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织一个主题班会
素质教育与物理教学素质教育，是90年代教育改革的共同目标。
1993 年，、国务院颁发的＜)明确 指出：“中小学要由‘’转向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 文化科学，劳动技术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 ......”。
学校教育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起主导作用，而学科教学 则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如何在物理教学中进行素质教育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物理教学的素质观。
物理是一门基础自然 科学，它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以力、声、光、电、热的物理 现象、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等特 点。
教师应根据这些特点，在物理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的总目 标，充分利用物理知识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积极探索物理知 识与素质教育的最佳结合点，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智慧 潜能的充分开发。
从这样的素质出发，在物理教学中实施素质教 育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
物理教材这方面的内容丰富生动，有物理原理、定律、概念 发展的来龙去脉；有物理事实的发现、发明；有科学家的事迹和 现代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及发展。
这些问题中我非常 注重组织学生学习物理史，通过这些学习，可使学生对知识的创 造和创造者(包括创造者的、人格)有全面、深刻的了 解，从中受到感染和影响，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激励他们树立为国家和科学献身的远大志向。
如大气压强的 发现、精彩的，辩证地说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又 如，，和白炽电灯的故事，让学生们明白，每一项科 学的发现都来之不易，一次我在讲授时，我先讲了 “凿壁偷光”的故事，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追求真理、 勇于探索和勤奋学习的精神。
二、充分认识物理实验在物理学科中的地位，在实验探索中 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品质。
物理实验在现行人教版教材中有与知识内容密切联系的演示 实验，有旨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学生实验，有重在培养兴趣和 创造性的选做实验及课外小实验，这些都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 好材料。
物理实验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方面有其独 特的作用。
1．良好科学习惯的养成要靠长期的，严格的训练。
在物理 实验中我将其作为一项内容进行设计，实验中的每项基本操作要 严格要求，做到规范化；美化实验环境，严格训练学生，做到实 验桌上的仪器摆放整齐规范，桌面干净明亮。
2．设计探索性实验，当作科学研究的“模拟”，把学生带入 科学探索情境中，让学生亲身探求新知识，使—自己成为发现者。
这不仅训练了学生的科学方法，又培养了学生的。
如 我在讲授平面镜成像的规律时，我把演示实验变成学生分组实 验。
这个实验学生很容易做到，而且很快就能接受“平面镜所成 的像和物体到镜面的距离都相等，像与物体大小相同”的规律及 对称特点事实。
在实验中，我要求学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尊 重客观规律，这些都是构成人才素质的主要内容，通过实验教 学，不断地完善学生这方面的品质。
三、组织形式多样的物理活动，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让学生主动发展。
素质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让学生主动发展。
只有让学生主 动发展，才能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形成各种能力。
这些能力 是以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各种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它包括培养学生 由微观到宏观，由抽象到具体，由现象到本质的推理，判断能 力；对物理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归纳和表达能力；对物理 概念、规律的运用和迁移能力；运用数学方法定量计算物理问题 的能力；自学和阅读能力等。
现行人教版的教材中，在内容选 取、体系编排，文字叙述，插图，练习等方面，都注意考虑了对 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的特点，在钻研教材的同 时，认真分析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考虑教法的同时，更应研究学 法，做到既传授知识，又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学生主动发展创造 条件。
实践中，我尤为重视对学生的自学和表达能力的培养。
表达能力是现代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人们要服务于社 会，必须输出自己的信息。
按照心理学的规律，活动与能力相适 应，活动的结构决定了能力的结构，学生的物理表达能力结构是 由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操作能力构成的。
要发展学生 的物理表达能力，就得组织有利于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 能力和操作能力发展的物理活动，如组织物理史学学习报告会， 重大科技新闻报告会和学生实验情况汇报等形式。
让学生有充分 的机会口头交流情况，对学生实验则要求学生每做完一个实验均 要完成实验报告，设计实验方案和撰写物理小论文等。
训练学生 的书面表达能力。
自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一个人一生所需的知识 85％以上靠自学获取，特别是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自学能力是现 代人必备的素质之一，是“学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素质教育的总目标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大面积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要获得这一信息，就必须通过检测。
近三年来，我分别在三届不同层次的学生中开展了素质教育的实践，结 果95年中考我任教的一个普通班物理平均分达到87．7分，合 格率达到94％，优秀率64％，1人得满分396年中考我任教的 一个重点班，物理平均分达124．6分，合格率达到100％，优秀 率达87％，3人得满分，97年我任教的是一个学习基础最差的 班(慢班)，但中考成绩并不逊色，平均分达到96．2分，合格率 达100％，优秀率达54％。
通过开展素质教育的活动，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四、开展涉及社会问题的物理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发展性 品质。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物 理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其发展更是掠人。
许多与物理 相关的科技新成果很快进入我们的生活，其中不少已达到普及化 的程度，而且这种趋势正日益扩大，有增无止。
所以，经常开展 一些社会问题的物理活动，收集人口与资源、能源与环境保护， 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简介专题资料，给学生阅读，并组织他们讨 论，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发展学生的创造 能力，培养学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宽 广胸襟，以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法制教育听后感300字
这周，学校开展了以“安全法制教育”为主旨的演讲活动，学校专程聘请了安全法制教育的校长，为我们讲解，让我们学会了用法制武器保护自己。
作为一名小学生，知法，学法，懂法，用法是我们人身健康的保障，法律法制是社会和谐的一道警戒线，做为一名守法的好公民，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时，必须理智的想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犯法，并杜绝一切违法行为。
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中迷茫，面对利益与谎言编织出的美丽幻境，明知是黑暗布下的陷阱，我们却选择了毫不理智的踏入，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做为21实际的青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即将踏入这个社会，以后的路还很长，知法，守法，懂法，用法，是我们的必修课，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必须增强法律意识，提高用法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知法就是为了创造如果，守法就是为了落实如果，用法就是为了改善如果。
在日常生活中留点心吧
也许你会发现一件小事也有快乐的原点在发光。
近年来，全社会不断重视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真情关注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我们青少年应当严以律己，把遵纪守法内化自己自觉的行动，真正做到“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让我们“与法同行”，真正唱响“我知法，我守法，我健康，我发展，我快乐
”的主旋律。
常熟理工09届历史学系班主任是谁啊
额~历史系
你是说的东湖校区人文学院的里面有。
理工有两个学院：一个是老校区（元和校区），一个是东湖校区。
网址里有联系电话、系部介绍什么的，你可以去看看至于主任是谁，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很遗憾%>_<%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用，O(∩_∩)O~ 学院教授简介 许 霆：1951年生，男，江苏太仓市人。
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5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
1998年晋升为教授。
任编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列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博士点重点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撰稿；主持过“十四行体在中国”等6项省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新文学史料》、《上海社会科学》》、《江海学刊》、香港《诗双月刊》和《诗网络》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出版理论专著《新格律诗研究》（与鲁德俊合作），《十四行体在中国》（与鲁德俊合作）、《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诗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等，多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刘华民：1952生，男，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
2001年晋升为教授。
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主要著作有《文天祥诗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宋词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语》导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撰《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词艺术技巧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实用文写作》（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古诗研究新思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并在多家学报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还撰写出版散文集《逝水钩沉》（雅园出版公司，2008年版）。
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教育系统百名勤政廉政好干部等荣誉称号。
科研成果曾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丁晓原：1958年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和从事散文研究的重要学者。
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2001年6月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2000年晋升教授。
江苏省省级优秀学科梯队、常熟理工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报告文学和散文。
主持7项省（含省教育厅）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社科规划项目。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2篇为《新华文摘》转载，20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复印，30篇为CSSCI收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首次发布的（2000年）作者年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排序列全国文学学科第一。
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作（作品）5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厅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获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奖，中国文联优秀文艺评论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市首届“东吴中青年学者”。
李铁匠：1944年1月生，男，江西新建人。
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等基础课程教学、研究工作。
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伊朗部分条目（1990年版）；国家社科基金6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分册（1986年版）；国家社科基金7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帝王传》伊朗和以色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重点课题《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伊朗部分（1999年版）；95规划重点课程《中国外交大辞典》伊朗部分。
近年来，撰写出版的史学著作有《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古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中国军事通信百科全书》古代伊朗部分条目。
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张浩逊：1949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
2000年被评聘为教授。
主要从事唐诗研究。
已出版《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5种。
参撰《唐诗艺术技巧词典》、《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7种中型工具书。
在《中国韵文学刊》、《中国典籍与文化》、《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古典文学知识》、《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唐诗研究论文50多篇，其中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复印、介绍、摘登。
目前正在进行专著《唐诗接受研究》的写作，国内尚未见同类著作出版。
张道理：1947年出生，男，安徽定远县人。
1969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
1996年晋升为教授。
曾任安徽科技学院思政室主任、社科部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
1998年调入常熟高等专科学校。
现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社会兼职有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张道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
在常熟理工学院期间主要担任“伦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教程”、“思想政治教育学”、“教师职业道德”、“领导科学”、“人生哲学新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概论”、“思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出版专著《人生哲学新论》、《法律基础教程》；主编《思想道德修养》等；参编《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形势政策学》等多部教材。
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中国高等教育》、《江淮论坛》、《黑龙江高教》、《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等70余篇，在《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发表论文、述评多篇。
完成了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全国职大学生思想观念调查研究”课题，其成果获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战线科技成果一等奖。
多篇论文被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
参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获安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曹培根：1957年10月生，男，江苏吴县人，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
中国索引学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
2006年聘为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5年以来从事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与研究工作。
参撰《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中华书局）等，独立承担教育部师范教育科研课题高师学生的科研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师司〔1997〕40号）、常熟文献史研究（苏教财「1996」27号）、文献检索与用户教育史研究（苏教财[1997]98号）等。
有论文集《文献史料论丛》，编纂《黄人集》（原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标校《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完成教育部、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吴中历史藏书概述》、《汉语史料学》等多项。
主要著作有《文献检索知识概要》、《书乡漫录》等6种。
主持标校《重修常昭合志》，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札记百余篇，其中多篇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何东亮：1952年出生，男，江苏常熟人。
主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开设过心理学、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
主持的“苏南发达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综合实验研究”课题获“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江苏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
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因素诊断测验在苏南地区的试用报告”（心理科学）、“人格理论的两个核心范畴”（南师大学报）、“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中的辨证思想”（苏州大学学报）等二十多篇；出版编著、教材有：师范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管理心理学。
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教育厅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苏州市心理学会理理事，江苏省教师教育研究会理事。
杨景龙：1962年生，男，河南省安阳市人。
是安阳市“名师工程”首批名师、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市管优秀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诗探索》、《词学》、《古籍研究》、《文史知识》、《名作欣赏》等刊发表古代诗词曲和现当代新诗研究文章70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多部，主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蒋捷竹山词校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另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多个。
论著获1997年度、200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1997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独著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在上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文学遗产》论坛”上受到好评，被誉为“中国诗学研究领域贯通古今的具有学科创新性质的专著”，获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张幼良：1963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
200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参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教育厅项目两项，科研成果获市厅级以上奖两项。
近五年来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1篇，CSSCI期刊收录10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篇，为各类文章和学术机构选录4篇，出版专著1部，合作出版专著3部。
张 永：1967年生，男，江苏句容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民俗学研究、沈从文诗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
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6月入伍，先后在解放军炮兵学院基础部、政治部工作，中校军衔；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到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朱晓进教授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到2007年，在扬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文艺学研究。
先后主持并完成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沈从文小说的民俗世界”（2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2005）。
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三篇，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
其中《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民间意象》一文获2003年度《文学评论》学术提名。
论著《民俗学与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25万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周 宏：1962年生，男，江苏省吴江市人，哲学博士。
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江苏省333工程科学技术带头人，校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校重点扶持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校担任哲学教师至今。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南京大学学报》、《道德与文明》和《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发表《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论略》、《哲学：智慧的地平线》、《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知识经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等著作10余部；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省级和省厅级科研项目，6次获国家和省厅级奖励；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得江苏省精品课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江苏省哲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伦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
张锡庚：1957年生，男，江苏省江阴人。
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常熟市文化局副局长、常熟市书画院院长、常熟市文联副主席、常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书法作品入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五、六、七、八、九届书法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全国三、四、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并在四、五、八届获奖。
2006年获全国首届行书展一等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二等奖，入选国际和全国的名家邀请展、编入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并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杰出艺术奖、文化部第十二届群星奖“银奖”、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市“十佳”书法家称号。
被《书法》杂志评为“中国书法2006十大年度人物”。
论文发表于《文物》、《中国书法》、《书法》、《书法世界》等专业刊物。
出版著作有《张锡庚书法作品集》、《书法与文化》、《行书经典十讲》、《书法教与学》、《大学生书法》、《怎样学书法》、《古代名帖临摹》、《难得糊涂——郑板桥和他的书法艺术》等十余种。
《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杂志为其作品作过专题介绍，被《书法》杂志选为特邀点评嘉宾。
《书法之友》为其举行创作研讨会。
三度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书法教育研讨会”、举办个人书法展并讲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应邀赴日进行书法交流。
学院领导及行政人员 周 宏：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 丁晓良：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 黄 斐：教学工作副院长 徐志坚：学生工作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张锡庚：副院长顾国梅：学院办公室主任 王莉莉：教务秘书 蒋 超：学院分团委书记、06级辅导员 陈清森：07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军训 宿舍管理 体育锻炼 范 莉：08级辅导员 负责日常管理 学生奖惩 档案管理 王 梓：05级、09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就业 勤工助学 学生考勤
怎么填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一：一、实践内容：高一级新生军训二、实践时安排在20xx年高一第一学期开学之初，时间1周。
三践地点：紫金县武装部国防军训基地四、社会实践的目的1、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科技、国防、劳动、法制、环保、历史等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关心社会和科技进步、关心地球和生存环境。
2、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3、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认识社会、探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形成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
4、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劳动观念，形成一般劳动技能。
5、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操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6、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和勤于实践、勇于探索、精诚合作的精神，不断提升学生精神境界、道德意识和能力，完善学生人格。
五、组织管理形式社会实践课程在学校综合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德育处统一负责实施。
年级组负责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实施，班主任对全班的社会实践活动负责，指导老师对所管的社会实践小组负责。
社会实践活动一般以班级形成的小组为单位开展，每个组推举小组长一名，根据活动项目聘请指导老师1-2名，根据活动项目的需要可聘请校外人士充当指导老师。
六、活动实施的过程1、活动前教育。
学校在活动前都安排一定时间进行安全、法制、礼仪教育。
教育学生预防事故，注意自我保护；教育学生必须遵守法规，遵守实和社区的规章制度；教育学生礼貌待人，体现中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2、交流。
活动结束后，小组完成社会实践的报告。
个人写出活动小结及活动过程中的体会、感受等，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组织小组间的交流。
形式由班级自定，可以是主题班会、班级网页、墙报展览等。
每班推荐最好的一个活动小组参加级组的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汇报。
3、评价考核。
小组和个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班主任和指导老师进行初步评，然后由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导小组进行终评。
七、课程评价与学分认定1、评价原则贯彻三结合评价原则: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自评和他评相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
2、评价内容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课时量和态度；②活动的选择与活动设计评价；③活动过程中的体验和收获：认识社会、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和人际交往、协作、适应环境等能力的发展情况；④活动的成果和社会效益评价；⑤活动过程中的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体现情况。
3、评价方法实施档案袋管理。
学生建立个人社会实践活动档案袋，里面应装有能反映小组和个人活动过程的种种记录和其他材料，并提供核实方法或途径（如实践单位的地址和电话，相关人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等），具体考评方法如下：评价内容：A、学生个人自评（撰写军训小结）；B、班主任和教官初评，进行等级认定；C、教务处、德育处审核。
考核等级：从活动态度和活动收获等方面进行考核。
活动用时合计不少于7日；活动态度和活动收获可进行定性评价，使用“优秀”、“良好”、“一般”、“较差”等描述性语言。
4、评价学分认定程序学生个人或小组整理参评材料--小组交流及互评--班主任或导师初评、等级认定--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导小组终评--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学分认定--教导处登记学分。
八、奖励对于那些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强，有勤于实践、勇于探索、精诚合作精神的学生个人或小组，他们付出了努力且有了丰硕的收获，等级认定为A者，学校给与表彰；对于三项活动评价均获A等的学生，学校给予专项奖励；如果社会实践成果经专家认定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科学价值或实用价值，学校给予特殊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