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谊会主持词（开场白和结束语）
参考哟开场白: 甲: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伴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2006年元旦如约而至； 乙：在这一刻，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春的气息，这是我们××学校的春天，这是我们全体师生的春天，这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春天； 甲：今天，我们相约在这里，享受缘分带给我们的欢乐，享受这段美好时光；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用心来感受真情，用爱来融化冰雪； 甲：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里将成为欢乐的海洋，让快乐响彻云霄
甲：职教处2006年元旦联欢会现在开始
首先，由××校长致新年祝词
（... ...)感谢校长的祝福!让我们用掌声把祝福也送给他和他的家人,祝他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把祝福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结束语： 甲：多么动人的夜晚，多么难忘的时光。
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乙：今天的联欢会更加体现出我校是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集体； 甲：在这里，校训“读好书，做好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催人上进，振奋人心； 乙：在这里，有默默耕耘的辛勤园丁，有孜孜以求的莘莘学子； 甲：在这里，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跳动着青春的脉搏； 乙：在这里，有我们对生活的激情，更有我们对未来的渴望； 合：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
甲：今天的联欢会到此结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急
求三八妇女节演讲的串词 文章就是赞美女性和赞美母亲的比较多
尊敬的各位领同志们、姐妹们：春风，百花争艳。
伴融融的春意，满怀着新的与憧憬，我们迎来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纪念属于自己的光辉节日 。
在此，我谨代表办事处妇联向在座的妇女姐妹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妇女事业发展不懈努力的各级妇女干部致以亲切的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心、重视、支持妇女工作的办事处党工委、行政、人大联工委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即将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这个会是欢庆大会，也是个工作会，主要是传达贯彻全国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和省妇女十一大会议精神，总结2014年的工作，表彰先进，部署2014年的工作，组织动员全办广大妇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昆办的经济发展建功立业。
下面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回顾2014年，我办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上级妇联及办事处中心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妇女儿童中心工作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全办妇女积极参与五个文明建设，在全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加强妇女组织自身建设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指导新时期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为今后妇女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办事处妇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为使各部门、各基层妇女干部能更好地为广大妇女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开展了各类培训活动，基层妇女干部学到很多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提升了工作业务水平，整体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为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服务优、效率高的妇联干部队伍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新时期妇联干部的新形象。
我办妇联基层组织结构合理，新老结合，组织健全。
村、社区妇代会主任都热心热爱妇女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使昆办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为昆办的妇女工作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铝南村的孔锡兰和杨金村的陈铁芳两位老妇女工作者，从事妇女工作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在妇女主任的岗位上不计报酬，不图名利，一心一意为妇女们服务。
年轻的妇女主任们也很不错，如红星社区的杨静同志和五里村的曾群辉同志都是2014年才进的村委班子，她们年轻有活力，肯钻业务，勤学好问，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了工作，努力带领本辖区的妇女们积极投入到昆办的经济建设中来，有效地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南津路社区的妇女主任贺辉煌同志、新坳村的妇女主任文湘莲同志在妇女工作中能独档一面，工作突出，是优秀的妇女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妇女的生活，增强妇联组织的积极性妇女的进步从来都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紧密相连。
我办广大妇女以特有的聪慧、勤奋、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锐意进取，自觉奉献，广泛参与“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为全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和五好文明家庭都是全办妇女群体的佼佼者、领头雁，她们用自身的贡献和作为证明，妇女是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新坳村周水立同志家庭积极配合村上的各项工作，村上集资修路她家出资3500元，把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节省下来的辛苦钱用于支持村上的公益事业，在她家的带头作用下，新坳村的村容村貌得以改观。
昆仑桥社区直四牌楼的李桂香同志,她的小儿媳贺香2014年曾经怀孕，身为社区计划生育信息员的婆婆李桂香，努力做儿子儿媳的工作，在她的耐心劝说下，贺香最终把四个多月的身孕做了引产，在儿媳引产后李桂香细心的照顾，使儿媳深受感动，没有为引产后悔。
现年59岁的李桂香，打破中国几千年来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理念，坚决支持儿媳响应国家号召，坚决按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办事，这种想法和行为实属难得。
南正街社区的易阳辉家庭、南津路社区的曾时英家庭，湘碱社区的陈江元家庭都能全家和睦相处，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大力弘扬家庭美德，团结邻里，积极帮助困难群众，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是典型的“五好文明家庭”。
在“三八”期间我办各级妇女组织均举办庆祝活动，召开表彰会、庆祝会、座谈会等。
每年全办各村、社区都要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八十多户，“三.八”红旗手50多名。
南正街社区十多年来连续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被评选上的每户家门口都挂一块光荣牌，这样的评选活动使之“五好文明家庭”户达到 总户数的20%，社区文明程度和居民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办妇联积极响应市妇联开展的“巾帼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成立了一支由十多人组成的“巾帼环保志愿者服务 队”，进一步传承“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中华美德，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
五月份在步步高前坪，市妇联举行了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宣告着我办的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授旗仪式后，我办的服务队热情地奔向涟水河边，进行保护母亲河的义务活动，对涟水河堤进行了清扫。
为保护母亲河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积极参与上级妇联主办的各项活动，在湘潭市妇联、湘潭市教育局、湘潭市关工委共同举办的湘潭市“为国教子”家庭教育征文活动中，我办中心小学的邓乐颐老师所写的《父母是永不退休的班主任》一文获得优秀奖。
三、努力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关爱妇女健康，充分体现上级部门对妇女儿童的重视和关心。
妇女病普查普治是保障妇女生殖健康的有效措施，我办将农村妇女病普查普治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办事处妇联积极配合市妇联做好全办农村已婚妇女的清查摸底工作，总计我办农村已婚妇女有二千八百多人，为卫生部门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4年五月下旬昆仑桥卫生服务中心根据摸底情况对全办已婚妇女免费进行了一次妇女病的检查。
通过对妇女群众妇女病普查普治，普及了妇女生殖保健知识的宣传，降低了妇女生殖道感染率，降低了宫颈癌，乳腺癌患病率，提高了农村妇女的健康水平。
医卫方面优秀人才、“三.八”红旗手谭福平，1989年毕业于湘潭卫校的她，曾在原湘乡化工厂医务室工作，化工厂改制后，她毅然承担起湘碱社区卫生所的重任，团结依靠原卫生所的下岗职工，努力改善医疗条件，保证了社区卫生所的正常运转，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看病就医。
五年来，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守职业道德，得到了广大居民患者的认可，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树立了榜样。
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我办在全市走在前列，办事处妇联在全办妇女中广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有关女性系列保险的政策和业务很受广大妇女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全年共计完成保额两万零捌佰捌拾圆整，圆满完成上级妇联交办的任务。
江岸村的妇女主任李曙辉同志，在村上身兼数职，从无怨言，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埋首苦干，她深知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的重要性，抽出一定的时间走村入户，努力宣传，江岸村成为2014年全市第一个完成妇险任务的村，不仅为村上的妇女们保平安，还为2014年全市患妇科癌症的十多个姐妹贡献出了一份爱心。
关爱妇女健康，提高了妇女健康的保障水平，促进了和谐家庭的建设。
四、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突出重点，开创少儿工作的新局面6月1日上午，办事处分管教育领导彭坤南部长带队，组织妇联、关工委、团委、学区、信用社、派出所、三建公司、个私协、昆仑桥工商联分会等有关单位部门组成慰问团，到全办六所小学进行了慰问，共送去慰问金4500元，扶助贫困生14名，共解决学费2800元。
南津路社区居委会党组织在“六一”之际，发动党员干部捐款，为社区一名13岁的贫困女孩刘思佳送去了500元的爱心助学款。
这样的活动在办内各单位部门比比皆是。
真正体现了全社会关爱儿童。
注重实效，体现了各级部门对儿童的关爱。
五里村育苗幼儿园园长陈咏梅，艰苦创业，从事幼教工作十多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她以自身良好的品德让爱的种子在幼儿们心中生根发芽，她自己也在这平凡中收获了幸福，收获了成功。
将当时只有两名幼师20余名幼儿发展到现在已具规模的10余名教职工200多名幼儿的幼儿园。
她耐心细致管理，呕心沥血教学，真情永驻服务，昆办农村的幼儿教育事业因她而精彩
五、大力宣传各种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坚持以妇女群众的需求为服务导向，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妇女的维权意识。
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线，精心制定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同时还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巩固学习成果，提高了广大妇女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进一步深化家庭文化建设，继续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妇女的地位。
江岸村的王良平家庭、红星社区的潘虹家庭、铝南村的刘玉兰家庭、五里村的李桂珍家庭、杨金村的王谷英家庭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为昆办的和谐家庭建设作出了榜样。
积极发动广大妇女订阅《今日女报》，让求知若渴的广大农村妇女们从报刊中汲取新的血液，增长新的见识，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技术、思想、政治素质，2014年订阅《今日女报》80多份，多年来都超额完成了上级妇联分配的任务。
六、以“双学双比”为动力，以帮助农村妇女增收为重点，提高广大妇女致富的能力和本领。
以基层妇联为依托，搞好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宣传和学习，提高广大妇女群众对新农村的认识，激发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推进我办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铝南村谌水兰同志，抢抓发展机遇，在湘乡市区创建了生意红火的华泰大酒店，安排村民就业，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她是昆办首当其冲的致富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拥有亿兰珠宝和张万福珠宝两家店的南正街社区黄亿兰，她感慨国家好的政策使她致富，她怀一颗感恩之心真情回报社会，她说：是该为这社会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于是，她这几年来连续参加了由振兴连锁超市举办的捐物拍卖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于是，她参加了昆仑桥工商联牵头组织的救助贫困生的活动；也于是，她参加了由服饰市场管理所牵头组织的为四川大地震灾民捐款捐物的活动，她说：她将会对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本次大会表彰的还有谭玲玲同志、杨雨春同志、曹建同志，她们都热心公益、积极投身于和谐昆办的建设，成绩突出，是当之无愧的三八红旗手。
第二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湖南省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
张春贤书记在妇代会上对全省妇女提出了四个要求，对我们妇女寄予了极大厚望，我办妇女将以此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准。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着眼点放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谋求发展上，让实践充分证明，我办妇女成为全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的“半边天”，办事处妇联成为办事处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坚固桥梁和纽带，真正推动我办妇女儿童事业再上新台阶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巾帼创业”行动。
紧紧围绕增加农村妇女收入这个主题，深化“双学双比”，因地制宜组织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开展“巾帼创业”活动， 培养高素质妇女劳动者和创新型妇女人才，努力满足妇女对提高科技致富能力、提供增收致富项目的迫切需求。
激励广大妇女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投身自主创新实践，为加快我办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三、引领妇女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以社会主义和新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争创“省级文明城市”，大力配合市妇联的“巾帼文明行动”， “三.八”节期间,将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五车下乡”活动，推动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和谐家庭创建工作，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使和谐家庭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昆办结合起来，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融洽、家庭环境整洁舒适、家庭生活科学健康、家庭成员全面发展。
四、抓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积极创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
办事处妇联将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切实深入开展“巾帼维权”行动，切实帮助妇女儿童中的弱势群体解决最直接、最需要、最现实的问题，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继续为关爱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而努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办妇联将开展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春蕾女童办实事、办好事，推动全社会关心贫困儿童的成长。
积极配合市里做好农村已婚妇女妇科病普查普治的工作和免费婚检工作。
继续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向广大妇女宣传各种法律法规，动员办事处范围内妇女订阅《今日女报》，扩大她们的知识面，进一步提高全办广大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
维护社会稳定，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
从而使维权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五、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推进自身建设。
2014年为湘乡市妇女素质提升年，我办将坚决响应省十一次妇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妇联的各项工作，积极促进“巾帼成才”活动的深入开展，组织各项活动，参加各类培训。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坚持“党建带动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妇女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与党的群众工作规律相符合，与社会事业进程相协调，与妇女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化妇女工作体系，促进我办妇女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天高路远任驰骋，东风正劲再扬帆。
希望受到表彰的家庭和个人把荣誉作为起点，不断努力，开拓创新，再接再厉。
以家庭文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团结一心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勇往直前，共同创造昆办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昆仑桥办事处妇联
女人过去50年在社会中地委的改变
传统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包含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性别角色的研究，女性人类学 者米德、本尼迪克特，大多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构建者。
70年代以女性主义和文化决 定观结合为前提的女性人类学，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 开始了社会性别（两性差异）的探讨，改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使社会性别成为 妇女人类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
主要包括：社会性别与妇女地位， 社会性别与人类起源、进化及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劳动 力分工，社会性别与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国家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基础的研究主要 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妇女生活地位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始点，涉及到女性概念、角色、身份和认同，包 括对“妇女不洁”观念的批判，对母亲角色的反思，对“家庭：社会＝妇人：男人”逻 辑的批判和妇女性低下地位的认同等。
认为，文化将女性定义为生儿育女的母亲角色， 正是女性附属地位形成的社会基础，两性差异普遍存在，其社会历史根源复杂而深远， 并且不仅仅是家庭范畴，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对社会性别史的回顾还追溯了19世纪巴巴 拉·韦尔特（Barbera Welter）的成果：社会性别分工割裂了男女，社会价值观以男性 为准则。
开始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其与男性地位的差异，美国妇女学者提出 需要修订通常的历史分期，以使妇女生活得以纳入正史（琼·凯利 1977），英国的妇 女人类学，讨论妇女作为沉默的群体的地位，伦敦妇女人类学小组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 响，探讨不同经济社会妇女生育生产问题，法国则中心研讨性别歧视与压迫。
性别歧视 成为男性批判的热点，它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即暴力强奸 。
妇女人类学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 关于“人”的观念的质疑， 指出有史以来人（man）与人类（human）均可以男人（man）一词来代替、函括、等同使 用，不仅是文字， 而且绝大部分图示图像、刊物杂志、教科书、博物馆陈列，都以男性 形象来表征人类，“人类起源”实际陈述为男人的起源。
2、由于用男性代表人类进化过 程，因而女性的这一作用、权力被淹没，导致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概念、过 程只是男性能力所达的成果，男性自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者、生产活动与提供者，女 性只是被动参与接受者。
3、 向社会生物学挑战，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 选择对雌性动物同样增加适应力，表明雌性类人猿在社会互动（社会合作，家庭组合） 中起着不少于雄性的作用。
4、 人类学史前研究将女性作为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创造者 ，并开始研究史前人类性别的文化关系如何产生，以及各种历史形态性别角色关系如何 被定义、协调和操纵。
亲属制度与婚姻家庭仍然是妇女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旨在了解女性在由婚姻和生育 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中的位置。
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 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否 定虚构亲属制度概念，并产生结果，许多人类学研究课程不再将之作为重点。
关于劳动力分工，早期妇女人类学受马克思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影响，认为男女 分别主要从事与生产和家庭有关的劳动；80年代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修正和补充恩格 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认为男女分工自然发生的看法过于绝对化 （注：罗萨林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父权的先例》，伦敦，1984年，第 146 －149页。
），妇女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生育， 且并非所有女性都承担这一 角色；人的再生产不是妇女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的素质（注：AnnAna gnost：《之后的人口和国家的理性》，《再生产政治中的地方与全球交叉点》。
加利福利亚大学，1994年。
），突破了传统女性与两性关系的研究局限。
妇女人类学关于语言行为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如何反映社会性别、 特别是女性意识，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社会交往和政治的关系。
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 语言行为与权力运用关系，是女性人类学的一大贡献。
妇女人类学一以贯之的领域还在妇女与国家的调查。
70年代李柯克、雷特和沙克丝 的报告认为，国家的出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空间。
80年代希维布莱特分析了国家形成的 不同，并非以同等方式带来妇女的历史地位（1988）。
凯利还考察了殖民主义对性别关 系的影响，即资本主义传入非等级社会，瓦解了原亲属关系制度，带来了妇女的隶属地 位（1987）。
学科的产生伴随着新的解释方法，70年代广为应用的两性不平等分析模式为《女性 、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自然＼文化，家内＼公共（领域）二元说。
欧特娜（Sherry Ortner ）以自然＼文化解释两性关系，认为男性从事的生产、技术与理念发明，高于 女性的自然文化创造，因而其价值和地位被认为优越于女性。
罗萨多提出，母性意识和 “女性的家庭定位”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这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公众领域营求政经 资源，构成了两性的家内＼公共格局。
另外，以男性生产和女性生育角色框建的生产／ 复制二元说，也解释于两性支配／附属关系。
这一模式显然接纳了60年代末广为传播的 列维·斯特劳斯以思维类比解释社会的方法，并使女性附属性得以强调和普遍认同。
80年代初上述解说受到跨文化论点的颇多质疑。
斯琴利格、布里格丝及沙克丝都提 到，两性在享有同等生产资源和方式的初民社会，其地位平等。
李柯克等论陈，一些社 会原居民的两性不平等，是欧洲殖民改变当地经济形式形成的。
麦克玛（Carol Maccor nack ）和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自然、文化与性别》指出， 两性角色的自然 ＼文化观是西方式的，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二者没有截然或优劣之分或一致联系， 如新几 内亚Kaulong人以自然?br> 饕鸦檎撸?幕?馕椿檎摺＜夷冢芄?材信??郑?脖恢赋鑫鞣绞?BR>家庭为次等的偏解，家庭制度下二者非上下分立，家庭的亦是公共的，且男性是家庭领 域重要角色。
显然上述解析模式因标准单一未虑及文化差异与变迁而限制了研究，也说 明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二元论的局限。
同时不论是自然＼文化或复制＼生产，都呈现出传 统文化观的沿袭，将女性活动归于单向生殖，限制其劳动范围和价值，以其对家庭的责 任来确定其角色地位；而跨文化的评释似乎意味着存在即合理，这只利于文化传统的认 定而不是改变，这些则反映出功能主义静态范式本身的局限。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的 实际作用和适应现状，认为一种社会秩序起作用，是因为文化规范及绝大多数成员履行 其社会地位职责，因而保持社会结构，展现事物的面貌是功能学者的主旨，主张文化认 为妇女怎样，她就怎样和应该怎样，而无须有其它选择。
然而男女分工和不平等的传统 恰是人类文化的长期产品。
功能主义忽略矛盾、差异和变迁，它解释两性差异如何存在 ，但未揭示两性不平等形成的文化条件，未能解释其为何持续存在，没有研究在远离两 性角色起源的现代多样化社会，决定两性关系的复杂社会因素。
于是一些学者转向历史 分析，考察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以解释妇女历史变化的中心环节（E·P·托马斯）和 其地位改变的可能。
同时，否认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的心理动力学民族志，指出社会对 思维模式形成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关于社会与文化形式间的权力形态说（道格拉斯）， 结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及文化逻辑与社会现实、权力结构联 系的主张均产生了影响。
妇女人类学在延伸文化视野的同时，开始联合历史学、社会学 等研究，关注到两性地位与生产方式、社会权力、阶级、种族意识等关系，形成了两性 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代表作为《自然、文化与社会》（注：Carol MacComaor,Marily n Strathem：《自然、文化与社会》，剑桥，1980年。
）；继之受到政治经济学派论说 影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渗透、改变引起注意，突出研究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原 住民和土著社会两性文化生活的冲击；另外一些学者受冲突论影响，开始关注以经济不 平等引起的两性不平等（注：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 ，第417－418页。
）；女性研究开始置于更深广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内涵中。
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阶层，不只具有性别归位，应有多重社会位置，而不平等使 其难以获得多种社会地位。
女性整体上处于政治之外。
20 世纪初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权， 在100名参议员中只 占两位，在总统顾问团中只占一位， 全国只有一个女州长，至美国第96届国会，女性只 占参议员的0.6％，占众议员的0.9％，律师和法官中只占9％。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女 议员只占4.7％（注：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
）。
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20世纪前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0年代美国高校毕业从业 女性为56％（比斯康蒂1974），70年代妇女占整个劳动力39％（H·阿斯廷1976）。
在欧 共体中1970－82年男子失业人数增加1倍，而妇女增加 7 倍（注：陶春芳：《女性的过 去与现在》， 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
女性职业分布与男性差异显著，妇女 多就业于工时长、报酬低的纺织、印刷、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或从事医护，妇女占登 记护士的94.6％，占护理员的89.8％（注：《妇女与发展》，天津师大，1987年，第14 8页。
）。
其次，从事初等教育的女性占84％， 图书管理员占82％，服务业占55％，勤 务工作占74％，家务劳动占96.5％，而充任经理的只占17％。
（奥本海默1972）。
男女 同工不同酬，美国近20多年妇女平均工资为男职工的3／5，1970年女售货员工资为男性 同行的43％（注：J·A谢尔曼，F·L登马克：《妇女心理学》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 ，第97页。
），日本女工工资为男工的58％（注：富士谷笃子：《妇女学入门》，中国 妇女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
英国、爱尔兰、希腊、卢森堡，妇女工资为同行男 子的2／3，法国女工工资是男工的3／4。
妇女与贫困化相连，美国贫困户及儿童半数以 上都在无丈夫或父亲家庭。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多层面性，意味着女性地位多层面性，其构成因素是多重的，包 括社会阶级、文化教育、职业婚姻、角色年龄、族群国家等；而这些因素起作用时或有 关联，或各自产生影响，因而地位关系又非绝对。
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Carroll Smith Rosenberg ）关于女性领域特点的研究，曾形成“女性群体”概念，而跨文化研 究则打破了女性文化的一体性。
怀特曾做93个前工业社会的泛文化比较，找出52种可能 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而每组因素不超过5个， 认为没有一套通用标准或最重要因素可 以衡定女性地位，女性间也有差异，并无统一地位。
朱迪思·贝特纳则指出不同种族、 民族、阶级的女性有不同文化、利益观念（注：朱迪思·贝特纳：《女性主义和历史》 ，《社会性别和历史》，1989年秋季刊。
）。
一般构成女性地位的负向指标有：父权制 下的从夫居、早婚、包办婚、男子继承权、女性歧视与隔离、多妻、男子初夜权、守寡 、家务、禁止社会活动、失业率、非正式职业、男女不同酬；正向指标为：妇女财产继 承和支配权、婚姻自由、夫妇平等、妇女资助、就业与教育机会、政治参与；中性指标 有：财产使用权、管理权，父母、丈夫的地位、职业及收入等。
一般，学者讨论女性地位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
前者如李柯克与珊代，以经 济获得自主为女性高地位标准。
李氏认为资本主义和采猎社会男女权益差异，正是基于 二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同。
珊代也以女性是否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是否有产品控制 权为其地位重要指标，同时还提到社会赋予女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和女性团体是否致力于 谋求女性社经利益。
还有许多学者从观念层面，认为声望可以赋予高地位，亚非拉美社 会母亲角色（尤其是老年）的高地位，是精神的而非经济上的（布朗、肯恩）。
按马克 斯·韦伯的阶级分层方法（1946），政治地位（权力）与经济地位（财富）和社会地位 （声望）相并列，而且事实上它是地位的重要成因，经济地位在政治场合有时没有意义 。
许多收入不低的妇女并没有摆脱家庭束缚和不平等关系。
家庭与阶层背景对女性的成就机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个人的阶层位置往往取决 于其父母社经地位、尤其是父亲的经济来源，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者 ，其正向发展机会和父亲属于中产阶级而本人未受教育者相同（罗伯逊 1994）。
父母 有社会固定职业的女性可以体会到婚姻与事业的结合，并有助于创造性的启发，而尚未 自立就成为母亲或做母亲就离开社会的女性则无益于子女学业的成长。
社会下层往往传 统两性观念深厚，不同教化方式影响着其阶层和家庭的女性个性。
文化对女性职业、教育的限制，仍是影响女性地位的现实因素。
职业是女性参与社 会的重要标尺，而大文化认为女性不宜竞争，职业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成败则在于婚 姻。
大多数女性不愿做出职业妇女的自我归属（奥本海默 1972），而且当某种职业被 说成适于男子，女性会自动放弃信心和选择。
青年女性大都先考虑传统职业而非发挥创 造性，女生学业领先让位于男生的现象随年龄而增长，成年女性（包括学有所成者）大 都自动降低青春期职业志向（贝尔德 1973）。
得到男子（和多数女性）的肯定是婚姻 的关键，避免不被认可的行为成为通则。
妇女择业的真实缘由即，职业选择以婚姻的选 择为前提，妇女的创造力只在“女性气质”下发挥作用。
这与专业化职业要求的基础和 经验积累相分离。
兼顾婚姻和就业是已婚妇女的现代选择，生育造成的不连续性已非妇 女的从业障碍，丈夫的态度和家务则构成其婚姻与职业的冲突。
妻子一般比丈夫干家务 多3倍时间（佩奇 1974）；在择业抽样中， 男性从未有婚姻的顾虑，而41％的妇女认 为婚姻是就业的主要矛盾（戴维丝1964）。
马尔维（1963）妇女职业生活研究展示出， 妇女择业即对二者的选择：或婚姻第一、工作第二，或工作第一、婚姻第二；就业类型 主要为：婚后不就业，中断的就业，婚后再谋业，稳定职业型（独身）。
但恩鲍姆（19 71）妇女研究结果有三类：传统型（婚后不从业），已婚职业类（先婚再谋业），单身 职业类（从业不结婚）。
津伯格（1973）阶段研究模型为：女性气质的培育→结婚→谋 业，集中说明了女性择业对传统婚姻的妥协，即使就业从职的妇女亦未能坦然无视传统 角色，结婚并非能解除其对妇女的压力。
职业、教育的性别框定，障碍着女性从业、成就的信念与机会。
不断提高的职业技 能要求就业者相应的受训、受教育程度，然而，职业分布是教学结构的反映；社会控制 机制使妇女很难得到创造性活动的鼓励、训练或从事之；高校毕业女性同样受限，美国 女教授的工资是男教授的2／3（罗琼 1986），苏联女医生工资不及技术工人的2／3（ 罗伯逊1994）；有创造成就的男性大都居于社会较高层部门，而1／3的创造型妇女没有 固定的职业位置（J·A·谢尔曼 1986）。
不平等待遇致使知识女性相对低的自我估价 ，并导致社会进一步轻视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本身。
一些行业的生产或效益性有体 能要求，然而性别角色社会化扩大并加重了这种差异，造成劳动力使用的偏见性政策来 源。
求职妇女的总失业率比男性高1／3（同上），在工作效绩与晋升中也施予女性不平 等的机会。
人的认知方式形成于外在世界所获经验，如果逊顺无争成为女性之谓女性的条件， 如果女性对社会排斥的顾虑、畏惧源于真实，那么不改变非合理的两性价值观，便不能 期望改变女性成功的内在认识障碍。
妇女在许多社会场域都受到冲突标准压抑：职业、 家庭负荷要求妇女自强、有能力，包括精神、心理健康都以男子型为理想，而“正常” 、“成熟”的女性又不能脱离传统模式。
在她们遇到压力时也不能象男子般采取行动。
一般，非传统女性比传统女性有较高的成功可能，受教育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在职业妇 女中，大学毕业已婚女性为27－57％，而更高教育程度者为66％（伯恩鲍姆 1971）。
并且高教育程度有助于婚姻与职业的协调。
欧内斯特·W·伯吉斯和伯纳德·S·科特雷 尔大量研究指明，女性的婚姻和谐随着他们受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增加而增加，这些女性 比顺应女性气质的女子更具责任感、自立心，她们从业并非主要出于经济需要，而为获 致一种社会地位和自主。
女性整体自我意识的更新，对妇女地位至关重要。
妇女长期的自律心态强化着男性 社会的秩序，未曾试图要求其改变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提供女性比传统社会多样的角色 、机会，妇女往往仍自限于传统身份、形象，即使高校知识女性中仍存在着消极自然观 ，自我抑制观和个人实用观，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整体改观。
罗珀（1980）美国民意测验 中，有1／3以上妇女反对为改变其地位而付出努力，好几个州关于男女平权的建议因妇 女的反对而败终。
妇女在摆脱主妇定位时，会遇到其他主妇们的指责或鄙视，对男性在 家照顾子女有69％的妇女给予否定（哈里斯1971）。
反映出性别歧视与偏见已成为女性 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构成女性自身变化内在障碍，而这种障碍需要认识和克服的强度， 不亚于来自男性的压力，甚至比男性的态度更具限制作用。
妇女的真正对立面不是男性 而是深入内心的传统原则。
女性内心的期待被社会化为“异常行为”，而异常的最积极 意义则在于变迁。
但只有大量妇女从社会边缘走入主流社会才会重新安排妇女。
三、关于妇女权力与自主 就业本身并不代表妇女地位的改变，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角色，意味着妇女承担双 份劳动压力。
只有当妇女拥有择业的自主权，它才是一种结构变量。
在衡量两性关系是 否平等时，“权力”常与地位概念交替使用，可知它亦有多种来源和层面，且两性权力 关系并非固定。
权力不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家内领域，不只有正式的法定权力 ，也有非正式的个人权力。
关于权力的定义，史密斯（Michael Smith ）认定为“有效 地对人事采取行动的能力”；罗吉斯（Susan Rogers）认为它包括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 制与资讯的掌握，这些资源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或人际任何可供利用的内容。
因此， 女性除了母亲的权力外，还常用舆论为争取自身保障，对男性主持的公众事务抗议、批 评、论说。
这些虽然表现为弱者的权措，但显现着一个事实，女性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 化安排，也会主动营求权力，是行动的主体，个人对文化可有反作用。
80年代始地位不 平等批判似使妇女成为消极的主体而不再是热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妇女研究 的重心，并认识到其与民族、种族、阶级等相联，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在此女性 自主性凸显其价值。
同时对功能主义整体观的否定，也否定了公共象征的决定性，注重 表现人格、场域的多样化，突出了主观、自我和人观；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实践论与权力 论，阐明实践并非都复制文化体系而可促生不同社会模式，社会性别理范对实践的约束 力有差异，为妇女自主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80年代中期后女性的自主性成为妇女研 究的瞩目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主概念补充女性的“权力”。
认为即使在父权极端 发展的社会，女性也有出自其意愿的行动能力，对其活动有某种程度的掌握。
朱迪思· 贝特纳指出社会体制不同妇女社会境遇不同，有被压迫和歧视，也有能动和反抗。
随之 出现以女性为主的民族志，如弗瑞德（Erika Friedl）著述即使在伊斯兰社会的伊朗迪 卡妇女，也擅于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哲学，反映出两性文化的动态性。
女性的自主也在妇 女团体的组织与运动上显现出来，80年代初欧洲即由玛丽亚·迈斯提出，妇女研究应对 妇女行动与运动有所贡献，并开掘这一新的领域。
许多研究注意到妇女将联合争取政经 资源改变其地位，其正式组织透过社会和政治参与，影响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 ；非正式组织在社区网络提供抵制男性的经验。
在此，女性权力与国家、少数种族及民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女性身份差异研究具有 代表性。
女性权力与国家的研究注意到在两性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 价值均反映出国家的男权本质，政府官员及国家制度、政策、宣传与妇女直接相联，并 且男性特权可独立于国家体制，二者对女性劳动的控制同时维持对国家和家庭的权力。
提出关注的几个问题：有关妇女的社会福利与保健；国家机构如何使国家思想体系对妇 女产生影响；国家政体中妇女与男性的同等参与机会；国家对妇女组织的态度。
人类学 的研究还把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定位到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中，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统一 的概念，存在着族群、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认同等差异。
（注：Irene Silverblatt ：《解释国家中的女性：新女性主义民族史》，米卡拉·特李欧纳多，1991年，第140－ 171页。
） 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人类学者在本国研究的展开，以及一批美籍非洲裔女性人类学者 如邦迪、邓汉、戴格斯、格林、德洛尔等人的崛起，80年代有色妇女学者开始批评白人 女学者忽视种族、阶级文化限制下的性别定位，将其研究同其父辈家园和族属连结起来 ，妇女人类学开始关注少数种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并以非西方文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视 角，构成了妇女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受此影响，欧洲90年代初女性权力研究注意与人权 的结合，及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探讨。
英国一些黑人女性学者考察移民妇女生活，并提出 挑战性问题，但尚未公诸学术界，法德荷比等国出现个别对移民、难民妇女的分析，但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还未成为妇女人类学多种声音的一种（注：闵冬潮：《妇女研究在 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同③，第198页。
）。
亚洲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曾 隶属于史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妇女研究本身正在形成中；女性主义影视 、艺术作品及其艺术节正不断问世。
80年代后期，受到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经典、注重大众社会、重视不同思想和结构 因素等影响，人类学重新思考异文化的解释性，反思田野研究与写作是否、如何和多大 程度地制造着非西方社会
以再造和再表现异文化维持西方文化权益
否定以超地域模 式涵盖地域模式，否定文化的异族化及对被研究者个性的隐抑，提倡研究者的主观性与 对权利霸权的批评。
予以女性自我和权利意识积极的影响。
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得 到研究。
女性人类学家提出：“反思性民族志只有与女性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更敏锐地 意识到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和再表现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不平等（衡）性”（注 ： Judith Stacey：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rography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 义民族志》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New York，19 91年，第115－171、第115－117页。
）。
女性学者的双重身份与写作方式的讨论，成为 实验的新“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主要手法，注意吸收边缘社会和社区的女性主义作品， 补充分析研究者自我文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主张认识到女性身份的部分一致性。
“认 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self）可能包含多种认同，他者身分（other ）可 能是自我的一部分，以突破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禁锢”。
（注：丽拉·艾布：《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女人与表现》，1990年，第5卷第1期，第25页。
）为 新女性主义民族志应以参与而非主导方式，来表达各种妇女的声音，研究各种个体及其 关联而非一般化，以具体再现不同的文化政治，对此最具表性的研究是卡麻拉·维斯卫 斯瓦朗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
人类学本土与人观的研究，指出了传统理论范式的非普适性，然而容易忽略可能存 在于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的人类共同性，因而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无一需要一种 多元、多向度的取向与互动，妇女研究尤其如此。
80年代末，妇女人类学对于女性地位与权力的关注的一项重大现实成功是：妇女人类学走进传统系科的课程表。
1985年美国人类学会通过了“妇女人类学教学计划”和新 的人类学基础课教学指南与文献目录，随后出版了《社会性别与人类学》（1989）基本教程，包含妇女人类学基本观点方法和所有重要课题，以及全世界性别研究信息。
继之 成立了美国人类学会妇女人类学协会，并出版系列刊物和资料，致力于女性问题方案研究
十三五规划是什么意思
传统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包含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性别角色的研究，女性人类学 者米德、本尼迪克特，大多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构建者。
70年代以女性主义和文化决 定观结合为前提的女性人类学，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 开始了社会性别（两性差异）的探讨，改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使社会性别成为 妇女人类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
主要包括：社会性别与妇女地位， 社会性别与人类起源、进化及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劳动 力分工，社会性别与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国家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基础的研究主要 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妇女生活地位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始点，涉及到女性概念、角色、身份和认同，包 括对“妇女不洁”观念的批判，对母亲角色的反思，对“家庭：社会＝妇人：男人”逻 辑的批判和妇女性低下地位的认同等。
认为，文化将女性定义为生儿育女的母亲角色， 正是女性附属地位形成的社会基础，两性差异普遍存在，其社会历史根源复杂而深远， 并且不仅仅是家庭范畴，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对社会性别史的回顾还追溯了19世纪巴巴 拉·韦尔特（Barbera Welter）的成果：社会性别分工割裂了男女，社会价值观以男性 为准则。
开始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其与男性地位的差异，美国妇女学者提出 需要修订通常的历史分期，以使妇女生活得以纳入正史（琼·凯利 1977），英国的妇 女人类学，讨论妇女作为沉默的群体的地位，伦敦妇女人类学小组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 响，探讨不同经济社会妇女生育生产问题，法国则中心研讨性别歧视与压迫。
性别歧视 成为男性批判的热点，它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即暴力强奸 。
妇女人类学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 关于“人”的观念的质疑， 指出有史以来人（man）与人类（human）均可以男人（man）一词来代替、函括、等同使 用，不仅是文字， 而且绝大部分图示图像、刊物杂志、教科书、博物馆陈列，都以男性 形象来表征人类，“人类起源”实际陈述为男人的起源。
2、由于用男性代表人类进化过 程，因而女性的这一作用、权力被淹没，导致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概念、过 程只是男性能力所达的成果，男性自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者、生产活动与提供者，女 性只是被动参与接受者。
3、 向社会生物学挑战，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 选择对雌性动物同样增加适应力，表明雌性类人猿在社会互动（社会合作，家庭组合） 中起着不少于雄性的作用。
4、 人类学史前研究将女性作为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创造者 ，并开始研究史前人类性别的文化关系如何产生，以及各种历史形态性别角色关系如何 被定义、协调和操纵。
亲属制度与婚姻家庭仍然是妇女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旨在了解女性在由婚姻和生育 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中的位置。
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 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否 定虚构亲属制度概念，并产生结果，许多人类学研究课程不再将之作为重点。
关于劳动力分工，早期妇女人类学受马克思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影响，认为男女 分别主要从事与生产和家庭有关的劳动；80年代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修正和补充恩格 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认为男女分工自然发生的看法过于绝对化 （注：罗萨林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父权的先例》，伦敦，1984年，第 146 －149页。
），妇女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生育， 且并非所有女性都承担这一 角色；人的再生产不是妇女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的素质（注：AnnAna gnost：《之后的人口和国家的理性》，《再生产政治中的地方与全球交叉点》。
加利福利亚大学，1994年。
），突破了传统女性与两性关系的研究局限。
妇女人类学关于语言行为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如何反映社会性别、 特别是女性意识，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社会交往和政治的关系。
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 语言行为与权力运用关系，是女性人类学的一大贡献。
妇女人类学一以贯之的领域还在妇女与国家的调查。
70年代李柯克、雷特和沙克丝 的报告认为，国家的出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空间。
80年代希维布莱特分析了国家形成的 不同，并非以同等方式带来妇女的历史地位（1988）。
凯利还考察了殖民主义对性别关 系的影响，即资本主义传入非等级社会，瓦解了原亲属关系制度，带来了妇女的隶属地 位（1987）。
学科的产生伴随着新的解释方法，70年代广为应用的两性不平等分析模式为《女性 、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自然＼文化，家内＼公共（领域）二元说。
欧特娜（Sherry Ortner ）以自然＼文化解释两性关系，认为男性从事的生产、技术与理念发明，高于 女性的自然文化创造，因而其价值和地位被认为优越于女性。
罗萨多提出，母性意识和 “女性的家庭定位”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这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公众领域营求政经 资源，构成了两性的家内＼公共格局。
另外，以男性生产和女性生育角色框建的生产／ 复制二元说，也解释于两性支配／附属关系。
这一模式显然接纳了60年代末广为传播的 列维·斯特劳斯以思维类比解释社会的方法，并使女性附属性得以强调和普遍认同。
80年代初上述解说受到跨文化论点的颇多质疑。
斯琴利格、布里格丝及沙克丝都提 到，两性在享有同等生产资源和方式的初民社会，其地位平等。
李柯克等论陈，一些社 会原居民的两性不平等，是欧洲殖民改变当地经济形式形成的。
麦克玛（Carol Maccor nack ）和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自然、文化与性别》指出， 两性角色的自然 ＼文化观是西方式的，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二者没有截然或优劣之分或一致联系， 如新几 内亚Kaulong人以自然?br> 饕鸦檎撸?幕?馕椿檎摺＜夷冢芄?材信??郑?脖恢赋鑫鞣绞?BR>家庭为次等的偏解，家庭制度下二者非上下分立，家庭的亦是公共的，且男性是家庭领 域重要角色。
显然上述解析模式因标准单一未虑及文化差异与变迁而限制了研究，也说 明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二元论的局限。
同时不论是自然＼文化或复制＼生产，都呈现出传 统文化观的沿袭，将女性活动归于单向生殖，限制其劳动范围和价值，以其对家庭的责 任来确定其角色地位；而跨文化的评释似乎意味着存在即合理，这只利于文化传统的认 定而不是改变，这些则反映出功能主义静态范式本身的局限。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的 实际作用和适应现状，认为一种社会秩序起作用，是因为文化规范及绝大多数成员履行 其社会地位职责，因而保持社会结构，展现事物的面貌是功能学者的主旨，主张文化认 为妇女怎样，她就怎样和应该怎样，而无须有其它选择。
然而男女分工和不平等的传统 恰是人类文化的长期产品。
功能主义忽略矛盾、差异和变迁，它解释两性差异如何存在 ，但未揭示两性不平等形成的文化条件，未能解释其为何持续存在，没有研究在远离两 性角色起源的现代多样化社会，决定两性关系的复杂社会因素。
于是一些学者转向历史 分析，考察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以解释妇女历史变化的中心环节（E·P·托马斯）和 其地位改变的可能。
同时，否认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的心理动力学民族志，指出社会对 思维模式形成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关于社会与文化形式间的权力形态说（道格拉斯）， 结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及文化逻辑与社会现实、权力结构联 系的主张均产生了影响。
妇女人类学在延伸文化视野的同时，开始联合历史学、社会学 等研究，关注到两性地位与生产方式、社会权力、阶级、种族意识等关系，形成了两性 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代表作为《自然、文化与社会》（注：Carol MacComaor,Marily n Strathem：《自然、文化与社会》，剑桥，1980年。
）；继之受到政治经济学派论说 影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渗透、改变引起注意，突出研究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原 住民和土著社会两性文化生活的冲击；另外一些学者受冲突论影响，开始关注以经济不 平等引起的两性不平等（注：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 ，第417－418页。
）；女性研究开始置于更深广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内涵中。
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阶层，不只具有性别归位，应有多重社会位置，而不平等使 其难以获得多种社会地位。
女性整体上处于政治之外。
20 世纪初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权， 在100名参议员中只 占两位，在总统顾问团中只占一位， 全国只有一个女州长，至美国第96届国会，女性只 占参议员的0.6％，占众议员的0.9％，律师和法官中只占9％。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女 议员只占4.7％（注：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1986年，第19页 。
）。
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20世纪前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0年代美国高校毕业从业 女性为56％（比斯康蒂1974），70年代妇女占整个劳动力39％（H·阿斯廷1976）。
在欧 共体中1970－82年男子失业人数增加1倍，而妇女增加 7 倍（注：陶春芳：《女性的过 去与现在》， 北京，1985年，第83页。
）。
女性职业分布与男性差异显著，妇女 多就业于工时长、报酬低的纺织、印刷、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或从事医护，妇女占登 记护士的94.6％，占护理员的89.8％（注：《妇女与发展》，天津师大，1987年，第14 8页。
）。
其次，从事初等教育的女性占84％， 图书管理员占82％，服务业占55％，勤 务工作占74％，家务劳动占96.5％，而充任经理的只占17％。
（奥本海默1972）。
男女 同工不同酬，美国近20多年妇女平均工资为男职工的3／5，1970年女售货员工资为男性 同行的43％（注：J·A谢尔曼，F·L登马克：《妇女心理学》中国妇女，1987年 ，第97页。
），日本女工工资为男工的58％（注：富士谷笃子：《妇女学入门》，中国 妇女，1986年，第164页。
）。
英国、爱尔兰、希腊、卢森堡，妇女工资为同行男 子的2／3，法国女工工资是男工的3／4。
妇女与贫困化相连，美国贫困户及儿童半数以 上都在无丈夫或父亲家庭。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多层面性，意味着女性地位多层面性，其构成因素是多重的，包 括社会阶级、文化教育、职业婚姻、角色年龄、族群国家等；而这些因素起作用时或有 关联，或各自产生影响，因而地位关系又非绝对。
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Carroll Smith Rosenberg ）关于女性领域特点的研究，曾形成“女性群体”概念，而跨文化研 究则打破了女性文化的一体性。
怀特曾做93个前工业社会的泛文化比较，找出52种可能 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而每组因素不超过5个， 认为没有一套通用标准或最重要因素可 以衡定女性地位，女性间也有差异，并无统一地位。
朱迪思·贝特纳则指出不同种族、 民族、阶级的女性有不同文化、利益观念（注：朱迪思·贝特纳：《女性主义和历史》 ，《社会性别和历史》，1989年秋季刊。
）。
一般构成女性地位的负向指标有：父权制 下的从夫居、早婚、包办婚、男子继承权、女性歧视与隔离、多妻、男子初夜权、守寡 、家务、禁止社会活动、失业率、非正式职业、男女不同酬；正向指标为：妇女财产继 承和支配权、婚姻自由、夫妇平等、妇女资助、就业与教育机会、政治参与；中性指标 有：财产使用权、管理权，父母、丈夫的地位、职业及收入等。
一般，学者讨论女性地位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
前者如李柯克与珊代，以经 济获得自主为女性高地位标准。
李氏认为资本主义和采猎社会男女权益差异，正是基于 二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同。
珊代也以女性是否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是否有产品控制 权为其地位重要指标，同时还提到社会赋予女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和女性团体是否致力于 谋求女性社经利益。
还有许多学者从观念层面，认为声望可以赋予高地位，亚非拉美社 会母亲角色（尤其是老年）的高地位，是精神的而非经济上的（布朗、肯恩）。
按马克 斯·韦伯的阶级分层方法（1946），政治地位（权力）与经济地位（财富）和社会地位 （声望）相并列，而且事实上它是地位的重要成因，经济地位在政治场合有时没有意义 。
许多收入不低的妇女并没有摆脱家庭束缚和不平等关系。
家庭与阶层背景对女性的成就机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个人的阶层位置往往取决 于其父母社经地位、尤其是父亲的经济来源，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者 ，其正向发展机会和父亲属于中产阶级而本人未受教育者相同（罗伯逊 1994）。
父母 有社会固定职业的女性可以体会到婚姻与事业的结合，并有助于创造性的启发，而尚未 自立就成为母亲或做母亲就离开社会的女性则无益于子女学业的成长。
社会下层往往传 统两性观念深厚，不同教化方式影响着其阶层和家庭的女性个性。
文化对女性职业、教育的限制，仍是影响女性地位的现实因素。
职业是女性参与社 会的重要标尺，而大文化认为女性不宜竞争，职业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成败则在于婚 姻。
大多数女性不愿做出职业妇女的自我归属（奥本海默 1972），而且当某种职业被 说成适于男子，女性会自动放弃信心和选择。
青年女性大都先考虑传统职业而非发挥创 造性，女生学业领先让位于男生的现象随年龄而增长，成年女性（包括学有所成者）大 都自动降低青春期职业志向（贝尔德 1973）。
得到男子（和多数女性）的肯定是婚姻 的关键，避免不被认可的行为成为通则。
妇女择业的真实缘由即，职业选择以婚姻的选 择为前提，妇女的创造力只在“女性气质”下发挥作用。
这与专业化职业要求的基础和 经验积累相分离。
兼顾婚姻和就业是已婚妇女的现代选择，生育造成的不连续性已非妇 女的从业障碍，丈夫的态度和家务则构成其婚姻与职业的冲突。
妻子一般比丈夫干家务 多3倍时间（佩奇 1974）；在择业抽样中， 男性从未有婚姻的顾虑，而41％的妇女认 为婚姻是就业的主要矛盾（戴维丝1964）。
马尔维（1963）妇女职业生活研究展示出， 妇女择业即对二者的选择：或婚姻第一、工作第二，或工作第一、婚姻第二；就业类型 主要为：婚后不就业，中断的就业，婚后再谋业，稳定职业型（独身）。
但恩鲍姆（19 71）妇女研究结果有三类：传统型（婚后不从业），已婚职业类（先婚再谋业），单身 职业类（从业不结婚）。
津伯格（1973）阶段研究模型为：女性气质的培育→结婚→谋 业，集中说明了女性择业对传统婚姻的妥协，即使就业从职的妇女亦未能坦然无视传统 角色，结婚并非能解除其对妇女的压力。
职业、教育的性别框定，障碍着女性从业、成就的信念与机会。
不断提高的职业技 能要求就业者相应的受训、受教育程度，然而，职业分布是教学结构的反映；社会控制 机制使妇女很难得到创造性活动的鼓励、训练或从事之；高校毕业女性同样受限，美国 女教授的工资是男教授的2／3（罗琼 1986），苏联女医生工资不及技术工人的2／3（ 罗伯逊1994）；有创造成就的男性大都居于社会较高层部门，而1／3的创造型妇女没有 固定的职业位置（J·A·谢尔曼 1986）。
不平等待遇致使知识女性相对低的自我估价 ，并导致社会进一步轻视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本身。
一些行业的生产或效益性有体 能要求，然而性别角色社会化扩大并加重了这种差异，造成劳动力使用的偏见性政策来 源。
求职妇女的总失业率比男性高1／3（同上），在工作效绩与晋升中也施予女性不平 等的机会。
人的认知方式形成于外在世界所获经验，如果逊顺无争成为女性之谓女性的条件， 如果女性对社会排斥的顾虑、畏惧源于真实，那么不改变非合理的两性价值观，便不能 期望改变女性成功的内在认识障碍。
妇女在许多社会场域都受到冲突标准压抑：职业、 家庭负荷要求妇女自强、有能力，包括精神、心理健康都以男子型为理想，而“正常” 、“成熟”的女性又不能脱离传统模式。
在她们遇到压力时也不能象男子般采取行动。
一般，非传统女性比传统女性有较高的成功可能，受教育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在职业妇 女中，大学毕业已婚女性为27－57％，而更高教育程度者为66％（伯恩鲍姆 1971）。
并且高教育程度有助于婚姻与职业的协调。
欧内斯特·W·伯吉斯和伯纳德·S·科特雷 尔大量研究指明，女性的婚姻和谐随着他们受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增加而增加，这些女性 比顺应女性气质的女子更具责任感、自立心，她们从业并非主要出于经济需要，而为获 致一种社会地位和自主。
女性整体自我意识的更新，对妇女地位至关重要。
妇女长期的自律心态强化着男性 社会的秩序，未曾试图要求其改变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提供女性比传统社会多样的角色 、机会，妇女往往仍自限于传统身份、形象，即使高校知识女性中仍存在着消极自然观 ，自我抑制观和个人实用观，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整体改观。
罗珀（1980）美国民意测验 中，有1／3以上妇女反对为改变其地位而付出努力，好几个州关于男女平权的建议因妇 女的反对而败终。
妇女在摆脱主妇定位时，会遇到其他主妇们的指责或鄙视，对男性在 家照顾子女有69％的妇女给予否定（哈里斯1971）。
反映出性别歧视与偏见已成为女性 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构成女性自身变化内在障碍，而这种障碍需要认识和克服的强度， 不亚于来自男性的压力，甚至比男性的态度更具限制作用。
妇女的真正对立面不是男性 而是深入内心的传统原则。
女性内心的期待被社会化为“异常行为”，而异常的最积极 意义则在于变迁。
但只有大量妇女从社会边缘走入主流社会才会重新安排妇女。
三、关于妇女权力与自主 就业本身并不代表妇女地位的改变，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角色，意味着妇女承担双 份劳动压力。
只有当妇女拥有择业的自主权，它才是一种结构变量。
在衡量两性关系是 否平等时，“权力”常与地位概念交替使用，可知它亦有多种来源和层面，且两性权力 关系并非固定。
权力不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家内领域，不只有正式的法定权力 ，也有非正式的个人权力。
关于权力的定义，史密斯（Michael Smith ）认定为“有效 地对人事采取行动的能力”；罗吉斯（Susan Rogers）认为它包括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 制与资讯的掌握，这些资源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或人际任何可供利用的内容。
因此， 女性除了母亲的权力外，还常用舆论为争取自身保障，对男性主持的公众事务抗议、批 评、论说。
这些虽然表现为弱者的权措，但显现着一个事实，女性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 化安排，也会主动营求权力，是行动的主体，个人对文化可有反作用。
80年代始地位不 平等批判似使妇女成为消极的主体而不再是热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妇女研究 的重心，并认识到其与民族、种族、阶级等相联，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在此女性 自主性凸显其价值。
同时对功能主义整体观的否定，也否定了公共象征的决定性，注重 表现人格、场域的多样化，突出了主观、自我和人观；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实践论与权力 论，阐明实践并非都复制文化体系而可促生不同社会模式，社会性别理范对实践的约束 力有差异，为妇女自主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80年代中期后女性的自主性成为妇女研 究的瞩目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主概念补充女性的“权力”。
认为即使在父权极端 发展的社会，女性也有出自其意愿的行动能力，对其活动有某种程度的掌握。
朱迪思· 贝特纳指出社会体制不同妇女社会境遇不同，有被压迫和歧视，也有能动和反抗。
随之 出现以女性为主的民族志，如弗瑞德（Erika Friedl）著述即使在伊斯兰社会的伊朗迪 卡妇女，也擅于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哲学，反映出两性文化的动态性。
女性的自主也在妇 女团体的组织与运动上显现出来，80年代初欧洲即由玛丽亚·迈斯提出，妇女研究应对 妇女行动与运动有所贡献，并开掘这一新的领域。
许多研究注意到妇女将联合争取政经 资源改变其地位，其正式组织透过社会和政治参与，影响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 ；非正式组织在社区网络提供抵制男性的经验。
在此，女性权力与国家、少数种族及民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女性身份差异研究具有 代表性。
女性权力与国家的研究注意到在两性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 价值均反映出国家的男权本质，官员及国家制度、政策、宣传与妇女直接相联，并 且男性特权可独立于国家体制，二者对女性劳动的控制同时维持对国家和家庭的权力。
提出关注的几个问题：有关妇女的社会福利与保健；国家如何使国家思想体系对妇 女产生影响；国家政体中妇女与男性的同等参与机会；国家对妇女组织的态度。
人类学 的研究还把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定位到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中，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统一 的概念，存在着族群、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认同等差异。
（注：Irene Silverblatt ：《解释国家中的女性：新女性主义民族史》，米卡拉·特李欧纳多，1991年，第140－ 171页。
） 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人类学者在本国研究的展开，以及一批美籍非洲裔女性人类学者 如邦迪、邓汉、戴格斯、格林、德洛尔等人的崛起，80年代有色妇女学者开始批评白人 女学者忽视种族、阶级文化限制下的性别定位，将其研究同其父辈家园和族属连结起来 ，妇女人类学开始关注少数种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并以非西方文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视 角，构成了妇女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受此影响，欧洲90年代初女性权力研究注意与人权 的结合，及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探讨。
英国一些黑人女性学者考察移民妇女生活，并提出 挑战性问题，但尚未公诸学术界，法德荷比等国出现个别对移民、难民妇女的分析，但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还未成为妇女人类学多种声音的一种（注：闵冬潮：《妇女研究在 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同③，第198页。
）。
亚洲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曾 隶属于史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妇女研究本身正在形成中；女性主义影视 、艺术作品及其艺术节正不断问世。
80年代后期，受到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经典、注重大众社会、重视不同思想和结构 因素等影响，人类学重新思考异文化的解释性，反思田野研究与写作是否、如何和多大 程度地制造着非西方社会
以再造和再表现异文化维持西方文化权益
否定以超地域模 式涵盖地域模式，否定文化的异族化及对被研究者个性的隐抑，提倡研究者的主观性与 对权利霸权的批评。
予以女性自我和权利意识积极的影响。
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得 到研究。
女性人类学家提出：“反思性民族志只有与女性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更敏锐地 意识到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和再表现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不平等（衡）性”（注 ： Judith Stacey：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rography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 义民族志》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New York，19 91年，第115－171、第115－117页。
）。
女性学者的双重身份与写作方式的讨论，成为 实验的新“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主要手法，注意吸收边缘社会和社区的女性主义作品， 补充分析研究者自我文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主张认识到女性身份的部分一致性。
“认 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self）可能包含多种认同，他者身分（other ）可 能是自我的一部分，以突破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禁锢”。
（注：丽拉·艾布：《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女人与表现》，1990年，第5卷第1期，第25页。
）为 新女性主义民族志应以参与而非主导方式，来表达各种妇女的声音，研究各种个体及其 关联而非一般化，以具体再现不同的文化政治，对此最具表性的研究是卡麻拉·维斯卫 斯瓦朗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
人类学本土与人观的研究，指出了传统理论范式的非普适性，然而容易忽略可能存 在于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的人类共同性，因而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无一需要一种 多元、多向度的取向与互动，妇女研究尤其如此。
80年代末，妇女人类学对于女性地位与权力的关注的一项重大现实成功是：妇女人类学走进传统系科的课程表。
1985年美国人类学会通过了“妇女人类学教学计划”和新 的人类学基础课教学指南与文献目录，随后出版了《社会性别与人类学》（1989）基本教程，包含妇女人类学基本观点方法和所有重要课题，以及全世界性别研究信息。
继之 成立了美国人类学会妇女人类学协会，并出版系列刊物和资料，致力于女性问题方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