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考察主持词
天早上看海峡两岸 主持人李红多次说台湾吴伯雄过来访问 是是作为“执政党”身份来的 我想问问 何为执
如何把乡镇人大规范化
“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湖南省东安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的感触，一语道破了乡镇人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五级人大中，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环节。
探讨乡镇人大工作存在的困境，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镇人大工作面临的问题1、法律地位软化。
现行地方组织法对闭会期间如何落实人代会决议决定、代表建议意见督办和财政预决算调整审查等事项的运行操作，都没有具体地规定，导致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由于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不是法定的常设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乡镇人大权力机关的位置、工作重要性往往只体现在法律认知上，现实中其地位被软化，工作被边缘化。
一些乡镇主要领导对乡镇人大工作心存不屑，对乡镇人大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对新形势下人大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对人大监督和民主政治心存抵触。
不少地方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方面，人大工作成了“搭头”，人大主席也是“徒有虚名”；乡镇工作重实绩，看效果。
专职人大副主席大都分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承担了招商引资、综治维稳、计划生育、分片包村等具体工作，因为目标任务考核，导致专职副主席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党政工作上，导致“专职不专”，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现象。
2、决策权力虚化。
地方组织法赋予了乡镇人大13项权力，简单地说就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选举权。
但实际上，除了联系代表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外，乡镇人大很难组织行使其他权力。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在权力运行中，人大很难发挥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
乡镇的重大决策从法律角度讲应提请人代会讨论，做出决议决定后组织实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意志。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实权”大于“法权”。
现行体制下，普遍存在权力机关在党内决策层的实际地位低于行政机关的现实状况。
乡镇的重大工作一般由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策，偶尔经过人大，也只是照本宣科走过场，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权的基本上无法履行。
乡镇人大行使职权所需的人财物来源于党委政府，党委政府不点头，人大监督就无法开展，行使监督权被搁置、被制约的现实普遍存在。
3、代表素质弱化。
乡镇人大代表普遍文化水平低、业务素质差、法律意识弱，有的代表“本质很好”却“素质一般”，有的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审议、书写及口头表达能力，审议报告不置可否，表决投票随大流，所提意见、建议一般化，多反映局部小问题，忽视全局大事；有的将当选人大代表视为一种荣誉称号，缺乏履职意识，很少关注社情民情；有的代表把参加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看作是“例行公事”，参会前不做任何准备，履职意识不强；有的代表平时不注意联系选民，不及时反映民意，对组织的视察、检查、调研、评议等活动被动应付，在闭会期间很少参加或不参加代表小组活动；有的代表认为决策重大事项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人微言轻”，或不发表意见，或人云亦云，看领导的脸色附和，会议表决环顾左右而行事，没有主见，对参政议政缺乏政治热情，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4、会议活动简化。
对于乡镇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属于大型会议，一般乡镇有正式代表100人左右，按惯例要将七站八所的负责人和非代表的乡镇企业负责人邀请列席，差不多要超过150人，如果租用会场，安排中晚餐，会议成本较高，因此尽量将时间压缩在一天内，除去格式化法定程序的议程外，真正留给代表审议讨论的时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会议质量的提高。
据近年相关统计，在全国3万多个乡镇人大中，1年举行1次会议的占91.9%，1年举行两次及两次以上会议的约占7.2%，1年内没有举行会议的约占0.9%。
在议程安排上，有的乡镇为了省时省事省钱，明显“缩水”，把党务、经济工作也一同纳入，成了“大杂烩”，而会议议程一简再简。
在部分人大代表的心目中形成了“开一天会、发一次言、画一个圈、吃一餐饭”的程式化印象。
5、监督工作淡化。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
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乡镇人大监督工作存在淡化的现象。
一是不便监督。
不少地方乡镇党委政府合署办公，联合行文，统一行动，这导致乡镇人大监督工作难以开展，与加强党的领导原则形成冲突，造成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深不得，浅不得，重不得，轻不得”，处境十分尴尬。
乡镇人大主席团成员分管党政工作现象较为普遍，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一般都属于党政班子成员。
致使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混淆，人大监督政府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最终导致监督缺乏实效。
二是难以监督。
目前乡镇人大专职副主席的党内职务普遍低于政府主要领导，监督工作难以开展。
乡镇人大代表是乡镇人大的组织细胞，其素质偏低也直接影响乡镇人大监督工作的开展。
大部分乡镇人大代表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异很大，对法律法规学习不足，对依法监督的业务不熟，导致既没有监督意识也缺乏监督能力。
三是不会监督。
目前大多数乡镇人大在监督方式上主要采用听取汇报、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常规方式，对于法律赋予的询问、质询、约见部门领导等行之有效的形式还没有普遍运用。
二、加强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的思考乡镇是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重要层级。
乡镇人大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地位，是宪法规定设立的最基层、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国家权力机关，其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稳固和人民民主的实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浙江考察时把乡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的重要要求，为乡镇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更好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解决乡镇人大软化、虚化、弱化、简化和淡化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具体说来，就是在“一加强”、“两明确”、“三个有”、“四监督”和“五规范五提升”上下好功夫。
“一加强”就是：就是要加强党委对乡镇人大工作的领导。
乡镇党委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的地位、作用，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定期听取和研究人大工作，使乡镇人大在代表人民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做到有职、有责、有权。
乡镇党委中心学习组坚持把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每年的学习计划，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工作制度，统筹安排人大工作。
坚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工作办公会议，坚持每年印发一份党委文件，对人大的工作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要求；坚持集中听取上级人大会议精神的汇报，并将人大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安排部署；坚持人大的重要活动集体研究，统筹安排；坚持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通报并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注重为人大工作创造办公环境，树立人大的地位，听从和采纳人大代表的意见及建议，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党委班子成员还要带头参加人代会和人大组织的视察、议政、述职、评议等活动，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以实际行动推进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两明确”就是：一是明确乡镇人大工作职责：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族、民政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根据上级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二是明确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职责：人代会期间，镇人大主席团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权，做好人代会的各项工作。
闭会期间，主席团要根据工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制定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由主席团制定，经乡镇党委同意后报上级人大，下发至各代表小组和相关部门。
开好主席团会议。
主席团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由乡镇人大主席主持，代表小组组长列席会议；如遇特殊情况，经主席团成员3人提议，经镇人大主席同意后，可临时举行。
组织代表听取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
对政府专项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并跟踪督办到位。
推进预决算审查监督。
受乡镇人代会委托，强化对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和绩效管理的全过程监督。
组织视察调研。
结合党委工作重点、政府工作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每年选择3至4个有代表性的事项，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研，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意见。
开展执法检查。
对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人大及常委会决议、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监督。
组织工作评议。
组织代表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也可以组织本乡镇各级代表评议驻地有关直属部门的工作，一届任期内对所有部门至少评议一次。
积极探索对镇人大选举干部开展述职评议，重视评议结果的运用，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加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加大建议办理力度，规范建议办理流程，建立代表建议办理公示制度，不断提高办成率。
“三个有”就是：有人管事。
乡镇人大应设有人大主席、专职副主席、人大秘书，配设专门编制、专门机构。
有场所议事。
按标准化要求建好“人大代表之家”，用于代表活动；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用于接待选民。
使之真正成为代表活动的场所、学习培训的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议政督政的平台。
有钱办事。
将乡镇人大工作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四监督”就是：一是抓住全局性的问题搞好监督。
凡涉及到乡、镇的大事，都应交乡镇人大主席团召开主席团会议进行审议。
二是抓住依法治乡（镇）的重点进行监督。
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各项事业纳入法制轨道，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依法治理，推动本乡镇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三是抓住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大事开展监督。
要从群众反响强烈、影响大、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热点”抓起。
四是抓住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认真监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五规范、五提升”就是：规范主席团设置，提升组织机构。
乡镇人大应作为一套班子，在机构设置和干部编制上必须健全，才能有利于开展工作。
为了避免乡镇人大主席团沦为“空架子”，必须加强乡镇人大机构设置，增设人大办公室和人大干部专职编制。
主席团成员一般应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副主席，共青妇等群众团体，以及有关代表小组组长组成。
乡镇人大在设立主席的同时，至少设一名专职人大副主席和一名专职人大工作人员，保证每个乡镇人大至少有三名专职干部，并确保人大干部定岗、定编和定责，专心于人大工作。
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考虑人大干部的培养、使用和提拔，加大人大干部与党政部门之间的交流力度。
要促进人大干部年轻化，年龄结构上形成老中青梯次。
县级财政部门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对乡镇人大的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专户管理，专项使用，确保乡镇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规范会议召开，提升会议质量。
在人代会会议的时间、次数、参会人员、议程等方面做到依法依规。
乡镇人代会会议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每届第一次会议不少于2天，每年例会不少于1天，有选举任务的例会不少于1天半。
每届乡镇人代会原则上至少形成一件代表议案，并督促办理到位。
探索询问等监督方式，提高审议质量。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对乡镇人代会会议议程应作出严格要求和详细规定。
规范代表选举，提升代表素养。
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选举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把好代表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
代表有缺额的，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及时组织补选。
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代表履职实绩，提出连任代表初步建议人选，确保连任代表达到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得挤占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名额。
对需人大会议选举的干部要按党组织要求，根据地方组织法做好选举工作。
探索建立代表退出机制，对代表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连续两次缺席人代会的，按照法律规定视为代表资格终止，对不能履行代表职责和影响代表声誉的劝其辞去代表职务。
规范代表履职，提升主体活力。
建立履职公示、奖惩等相应机制，代表小组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活动，每次活动要明确主题，确保成效。
在乡镇人大代表小组中开展“四个一”活动：即每年形成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走访1次选区，提出1条建议，组织1次代表向选民述职。
一是督促代表认真履职。
提高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的参会率、发言率、建议率，鼓励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是要开展代表接待选民活动。
充分运用代表联络工作站、网络工作平台，开展经常性代表接待选民工作，每年组织好上级人大开展的代表大走访活动，听取群众呼声，帮助解决群众困难。
三是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
在选区内公开代表信息，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
每位代表每届任期内要向原选区选民述职一次，做好述职测评工作，并将测评结果作为代表连任初步建议人选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规范制度建设，提升顶层设计。
制定和完善《乡镇人代会会议制度》《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规则》《闭会期间人大主席团例会制度》《重大事项讨论决定办法》；制定和完善《乡镇人大主席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制度》《乡镇人大主席职责》《人大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制度》《乡镇人大信息报送制度》；制定和完善《代表履职管理制度》《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代表小组活动制度》。
做好台账记录，建立乡镇人大工作“六簿三册”，即《会议记录簿》《代表先进事迹记录簿》《人民来信来访记录簿》《主席团收发文登记簿》《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记录簿》《代表小组活动记录簿》和《代表履职登记册》《代表花名册》《代表联系接待选民花名册》。
加强对人大各项工作书面材料或电子稿、照片的整理保存，每年度归档一次，确保有据可查。
（作者系黄冈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南通市教育局局长
缪建新 南通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1]缪建新，男，1957年2月生，1982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南通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
主要荣誉称号有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南通市名校长，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主要社会兼职有南通市教育学会会长，南通市美学会会长，省教育学会高中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代表性论文有《“难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科研》2005年第10期）；《理解“难忘教育”》（《人民教育》2005年第20期）；《试论新课程视角下的校园文化》（《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5期）等，多篇论文获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代表性著作有：专著《课改背景下的德育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获南通市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编《人格教育课程论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获江苏省基础教育优秀科研成果奖）；主编《辉煌人生从这里起步》（共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获南通市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代表性科研项目有：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人格教育课程研究”，该课题曾被列为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项目，于2007年4月结题；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难忘教育研究”，该课题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报道推广，学校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典型”，其德育范式被评为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一等奖，经中央媒体报道向全国推广。
[编辑本段]南通特级教师--缪建新 缪建新同志, 现任江苏省南通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1982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学高级教师，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南通市名校长， 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南通市第九届党代会代表、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
缪建新同志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已二十多年，是我市目前现职校长中经验丰富、实绩显著、资历最长的 “名校长”。
走上校长工作岗位二十二年来，刻苦钻研，发奋工作，不断开拓创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在2004年被南通市教育局评为“名校长”，2005年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缪建新同志在治学方面颇有建树，近五年来就有几十篇教育管理论文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或获奖，特别是在学校德育的理论构建与实践验证上成果斐然。
近年来，结合自己大量的德育实践经验，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线，以塑魂为主旨”的建构新的德育课程结构的新理念和新观点，出版的《德育新论》专著，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同时根据这一新理论的设计，在学校德育实践中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以缪建新同志的德育课程新理念为指导的通中德育创新实践引起高层关注，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 200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亲临我校视察，对缪建新同志近年来办学业绩和德育创新给予了高度赞扬，把南通中学誉为“中华名校”；中宣部副部长胡振民、雒树刚、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梁保华等高层领导和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等著名教育专家对我校办学改革实践作了充分肯定；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将我校确定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典型向全国推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省市三十余家媒体对我校“难忘教育”予以宣传报道。
缪建新同志本人在2005年被评为江苏省第九批德育特级教师。
缪建新同志在治校方面才干突出，特别是在学校办学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建设上业绩卓著：先后在普教、职教、一般学校与重点中学等学校担任党政“一把手”，以他的魄力胆识、韬略智慧、敬业奉献和人格魅力，锐意进取，苦干拼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质量提高、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德育创新、课程改革等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在全省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
缪建新同志近年来出版和主编的论著、文集 论著、文集 何年何月何出版社出版 出版论著：《课改背景下的德育新论》（16万字） 2004年6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编论著：《学习与学习品质研究》 （20万字） 2001年10月 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论著：《德育科学与艺术的探索》 （42万字） 2002年8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编论著：《人格教育课程论稿》 （26万字） 2004年01月 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 主编论著：《反思与建构—基于新课程的中学德育》（30万字） 2004年4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编论著：《文化书写与人格诠释－－通中教学特色》（30万字） 2004年04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主编文集：《青春风铃----全国名校作文选 江苏省南通中学卷》（26万字） 2002年10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缪建新同志近年来发表论文目录 论文题目 何年何月在何刊物发表 《关于“人格教育的课程实施与开发”的理论思考》 2001年第12期《江苏教育研究》 《基于人格教育的校本课程探索》 2001年第23期《江苏教育》 《论人格教育的德育课程结构》 2002年第2期《苏东学刊》 《人格教育：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核》 2002年第3期《东南大学学报》 《经验课程：中学德育的主导课程》 2002年第8期《江苏教育研究》 《结构重组：人格取向的德育课程的必然选择》 2002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德育科学与艺术的探索》 《坚持与时俱进，开创名校未来》 2002年8月17日《南通日报》 “理论专版” 《试论中学德育的主导课程》 2002年8月南京师大出版社《走进新世纪中学教育改革》丛书 《实践教育创新重要思想 实现名校跨跃式发展》 2003年第1 期《江苏教育》 《新课程视角下的校园文化》 2003年第12 期《江苏教育》 《校本培训：名校跨越发展之路》 《教师教育－－新课改导刊》 2003年第6期 《开发德育隐性课程的思考与实践》 《江海晚报》2004年1月16日 “校长论坛” 《解读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核：人格教育》 2004年第01 期《中国教育研究》 《系统开发德育隐性课程的思考》 2004年第02期《中国创新教育》 《德育课程结构重组的价值取向论析》 2004年第03期《中国当代教育研究》 《与时俱进 增设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德育课程》 2004年第03期《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 《教育思想引导学校特色发展》 2004年第02期《教育发展研究》 《学校建筑的文化文化自觉》 2004年第02期《南通教育研究》 《 探寻新课改背景下的德育新路》 2004年第7、8期《教育发展研究》 《站高起点 出新思路 开创学校 德育工作新局面》 2005年第01期《江苏教育研究》 《课程理念：引领德育改革》 2005年第04期《班主任》 《理解“难忘教育”》 2005年第20期《人民教育》 《“难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2005年第10期《上海教育科研》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中国普通话的由来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乡镇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职务属于公务员吗
聘任书和任命书有区别，区别在于：任命书是下命令让某人担任某一职务的证书。
聘任书是请人担任某项工作或职务的证书。
聘任是某个部门出于某个职位的人才需求,向社会公开选聘工作人员,通过一定程序的选拔和挑选,对某些成绩较为突出,能胜任所安排工作,所以就聘用，发放聘任书。
用人单位采用合同形式聘用工作人员的方式。
又称聘用合同制。
按合同规定，用人单位有聘用和解聘的权力，个人有应聘和辞聘的权力。
合同规定双方的责、权、利及有效期限，合同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聘。
聘任制可广泛应用于选拔科学技术人才，也可用于企事业领导班子的选拔，即只聘请主要负责人，然后由他聘请建立一个齐心协力的班子。
任命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管理层会议决议，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新的人事任命。
又称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
委任制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干部任用形式。
在企业中是指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上级领导机关有意识地选拔、培养、考察使用对象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委派或审批任命的一种人事制度。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