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许吉如的少年强则中国强演讲稿
我想请现场的男生去设想或者是回忆一个场景，你的女朋友呢板着脸站在一边，突然就很委屈的哭出来了，你问她什么都不开口的。
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
这个时候你心里很慌张，你想不对呀，怎么回事呢?上个月看中的包我买了呀，昨天的朋友圈我点赞了呀，前天前女友发过来的短信我删掉了的呀。
这个时候她大小姐终于开口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安全感了。
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是崩溃的，这是她第101次跟你提出安全感的概念。
鼓掌的那个哥们，可能你女朋友跟你提了200次。
这个时候男生会很沉默对吧，然后你妹子看你不理她就很慌啊，她就跑到知乎这样的地方去提问。
她发了个帖子叫：跟男朋友说没有安全感，男朋友不理我了，姐妹们我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这种帖子底下一般评论也不会太多的，但是通常会有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司机说一句废话，而这句废话被你的妹子视为真理。
老司机就说：妹子，安全感不是男朋友给的，安全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呵。
这个老司机说的其实没有错，生活中的安全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好好工作，会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好好学习，才能有期末考试的安全感，不作死你就不会死，那是爱情的安全感。
安全感的本质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和生活进行的一场等价交换，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一份不基于任何条件，不需要努力，我们往往身在福中而不知福的安全感。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学院组织同学去各个国家实地调研，我选择了去位于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多灾多难，但却是国际强国，所以我对它充满了兴趣。
有两个细节奠定了我对于这个国家的看法。
第一个细节发生在机场。
当时我去托运行行李，大家都知道你一般就是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不会有人问你太多问题，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以色列的安检人员对我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盘问，你叫什么，姓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念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工作，去过哪些国家有过什么梦想，写过什么论文，爱过谁国，全部都要问。
我觉得很被冒犯，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你为什么要把我当做恐怖分子?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以色列同学跟我解释，他说这其实是我们多年的常态，自从1948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的袭击，至今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地位，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最保险的但是最笨的方法骈排查危险。
国家太小，袭击太多，我们输不起。
第二个细节发生在机舱内，当飞机下降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机舱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我很纳闷，因为整趟行程是非常的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气流颠簸，换言之，它是一次常规到不能再常规的安全着陆，在这种情况下鼓掌有意义吗?我的以色列同学又跟我解释，他说，每一趟航班无论是国际航班还是国内航班只要安全着陆，我们就一定会鼓掌!因为我们对于安全有一种执念。
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种族屠杀，不是在逃难就是在逃难的途中遇难，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民族。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重建安全感。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到不安全感对于一个国家和他的国民而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不安全感其实不影响你综合国力的提升，因为不安全感催人奋进，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在国防、军事、科技、农业、商业、金融，你能想到的任何领域都是。
但是这样一种不安全感，一旦渗透进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生活中，一旦蔓延进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心里，会让人失去一份心安理得。
这份心安理得意味着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释你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你不需要时刻去提防，你更不需要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
这份安全感是一个国家给国民最根本的安全感。
生活中的安全感，就像我们开头所说它很多时候是一种等价交换，但是国家层面的安全感，是抛开个人因素不谈，只因享有国民身份，就可以免受漂泊，免于恐惧。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班上有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同学，当他得知我毕业之后就要回到中国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很羡慕你呀，我的国家长年在内战。
虽然在今天我们两个都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但是我们各自都还有一个身份，我的身份叫叙利亚难民，而你的身份叫中国国民。
难民与国民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你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你是否一定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别的国家，寄托在一纸非常冰冷的移民法案，还是说你可以轻飘飘的讲，我想去看看，可是家里这么好，我随时可以回得来。
安全感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
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必因为在一个别国的国土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才可以被尊重。
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会被善待，因为你的背后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世界对你的国家充满敬畏。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学在在课堂上被我们老师安排，去向大家解释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解释我们刚刚出台的二胎政策又或者是南海冲突。
其实我的语言是有很多瑕疵的，我的观点可能也很平凡，但是这样的我能在课堂上永远有一丝话语权，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很重要，所以中国学生的话一定要听。
一百多年前。
梁启超曾经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
一百年后的今天，其实道理反过来也一样，中国强则少年强，中国强则中国少年强。
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会赋予一个少年强大的安全感。
基于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想生活的地点职业状态乃至是心情。
因为他是轻装上阵去看这个世界又理直气壮的回到自己的家园。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如果你觉得你活很很舒服，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你付出。
如果你觉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为你承担风险。
他们是边疆官兵，维和部队，外交官，公共服务的各行各业……在为你和我更强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但即便不懈努力如他们，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
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中国固然强，但今日之中国少年唯有更强。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的回应，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的期盼，告诉他说，少年强则国强，中国强则中国少年更强，中国强就是因为少年强。
(完)
西部大开发的资料100字
华侨城OCT Loft创意文化园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恩平路主页：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一、OCAT性质、任务、组织结构OCT当代艺术中心（英文名称OCT-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简称OCAT）隶属于何香凝美术馆，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所隶属于国家级美术馆的非盈利性当代艺术机构。
OCAT于2005年1月28日在深圳正式成立，目前在上海设有分展区。
中心以其所在地华侨城命名,其核心任务是以整合海内外当代艺术资源，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互动为目标；通过举办展览、学术论坛和建立国际当代艺术工作室交流计划等项目，把OCAT建构成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又具专业化、国际化水准的独立当代艺术机构。
形象地说，OCAT希望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交通网、补给站和起飞点，事实上，OCAT是中国独立艺术的代名词，它的理念口号就是“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它的英文名称更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理念。
OCAT活动以当代视觉艺术为主体，辐射实验表演、音乐、影视和多媒体等跨界领域，一方面进行多层面的艺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吸引海内外赋有才华的艺术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展示空间和交流平台。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指导委员会为何香凝美术馆及OCAT提供专业指导与咨询；成员由海内外从事中国当代艺术活动的资深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和美术馆专业人员构成，主席为巫鸿。
OCAT工作委员会是OCAT的策划与日常工作机构，其成员包括：主 任：黄 专工作人员：方立华、李彧莎、王景、骆思颖、李荣蔚、陈跃华、郑文生OCAT徽标源于“补给站”、“交通网”、“起飞点” 这一“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 的基本理念。
徽标元素来自达·芬奇的《人体标准比例图》和飞机模型设计，前者象征OCAT以人文精神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底蕴，后者象征OCAT的当代属性，两者共同构成对OCAT理念的展示。
二、 中心的地理环境OCAT室内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由办公、OCAT国际艺术工作室、主展厅、副展厅、作品仓库、多功能厅等区域构成。
三、艺术活动1、重要展览OCAT一直致力于发展跨领域、跨学科和具实验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同时引进和推介国外优秀的当代艺术。
自成立三年以来，曾组织和举办过一系列学术性的展览，如“起飞：何香凝美术馆暨OCT当代艺术中心当代艺术品典藏展”、广东当代艺术生态（1900-2005）文献展、“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展、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点穴：隋建国艺术展”、“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静音：张培力个展”、“空间生产考察报告·北京——曾力摄影展(图)”等。
2、公共艺术计划何香凝美术馆一直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公共化建设，如“深圳国际雕塑展”便是这一持续努力的体现，OCAT秉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先后策划了“深圳华侨城段地铁壁画工程”、“上海新浦江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等项目，这些公共艺术计划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公共空间问题的关注，为艺术与公众的对话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点和有效的途径，并为进一步探讨公共艺术在建立有本土特色的公共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
3、学术讨论会在重要的展览期间，OCAT举行相应的学术研讨会，以推进当代艺术中相关文化命题的深入研究。
如：陈侗主持的“广东当代艺术（1990—2005）文献展报告会”，活跃于广东地区的大尾象工作组、阳江艺术青年、缘影会等艺术家群体参与了讨论；由巫鸿策划的“翻译与视觉文化国际研讨会”，就“翻译”与文本、文字及视觉文化，与现、当代艺术及视觉文化，视觉符号与文化翻译及谷文达艺术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由黄专主持的“创造历史：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的精神奠祭”学术座谈会，对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进行了反思。
与《读书》杂志合作组织的“国家遗产：政治学还是艺术史
”学术座谈会，则深入地讨论了关于“国家遗产”和“视觉政治学”的相关问题。
而在OCAT上海分展区举办的公共艺术论坛，与会学者就“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配合“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的展出，OCAT分别在纽约和深圳举行了相关命题的讨论会，其中由李公明主持、题为 “以自由看待艺术”的学术研讨会，对艺术问题提出一个有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视角，为深入研究艺术的本性以及艺术在当下中国人心灵中的担当提供思想史的理论框架。
此外，OCAT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互动为目标，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合作进行《中国当代艺术资料选(1976－2006)》的编纂计划，组织了由巫鸿教授主持的编辑工作会议，该工作会议成为确定此书的结构和选择文献的基础。
4、OCAT国际艺术工作室交流计划是OCAT常设性的交流计划项目之一。
该项目自OCAT建立初期便开始筹备，至2006年9月正式启动，每期应邀者将入驻三个月进行考察、创作和交流。
工作室共设有5套，配有相应的居住生活和必要的创作等软硬件设施，此外，OCAT还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应邀者进行考察和创作，为他们的创作、策展、研究提供空间，进行多层面的艺术交流活动。
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策展人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工作者均有资格自愿申请。
推动具有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是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
5、“交叉：OCAT当代舞蹈剧场演出季”自2008年起，成为OCT当代艺术中心的另一常设性项目，于每年12月11-14号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举行。
演出季取名“交叉”，是沿用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演出之名，而选择在OCAT演出的当代舞蹈剧场作品，既是现代舞和视觉艺术及多种媒体艺术的交叉，也是当代表演艺术和公众展开的对话。
2008年“交叉”演出季一共上演了四个现代舞蹈剧场作品，其中有荣获过苏黎士国际戏剧节大奖（2004年）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37度8报告》和《裙子》；来自荷兰的双动舞团演出其代表作《消逝》、《奇数》。
与此同时，为了丰富演出季活动，让公众更多了解当代舞蹈剧场的创作，主办方安排有舞蹈工作坊、户外表演、讲座、以及荷兰国际舞蹈影像节优秀作品展映和介绍。
6、OCAT主题活动日是OCAT常设性的交流计划项目之一，其举办的具体时间和探讨主题的设定相对灵活。
该项目始于2006年6月，迄今共举办了四期主题活动日。
四、出版物OCAT一向重视学术性图录、著作和论文集出版工作，编辑以展览为基础，收录作品图录、各类学术研究文献和相关资料结集出版，力图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一个不同于一般画册的，融可读性、史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学术文本，这些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展览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谷文达是一位受传统文化浸染极深的艺术家，上世纪参与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经历和移民西方的身份，都使他对当代文化交流中的种种复杂现实有着更为敏锐和深刻的认识，这一方面形成了艺术家对西方和母语文化双重的批判意识，另方面又表现为对重建母语文化强烈的责任感。
《碑林-唐诗后著》是艺术家从1993年开始构思创作，至2004年艺术家在西安的碑林工作室完成的另一组大型装置作品，历时12年。
在作品中，谷文达以当代艺术中惯用的反讽手法完成了对当代文化交流现实的一次视觉再现。
本书详尽展示了《碑林-唐诗后著》的创作过程，并收集了对此作品的一系列研究文章，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艺术史个案。
全书351页，中英对照，2005年出版。
《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时代，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化上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为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国家奠定了深刻的精神基础，而80年代在艺术领域发生的现代主义运动，不仅是这场变革在视觉领域的反应，也是它的现实内容之一。
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以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和油画研究会等为开端，尤以星星画会从思想、文学、艺术和政治等综合领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基本方向。
“创造历史”是对这场艺术史运动的一种精神祭奠和情境还原，它收集80年代珍贵的艺术品原件和部分艺术创作文献，展现了以星星画会到85新潮美术运动、89现代艺术大展的基本历史线索。
全书共324页，中英对照，2006年出版。
《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在艺术史上有两种精英形式的自由主义，一种是中国古代的“气韵”学说，一种是格林伯格（Greenberg）的“前卫”理论，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艺术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讨论中国抽象艺术的思想史依据。
中国这一代抽象主义也正是在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诉求和精英立场的同时，在母语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重新确定对“艺术自由”的内省性的精神理解和风格取向，我们可以把这种艺术倾向称为“气韵”的新历史，它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中一种建立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尝试。
本画集共收录了李华生、林延、刘子建、邱世华、沈忱、王川、杨识宏、周力等8位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及包华石、罗伯特C.摩根等学者的论文。
全书共315页，中英对照，2007年出版。
《点穴：隋建国的艺术》隋建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也是在观念主义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中国雕塑家。
在整整20年的时间中他的工作既具有个人实验的意义，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种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视为中国雕塑界在这个巨变时代的一种标识。
本书搜集了艺术家二十年来各个时期代表性作品20余件，同时收入多篇针对隋建国艺术的研究文章及对话录，是迄今为止隋建国艺术的首次全面展示，全书508页，中文，2007年出版。
《剧场：汪建伟的艺术》汪建伟是中国目前最活跃、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多媒体艺术家之一，《征兆》是他新创作的大型剧场艺术作品，它以一个寓言性的剧场背景，展开对艺术生产、社会环境、心理身体等多重艺术问题的探讨，作品运用影像、图片、剧场、雕塑、表演等多项艺术媒体、全景式地展示当下中国人错综复杂的文化、社会、心理、身体、伦理和空间状态。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汪建伟历年来的重要作品，无疑是全面研究汪建伟艺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书共404页，中文，2008年出版。
《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王广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直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他喜欢不断创造一个个视觉悬念，但在人们还来不及猜到谜底时又将它们打破，对于艺术史而言，他是属于那种充满力量但又无法捉摸的艺术家。
本书不仅涵括了王广义一生创作的最重要的装置作品，还收录了其大部分作品的草图，以及作品和艺术家在各种类型展览中的现场记录，另外还有学者在各个时期所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
展览文献力图打破常规的画册编纂方式，并提供一个理解王广义及其作品的更具说服力的视角。
本书共528页，中文，2008年出版。
《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早在1988年，张培力创作了录像作品《30X30》，并因此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85时期，张培力参与组织了“新空间”展览、“池社”团体；1995年，他开始放弃绘画创作，全力投入录像艺术创作，包括相关的摄影、装置艺术创作；从2001年开始至今，张培力作为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的系主任，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教育事业。
本书主要内容囊括张培力所有作品各方面信息的详细记录，艺术家谈自己与别人谈艺术家的文本，以及张培力教学方面的核心观念等等层面，是为全方位展现张培力艺术工作的首本个人手册。
本书共508页，中文，2008年出版。
《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历时近两年的“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是由黄专、约翰·海雅特主持、OCAT和MIRIAD共同开发的文化视觉史研究项目，该项目与英国曼彻斯特最为前卫的非营利性艺术空间角屋画廊共同主办，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举办。
项目包括了巫鸿、汪晖、赵汀阳三位学者的重要论文、以及由王广义、汪建伟、卢昊、曾力、隋建国参加的重要展览以及相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本书则力图以一个思想史与视觉史研究文献集的形式呈现以上成果。
五、OCAT藏品OCAT的收藏方向是当代艺术的经典作品，主要以艺术家捐赠和艺术展览活动的形式收藏。
目前，OCAT第一批的藏品有黄永砯的《蝙蝠计划》、顾德新的《2001年12月12日》和林一林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这三件作品均参加了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国际雕塑展――“第四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被移植的现场”。
OCAT还收藏了重要的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王广义的《世界，你好
》、张晓刚的《大家庭－地铁》和方力钧的《欢乐颂》及草图。
这三幅重要的地铁壁画源自“地铁美术馆”的策划理念，具有改写中国地铁美术史及特殊的社会学含义。
在OCAT主要的收藏中还包括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这件作品历经了12年才于西安碑林石刻工作室最终制作完成，总共50块石碑，每块石碑尺寸为110×190×20cm，重约1.3吨。
OCAT收藏了其中的一块石碑。
抽象艺术家李华生还向OCAT捐赠了一幅名为《023》抽象水墨画。
另外，OCAT还收藏年轻艺术家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包括张春旸的《粉饰》之一、秦晋的《最后的晚餐》、王川的《生还者系列之献给小津安二郎》、盛海的《一个立方》等作品。
OCAT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良性的收藏机制。
出国开饭店
没有100+万的资产是不行滴
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调研报告
[关键词]党组织；建设；对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近期，对基层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通过召开党员和群众座谈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对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对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思考。
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一、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目前，社区下设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45名，其中2名流动党员；干部党员28名，占62.2%，群众党员15名，占33.3%；近年来，在社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努力践行北大荒核心价值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形势从总体上来讲是好的，呈现出不断加强和改进的趋势，特别近两年来，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通过实施“北大荒先锋工程”，社区党组织建设出现了新气象，发生了新变化，党员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建设文明、和谐、发展的社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还有不适应的地方，需要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去研究解决。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党支部紧贴发展中心、服务社区的大局意识不强，政治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二）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组织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三）少数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不高，人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简述当代西方的人口社会思想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及相应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类自身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
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对立统一运动，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产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社会构成变动，及制约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力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
人口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决定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内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
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逐步形成一门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人口学大体由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三大部分组成。
每个部分又可作进一步的细分，如人口分支学科可分为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物学等等。
词源和定义 英语中的 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
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
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对人口学的定义,学者中有不同意见。
西方人口学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人口学定义为用实验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研究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变化（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组成）的科学。
有人将此称为形式人口学。
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学定义为关于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特别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为人口变化内在因素的年龄、性别结构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术。
另一种是将人口学理解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即形式人口学或人口学分析。
广义人口学被理解为不仅包括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变量本身的变化，还研究人口变量变化和其他变量（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变化的相互关系。
西方人口学家P.M.豪瑟和O.D.邓肯对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所下的定义为：人口学分析是关于人口变量及其变化的构成要素的研究。
人口研究不仅与研究人口变量有关，而且还研究人口变量和其他变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还将广义人口学分为广义和最广义两种。
前者是把狭义人口学理解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量（出生、死亡……）的科学，不研究人口的社会变量（如宗教、民族、语言……）和经济变量（如人口的职业、行业、收入）。
认为广义人口学除研究上述内容外，还包括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标志。
最广义的人口学除包括广义人口学内容外，还研究和人口学过程有关的问题（如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不足问题、城市化问题）。
还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对人类人口的数量研究。
也有人把人口学笼统地定义为研究人口的科学。
苏联人口学界把人口学普遍地看作是：研究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口再生产规律的科学。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变化的诸因素与人口构成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决定这些变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既阐明人口运动的一般规律,也阐明这些规律在一定的具体人口总体中,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表现的特点。
苏联人口学者认为人口再生产恰恰是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口作为生产关系承担者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将人口学定义为研究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不仅表明人口学研究的特征，而且也使人口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
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过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人口自然再生产过程；广义人口再生产则是由人口自然变动、空间变动（迁入、迁出变动）和社会变动（社会构成、职业变动……）所形成的总和。
在苏联也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研究人口数量、结构和变化的科学。
这一定义与西方的狭义人口学或形式人口学定义相同。
在欧美，人口学研究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资料的搜集和评价，人口学指标的计量、分析技术，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城市化，老年人口问题，妇女与生育率问题，人口和教育问题，人口和生态平衡等。
而对人口理论本身研究较少，有些人甚至否认有人口理论的存在。
人口理论研究大都寓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中。
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科学有密切关系。
作为人口学研究客体的人口，生物属性是其自然基础，社会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因而人口学既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
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
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
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
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
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
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
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
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结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
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
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
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
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
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
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
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人口学体系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
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
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
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
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
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一概括将人口学与以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也与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变动的社会学相区别。
在人口理论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现象本身或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数量资料，但它是以发现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为己任，从而与人口学其他组成部分相区别。
人口统计学包括搜集、整理、评价、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指标体系、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式等。
具体说来，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生命登记等方法搜集资料、评价资料，以及对人口现象和过程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的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现象内在纯数量规律（如在一定年龄别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龄别的死亡率条件下，必然形成一个稳定人口模式）。
人口学应用学科包括研究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分支学科。
这些学科都是边缘性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结合，人口生态学是人口学与生态学的边缘结合。
这些学科具有应用性质,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离开了人口理论的指导，运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制约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发展趋势时，就会忽视甚至忘掉决定人口现象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陷入数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纯数量分析，不能对人口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
各门人口应用学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但它们都不能离开人口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
如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依据人口理论所阐明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研究人口和资源相互关系时，也必须遵循人口理论所阐明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下，资源是有限的，它将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质量。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资源新的平衡。
反过来，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充实和丰富了人口理论内容，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
利用人口统计对人口现象变化的数量观察及对决定这一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常常导致新理论观点的出现。
如欧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历史统计数据，提供了人口变化过程的统计描述。
而人口理论则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人口转变论。
各人口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都为人口理论所吸收，并更加理论化。
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
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
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
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
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
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
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
18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
19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
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就人口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讲，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
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
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
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K.马克思、F.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
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A.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
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
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H.斯宾塞，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
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
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有的生物学派用饮食变化来解释生育力的变化，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相反的依存关系。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
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
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
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
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
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
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
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
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即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
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
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
中国学者用科学的观点分析西方人口转变论，论证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规律，以及在中国实现人口转变的特征。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有不少著作开始介绍西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并在研究分析资料过程中，汲取西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长处，同时避免为分析而分析的弊病。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探索、创立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如根据晚、稀、少政策要求确定标准生育率法（实际上是由终身生育率转换为时期生育率）来推测可能出现的人口趋势，并在对现实人口状况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政策要求而必须创造的前提条件。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人口学的最新发展与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很快。
在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人口急剧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对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后果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作更多更深的研究。
二是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关心和研究“发展”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理论也需要有完善的方法，以研究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所说的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诸方面前进和变化的总和。
三是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直接的人口调查资料，根据间接数据推算生育率、死亡率参数的间接估计法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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