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历史简介
”。
是说“青岛”位于即墨县城西南百里的海中。
在“山川脉络图”和“七乡村庄图”中都标注有这个海中岛屿。
[胶澳志]还明确地说：“青岛，在青岛湾内不足一海里”，以“山岩耸秀，林木蓊清”，故名“青岛”。
从明朝开始，“青岛”这个地名开始从海中间逐渐移向陆地。
“青岛”北面的海湾称为青岛湾；湾边的村庄称为青岛村；村南的小河称为青岛河；村东南的山称为青岛山。
[胶澳志]中说：“青岛村，初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户，大都以渔为业。
”青岛村地处“青岛”的对岸，为什么叫青岛村，未见记述，但从我国地名命名的特点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青岛村是以*近“青岛”得名的，青岛村附近的海口，小河，小山也都以青岛命名了。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清廷决定在胶澳设防，胶澳就是现在青岛市区当时的名字，调派登洲镇总兵章高元移驻胶澳。
建总兵衙门于青岛村旁。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即德国侵占的前半年多，胶澳镇的商贸店铺已达60余家，成为一个繁华的小镇。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派兵侵占了胶澳。
1898年3月6日，德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
据[胶洲湾]一书记载，1898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借用“青岛”这个名称命名胶澳租借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范围也只有现市南区和市北区的一部分，青岛也只是整个胶澳租界地中的一个区。
1922年，中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胶澳租借地，定名为“胶澳商埠”（直属中央政府），同年十一月先后颁布[胶澳商埠章程及青岛市施行自治制令]，这是称为“青岛市”的最早记载。
这个青岛市也只是胶澳商埠的一部分，并受胶澳商埠的监督。
直到1929年，胶澳商埠局撤消，原胶澳商埠的辖区被命名为青岛特别市，从这时起，青岛这个地名才代表了全市区。
此后，尽管所辖范围时有变迁，但青岛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青岛市辖范围一万余平方公里，计有市南，市北，四方，李沧，崂山，城阳，黄岛七区，即墨，平度，胶洲，胶南，莱西五市。
古时候县衙除了县官办公，是否是县官居住场所
审案是县令审吗
县尉负责审案吗
县衙的规制和机衙门，是唐代以来官府的统称。
县级自署、公署或县治，俗称县衙。
它是封建统治者在基层的代表——县官行使权力，也是县级官吏办理公务的地方。
即所谓“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为用也。
”〔48〕可见，衙门在官吏施政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衙署的设置是有规制的。
为显示等级差别，各级官员衙署的建筑结构包括油漆彩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分，不得逾越。
清代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
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笔者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
”《大清津例·礼律》甚至对各级府第厅堂的间架结构及木构件绘饰也作了详细规定。
笔者以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和河北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河南南阳府衙的建筑布局相对照，并与收集来的数十张清代县署图相印证，从而看到，清代各级地方衙门尽管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有所不同，但中轴线上的规制都是一样的。
中轴线以外的建筑则比较灵活。
鉴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县官制度，故归结县衙的建筑布局原则是：清代县衙的建筑布局同其他衙署一样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堪舆学说的制约，具体建筑物随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随意变更而遭禁忌（内乡县衙大堂暖阁顶棚中心绘八卦太极图，就说明其设计依据是八卦图）。
其二是受皇家建筑布局、规制的影响，主体建筑均布置在中轴线上，且不能追求奢华。
〔50〕具体讲，县衙的建筑规制大致可以概括为：1.建筑群座北朝南。
主体建筑均集结在一条中轴线上，自南向北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坊，坊左右为六房，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和三堂，并配以相应的厢房，是长官及所属人员办公之所在。
其佐贰官、属官均在东西副线上。
2.“左文右武”。
六房的位置均在大堂前，按左右各三房，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然后再分先后，吏、兵（分别代表文、武官——笔者注）二房为前行，户、刑二房为中行，礼、工二房为后行。
如有增设也不打乱这个格局。
3.“前衙后邸”。
各县衙门均以大堂、二堂为知县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堂，形成前衙。
二堂之后则为内宅，是县官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处。
4.监狱居南。
各县衙门监狱均设于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坤位），俗称“南监”。
然而，当主持建设衙门的长官品级和所处衙门厅堂规制不符时，其厅堂大小以实职为依据，并不因某一长官级别较高，就说某衙门为某品衙门。
如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大堂虽为五间，但它以明次三间为堂，梢间与次间之间有硬山相隔，梢间辟为夹室。
形成“明三暗五”式建筑，这是为了烘托大堂的威严高大而采取的暗处理手法。
内乡县衙大堂和南阳府衙大堂虽同为五间，但南阳府衙是以五间为堂。
所以内乡县衙大堂五间，既不能视为五品衙门，又不能视为按七品县衙逾越。
加之，知县章炳焘（同知衔，五品官）兴建县衙后尚有七品、四品官仍在此办公，故内乡县衙说到底是县衙，而不是五品衙门。
清代的县署衙门除了有严格的建筑规制外，其署内职官编制和实际办事人员分佐贰官、属官、佐杂、三班六房和幕友、长随等人员，他们既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进行着正常的工作运转。
其县署的职官没置和人员组成情况如下：县设长官一人，正七品，主一县之政，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并聘请幕友为其参谋顾问。
佐贰官，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
分掌粮马、户籍、征税、缉捕诸事，各设专署办公，称县丞衙（廨）、主簿衙（廨），各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据《清史稿·职官三》载，全国1358县，仅设县丞345人，主簿55人。
清内乡县未设县丞、主簿佐贰官。
属官，典史，未入流，掌稽检狱囚。
清代一般县份不设县丞、主簿佐贰官，而由典史兼领其事，因掌治安刑狱，故（沿元制）习称典史为县尉，设专署办公称为典史衙（廨）、巡捕衙或捕厅署，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儒学教谕（正八品）、训导（正九品）各一人，“掌训迪生员及学政各事。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设于县境边远要害地方，“掌捕盗贼，诘奸宄”。
元、明、清内乡县均在西峡口设巡检司。
杂职官，各县均设有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
此外，还有驿丞（掌邮传）、闸官（掌河闸启闭事），税课大使（掌典商税）、县仓大使（管仓庾）、河泊所官（掌收渔税）等均视事而设，也属未入流之杂职官。
〔51〕六房。
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沿明之制，一般称为六房或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是中央朝廷六部之缩影。
但清代县署之六房，只是习称、概称，其实是以六房为主，多有增设。
据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载，内乡县署于吏、户、礼三房下设铺长房，又于兵、刑、工三房下设承发房，而成为八房。
光绪时，除六房之外，又设仓房、库房办公处、承发房等，办事机构增至十房。
其各房的职能是：吏房，掌吏员选用，乡绅丁忧、起复，在外省做官各事；户房，掌户口管理，征税纳粮，灾荒赈济等事；礼房，掌兴学、科举、教化、旌表、礼仪、祭祀、节庆等事；兵房，掌兵差、民壮、考武、治安等事；刑房，掌破案侦缉、堂事笔录，拟写案牍、管理刑狱诸事；工房，掌工程营造，起盖衙门等事：铺长房，掌邮传及迎送官员之事；承发房，应办各种公文信札，皆由此房挂号，又分发各房转办；仓库积储粮食，库房积储财物。
〔52〕其职权无一不是在知县的主持监督下，由各房办理具体事务。
六房办事人员，按《清会典·吏部》卷12载，“外吏之别四，一曰书吏，二曰承差，三曰典吏，四曰攒典”，四种名称，以府州县之吏通称“典吏”。
府州县首领官、佐贰官、属官所属之吏为攒典。
而各房之头目，或称经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称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
“六房”书吏一般为十余名，不超过二十人。
他们不是官员，没有品级，或“选于民而充之”“役五年而更”〔53〕（也有纳粟争充的）。
他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靠领取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作为维持生计的来源，还可获取各种陋规，以补收入之不足。
他们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决窍，擅长处理衙门的内部事务，掌握着衙门的实权，甚至造成一种危害，利用其在官府的特殊优势，事无空过，动笔即索，以平衡身在官府但政治前途被堵、经济待遇低微的心理。
〔54〕三班衙役。
即皂、壮、快三班。
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
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55〕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人民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清代州县长官同其他官署一样，普遍使用着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长随，做为自己的智囊、心腹和随从。
师爷，亦称幕友、幕宾、西宾、西席，县官称其夫子或老夫子。
现存内乡县衙就有一个院子叫“刑钱夫子院”，在一般县份，不管有几个师爷，钱谷，刑名师爷是必有的。
长随，也称长班，是县官普遍使用的家奴、家人，但他们不是那种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而是专门投身衙门以当奴仆为职业的人，他们与县官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人身依附性不强，并可以自由地择主，今日同李官一起上任，明日又可投奔张某衙门；他们的职责是帮办公务，不同于伺侯主人生活起居的奴婢，其从事的公务主要有门上、司印、签押、司仓、跟班、值堂、书启、呈词、执贴、传话等。
长随与幕友、书吏、衙役在职责上的区别是，幕友在署内核议批拟，书吏在六房办理文稿，衙役做力差，而长随则在官、幕、吏、役中往来传达，“安排”事务，是地方官的贴身心腹。
〔56〕关于衙署的职官设置和吏役人数，例有编制，清代规定，“凡内外官衙门官有额定数，多添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只杖一百徒三年”。
〔57〕对于吏役滥设者，主管官也要受处分。
然而，虽律例条文那样明确规定，但实际上衙门人数也往往超编。
据道光七年（1827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清廷批准，裁减清退全省吏役23900名，并规定今后州县衙门吏役不得超过80名，其余一概斥退，编入里甲当差。
〔58〕而实际上这个定例仍难实行，清代中央规定各县民壮就有50名。
据清同治《内乡通考》记载，时，内乡县设知县一人，属官典史、教谕、训导、巡检各一人，其他役杂如三班衙役、伞扇轿夫、门子、禁卒、厨夫等109人，加上未计的医官、阴阳生、志书未载的书吏、师爷和仵作（验尸的医生）、稳婆（验女尸的医生）、官媒（女役）等，内乡县署内的实际“工作人员”，达150人以上，由此可见一班。
注释：〔1〕〔13〕《历代职官表·概述》。
〔2〕《清史稿·职官志三》。
〔3〕参见《雍正朱批谕旨》，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见刘子扬著《清代地方官制考·各省府州县官缺一览表》。
〔5〕〔7〕《清会典·吏部》卷10。
〔6〕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8〕康熙《内乡县志·职官志》。
〔9〕据现存于内乡马山口镇的清宣统汪继祖德政碑。
〔10〕《大清律例·吏律·官员赴任过限》。
〔11〕〔17〕〔36〕民国《内乡县志·职官志》。
〔12〕《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14〕大堂题记为：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七日卯时立，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内乡县事会稽章炳焘重建。
〔15〕见《政法论坛》1990年第4期，张晋藩《中国古代惩贪治吏的历史借鉴》。
〔16〕见《文史哲》1991年第2期，鹿xū＠④慧《中国古代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18〕《东华录》康熙34年。
〔19〕《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6。
〔20〕〔21〕《清史稿·舆服二》。
〔22〕《清史稿·舆服四》。
〔23〕〔24〕《清会典·吏部》卷11。
〔25〕参见《燕京岁时记》。
〔26〕《朱元璋系年要录》。
〔27〕《日知录·奔丧守制》。
〔28〕转引自《历史大观园·清朝严密的教化制度》1994年第10期。
〔29〕抄自清道光《六安州志》。
〔30〕参见《清会典·吏部》。
〔31〕康熙《内乡县志·建置》。
〔32〕《清会典·刑部》卷53。
〔33〕〔56〕参见郑秦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34〕〔35〕《清会典·刑部》卷56。
〔37〕转引自《光明日报》赵秀玲《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与启示》。
〔38〕〔39〕参见《清会典·户部》卷18。
〔40〕《清会典·户部》卷19。
〔41〕清同治《内乡通考·职官考》。
〔42〕〔43〕〔44〕〔45〕《清史稿·选举志·考绩》。
〔46〕据现存于内乡县衙的“募化碑”和“典重引年”匾额记载。
〔47〕参见《清会典·吏部》卷11。
〔48〕明成化《内乡县志·创设志》。
〔49〕《清会典·工部》卷58。
〔50〕〔58〕参见黎仁凯、衡志义等《清代直隶总督及总督署》。
〔51〕以上参见《清史稿·职官志三》〔52〕参见台湾《新竹县志》及《清代直隶总督和总督署》。
〔53〕《清会典·吏部》卷12。
〔54〕参见吴吉远《古代社会的吏员》，《文史知识》1993年第9期。
〔55〕梁章钜《退庵随笔》。
〔57〕《大清律例·吏律》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溪加鸟＠②原字为澜右半部加鸟＠③原字为礻加侵去亻＠④原字为讠加胥
谭姓的历史名人分别是干什么的
谭梦生：［清］字觉庵，山东潍县东关人。
喜画梅、兰、竹、菊。
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元：［明］吴（今江苏苏州）人。
善山水，有溪亭消暑图。
谭燧：［清］江苏常熟人。
工画山水松石。
谭云龙：［清］一名化龙，山东潍县东关木工，幼失学而姿性灵敏，仿邑令郑燮书、画几于乱真。
又酷嗜金石，所著印谱若干卷，黄县贾筠生相国为之序。
曲阜桂馥，教授莱州时惊其画神似郑燮，因以子犹字之。
与掖县习云升交最厚，每至掖，必主其家。
谭绍隆：［清］字道兴，江苏常熟人。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武进士。
工书，得圭峰碑笔意。
谭宗浚：［清］（一八四六至一八八八）原名懋安，字叔俗，广东南海人。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榜眼。
授编修，官四川学使，云南盐茶道。
工书，长诗文，熟于掌故。
有辽史纪事本末、（）希古堂诗文集。
《益州书画录续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谭氏：［明］（一六○六至一六四三）女。
嘉兴（今浙江嘉兴）人。
昌言第三女，宣府推官陆浚睿妻。
工书法，兼善绘事。
卒年三十八。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其父为巡抚。
谭嗣同不仅饱读经书，而且遍历南北各省，足迹踏至新疆、台湾诸地。
游历中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留连忘返倍加热爱，对列强蹂躏奴役下的民众灾难倍感痛心疾首。
面对满目疮痍日趋衰落的中华民族，他冥思苦索着挽救良策，终于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中找到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
这一思想自中法战争萌芽，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
谭绍光：太平天国慕王，广西桂平人，1855年1月参加金田起义，英勇善战，1860年因破江南大营和攻克苏杭有功，被封为慕王。
1862年率军围攻上海，打败英法联军、华尔洋枪队，后又转战太仓、昆山，屡创敌军。
1863年在苏州被叛徒刺死。
谭纶：明代抗倭名将，江西宜黄人，嘉靖进士，初任台州（今浙江临海）制服，练兵抗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巡抚福建，率戚继光、俞大猷等平定境内倭寇。
隆庆元年（1567年）总督蓟辽，与戚继光训练部队，加强北方防务。
他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主持兵事三十余年，与戚继光共事齐名，号称“谭戚”。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主有。
谭夫吾：战国时期人物，曾以无比崇高的言行而名垂青史。
谭峭：字景升，唐末五代道士，著名道教学者。
泉州（今属福建）人。
幼而聪慧，博闻强记。
及长辞家出游，足迹遍及天下名山，后随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
后入南岳衡山修炼，炼丹成，又隐居青城山。
谭晓 ：(生卒年不详 )。
字镜川，明嘉靖时人。
世居常熟湖乡。
该乡因地势低，常有涝患，乡民多弃田业渔，荒芜田亩以万计。
谭晓与兄谭照购回，凿池养鱼，围圩植粮；地较高者广种果树；洼者种茭白菱芡。
因悉心经营，地尽其利，家道日富，窖而藏者以数万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数侵常熟，县令王铁募金筑城，谭氏兄弟独任4万余金修固城防。
时人称为谭半城。
后遇荒年，谭氏还散米赈饥，又斥资筑东门至昆山界岸胜10万余丈，建石桥18座，以利行人。
谭晓殁后，邑人纪念他，曾建专词，兄照并祀。
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
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
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
少孤。
同治六年(1867)举人。
屡赴进士试不第。
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
后署秀水县教谕。
又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
后去官归隐，锐意著述。
晚年受张之洞邀请，主讲经心书院，年余辞归。
谭先哲：字光美，贵州平坝卫人。
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举人。
累官司户部郎中。
时事利弊，多有陈疏，律已矜慎，不可少干以私，辞官还乡后，以教书育人为已任。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孙可望破遵义，据贵阳，后清兵至遵义，可望西逃，连破城邑。
谭先哲闻可望军至，率众走，保卫东长冲囤，避之，率家人南拜永历皇帝，囤破，先哲及妻刘氏被执，不屈，双双被害。
大清乾隆中赐谥烈愍。
谭湖：（1852—1922），字平波，俗称谭老平，淇县南大李庄人。
20岁时，拜石奶奶庙辛老常为师，开始学医。
30岁左右独立行医，兼开药铺。
后收徒弟五六人，善治从不收诊费，售药也很便宜，在群众中享有盛誉。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主有。
谭鑫培：（公元1847年-公元1917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湖北武昌人。
他艺名“小叫天”。
擅长老生京戏，他善于革新，为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影响极其深远，有“伶界大王”的美誉。
谭人凤：（公元1860年-公元1920年）：同盟会元老，湖南隆回人。
他积极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对组织和推动长江流域革命，起有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后，又积极投身于讨袁革命中。
著有。
谭平山：（公元1886年-公元1956年）：广东高明人。
1909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
1920年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后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积极主张抗日，建国后曾任人大常委、民革副主席。
谭锡畴：（公元1892年-公元1952年）：著名地质学家，河北吴桥人。
他是我国第一批地质学家之一，在我国许多省区从事过最早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尤其是山东白垩纪地层古生物调查（最早发现我国的恐龙化石）、四川西康地质矿产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
曾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谭天度：（公元1893年-公元1999年）：广东高明人。
1920年参加革命，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与谭平山、谭植棠（亦为广东高明人）并称“谭氏三杰”。
参加了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期间参与创建并领导了东江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
他是目前为止中共历史上年龄（享年）最大的党员。
谭冠三：（公元1908年-公元1985年）：湖南耒阳人。
1928年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廷襄：浙江省山阴（今绍兴）人，清代官员，历任直隶总督、刑部尚书等职。
谭绍光：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将领。
因在摧毁江南大营及攻克苏杭的战斗中有功，被封为慕王，后在苏州被叛徒刺杀身亡。
姓谭的名人男性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咏麟：（1950年8月23日－） 绰号“谭校长”，为已故足球名宿谭江柏之子，生于香港，籍贯广东新会，是一位在大中华地区有影响力的流行歌手与电影演员。
曾为失败者乐队成员，1973年任温拿乐队主音歌手，是于1970年代至现在的乐坛巨星，曾在1984至1987年度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连续四届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1996年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金针奖”。
当被问及有关年龄问题时，他常自称“年年皆为二十五岁”。
谭咏麟擅长演唱浪漫情歌，代表作有、等。
2008年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谭盾：作曲家。
湖南长沙人。
1976年入湖南省京剧团任小提琴演奏员。
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1986年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硕士学位。
1983年获国际韦柏室内乐作曲比赛二等奖。
作品有交响乐《离骚》、弦乐四重奏《风雅颂》、《交响序曲第一号》等。
谭自烈：教授。
四川垫江人。
194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
194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
曾任中央大学副教授、教授。
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长沙工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系主任。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及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有机聚碳烷和碳化硅纤维研究较深。
谭友夫：河南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第四军师宣传员、团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后任抗大一分校教导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团政委。
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7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旅政委、陕南军区分区司令员。
参加了百团大战和邯郸、淮海等战役。
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
后历任副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谭锡畴：地质学家。
直隶（今河北）吴桥人。
1916年毕业于工商部地质研究所。
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进修。
回国后任职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曾在山东蒙阴发现大量保存完整的恐龙、鱼类等化石，确定当地地层时代为中生代的早白垩世，纠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认为是二叠-石炭纪的错误。
著有《山东淄川博山煤田地质》、《四川西康地质发育史》、《四川峨眉山地质》等。
谭佳星：2015年中国好声音.汪峰，梦想班第2名..谭敬：（1911～1991），字和庵（龢盦），广东开平人。
民国25年（1936年）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毕业。
民国28年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国际贸易系毕业。
回国后，任华业信托公司、华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民国37年赴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
1950年经中央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去信动员，从香港回上海。
1956年后任公私合营上海房产公司董事。
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六、七届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七届委员。
谭富：广东人。
谭星弟。
初系广东三合会成员。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属下大将。
1854年参加起事，围攻韶州不克。
次年夏，往湖南，寻至江西，加入太平军。
约于1857年后，随翼王石达开独立行动，自赣赴浙、闽、湘、桂。
1860年1月，和谭星等脱离石达开东走，旋转战粤、湘、赣边境，12月入闽，战武平，次年4月抵江西，与李世贤会合，隶其麾下。
后随军战于浙江，守严州。
1862年为忠劬朝将。
次年1月初，走浦江，后升天将。
1864年春，为取粮进江西，战于建昌，攻宜黄，寻封陪王，由赣至闽。
1865年5月败于永定剑滩，随后入粤，守镇平，8月叛降清朝，并更名德恩。
谭政：湖南湘乡位于涟水（湘江的支流）河畔，湖南最早的书院就建立在这山清水秀的湘乡。
离湘乡不远处有一座风景优谭千秋：男，中共党员，1957年8月出生。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岩前村人。
1978年3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内战时期，历任湖南省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谭定良：谭定良，别号泸水人。
江西省安福县人。
江西省书协会员，安福县美术书法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谭雪生：(1921.1—) 别名谭渡，广东开平人。
擅长油画。
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专西画系。
曾任华南文艺学院美谭勇：(1918.8—) 号怯庵 ，广东四会人。
擅长中国画、美术教育。
早年参加岭南画派《民间画会》。
谭百辛：(1930.12—)原名谭伯辛，广东阳江人。
擅长版画、中国画。
1949年参军，十四军文化处美术创作。
谭兴渠：(1929.11—)布依族， 贵州独山人。
擅长现代彩墨画、 扎染、蜡染艺术。
195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谭全昌：(1949.8—) 辽宁东港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谭红：1981年毕业于四川美院附中，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院中国画系，获学士学位。
1990年参加日本著名画家。
谭根雄：(1956.2—)上海人。
擅长油画。
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谭鑫培：(1847一1917)：著名京剧艺术家，湖北江夏人。
他在艺术 创造上成就卓著，为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影响极其深远，有“伶界大王”的美誉。
谭派主要剧目有《定军山》、《失空斩》、《珠帘寨》、《桑园会》、《击鼓骂曹》、《四郎探母》、 《王佐断臂》等。
传人有刘春喜、贾洪林、贵俊卿、余叔岩，儿子谭 小培，女婿王又宸，孙子谭富英等人。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 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著有《谭有夏 合集》谭国玉：山东文登铺集镇东谭家口村人，生于哈尔滨，1949年07月参军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保送入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学习。
毕业后留学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获副博士学位。
（）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
谭乃达：1938年6月生，男，汉族，吉林农安人；中共党员，中将军衔。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谭辅烈：（1903－1982）男，国民党陆军中将。
江苏高邮樊川人(现扬州江都樊川人）。
黄埔一期。
谭仲池：汉族，1949年10月出生，197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浏阳人，曾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谭栖伟：男，土家族，1954年8月生，重庆石柱人，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移民工委书记（兼），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谭耀宗：1949年12月出生于香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民建联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
谭跃进：少将 出生于1958年02月；男；研究生学历；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院长、专业技术少将、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军事装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谭仕禄：男（1944.04---）少将军衔，也有些资料称作“谭世禄”，重庆万州区沙坪坝人，中共党员，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1991年06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谭知耕：河南新县人。
1929年参加光山县农民赤卫军。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第四军连指导员、第三十一军军部参谋。
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谭富吉：（1934—）海军少将，湖南湘乡人。
曾任海军广州基地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85年08至1990年06月任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政治委员。
1988年0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军衔。
姓谭的名人女性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晶：女，中共党员，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
1998 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随即考入总政歌舞团，现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山西省青联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九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班，成为我国第一个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2009年5月入党，现在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谭维维：（Sitar tan）是内地知名女歌手，2006年《超级女声》全国亚军。
2010年，以一首备受争议的《谭某某》让世人惊艳，其歌词犀利且个性，谭维维表示这次真正做了一次自己想要的音乐，维维表示其歌词完全是自嘲之前的自己，自称自己现在是“摇滚愤青”份子，现在的音乐多了独立感完全属于自己想法的表示
清远有什麽历史文化
清远名人——中国上最后一眼朱汝珍朱汝珍(1870—1942年)，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清远清末民初法学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老一辈的清远市民在津津有味地回忆清远历史时，总免不了要提到朱汝珍。
原来，朱汝珍本来应该是清代末科的状元，但是由于姓名和籍贯的缘故而与状元无缘——按照惯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
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虽然文词畅顺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故看后不禁连连摇头。
当她看到“朱汝珍”这个名字时，心中更是不由得陡然升起一股厌恶之感：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是出叛逆的地方。
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
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
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
相反，慈禧觉得刘春霖这个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贵州人，便将他提升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据史料记载，在考取榜眼前，朱汝珍发奋读书，曾以县试冠军入读清远县学，22岁时又凭优异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取列广州府闱第一。
27岁考取拔贡，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江苏司行走，开始了仕途生涯。
朱汝珍中了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
他不同于清朝的遗老，安于现状，抱残守缺，而是能跟时代步伐前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1906他决心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
第二年，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
1930年南归，受聘为香港大学教习；1933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
朱汝珍不仅是一个科举生，他还是一个抗日爱国者。
抗日战争爆发时，朱汝珍早已是68岁的老人家，他由于受爱国思想驱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在香港主持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为抗战筹款。
香港沦陷后，他不惧日本人和汉奸的威逼利诱，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这期间，年事已高的朱汝珍还发动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极力帮助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疏散回乡。
抗战期间，有3万多清远人在香港谋生。
他们大都是从乡间逃荒走难流落到香港的农民。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离港返回内地谋生，一些有实力的社会社团也积极协助乡人回乡。
当时在香港的清远人，要回乡又缺路费，许多人只好流落街头乞食，病倒街头。
朱汝珍主持的清远公会想方设法帮助难民回乡。
1942年，同乡会要组织3万多清远难民疏散回乡，但由于这时日本人已有所察觉，将公会的账号冻结了，一时筹措不到经费，难民的处境异常艰难。
后来幸经朱汝珍斡旋，同乡会才解决了全部疏散经费。
1942年2月、3月间，第一批几百名难民从九龙步行经过深圳到达东莞虎门乘船返回广州，再坐车回清远。
到三月底，最后一批难民也顺利启程了。
三万清远难民得救了
我还了解到，朱汝珍写得一手好诗文，又擅长书法艺术，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遗风。
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作品。
朱汝珍著作颇多，主要有《词林辑略》、《词林姓氏韵编》、《清远县志》、《阳山县志》等。
在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大禾岗学发公祠里还保留着多副由朱汝珍所撰并书的石刻对联。
家乡出了这样一个榜眼。
毋用置疑，朱汝珍是清远人的骄傲
清远市博物馆记载着朱汝珍的史实
《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是谁，是什么时写的
一、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这三位作家写过小说《梁山伯与祝》。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三、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县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
……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
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
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
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明朝著名文学家张岱（浙江绍兴人）在其著作集《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道：“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
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据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著名的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祝二人在济宁市邹县峄山读书，曾慕名而至济宁市曲阜孔庙拜祭过孔子，并参阅过孔庙的经文藏书，后梁祝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惊天动地，曲阜孔庙为了表彰纪念他们忠义精神，特地于二人在曲阜孔庙读书的地方标以牌匾，以示纪念。
温馨家族一周年祝福语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