费叶、黎茨、舍贵、寇尼希、哈尔、拉多等部曾是数学竞赛的优胜者。

在波兰,著名数论专家辛哲尔是一位数学竞赛优胜者。

在美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后来成为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的有米尔诺、曼福德、奎伦三人,也有不少优胜青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如著名力学家冯?卡门。

2. 激发了青少年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在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都愈来愈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

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各门科学更趋于深入和成熟,由定性研究进入定量研究。

因此青少年学好数学对于他们将来学好一切科学,几乎都是必要的。

数学竞赛将健康的竞争机制引进青少年的数学学习中,将激发他们的上进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由于数学竞赛是分级地金字培式地进行的,所以国家级竞赛之前的竞赛,试题基本上不跳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适合广大青少年参加.但也要承认人的天赋和数学素质是有差别的,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

国家级竞赛及其以后的竞赛和培训,只能在少数人中拔高进行,少数有很好数学素质的青少年是吃得消的。

例如,澳大利亚少年托里?陶在他10岁、11岁和12岁时分别在第27、28和2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

在数学竞赛的拔高阶段当然需要一些大学老师和数学专业研究人员参与。

3. 推动了数学的教学改革工作。

数学竞赛进入高层次后,试题内容往往是高等数学的初等化。

这不仅给中学数学添人了新鲜内容,而且有可能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促使中学数学教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由量变转入质变。

中学教师也可在参与数学竞赛活动的过程中,学得新知识,提高水平,开阔眼界,事实上,己有一些数学教学工作者在这项活动中逐渐尝到了甜头。

因此数学竞赛也可能是中学数学课程改革的催化剂之一,似乎比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办法为好。

60年代初,西方所谓中学数学教学现代化运动即是企图用某些现代数学代替陈旧的中学数学内容,但采取了由上往下灌输的方法,结果既脱离教师水平,也脱离学生循序学习所需要的直观思维过程。

现在基本上被风一吹,宣告失败了。

相反地,数学竞赛也许是一条途径。

在中国,中学生的高考压力很重,中学教师为此而奔波,确有路子愈走愈窄之感。

数学竞赛或许能使中学数学的教学改革走向康庄大道。

四、竞赛数学--奥林匹克数学 随着数学竞赛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门特殊的数学学科-竞赛数学,也可称为奥林匹克数学。

将高等数学下放到初等数学中去,用初等数学的语言来表述高等数学的问题,并用初等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竞赛数学的任务。

这里的问题甚至解法的背景往往来源于某些高等数学。

数学就其方法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成分析与代数,即连续数学与离散数学。

由于目前微积分不属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范围,所以下放离散数学就是竞赛数学的主体。

很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试题来自数沦、组合分析、近世代数、组合几何、函数方程等。

当然也包含中学课程中的平面几何。

竞赛数学又不同于上述这些数学领域。

通常数学往往追求证明一些概括广泛的定理,而竞赛数学恰恰寻求一些特殊的问题,通常数学追求建立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而竞赛数学则追求用特殊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而且一旦某个问题面世,即成为陈题,又需继续创造新的问题。

竞赛数学属于硬数学范畴,它通常也与纯粹数学一样,以其内在美,包括问题的简练和解法的巧妙,作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

竞赛数学不能脱离现有数学分支而独立发展,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它往往由某些领域的专家兼搞,如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教练单樽,就是一位数论专家。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精神是鼓励用巧妙的初等数学方法来解题,但并不排斥高等数学方法和定理的使用。

例如在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有学生在解题时用到了贝特朗假设,也称车比雪夫定理,即当n大于1时,在n和2n之间必定有一个素数,还有人在解题时用到了谢尔宾斯塞定理,即一个平方数表成s个平方数之和的通解形式。

这些定理须在华罗庚所著的《数论导引》(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教本)或更专门的书中才能找到。

这样不仅已是杀鸡用牛刀,而且按某外国教练的说法,他们在用原子弹炸蚊子,但蚊子被炸死了

这样做是允许的,但不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所鼓励的。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一个难试题,经简化后的证明要写三四页,这不仅大大超过中学课本的深度,也不低于大学数学系一般课程的深度,当然不包括大学课程的广度。

实际上,大学数学系课程中,一条定理的证明长达3页者并不多。

一个好试题的解答,大体上相当于一篇有趣的短论文。

因此用这些问题来考核青少年的数学素质是相当科学的。

它们的解决需要参赛者有相当宽广的数学基础知识,再加上机智和创造性。

这与单纯的智力小测验完全不同。

国际上的数学竞赛范围,大体上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

小学生因基础知识太少,这期间的所谓数学竞赛,其实是智力小测验型。

对大学生应强调系统学习,要求对数学有一个整体了解。

因此数学竞赛的重点应是中学,特别是高中。

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竞赛题库,可供中学师生和数学爱好者练习。

国际上也已经有了竞赛数学的专门杂志。

五、数学竞赛在中国 我国的数学竞赛始于1956年,当时举办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四城市的高中数学竞赛。

华罗庚、苏步清、江泽涵等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积极出面领导并参与这项工作。

但由于左的冲击,至1965年,只零零星星地举行过6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数学竞赛更被看成是封、资、修的一套而被迫全部取消。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国的数学竞赛活动于1978年又重新开始,并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1980年前的数学竞赛属于初级阶段,即试题不脱离中学课本。

1980年以后,逐渐进入高级阶段。

我国于1985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1986年开始名列前茅,1989和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我国成功地举办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标志着我国的数学竞赛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第一,中国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说明我国金字塔式的各级竞赛和选拔体系及奥林匹克数学学校和集中培训系统是完善的,第二,我国数学家对35个国家提供的100多个试题,进行了简化与改进,从中推荐出28个问题供各国领队挑选,结果被选中5题(共需6题),这说明我国竞赛数学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第三,各国学生的试卷先由各国领队批改,然后由东道主国家组织协调认可。

我们组织了近50位数学家任协调员,评分准确、公平,提前半天完成了协调任务,说明我国的数学有相当的实力。

第四,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的出色成绩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

除此而外,这次竞赛的组织工作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中国,从老一辈数学家,中青年数学家,直至中小学老师,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才在数学竞赛方面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这里特别要提到华罗庚,他除倡导中国的数学竞赛外,还撰写了《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和《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5本小册子,这些是他的竞赛数学作品。

我国在1978年重新恢复数学竞赛后,他还亲自主持出试题,并为试题解答撰写评论。

中国其他优秀竞赛数学作品有段学复的《对称》闵嗣鹤的《格点和面积》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等。

这里还应提到王寿仁,他从跟华罗庚一起工作起,一直到今天,始终领导并参与了数学竞赛活动。

他带领中国代表队3次出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并领导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工作。

1980年以后,我国基本上由中青年数学家接替了老一辈数学家从事的数学竞赛工作,他们积极努力,将中国的数学竞赛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裘宗沪就是一位突出代表。

他从培训学生到组织领导数学竞赛活动,从3次带领中国代表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举办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均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关于我国数学竞赛的几个问题 1.要认真总结经验。

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的教训。

特别是1956年至1977年的22年中只小规模地举行了6次数学竞赛,完全停止了16年,比匈牙利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数学竞赛的时间长一倍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的危害。

要允许甚至鼓励对数学竞赛发表各种不同看法,以避免大轰大嗡、大起大落及一刀切。

当有了缺点时,要冷静分析,划清数学竞赛内含的不合理性与工作中的缺点的界线。

2.完善领导体制。

可否设想,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通过中国数学会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一元化领导),统一领导与协调全国各级数学竞赛活动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参赛和组织培训工作。

成立数学奥林匹克基金会,协助某些数学竞赛活动,奖励数学竞赛优胜者和作出贡献的领导、教练、中小学教师等。

3.向社会作宣传。

宣传数学竞赛的意义和功能,以消除误解,例如数学竞赛是中小学生搞的智力小测验,这是选拔天才,冲击了正常教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搞数学竞赛是不务正业等。

要用事实说明数学竞赛活动的成绩。

例如仅仅文革前的几次低层次数学竞赛中,已有一些竞赛优胜者成才了。

如上海的汪嘉冈、陈志华,北京的唐守文、石赫,他们现在已经是国内的著名中年数学家,有的已获博士导师资格。

他们在文革中都被耽误了10年,否则完全会有更大成就。

4.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数学竞赛需要分学校、市、省、全国、冬令营、集训班金字塔式地进行。

前3个层次是普及型的,试题应不脱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面向广大学生和教师。

国家级竞赛及以后的活动是提高型的,参赛者的面要迅速缩小。

至于冬令营和集训队,全国只能有几十个学生参加。

数学奥林匹克学校要注意质量,宜办得少而精。

对于参加数学学校的学生要严格挑选,不要妨碍他们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除冬令营和集训班需要少数数学家集集中时间出试题和进行培训工作外,宜鼓励广大数学家和中小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竞赛活动,不要妨碍大家的正常工作。

总之,数学竞赛的普及部分与提高部分不要对立,而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5.对数学竞赛优胜者要继续进行教育和培养。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优胜者的成绩并加以鼓励,另一方面也要告诉竞赛优胜者,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成为一个好数学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还须经过长期不懈的锄。

不要将竞赛获胜看成唯一的目的,要看成鼓励前进的鞭策。

还要为数学竞赛优胜者创造较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迅速成长。

例如可以考虑允许某些理工科大学在高中全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自行选拔一部分学生免试入学。

6.对数学竞赛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组织领导者、教练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并给予奖励。

在他们的工作考核中,作为提职晋级的依据之一.

五四运动时有哪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一九二○年八月,在这块土地上了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并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图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及其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建团的历史经验。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背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并非偶然,它与上海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直接关联;它的创建,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一大成果。

第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口岸城市。

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顽强,资产阶级集中,无产阶级强大,是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漩涡,也是当时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海地处中国中部,是中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中枢之一,上海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时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上海却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力量,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的革命者从事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空隙。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政治团体林立,思想流派纷呈的局面。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比如,孙中山先生设中华革命党总部于上海,他本人也长期驻足上海。

一九一八年,当他在南北军阀威逼之下,被迫辞去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更是公开定居于上海的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

“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曾长期在上海活动。

一九一五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并取名《新青年》,一九二○年春,又迁回上海),是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

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

这里,拥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中心很快移至上海的最重要的根据。

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的中心之一。

全国各地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寻求革命的真理,会聚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李达所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

……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①。

上海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学生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必须及时地建立全国学联时,大家就把建立全国学联的地点选在了上海。

他们认为,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

”②中国早期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以上海为活动基地,中国早期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因此,上海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

第二、由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的实践,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前提。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运动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一九二○年五月,一年之中,各地出版的刊物骤增四百余种③,其中大多数皆由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所创办。

五四之后的青年运动,与五四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国青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社会的实验。

五四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

“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

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份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或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等等。

对这种现象,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④。

瞿秋白也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同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⑤正是在这样的庞杂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鼓荡下,中国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

从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年春,全国不少城市出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工读互助团及性质相近的团体,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读互助运动,那些团体的具体章程和做法虽有所不同,但原则和指导思想却大体一致。

它们的原则是半工半读,收入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指导思想是首先由少数人本着互助的精神,组织半工半读的新生活,然后依靠这种新生活的扩张逐渐改造整个社会。

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试验,得到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一些社会名人,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支持或赞助。

除了北京,上海也是中国青年进行工读互助试验的中心之一。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后,陈独秀、王光祈等人紧接着就筹备建立上海工读团。

也曾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一部分学生又幻想在“经济会枢”的上海或许能够成功,结果又在上海组织了有名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后来也失败了。

工读互助运动是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它的出现,是中国青年运动深化的一个标志,而它的失败,则促使大批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施存统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靠少数人组织工读互助团和诡诈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⑥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北京工读互助团建立之时,千里迢迢从杭州赶到北京参加工读团的俞秀松,在工读团失败后,也很快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空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久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总之,跟着青年运动的实践与发展,尤其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青年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空想理论的界限,清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步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随着大批决心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青年队伍的壮大,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青年政治团体,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根本原因。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影响,迅速扩大。

当时出现了三家宣传社会主义并在青年中影响极大的社团及其刊物: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月刊(此刊于一九二○年初从北京迁回上海,李大钊在北京负责组稿)。

李大钊、陈独秀成了当时青年的崇敬的思想领袖。

二是戴季陶、沈玄庐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及其《星期评论》周刊。

五四运动后,《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而获盛名。

三是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当时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著称。

这些社团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结合,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由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各地的学生们以“劳工神圣”为旗帜,去工厂宣传,或与工人们一起举行纪念大会。

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也预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初步结合,使中国青年运动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各地优秀青年在上海的相对集中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在上海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创造了条件。

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其初期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创造了可能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则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偕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也夫、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一行,肩负着“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⑦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于同年四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的积极活动下,六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八月正式形成。

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组织的同时,维经斯基还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介绍了苏俄共青团组织情况⑧。

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好地团结和教育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并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青年团。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⑩。

当时团组织成员有八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11),二十一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团的机关设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的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语教员。

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粱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

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三十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建团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

”(12)青年团员们在党的引导下,深入劳动群众,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拓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团员李中(即李声?,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工会的具体组织者,他先后担任工会筹备会的临时主席、成立大会的主席,同年秋,团员李启汉(后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沪西工人区举办工人半日学校(13)(后一度改名为工人游艺会)。

这个团体在工人中很有影响。

俞秀松也积极参加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他协助李汉俊等编辑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者》,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经常深入工厂作社会调查,写出了一批抨击社会黑暗,启发工人觉悟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

》(陈为人撰)、《黄包车夫拉车吐血》(卜士奇撰)、《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柯庆施撰)等等(14)。

文章涉及上海各行各业,也反映了工人的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语言通俗,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初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刊物,但团员们通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共产党》和《劳动界》等刊物,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工作报告、决议、文件大都刊登于《共产党》月刊。

在团结和教育青年方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更是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相当成绩。

仅外国语学社,就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去苏俄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一年夏季先后到达俄国的团员青年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漱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粱柏台、华林等三、四十人。

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在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本身也得到迅速壮大。

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达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并邀请上海团派代表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5)(三月二十九日,俞秀松应邀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留俄学生代表,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上海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希望要求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团的影响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纷纷建立。

各地团组织建立后,上海团经常与之互通情况,交流经验。

正是因为在各地建团的过程中,上海团客观上起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由张太雷主持制定的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6)。

总之,尽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但它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的初创活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五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三、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关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问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但为什么不称“共产主义青年团”,而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呢

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青年心目中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同义词。

对大部分青年来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

由于“社会主义”一词对青年具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所以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愿意袭用“社会主义”一词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比如,陈独秀的文章一度以“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自称,即为一例。

一九二一年,在俞秀松(也可能是张太雷)提交给少共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团的名称最初曾定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以后才确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7)二是尽管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的无政府思想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本身,也还残存着不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实践与学习,并对各种繁复的“社会主义”流派作理论上的分析、概括。

三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共产”两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浓重的群众来说,是一时难以理解的。

正如后来恽代英撰文解释的,采用“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名字,“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18)。

2、党团关系问题 毋庸置疑,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上海党组织所缔造和领导的。

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光是建团的倡导、支持者,也是积极的组织筹划人。

团建之后的活动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青年团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是学习性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19)。

许多当时留下的文件也明显地反映了党团关系:“团接受党给予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

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

”(20) 当时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半公开的。

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如曾以青年团的名义举行过“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21)。

当时,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组织联合举行的。

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原则与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关于是否“暂时解散”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称:由于初建时期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不统一,“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内部思想冲突激烈,“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22)但许多当时人均回忆没有“暂时解散”一事。

李达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化不少的线,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

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23)。

施复亮回忆:“有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以后,在一九二一年又被解散,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成‘无形停顿’和‘没有活动’,造成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领导骨干。

”(24)此外,罗章龙、柯庆施等人的回忆也都否定了“解散”的说法。

就目前笔者所见的材料分析,“宣告暂时解散”一说似有所误,但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一度陷于低潮,却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呢

把现有材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施存统所回忆的那样,团的领导骨干离开了上海,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团的主要负责人俞秀松去了莫斯科,同一时期,上海团的骨干分批去苏俄学习,这就影响了上海团的活动。

第二,新渔阳里六号团机关的丧失,暂时打乱了团的活动节奏。

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海的党团组织为了举行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曾召集了一批学校、社团、报馆的进步人士在新渔阳里六号开过三次庆贺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

五一那天,举行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庆祝活动。

因此,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注意。

五月二日中午,法国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六号。

尽管事先有了准备,法国巡捕一无所获,但由于此地已受注意,团的机关不能再继续在此活动下去了。

但当时经费困难,没有办法另找活动地点,对团的活动也造成影响。

第三、更深刻的原因是团的“一大”文件所指出的,即团内思想信仰的不统一。

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彼此互相冲突。

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

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

”(25)这种状况,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大批骨干离去之后,更显突出,开展活动更加困难。

总括上述种种,我们不难看到,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尚属幼年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主导地位,但又间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成份;组织形式亦不严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决定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

十一月,从苏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回来的张太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恢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制定了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使团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

同时,也比较严格确定了团员的标准和义务(26)。

这一临时团章的制定,正是对前一时期青年团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思想信仰达到了初步的统一,上海团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月球上以中国人命名的环行山有哪些

你自己挑吧徐悲鸿(18951953年)现代画家术教育家。

1916年入震旦大文系半工半读余苦修素描。

1919年,赴法车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

1927年,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1929年,由蔡元培推荐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提倡中国画革新,反对保守主义,倡导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1895~1953)(1895-1953)江苏宜兴人。

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曾任北平艺专校长,中央美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一生创作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

一生致力美术教育,有自己一套明确、完整美术教育主张。

他强调师造化,重视绘画基本技能的训练,提倡科学。

所采取办学体制是学年制、年级制、学分制和画室制的结合体,要求学生知识面广、专业基础深厚、文化修养丰富。

在教学法上,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全面发展。

亲自培养一批有成就美术家,所建立起来美术教育体系,在中国一直延续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有强大的力量。

俞剑华(1895~1979)山东济南人。

历任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擅画山水,亦工花卉,尤长于美术史论。

俞建华陈之佛雪翁(1896~1962)(1895-1963)浙江余姚人。

历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

“流憩庐”、“养真庐”。

陈之佛(1896~1962),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中国画家。

又名陈绍本、陈杰,号雪翁,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今慈溪县)人。

陈之佛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曾出访东欧,进行学术交流。

程十发,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程潼,1921年 3月17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

9岁开始学画,临摹木版或画谱。

18岁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山水和花鸟,同时临摹人物画。

指导教师有王个簃、汪声远、李健等。

书法教师李健为他取名十发。

1941年毕业后在银行当雇员,不久失业,回家乡从事中国画创作,1949年开始创作连环画、插图和年画。

1952年因创作《葡萄成熟时》等,被聘为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

1956年参加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画师。

现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袁松年(1895-1966) 广东番禺人.擅画山水,层次分明,别具一格.解放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陶冷月(1895-1985)江苏苏州人。

先后在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

尤擅月夜景色。

溥心佘(1887-

)溥儒(1896-1963)北京人。

为恭亲王之孙。

工书善画,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

溥心畲(1896~1963)【疑录】画中九友现代画家。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名儒,字心□,号西山逸士。

满族,河北宛平(今属北京市)人。

平生曾多次举办画展,著述有《四书经义集证》《金文考略》《陶文存》《尔雅释言经证》《华林雪叶》《慈训纂证》《经籍择言》《寒玉堂论画》《寒玉堂类稿》《诗文集》等。

汪慎生(1896~1972)(1896-1972)安徽歙县人。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中国画院画师。

擅小写意花鸟。

汪溶(1896-1972)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画师。

秦裕仲文(1896~1974)(1896-1974)1月26日生于河北省遵化县6月23日卒于京。

河北遵化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曾任国立艺专教授,北京画院画师。

秦仲文(1896~1974)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家。

以北方人的豪爽气质驾驭南派山水画的技巧,用笔坚挺有力,墨法精微,能在不大的画幅中表现阔大雄浑的气魄。

他还善以行楷笔法画墨竹,风格清劲厚朴。

出版有《秦仲文作品选集》、《秦仲文山水画集》、《秦仲文画选》等。

顾青瑶(1896~1978)王个簃(1896~1988)(1896-1988)江苏海门人。

历任上海画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协理事。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历任华东艺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1896年-1994年)原名•,又名九,字季芳,后改为海粟。

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开拓者,1912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时期第一所正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

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

1917年,该校学生习作展览中陈列的人体素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刘海粟被斥为“艺术叛徒”。

刘海粟不畏强权,申明人体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的必修课。

持续10年之久的模特儿事件,以艺术家胜利而告终。

郭沫若在给刘海粟的中国画《九溪十八涧》题诗赞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

”刘海粟(1896~1994)江苏武进人。

(1896~)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又名九,字季芳。

擅长中国画、油画、书法,并从事美术理论研究。

刘海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6岁入私塾,写字习画,初临欧阳询《九成宫》,后临柳公权《玄秘塔碑》、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习画以恽寿平的白描花卉和《芥子园画传》为主。

刘海粟的著述分别集为《海粟黄山谈艺录》、《刘海粟画语》、《海粟诗词选》、《齐鲁谈艺录》、《刘海粟大师论艺类辑》、《刘海粟艺术文选》等十几种出版,他出版的画集有几十种。

叶少秉(1897~1959)、钱瘦铁叔崖(1897~1967)【疑录】(1897-1967)江苏无锡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画院画师。

擅山水。

钱瘦铁无锡人,著名篆刻家,“江南三铁”之一。

与吴铁(吴昌硕)、冰铁(王冠山)齐名。

潘天寿(1897年-1971年)现代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

19岁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受教于李叔同,夏•尊等。

1923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与此同时还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艺术教育系主任。

此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直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潘天寿(1897-1971)(1897~1971)【疑录】浙江海宁人。

师吴昌硕,上溯徐渭、八大、石涛。

其画布局险、大开大合,用笔重“金石味”,朴厚挺劲,赋色沉着斑斓,书法质朴刚劲,个人风格强烈。

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院院长。

田登五(1897-1973)河北宁晋人。

曾从齐白石学画。

西安美协会员。

(1897~1996)颜伯龙(1898-1954)居北京。

擅工笔花卉翎毛,笔意韵秀。

曾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李耀辰研山(1898~1961)广东新会人。

邓散木(1898-1963)上海人。

著名书画家。

工四体书,亦善墨竹、墨荷。

邱石冥(1898~1970)丰子恺(1898-1975)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其画设色平涂,风格朴实.丰子恺(1898年-1975年)原名丰仁。

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

1914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业于画家李叔同和文学家夏•尊。

1936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1942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教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丰润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

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

原名丰仁。

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

生于1898年11月5日,1975年9月15日卒于上海。

博学多能,着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

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漫画之父”丰子恺擅写意人物小品,寓意深邃,含蓄隽永。

用笔刚劲拙朴,用色沉着单纯,对比强烈,天趣盎然。

陈子奋(1898~1976)李苦禅(1899年-1883年)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字励公,号苦禅。

1922年考入北平艺专西画系,曾发起组织九友画会及吼虹社。

翌年拜齐白石为师。

1940年因抗日被捕。

1946年起,任北平艺专教授。

60年代初,绘画步入成熟,形成了醇凝练的个人风格。

这时期的作品有《秋阿之声》、《芭蕉禽戏》、《松风兰气》等。

李苦禅(1899-1983)山东高唐人.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央美院教授.李苦禅(1898~1983)高唐县李奇庄人,原名李英,号励公,现代著名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教授。

少年时受民间艺人影响,酷爱绘画,1919年到北京,先受教于徐悲鸿,后师从齐白石。

他的绘画艺术继承民族绘画传统,融汇西方技法,独辟溪径,树立大写意花鸟的一代风范。

其草书融汉魏张旭、怀素狂草为一体,博采历代名家精华,朴雅浑厚而又风韵婉约,书与画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抗日战争时期,他正直刚毅,清贫自守,曾因抗日爱国罪被捕人狱,受严刑而不屈。

李英苦禅(1898~1983)山东高唐人。

【疑录】(1899.1.11~1983)李苦禅(超三)李苦禅(1899~1983),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字励公,号苦禅。

李苦禅擅长大写意花鸟画。

早期作品洒脱放逸,蜚声画坛,深得齐白石嘉许。

至60年代初期,其绘画已步入成熟,形成了醇厚凝练的个人风格。

《秋阿之声》、《芭蕉禽戏》、《松风兰气》等,为此时期代表作。

黄君璧黄君壁(1898~1991)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本名韫之,别名允瑄,号君璧。

他善写山水,代表作品有《老树隐水湾》、《瀑落云中》、《风正一帆悬》等,笔墨氤氲,水意蒸融,气势雄壮。

黄君璧偶作工笔仕女及花鸟,清新秀逸。

徐操燕荪燕孙(1899~1961)(1898-1961)北深县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北京画院副院长。

冯康侯(强)马晋(1899~1970)(1899-1970)北京人。

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奖状。

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画院画师。

陆维钊(1899-1979)浙江平湖人。

生前任教于清华研究院、浙江大学、浙江美院等校,亦擅花卉、山水。

张善子(泽)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

1936年受聘为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

与齐白石并称“南张北齐”。

张大千(1899年-1983年)现代国画家。

名正权,后改作,号大千,小名季。

19岁与兄张泽留学日本,1919年,回上海拜曾熙为师,因未婚妻谢舜华去世,痛而在松江禅定寺出家,法号大千。

1924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展览。

1929年筹办全国美展,任千事会员。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作序,推誉“五百年来一大千”。

1956年,赴法国与毕卡索会见。

1957年,以写意画《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大画家,并荣获金奖。

张爰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

张大千(爰)(1899-1983)画中九友现代画家。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名权,后改作爰,号大千,小名季爰。

张大千毕生的创作,达到“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

”境地。

集文人画与作家画、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为一炉,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走兽,工笔,写意,无一不能,无一不精。

其书法得力于《瘗鹤铭》、《石门铭》,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其题画诗工七绝,诗风真率豪放。

早年多自刻印,清俊灵秀,与画风相一致。

晚年的张大千每每思乡怀旧,黯然伤神。

1979年他81岁时曾自书一联:“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

”正写出这位艺术家的性格与心境。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在中国传统绘画古今技法上的掌握是第一流的高手,南宗北派、工笔写意、水墨重彩无一不能,功力深厚,画风潇洒风流、秀润艳丽。

他也善泼彩,滋润华丽、清秀纵逸,与刘海粟泼彩的浑厚苍茫形成对比。

钱松岩松岩(1899~1985)钱松岩钱松岩(1899~1986)(1899-1985)江苏宜兴人。

曾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出版有《钱松岩画选》、《钱松岩画集》、《太湖风光》、《塞上春光》、《钱松岩八旬后指画集》、《钱松岩近作选》等11册。

理论著作有《砚边点滴》、《指画浅谈》、《学画溯童年》、《壮游万里话丹青》等30余篇(本)。

钱松岩(芑庐)黄君壁黄君璧(1898-1991)(1899-1991)广东南海人。

生于广州。

画家。

字君翁。

1914年毕业于广东公学。

1927年后任广州...... 1949年赴台,任“国立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主任。

黄少强宜仕(1900~1942)(1899-1942)广东南海人,高剑父弟子,为岭南派画家。

曾任广州市立美......张书旗(1900-1957)浙江浦江人。

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工花卉、翎毛。

张书旗(1900~1957)张书祈、张书旗(世忠)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原名世忠,字书旗,后以字行。

浙江省浦江县人。

擅长花鸟画,亦工山水画,尤以画鸽最著名。

技法上工笔、写意兼善,以后者居多。

其画早年醉心于吴昌硕,后又转师潘椒石、朱梦卢和任颐等人,画风改雄健浑厚为明丽清新,秀逸俊雅,加之他学过西洋绘画,能将水彩画的用色方法,融入花鸟画中,进而发展任颐等人在写意花鸟画中用粉的技法,形成了他柔和恬静、又浓丽典雅的绘画风格。

谢之光(1900-1976)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画院画师。

吴笰之(1900~1977)吴茀之(1900-1977)浙江浦江人。

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关良(1900-1986)广东番隅人.历任浙江美院教授、上海画院画师、上海美协副主席。

关良(1900~1986)林风眠(1900~1991)(1900年-1990年)原名林风鸣。

1919年由法华协会选送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冬回国,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兼教授。

1927年应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并负责筹备全国美展。

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援下创建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兼教授。

竖年创作大幅油画《人道》、《痛苦》。

文革期间被打成“黑画家”,许多作品被毁。

黄少强(1901~1942)(1899~1942)【疑录】黄少强(宜仕)黄般若(1901~1968)方人定(1901~1975)梁伯誉(1901~1979)郑慕康(1901-1981)广东潮阳人。

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生前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彦涵(1901~)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版画协会主席。

晏济元(1901~)四川内江人。

现为中国美协会员,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国画院顾问。

司徒乔(1902~1958)【疑录】冯伊湄(1908~1976)《我的丈夫司徒乔》王道远(1902~1965)大秦家镇原家村人,著名画家,中共党员。

字履斋,号友石,别署罗峰山人。

自幼勤习画工,曾师陈师曾,兼师齐白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曾任北京中国画院教授兼办公室主任。

多次在京津举办个人画展,是全国知名的写意花鸟画家,在中国美术界同齐白石共有“二石”之称。

陈缘督(1902-1967)广东梅县人。

中国美协会员。

曾任教北平艺专,辅仁大学和中央工艺美院。

来楚生(1902-1975)浙江萧山人。

生前为上海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丁衍庸(1902~1978)丁衍镛(衍庸)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字叔旦、肖虎,1902年 4月15日生于广东省茂名县,1978年12月23日卒于香港。

将传统笔墨、传统文人画造型与现代西方绘画的某些观念糅合起来,产生奇倔幽默、稚拙而奔放的特色。

毕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培养许多艺术人才。

丁衍庸还精于鉴赏和治印,收藏大量古印鉴。

惠孝同(1902~1979)诸乐三(1902-1984)浙江安吉人。

生前为浙江美院教授,美协浙江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

李抚虹(1902~1990)宋吟可(1902-?)江苏南京人。

贵州大学艺术系教授,贵州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

江寒汀(1903~1963)(1903-1963)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陆眉小曼(1903~1965)江苏常州人。

陆小曼(眉)顾伯达(1903-1968)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江苏画院画师。

来稷勋楚生(1903~1975)浙江萧山人。

张大壮(1903~1980)王雪涛(1903~1982)(1903-1982)河北成安人。

生前为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

(1903~1989)费新我(1903-1992)浙江湖州人。

生前为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画院一级画师。

(1904~1953)蒋兆和(1904-1986)四川泸州人,生前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央美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蒋兆和(1904~1986)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

蒋兆和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任教期间致力于中国画教学的改革,在中国画的造型基础课及水墨人物写生课教学原则和实施方案自成体系,颇有影响。

出版有《蒋兆和画集》、《蒋兆和画选》等大型画册。

傅抱石(1904~1965)(1904-1965)(1904-1965)【疑录】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

原名长生、瑞麟。

江西新喻人。

1904年10月5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5年9月29日卒于江苏省南京市。

绘画艺术开启现代金陵山水画派一代新风,具有强烈民族特点和时代感,个性突出,气魄雄健,淋漓酣畅,豪放洒脱。

还善书法、篆刻。

其篆书基于汉印,化入秦篆、两周金文,典雅端穆。

楷书、行书具晋唐风韵,谨严遒劲,方直险峻。

治印初学赵之谦,后融各家之长,自成一格,雅正刚劲,奇崛多姿。

曾任江苏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傅抱石早年留日,后与钱松岩、亚明、宋文治等被称为“金陵画派”之代表画家。

他所创造的破笔逆锋皴法被称为“抱石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作之山水气势酣畅淋漓,构图饱满奇特,声名远播。

原名长生、瑞麟。

1925年着《国画源流概述》,1929年着《中国绘画变迁史纲》。

抗日战争时期,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任秘书。

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同年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用中国画形式画欧洲风光尚属罕见。

1959年与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表现了祖国河山的雄奇壮美,亲为题句。

吴熙曾镜汀(1904~1972)浙江绍兴人,生于北京。

早年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又入中国画学研究会。

1922年随金城、陈师曾赴东京参加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展。

解放后历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最富才华与成就的山水画家之一。

张大壮(1904-1980)浙江杭州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上海中国画院院师。

刘开渠(1904-1993)现代雕塑家。

1920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学习油画。

1928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学习。

1933年回国,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1934年受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创作了反映抗日战争的巨型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英雄纪念碑》。

1953年参加并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工程。

周元亮容庵(1904~1995)北京人。

北京市人。

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画研究会顾问。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沈子丞(1904-1996)浙江嘉兴人。

生前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

董寿平(1904-1997)山西洪洞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顾问。

(1905~1997)赵少昂叔仪(1905~1998)中国现代中国画家。

现居香港。

在绘画上继承岭南画派革新中国画主张和融汇古今,折衷中外艺术宗旨。

擅长花鸟画,创作中注重对物象的细致观察和对大自然生机活力的把握,强调在概括而又准确地刻画对象形神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书法用笔的表现力,故其笔下花卉翎毛、飞禽走兽,能挥洒自如,收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具有较强的个性。

赵望云(1906-1977)河北束鹿人。

历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美协西安分会第一任主席。

曹汝贤克家(1906~1977)(1906-1979)北京市人。

北京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

擅画猫。

赵望云(1906~1977)邓白(1906~19)邓芬、黄幻吾(1906~1985)(1906-1985)广东新会人。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会员。

申石伽(1906-)浙江杭州人。

擅画竹、山水,亦工书法,善诗文。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人。

著名书画家。

善画兰,擅行、草书。

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刘凌沧刘凌苍(1907~1989)河北固安人。

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名誉会长,中央美院教授。

太平天国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战乱吗

太平天义 洪秀全领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

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

“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数学手抄报资料

中国数学伯乐——熊庆来 人们在赞美千时,总会记起识伯乐。

中国科学界在赞罗庚时,也不会忘记他的老师、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熊庆来。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8岁考入云南省高等学堂,20岁赴比利时学采矿,后到法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

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

熊庆来热爱教育事业,为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以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

在熊庆来的培养下,华罗庚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在70多岁高龄时,他虽已半身不遂,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这就是青年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

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

后来又和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

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

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

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数学之父—塞乐斯 (Thales)塞乐斯生于公元前624年,是古希腊第一位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

他原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靠卖橄榄油积累了相当财富后,塞乐斯便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旅行。

他勤奋好学,同时又不迷信古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积极思考问题。

他的家乡离埃及不太远,所以他常去埃及旅行。

在那里,塞乐斯认识了古埃及人在几千年间积累的丰富数学知识。

他游历埃及时,曾用一种巧妙的方法算出了金字塔的高度,使古埃及国王阿美西斯钦羡不已。

塞乐斯的方法既巧妙又简单:选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金字塔边竖立一根小木棍,然后观察木棍阴影的长度变化,等到阴影长度恰好等于木棍长度时,赶紧测量金字塔影的长度,因为在这一时刻,金字塔的高度也恰好与塔影长度相等。

也有人说,塞乐斯是利用棍影与塔影长度的比等于棍高与塔高的比算出金字塔高度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用到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这个数学定理。

塞乐斯自夸,说是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古埃及人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应该是埃及人早就知道了类似的方法,但他们只满足于知道怎样去计算,却没有思考为什么这样算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在塞乐斯以前,人们在认识大自然时,只满足于对各类事物提出怎么样的解释,而塞乐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能作出怎么样的解释,而且还加上了为什么的科学问号。

古代东方人民积累的数学知识,王要是一些由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塞乐斯认为,这样得到的计算公式,用在某个问题里可能是正确的,用在另一个问题里就不一定正确了,只有从理论上证明它们是普遍正确的以后,才能广泛地运用它们去解决实际问题。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塞乐斯自觉地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它赋予数学以特殊的科学意义,是数学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

所以塞乐斯素有数学之父的尊称,原因就在这里。

塞乐斯最先证明了如下的定理: 1.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

2.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

3.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

4.半圆的内接三角形,一定是直角三角形。

5.如果两个三角形有一条边以及这条边上的两个角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这个定理也是塞乐斯最先发现并最先证明的,后人常称之为塞乐斯定理。

相传塞乐斯证明这个定理后非常高兴,宰了一头公牛供奉神灵。

后来,他还用这个定理算出了海上的船与陆地的距离。

塞乐斯对古希腊的哲学和天文学,也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

历史学家肯定地说,塞乐斯应当算是第一位天文学家,他经常仰卧观察天上星座,探窥宇宙奥秘,他的女仆常戏称,塞乐斯想知道遥远的天空,却忽略了眼前的美色。

数学史家Herodotus层考据得知Hals战后之时白天突然变成夜晚(其实是日蚀),而在此战之前塞乐斯曾对Delians预言此事。

塞乐斯的墓碑上列有这样一段题辞:这位天文学家之王的坟墓多少小了一点,但他在星辰领域中的光荣是颇为伟大的。

【成语】:朝三暮四【故事】: 据说,这是记载在“庄子”里面的一则寓言故事。

宋朝有一个人在他家养了一大批的猴子,大家都叫他狙公。

狙公懂得猴子的心理,猴子也了解他的话,因此,他更加的疼爱这些能通人语的小动物,经常缩减家中的口粮,来满足猴子的食欲。

有一年,村子里闹了饥荒,狙公不得不缩减猴子的食粮,但他怕猴子们不高兴,就先和猴子们商量,他说:“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果子,晚上再给你们四颗,好吗

”猴子们听说他们的食粮减少,都咧嘴露牙的站了起来,表现出非常生气的样子。

狙公看了,马上就改口说:“这样好了,我每天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够吃了吧

”猴子们听说早上己经从三颗变成了四颗,以为食粮已经增加了,都高兴的一起趴在地上,不再闹了。

以后的人就从这则的寓言说,狙公所说的话,加以引申,凡是见到有人反复不定,刚才说过的话不算数;或是做事的时候常变更,刚决定的事情,不一会儿又改变了,我们就说他是“朝三暮四”。

【成语】:三令五申【故事】: 春秋时,有个著名的军事家叫孙武,吴王为了试试他的才能,从宫中选出一百八十名宫女,让孙武训练。

孙武命令宫女手拿着长戟(古代一种兵器)并且分成两队,并且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

孙武对她们说:我说前,你们就看前方,说左就看左边,说右就看右边,说后就看后面。

他命令人准备了处罚的刑具斧头,又再三重申刚才的命令。

孙武喊:右

宫女们你看我,我看你,觉得好玩,根本就不服从孙武的命令。

孙武说:是我解释得不够明白,命令得不到执行,是指挥官的责任。

就把前面的命令又详细说了一遍。

当他再次发出左的命令时,宫女们还是笑着不动,吴王也觉得好笑。

这次孙武不再自责,他说:解释、交代得不清楚是将官的责任,交代清楚而不服从命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

于是命令左右把队长推出去砍头。

吴王吓得大叫:等等,她们是我的爱妃,将军用兵的才能,我很明白,请不要杀她们。

孙武回答: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可以不听从。

坚决把吴王的两名宠妃砍了头,同时另外任命两位宫女做队长。

宫女们很害怕,孙武再次发令时,所有的宫女都整齐认真地操练,不敢当作儿戏了。

吴王也不得不佩服孙武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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