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基督徒聚会的流程有哪些
感谢主
基督徒聚会，是在圣殿里敬拜神；各地聚会的形式（流程）不尽相同，基本的步骤如下： 1、敬拜：由一个人带领，唱赞美诗，唱诗前先由一到两个人祷告；选唱几首诗歌有顺序地歌唱；每首赞美诗中间用感恩的话语串联起来；所选的诗歌要和本次聚会的的讲道内容结合起来。
有的教会有专职的唱诗班，有的没有，就是大家一起歌唱。
敬拜一般在讲道前的30分钟开始，正式讲道时结束。
2、祷告：由一到两个人（最多三个人）祷告，为本次的聚会讲道献上祈祷； 3、讲道人祷告； 4、讲道（讲课）开始； 5、讲道结束；讲道人祷告； 6、听课代表祷告（回应祷告）；聚会结束。
聚会时要注意：手机要关机或调到静音状态；不要随便走动；不要交头接耳；不要大声喧哗；要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哈利路亚
沙特阿拉伯信仰什么教
伊斯兰。
[编辑本段]【概况】 【国名】沙特阿拉伯王国（Kingdom of Saudi Arabia），代码SA。
“沙特”取自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始人伊本·沙特之名，在阿拉伯语中，为“幸福”之意；“阿拉伯”一词，为“沙漠”之意。
“沙特阿拉伯”即为“幸福的沙漠”。
【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特官方数字）。
【人口】2460万（2005年），其中沙特公民约占70%。
绝大部分为阿拉伯人，信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
【官方语言】阿拉伯语，通用英语。
【同北京时差】 比格林尼治时间早3小时；比北京时间晚5小时 【国际电话码】 966 【首都】利雅得（Riyadh），人口约500万。
夏都为塔伊夫；外交之都为吉达；宗教之都为麦加。
【国花】乌丹玫瑰（蔷薇科） 【国家元首】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Aziz），2005年8月1日继位。
【重要节日】国庆日：1932年9月23日；开斋节：回历10月第一天；宰牲节：回历12月10日。
【货币】沙特里亚尔（Riyal），1美元＝3.75沙特里亚尔。
【宗教】伊斯兰教为国教，逊尼派穆斯林占85%，什叶派穆斯林占15%。
一天祷告五次，此时当地人都去清真寺做礼拜。
女人必须穿黑袍。
【国旗】 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
绿色的旗地上用白色的阿拉伯文写着伊斯兰教的一句名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下方绘有宝刀，象征圣战和自卫。
绿色象征和平，是伊斯兰国家所喜爱的一种吉祥颜色。
国旗的颜色和图案突出地表明了该国的宗教信仰，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国徽】呈绿色。
由两把交叉着的宝刀和一颗枣椰树组成。
绿色是伊斯兰国家的喜爱的颜色。
宝刀象征圣战和武力，象征捍卫宗教信仰和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意志；枣椰树代表农业，象征沙漠中的绿洲。
另外，沙特人民最喜爱枣椰树，并把它作为捍卫宗教信念的象征。
【国歌】我们敬爱的国王万岁 [编辑本段]【自然地理】 位于阿拉伯半岛。
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也门等国接壤。
海岸线长2437公里。
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高原属地中海气候，其他地区属亚热带沙漠气候。
夏季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可达50℃以上；冬季气候温和。
年平均降雨不超过200毫米。
全境大部为高原。
西部红海沿岸为狭长平原，以东为赛拉特山。
山地以东地势逐渐下降，直至东部平原。
沙漠广布，其北部有大内夫得沙漠，南部有鲁卜哈利沙漠。
有金、银、铜、铁、铝土、磷等矿藏。
东部波斯湾沿岸陆上与近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藏量极丰。
鲁卜哈利沙漠东部的布赖米绿洲为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三国争议地区。
[编辑本段]【简史】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些继承者建立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为鼎盛时期，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
中国史书称为“大食”。
十一世纪开始衰落，十六世纪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
十九世纪英国侵入，当时分汉志和内志两部分。
1924年内志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兼并汉志，次年自称为国王。
经过30年征战，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终于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于1932年9月23日宣告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这一天被定为沙特国庆日。
[编辑本段]【政治】 沙特是君主制王国，禁止政党活动。
无宪法，《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是国家执法的依据。
国王亦称“真主的仆人”。
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
1992年3月1日，法赫德国王颁布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其缔造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拉赫曼·费萨尔·沙特国王的子孙中的优秀者出任国王。
2006年上半年，沙政局总体平稳，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安全形势续有好转。
【议会】 沙特协商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是国家政治咨询机构，下设12个专门委员会。
协商会议由主席和150名委员组成，由国王任命，任期4年，可连任。
2002年2月，法赫德国王任命萨利赫·阿卜杜拉·哈米德（Saleh Abdullah Homaid）为协商会议主席，2005年4月连任。
【政府】 本届政府于2003年5月组成，现由29名成员组成，主要成员是：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Aziz and Ben la Den），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ultan Bin Abdul-Aziz），内政大臣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Naif Bin Abdul-Aziz）,外交大臣沙特·本·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ud Bin Faisal Bin Abdul-Aziz）,石油、矿产大臣阿里·易卜拉欣·纳伊米（Ali Ibrahim Naimi）,财政大臣易卜拉欣·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萨夫（Ibrahim Bin Abdul-Aziz Asaf）。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13个地区：利雅得地区、麦加地区、麦地那地区、东部地区、卡西姆地区、哈伊勒地区、阿西尔地区、巴哈地区、塔布克地区、北部边疆地区、季赞地区、纳季兰地区、朱夫地区。
地区下设一级县和二级县，县下设一级乡和二级乡。
[编辑本段]【司法机构】 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执法依据。
设有高等法庭和普通法庭。
高等法庭设在麦加、吉达和麦地那。
特别上诉法庭设在利雅得和麦加。
另有普通法庭处理一般案件和贝都因部落事务，该类法庭由宗教法裁判官主持。
司法机构隶属司法部。
[编辑本段]【重要人物】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
生于1924年。
1964年，任国民卫队司令，1975年被任命为第二副首相，1982年6月，被立为王储兼第一副首相和国民卫队司令。
2005年8月1日继任国王。
阿曾于1998年10月和2006年1月访华。
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1928年生于利雅得，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的同父异母兄弟。
年轻时即任皇家卫队司令，1953年任利雅得地区埃米尔，同年改任农业大臣，1962年任国防大臣，1982年起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和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2005年8月1日被任命为王储兼副首相、国防航空大臣、军队总监。
苏曾于2000年10月访华。
[编辑本段]【经济】 石油工业是沙特经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
近年来，沙受益于国际油价攀升，石油出口收入丰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政府大力建设和改造国内基础和生产设施，继续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劳动力沙特化和经济私有化，努力扩大采矿和轻工业等非石油产业，鼓励发展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积极吸引外资，保护民族经济。
2005年12月，沙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约一半人口从事游牧，放养骆驼、绵羊、山羊、马。
四分之一人口从事农业，耕地不到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一，散布在各绿洲中。
农产品有椰枣、小麦、大麦、蔬菜、水果。
工业有石油提炼、石油化工、钢铁、纺织、水泥等部门。
国家政治、经济重心为利雅得与哈萨区。
汉志为第二重心，有行政中心吉达与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麦地那，近年正加速建设红海沿岸的石油化工业。
两个重心区之间有公路以及长距离油管、液化气管相通。
出口主要为石油及其制品，占出口额的90％，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还出口有椰枣、畜产品；输入主要为粮食、糖、茶和纺织品等。
从达兰至黎巴嫩的赛达，筑有中东最长的输油管（长1，770公里），近年又修筑了从东岸石油区到西岸的油管与液化气管道。
沙赫普尔港“霍梅尼港”的旧称。
主要经济数据（2005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3074亿美元 人均GDP： 13947美元 经济增长率：6.5％ 通货膨胀率：1％ 外汇储备：1835亿美元 外债：1267亿美元 失业率：8.8% 对外贸易总额：2280亿美元 出口额：1570亿美元 进口额：527亿美元 [编辑本段]【资源】 2005年，沙石油产量5.26亿吨，出口石油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363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6%），三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
天然气年产量640亿立方米，剩余可采储量6.9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储量的4%，居世界第四位。
沙还有金、铜、铁、锡、铝、锌等矿藏。
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
地下水总储量为36万亿立方米，按目前用水量计算，地表以下20米深的水源可使用320年左右。
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化海水生产国，其海水淡化量占世界总量的21％左右。
目前，沙共有30个海水淡化厂，日产300万立方米淡化水，占全国饮用水的46％。
沙共有184个蓄水池，蓄水能力6.4亿立方米。
[编辑本段]【工业】 石油和石化工业是沙特的经济命脉，石化产品外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石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3%。
2005年沙原油日产量为1050万桶。
近年来，沙政府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大力发展钢铁、炼铝、水泥、海水淡化、电力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非石油产业，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有所改观。
近年石油产量及收入情况如下： 年份 产量（万桶／日） 收入（亿美元） 2003 850 740 2004 910 1060 2005 1050 1570 [编辑本段]【农业】 沙特十分重视农业发展。
全国有可耕地3200万公顷，已耕地360万公顷。
从业人员约为39万，农业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7％。
政府对农业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农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种植，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目前主要农产品有小麦、椰枣、玉米、水稻、柑橘、葡萄、石榴等。
粮食自给率为98%，小麦已实现自给自足并出口。
畜牧业主要有绵羊、山羊、骆驼等。
政府还利用地方和私营企业力量兴办肉鸡、蛋鸡场，发展养鱼业，鼓励大公司建立各种农场。
沙有自流水井4万眼，饮用水井5.2万眼，水坝220座，蓄水能力达8亿立方米。
[编辑本段]【财政金融】 沙官方海外资产约1280亿美元。
2005年政府国内公债1266.7亿美元，占GDP的41%。
沙有商业银行10家，其中国民银行、利雅得银行和拉吉希金融投资公司三家为本国银行，其余为合资银行，分支机构1210家。
资本约230亿里亚尔，利润约70亿里亚尔。
沙有七家证券交易所。
[编辑本段]【对外贸易】 实行自由贸易和低关税政策。
出口以石油和石油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93％，石化及部分工业产品的出口量也在逐渐增加。
进口主要是机械设备、食品、纺织等消费品和化工产品。
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等。
由于大量出口石油，沙对外贸易长期顺差。
2005年沙对外贸易总额2280亿美元，出口额1570亿美元，进口额527亿美元。
商务签证材料 (1)护照原件(半年有效期以上) (2)2寸白底彩照2张 (3)身份证复印件 (4)中方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5)派遣函原件 (6)经当地认证的邀请函复印件 (7) 沙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8)往返的机票订单 (9)女士及男士技术人员,工程师需有沙特方的反签号 [编辑本段]【军事】 武装部队建于1964年，最高国防会议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
国王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为穆罕默德·萨利赫·哈马迪上将。
军队分正规军和国民卫队。
正规军平时实行志愿兵役制，战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般兵种服役期两年，特殊兵种服役三年。
武装部队总兵力约10.6万人，其中陆军约7.3万人，编3个装甲旅、1个空降旅、1个步兵旅、1个王室警卫团、23个炮兵营；海军约1.1万人，组成红海和波斯湾两支舰队；空军约1.8万人，编攻击机中队、截击机中队等。
此外还有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特种安全部队和海上警卫队等。
[编辑本段]【教育】 政府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实行免费教育。
中、小学学制各为六年。
全国共有各类学校2.28万所，其中综合性大学8所，学院78所，高等宗教大学5个。
现有教师33.96万人，在校学生约480万，其中大学生27.2万人。
每年约有7000名学生公费出国留学。
在国内读书的大学生，除免费住宿外，还享受津贴。
[编辑本段]【新闻出版】 全国发行13种报纸、24种杂志。
阿拉伯文报纸主要有：《利雅得报》、《中东报》（在伦敦出版）、《半岛报》、《国家报》、《欧卡兹报》、《座谈报》等，英文报刊主要有：《阿拉伯新闻》、《沙特报》、《沙特商业》、《沙特经济概览》等。
沙特通讯社：简称沙通社，1971年1月23日成立，直接受新闻部领导。
用阿、英、法文发稿。
在华盛顿、伦敦、突尼斯、贝鲁特、开罗等地设有分社。
广播电台：主要有3家，分别是1962年在麦加建成的《伊斯兰召唤》电台，1965年建成的利雅得广播电台和1972年建成的《古兰经》广播电台。
以上电台除用阿拉伯语广播外，每天还用英、法、乌尔都、斯瓦希里、波斯和班加利语对外广播。
电视台：1964年建立电视网，现有五个电视台。
1965年开始播放黑白节目，1976年开始彩色播映。
1983年开始播放英、法语节目。
目前全国各地有107个中转站，电视网已覆盖全国98％的地区。
[编辑本段]【对外关系】 沙奉行独立自主、温和务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
将发展与美关系放在外交首位。
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致力于阿拉伯团结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建设，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
大力开展多元化外交，加强与中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大国的关系。
迄今，沙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作为世界石油大国，沙加强与OPEC内外产油国的协调，维护产油国利益，并加强与石油消费国的沟通。
【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立场】 伊拉克问题：主张维护伊拉克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阿拉伯属性。
支持伊政治重建进程，希望将各派都纳入该进程。
支持打击破坏伊安全与稳定的恐怖活动，认为伊武装组织的行为不利于伊实现稳定和重建。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伊内政，呼吁伊周边各国遵守不干涉伊内部事务的原则。
沙在2003年召开的马德里伊拉克国际捐助会议上捐款10亿美元。
巴勒斯坦问题：强调全面、公正解决巴以冲突是实现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是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
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呼吁重启“路线图”计划。
要求以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
2002年阿卜杜拉王储提出中东和平倡议，并成为同年阿盟首脑会议决议。
沙对2006年巴立法选举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巴人民的选择和意愿，给哈马斯更多时间调整政策。
沙反对孤立哈马斯政府，反对停止向巴提供援助，反对为哈马斯政府参与和谈预设条件。
伊朗核问题：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伊核问题。
希望伊不发展核武器，与海湾国家一道致力于实现本地区无核化。
希望伊遵守《联合国宪章》，并采取措施增进互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反对对伊朗进行制裁或动武，认为这会给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愿与伊在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进一步发展关系。
反恐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极端思想的产物，不属于某一文明、宗教或民族。
强调反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根源。
2005年2月，阿卜杜拉王储在利雅得国际反恐大会上倡议成立国际反恐中心。
叙黎问题：谴责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事件，呼吁黎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避免分裂。
沙为促进叙利亚与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积极斡旋，认为在最终调查结束之前不应对叙采取行动。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欢迎苏丹政府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强调反对任何对苏的武力干涉和制裁，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苏足够的时间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避免使用可能导致问题复杂化的威胁。
认为应集中精力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支持向该地区派遣非洲维和部队。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建立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无核区和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已加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
要求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认为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中东不稳定因素，国际社会应对以施压。
国际油价：强调奉行平衡的石油政策，承诺保证石油供应。
认为国际油价维持高位的原因并非市场原油短缺，而是炼油能力不足。
呼吁主要石油消费国减少石油税收以使消费者受益。
关于当前黎以、巴以冲突：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动，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暴行，强调大国应负起政治责任，促使以和黎真主党立即实现停火，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向黎人民提供帮助。
同时，沙明确宣布要区别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与合法抵抗运动，反对激进组织的“盲动”将阿拉伯世界拖入危险境地。
沙国王宣布向黎巴嫩人民捐赠5亿美元，向巴勒斯坦人民捐赠2.5亿美元，并指示向黎中央银行存入10亿美元，以支持黎经济。
【同美国关系】 1943年5月沙美建交。
两国签有共同防御协定和吉达机场租借权协定。
海湾危机发生后，沙美关系加强。
海湾战争后，沙同美就海湾地区战后安全安排和召开中东和会问题相互协调立场。
1990年海湾危机以来，沙同美先后签订购买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武器合同。
美是沙第一大贸易伙伴，沙是美第一大石油供应国，1999年，双方贸易额约为168亿美元。
近些年来，沙美高层往来不断。
1998年，美副总统戈尔访沙，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和国防部长也分别访沙。
同年9月，沙特王储访问美国，会见了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沙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1999年，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科恩访沙。
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访沙，并签署了两国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与技术合作的协议。
11月，沙第二副首相兼国防与航空大臣、军队总监苏尔坦访美。
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会见了苏尔坦，美国防部长科恩同苏尔坦举行了会谈。
2000年9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中东形势及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2月，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访沙，会见了阿卜杜拉王储、外交大臣费萨尔和石油大臣纳伊米。
4月和11月，美国防部长科恩两次访沙。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沙美关系出现变化。
美舆论抨击沙宗教政策，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咎于沙瓦哈比教派的圣战思想。
大批在美留学、经商、工作的沙特人遭到美警察的监视、盘查甚至拒捕，沙资金开始从美抽逃，一些双边合作项目被搁置甚至取消。
沙特政府对其公民在美遭受歧视极为不满，并向美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要求美国重新审议其中东政策。
在美展开反恐斗争后，沙特同美国的政策拉开了距离，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特别是美国在沙驻军问题使沙特王室面临来自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沙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1年双方重要往来有： 2月，美国务卿鲍威尔访沙；4月，美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上将访沙；同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访沙；9月13日，法赫德国王致电美国总统，对“9·11”事件受害者表示慰问并谴责恐怖事件；20日，沙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与美就反恐问题进行磋商；22日，沙协商会议副主席访美，就“9·11”事件及沙反恐立场向美通报，支持美的反恐斗争；10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沙特并会见法赫德国王和阿卜杜拉王储；11月，沙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布什总统会见。
2002年8月，美国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政策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沙特是美国的敌人，是中东的邪恶中心，指责沙特的某些王室成员涉嫌资助恐怖组织，建议美国政府要求沙特停止资助伊斯兰原教旨分子，冻结和查封沙在美的资产。
其后，部分“9·11”遇难者的家属向沙特王室提出诉讼，要求索赔数万亿美元。
沙特对美国上述行动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美国的做法损害了沙特的国际形象，沙特国内相继发生了群众反美示威活动。
此外，沙与美在一些地区问题上亦存有分歧，沙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不支持美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
尽管双边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音，两国政府仍维系双方盟友关系，2002年双方重要往来有： 4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美国，向美总统布什就中东问题提出8点和平计划；6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访美，布什总统会见。
3月，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和美国副总统切尼分别访沙；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访沙，法赫德国王会见。
两国领导人还多次出面驳斥媒体有关沙美关系陷入危机的报道，互通电话、信函，强调双方盟友关系。
【同其它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关系】 2001年，沙特同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
沙、英于1927年建交。
英是沙第二大商品供应国和第三大投资国，在沙有合资企业90多家，总投资额35亿美元。
1998年，双边贸易额约220亿里亚尔。
1999年2月，沙英商会成立。
2000年6月，沙英投资论坛在伦敦举行。
4月，英国国防大臣霍恩访沙，法赫德国王和阿卜杜拉王储分别会见了霍恩，苏尔坦亲王与霍恩举行了会谈。
6月，利雅得地区埃米尔萨勒曼访问英国，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会见了萨勒曼。
2001年6月，沙外交大臣访英，与英方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举行会谈；7月，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沙皇家海军部队在吉达举行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沙特，法赫德国王会见。
沙、法于1936年建交。
两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法是沙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137.88亿里亚尔。
至98年，法在沙投资达20亿法郎，共有67个合资项目。
法每年进口沙原油25亿美元，占法消费量的1\\\/4；向沙出口16亿美元的工业设备、食品等。
2000年2月，法国外长费德林访问沙特，与法赫德国王、阿卜杜拉王储、费萨尔外交大臣和萨勒曼亲王分别进行了会晤或会谈。
6月，法国防部长里查德访沙，同第二副首相兼国防航空大臣苏尔坦举行了会谈。
2001年6月，阿卜杜拉王储访问法国，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形势交换意见；10月，法国外长韦德里纳访问沙特，会见了阿卜杜拉王储。
德国是沙特在欧盟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1997年，双边贸易额为29亿美元，沙向德出口8.45亿美元，从德进口20.60亿美元，目前德在沙合资企业总投资约为4亿美元。
2000年5月，沙特高教大臣安卡利访问德国，双方签署了两国教育和科技人员往来协定。
2001年10月，德国外长访沙，与沙外交大臣费萨尔就中东局势和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外，沙特与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2001年4月，欧盟贸易专员拉米访沙，与沙方就沙加入WTO问题举行会谈；9月，欧盟代表团访沙，与沙特王储就双边关系及中东形势进行会谈。
2002年2月，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沙特，与阿卜杜拉王储举行会谈，讨论其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6月，沙王储阿卜杜拉与索拉纳再次举行会谈，强调沙坚持中东和平进程必须以沙和平计划为基础。
沙、日于1954年建交，近年两国关系有进一步发展。
2000年2月，两国有关续签日在沙科中立区的阿拉伯石油公司开采权合同的谈判历时两年多后，最终仍破裂，但双方均表示，这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沙是日本主要原油供应国。
沙特出口的原油占日本石油消费量的24.8％，日本精炼油的13.4％来自沙特。
1998年日本平均每天从沙进口116万桶原油。
日本是沙第二大贸易和投资伙伴，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465亿里亚尔，其中沙向日出口约390亿里亚尔。
在沙有33个日沙合资企业，总投资额为176亿里亚尔。
2001年9月30日，日本首相特使访沙，向沙方通报了日对“9·11”后国际形势的看法。
【同阿拉伯国家关系】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中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求更快地发展经济和文化问题上。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
少数民族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解决，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这是同志在民族问题上强调的最基本的认识、要求和态度。
一、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同志早就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他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1]。
明确指出：“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
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2]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制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3]但需要时间，需要用事实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
”[4]历史上饱经苦难、备受欺压的少数民族，只有亲眼看到，只有亲身经历并感受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和汉族对他们的平等友善的态度，只有实际得到自己的切实利益时，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心理、隔阂心理逐步减弱，民族间的信任感逐步增强，才会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远远不是完成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差异长期存在，民族矛盾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长期性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平等之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性和发展不平衡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心理的残余将长期存在；二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民族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还会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三是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问题上，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等，也容易产生民族间误会、纠纷和摩擦，特别是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或不慎，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械斗或冲突；四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领域，有些人做出伤害民族感情，侮辱少数民族，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严重影响民族关系；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国内的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民族、宗教两个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总之，时代发展的进程和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族问题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等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政策。
二、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同志多次强调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多次指出西南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5]。
“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6]。
同志要求大家分析民族问题的复杂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
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也比较复杂，而且红军长征路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既撒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其中少数人也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这给当地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和某些隔阂。
这些都造成了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同志还以进驻西南地区半年还未搞清楚有多少民族的例子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
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
”[7]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由于受到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反映的内容和形式等都具有复杂性：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矛盾；既有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有政治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既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领域的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民族问题既表现在民族群体之间权益关系问题上，也表现在国家、民族、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上。
又由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以及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民族问题的内容、性质等并不是单纯划一的，表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民族问题上交织着民族的、阶级的，还有宗教的等因素。
总之，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表现出了复杂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策略和方式、方法。
三、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同志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要求人们重视民族问题，解决好民族问题。
他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
”[8]西南地区民族多、边境线长、边境地区居住的大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9]“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
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10]。
也就是说，西南地区民族问题不仅对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都有重要影响。
正如同志所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11]也就是说，不仅是从西南来说，就是从全国来说，解决好民族问题是真正形成中华民族幸福大家庭的前提条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或靠近边疆的地区，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还跨界而居。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对多民族的我国国家统一的巩固、边防的安全、社会的安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民族问题本身的特点等，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总政策。
民族理论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问题。
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中共十三届四、五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强调要搞好民族工作，重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必须高度重视。
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和敏感性来看，处理好民族问题，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如果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肯定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阻碍和破坏这个进程。
正如同志指出的，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民族间、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拉大，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2]。
从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分裂、动荡的情况看，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以及这些地区冲突和战争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
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国内、国家间的战争，也大都与民族问题有关。
因此，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是必须重视解决的社会问题。
总之，从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好民族问题。
这是社会安定和发展，人民团结和幸福、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关键问题之一。
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 民族关系是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和政策，民族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社会制度上推翻了阶级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阶级基础、社会根源，各族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在政治上翻了身，享有了民族平等权利，当家做了主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志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13]这是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的197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
这一论断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时间、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少数民族在获得解放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民族地区的各种剥削制度，建立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各类各级人民政权。
在民主改革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按着整个国家发展的步骤，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大多数少数民族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内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成为民族的主宰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建立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不断扩大和加深，各族人民在不断的扩大交往中，彼此增进了解，互相帮助，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各民族友好和睦，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志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
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14]这是同志对铲除了旧的社会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特点的基本评估。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实现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剥削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等旧社会的遗迹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
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经济权益等具体权益方面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
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
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同志在1979年6月15日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15]这是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科学论断。
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各民族之间的不断的、日益增多的交往联系中，社会主义一致性日益增多，更加发展，即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逐渐增多。
同时，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更加深入，更加巩固。
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 民族关系的性质是由民族的性质决定的。
民族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国家政权对各族劳动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统治关系，改变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统治所造成的不平等地位。
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型的民族关系，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始形成。
这是从全国范围内、从总体上说的。
但是，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我国民族关系，是处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具有二重性，包含着阶级矛盾的特殊关系。
因此，过渡时期的民族关系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一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各民族剥削阶级上层的关系，其中包括与爱国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关系，也包括与不接受共产党领导，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剥削阶级上层之间的敌对关系。
这一时期，很多少数民族处在落后的发展阶段，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些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落后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人民政府的管辖下）。
这些民族的统治阶级，在本民族内部是剥削者、压迫者；在本民族外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民族的代表人物（有的还在民主政权机关里当权）。
对这些民族来说，由于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没有消除，民族外部的关系必然要受到剥削阶级及其统治作用的影响。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各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已经消除，各民族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各民族间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
这种民族关系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民族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先后在各民族中成了主人翁，主宰着民族命运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又被消灭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建立在各民族人民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逐步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日益掌握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的。
曾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17] 民族关系的内容或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民族关系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或特征发生了根本变化。
旧中国存在的私有制共有的民族之间的政治压迫关系、经济剥削关系、文化歧视关系、社会排斥关系，转变为新中国的、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之间政治平等团结关系、经济互助合作关系、文化共存繁荣关系、社会和睦协调关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指出：“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8]刘少奇在1954年9月15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草案的序言和许多条文规定了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
”[19]周恩来在1957年8月4日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
”[20]“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21]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0年7月21日《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
”[22]同志在197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23]根据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内容和特征的上述论断，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容或特征的表述确定为“平等、团结、互助”。
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同志主持下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通过的报告，都一再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的主体关系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思想。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科学地分析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揭示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即“两个离不开”的思想。
198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中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两个离不开”思想，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它的历史依据是我国各民族在千百年来互相依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历史事实；它的现实依据是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平等、团结、互助的客观现实。
历史上，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有着强大的历史纽带：一是千百年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把各民族紧紧地凝结在了一起；二是千百年来中原汉族地区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依共存；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面对共同敌人，抵御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斗争中结成了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提供了保障。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消除，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友好合作、亲密无间的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二是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汉族地区科技、人才优势的结合，特别是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各地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为各民族保持各自文化的特点和精华、不断学习和吸纳先进文明的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总之，“两个离不开”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两个离不开”思想充分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望，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两个离不开”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概括欧洲大学发展史
大学发展史一、 中世纪大学 在历史学的视野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已经不再是西方历史上一场可怕的梦魇，相反，它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化时代。
大学的孕育诞生，便是最能体现中世纪独创的遗产之一。
虽然有人认为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国的先秦时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本上都直接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现代大学的一系列组织结构和制度原则都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这些结构与制度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在人类文明传承、延续与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世纪大学起源的历史条件中世纪后期对其后欧洲的发展影响深远，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许多的制度框架都开始形成。
1世纪早期教育制度的影响加洛林王朝的改革：查理曼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阿尔昆颁布兴建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敕令。
2、知识与学术的复兴翻译运动：开发阿拉伯文献和希腊文献的努力 13世纪上半叶开始，翻译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学术活动，其地理中心在西班牙。
学术的复兴：经院哲学、大师的讲学（阿贝拉尔）。
知识分子的出现3、城市与行会的影响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的兴起：教育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行会组织：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外来的学者们没有城市的公民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就需要一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
在当时的自治城市中，除了宗教组织之外，行会组织是市民阶级中最普遍的一种组织形式。
行会(guild) 是中世纪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能互相帮助而结成的个人之间的自由联盟，这种联合，对内可以管理和监督自己的成员，对外可以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侵害。
行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师傅（master）、帮工（journeyman）和徒弟(apprentice)三个权力和义务各不相同的等级。
师傅是行会的正式成员，师傅和徒弟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作为行会内部组织的章程。
徒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只有获得了师傅称号才能真正成为行会的一员，才可以独立从业。
在中世纪强大的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控制下，行会是最能保持一定自主权的组织形式，学者们看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也开始模仿工商业行会组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
（二）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阶段和地理趋势有关最早大学的争议：萨莱诺大学、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
自然形成：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 蜂群式衍生：剑桥大学、帕多瓦大学、维切利大学权威创办：那不勒斯大学、图卢兹大学、罗马教廷大学1198——1300年： 18所大学的出现，16所比较活跃1300——1378年：19所大学的建立1378——1500年： 以“大分裂”为分水岭 大学大量出现 到1500年63（或者66所）。
16世纪新的大学仍然在建立。
地理趋势：意大利南部——西南欧——中欧以及东欧3） 中世纪大学的类型及特点教师型：巴黎大学教师行会 以教师为主体管理大学学院：四个学院都有 学院是巴黎大学的基本单位，是最重要的管理机构同乡会：教师和学生的组织学生型：波伦亚大学学生行会 以学生为主体管理大学同乡会：山南联盟、山北联盟教师由学生雇佣、同乡会的学生选举自己的校长，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混和型：蒙彼利埃大学、布拉格大学德国早期的大学都仿照的是巴黎大学，建立了四个学院，但是法学院的学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波伦亚大学的影响。
（四）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哈罗德·珀金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无序的社会，教会的权威开始削弱，世俗皇权的力量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由于城市的兴起而开始发育。
中世纪大学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权力分崩离析的无序型社会。
大学在权力斗争的罅隙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并且逐渐成为一个自治的机构。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欧洲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中世纪的西方再也没有一个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利，欧洲成为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
“在它的政治意识和理智意识的中心是基于教皇吉莱西的双剑说的二元论，即世俗的与宗教的，帝国的与教皇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主教管区，两者双方都声称是古代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者。
” 这种二元论把中世纪社会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势力：一边是以教皇为主导的教会势力，包括大主教、主持和教区的牧师；另一边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世俗势力，包括国王、贵族和庄园主。
两种势力均有各自适用的法律形式，世俗法和教会法，相应地也有处理法律事务的两类法庭。
因此，两种势力之间的财力和权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从11世纪开始，各世俗国家正随着商业的复苏和城市的兴起逐步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而此时教会也不肯放松甚至要加强对西方世界的统治，教权与皇权在中世纪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此消彼长的斗争。
中世纪后期独特的政治形势为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大学与教会121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Ⅳ）在发布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Quasi Lignum Vitea）中也声称，“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
” 教皇对大学情有独钟，因为大学能为他们传播教义，能使他们的教义在诸多宗教团体中巩固地位，同时在与不断扩大的异端邪说的斗争中取胜。
这样不但加强了罗马教皇的中心权利，也能防止世俗权利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扩大。
另外，他们也希望能从大学中招收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成员作为接班人。
教皇西勒丁二世（CelestineⅡ）和西勒丁三世（Celestine Ⅲ）以及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都曾是阿贝拉得（Abelard）的学生。
纵观整个中世纪，大学的体系是荫庇在教会之下的。
从12世纪40年代开始，在巴黎学习过的人在教会法庭、天主教会学舍以及教廷都表现卓越。
由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任命的红衣主教中有六分之一的人、由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任命的有二分之一的人，都在巴黎学习过或者是教过书。
大学与王室腓特烈大帝在有关学习自由的法律中提到，正是通过知识，世界才得以启蒙，生命才会服从于上帝。
这一陈述精确地表明了最高世俗权威的观点：学术既能丰富知识，也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大学与城市大学在城市里诞生的早期，并没有引起市政官员们多大的注意。
为了求知，师生们到处活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当师生们的数量越来越大时，城市开始为这种难以控制的国际人口大伤脑筋，所以在大学诞生的早期阶段，对大学基本上持有的是一种排斥的态度。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当局发现大学的罢课和迁离不仅使他们的城市丧失了科学中心的声誉，而且也失去了由大学团体的活动而带来的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同时，大学还是为城市和教会培训顾问和官员的教育场所。
（五）大学特权的获得：居住权；司法自治权；罢课权和迁徙权 ；颁发教学许可证；免税、免役权；其他特权以及特权涉及的范围；特权的衰落大学是西欧中世纪留给现代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中世纪的西欧，大学享有多种特权。
这些特权包括居住自由、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司法自治、罢课和迁徙、免税免役、自主颁发教学许可证，等等。
这些特权，一方面是大学及其师生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同教会、国王和城市进行斗争获得的；另一方面，也是大学巧妙地利用国王和教会的矛盾而获得的。
除了“斗争”和“利用”之外，大学独特的社会地位，如大学师生的僧侣身份、大学为包括教皇在内的高级僧侣提供教育机会、大学教育成为城市和商业需求依赖的对象、优待大学是尊重知识的传统的一部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自然而然地都对大学获得特权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特权不但保护了大学的自由，促进了大学的普遍兴起,也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为近代欧洲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中世纪大学特权的研究，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力量与大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和问题，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六）大学的内部组织与管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学院有自己的负责人，通常称为院长（decanus）。
还有一个财务主管(receptor)，执礼杖者，一个共同的印章以及章程。
院长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
院长是教师中的一分子，从教师中选举出来的，负责学院的日常管理、教学、辩论和考试等工作。
同乡会在很多大学中，同乡会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同乡会主要是学生创建的团体，也有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创建的。
巴黎大学有四个同乡会，即法兰西同乡会、皮卡底同乡会、诺曼底同乡会和英格兰同乡会（英格兰同乡会包括来自中欧和北欧的学生）。
在波伦亚和帕多瓦等等这些学生大学中，大学一般都被划分为两个联盟（山南联盟和山北联盟），联盟本身又按照更小的地理区域被分成同乡会。
学舍在法国、英格兰和德国，学舍所创制的教育模式对现代欧洲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学舍（collegium，又译做学寮、学院）最初是为贫穷学生提供的住所。
后来变成了一个自治或者半自治的学术团体，他们在捐赠的房子里学习和生活。
巴黎大学一开始就有学舍，最早的学舍是1180年为18名贫穷学生建成的十八人（Collège des Dix-huit）学舍。
1186年，圣托马斯（College of St Thomas）学舍建立。
1257年左右索邦的罗伯特（Robert of Sorbon）建立了索邦（La Sorbonne）学舍。
14世纪末期，巴黎大学拥有大约70个学舍。
英国牛津，默顿学舍（Merton College），建于1264年。
剑桥的第一所学舍，彼德豪斯（Peterhouse）学舍建立于1284年，是以默顿学舍为原型。
在南部欧洲，学舍的重要性没有欧洲中西部那么显著。
欧洲南部的学舍一直都没有获得任何组织和教育上的意义。
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学生往往和市民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和市民一块住宿，享受同样的住宿条件和政治权利。
波伦亚最古老的学舍起初就由创立者授意只向少部分贫穷的学生提供住宿、饮食和经济援助，不提供教学。
（七）大学的入学、课程和教学1．大学的入学仪式生活在中世纪的年轻人到了14岁左右的年龄时，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
新生入学要经历一个入学仪式，且起初是在大学生中间流行的非正式的“清扫”典礼，意思是去掉年轻人粗俗的习气和野蛮的兽性。
大学中先入学的老生们不但在钱财方面要敲榨刚入学的新生，而且还取笑他们是邪恶、肮脏的怪物，认为他们身上有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使人想起野猪的獠牙。
因此，他们在入学之前首先得受到体罚和洗礼，清除这些东西。
新生被装扮成长着鸟嘴、牛角和爪子的怪物，开始一个滑稽摹仿的忏悔仪式，招认他有那些古怪的坏习惯，人们就去掉他们想象中的双角和肉瘤，给他洗澡，锉掉他的门牙。
这一仪式的实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入学时新生要遭到老生的欺负。
由于受害者越来越多且仪式越搞越过火，大学不得不开始干涉这些事情。
1340年巴黎大学颁布了一项法规，其中规定：老生不准收受新生的钱财，欺负新生的人一旦让学监和校长得知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2．课程文学院：七艺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高级学院入学仪式完成之后，学习便可以开始了。
当时的一学年被分成了四个学期，第一个阶段从10月9日至12月16日；第二个阶段从1月13日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第三个阶段从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到降灵节后的星期五；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圣三主节后的星期一到7月20日。
假期共有11周之长：四周的圣诞节假期、三周的复活节假期和10天的降灵节假期，这一体系直到今天几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中世纪时欧洲的大学一般有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四个系。
其中，文学系是其余三个系的基础。
所有学生首先必须先进入文学系学习。
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艺（trivium），即文法、修辞和逻辑；四艺（quadrivium），即音乐、算术、几何及天文；还包括三大哲学，即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大学里，文学系课程的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但大范围还是固定在七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中。
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只有作为文学硕士毕业以后才能进一步升入神学、法律和送学这三个高一级的系学习。
3、教学演讲：普通演讲、特殊演讲、粗略演讲辩论：普通辩论、自由辩论大学教学最常用的方法是演讲（lectio），由阅读、评注和介绍作业几部分构成，同时穿插不同程度的讨论。
演讲又根据其在整个教学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分为三类。
最重要的一种演讲称为普通演讲（ordinary lectures），这是大学教学规定必须使用的基本方法，通常由年长的、富有经验的教师采用。
其次是特殊演讲（extraordinary lectures），作为普通演讲的补充，由不太出名的教师为讲。
最后一种演讲叫粗略演讲（cursory lectures），一般作为教学训练的一部分内容由学士或年长的学生来讲。
大学教师在教学时一般都会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用到前两种演讲方法。
而粗略演讲因为大多数时候是由学生举行的，所以在整个大学体系中很难找到自己的地位。
大学中与演讲对应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是辩论（disputatio），这是一种古老的教学方法。
辩论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形式是阿贝拉得（Abelard）的“是”与“否”的辩论方法（普通辩论），另一种形式是“问题辩论”（自由辩论）（quaestiones disputatio）。
问题辩论是较为常用的辩论形式，每两个礼拜进行一次。
辩题由教师在辩论前一天晚上出出来，学生们事先思考一下题目，辩论后分成支持和反对两组，教师再出来总结这些问题（determine）。
作为最高级的一种形式，问题辩论气氛活跃、激烈有利于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因此，问题辩论成为大学教学中的一大特色。
在大学教师们中间，年也举行两次大型的辩论（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探讨一些深刻的问题。
4、学位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学士学位硕士（master）原意为一个行业中的师傅，在大学里就是指教师。
博士（doctor）起源于拉丁文doctus这个词，是doceo的过去分词，在拉丁语中作动词“教学”的意思。
起初，硕士和博士都是用来称呼大学教师的，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大学用法不同而已。
“硕士、博士和教授这三个头衔在中世纪完全是同义语”。
在早期的巴黎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模式建立的其他大学中，硕士是神学、医学和文学院流行的对教师的称谓，有时也用教授这一称呼，但博士称呼却很少使用。
在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教师特别喜欢用博士头衔，教授头衔也经常使用，但一般没有称呼硕士的习惯。
后来，这两个头衔才渐渐开始产生差别：巴黎大学文科的毕业生，凡通过考试被认为具有当教师的品德和才智的，授予硕士称号；对于神学、法律、医学等科的毕业生，考试合格的授予博士称号。
因为文科在当时是基础学科，只有先在文科毕业后才能继续在神学、法律、医学等方面深造，所以慢慢地硕士与博士也开始成为高低不同的两个等级，硕士是较低的等级，博士被看成是较高的称号。
到了15世纪时，博士已成为高级系教师的专用头衔，而硕士成为低级系教师的专用头衔，原来可以互用的硕士和博士称号，至此就有了高低之分，成为两个不同的学位级别。
对“学士”（bachelor）这个词的词源，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学士一词的原意是指没有财产的奴仆（Vassi non casato）；另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行会中的一个术语，即“新手”的意思；一种解释认为学士一词原意是“月桂树的果实”，引申为成功的象征；还有一种解释是，它是一个拉丁文baccalarius的讹误，意思是“属下”，例如，社会地位较低的奴仆或者工匠的一名徒弟。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里，这个词用来称呼那些能帮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但还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
随着大学的发展，学位的级别逐渐清晰起来，第一级学位是学士学位，类似于行会中准许学徒满师；第二级学位是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类似于行会的师傅，得到这一学位以后便完全有资格在母校任教，不久以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中的毕业生获得了不用考试就可以到各地大学去任教的资格（Licentia ubique docendi）。
学位的高低级别形成以后，对学位的要求也有了差异。
除了在较低一级的文学系之外，一些学生并不满足于学士水平，仍然继续深造，获得高一级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5、考试当学生在文学系学习了4~5年规定的课程之后，就可以为第一个考试做准备了。
中世纪大学为授予学位而进行的考试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持续时间也相当长。
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规定，即使在同一所大学里，不同的时期考试的规则和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
中世纪早期，学士学位还没有正规化之前，学生要获得学士称号一般不用进行考试，任何学生入学四五年之后只要他的老师允许他从事教学活动就可以被称为学士。
后来为了防止不合格的学生参与教学，各大学开始颁布法规使学士学位正规化，学士一词也逐渐被限定下来，仅指文学系中通过了规定的考试，获得了粗略演讲许可的候选人。
考试成为获得学士学位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巴黎大学如果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学士了，他应该首先请自己的老师开一张凭证（Schedula），证明他已学完了指定的课程。
这张凭证由主考官仔细审核以后，学位申请人便可以参加在12月份圣诞节前举行的初试（Responsiones）了，在初试中，他要同一位教师讨论语法和逻辑问题。
如果初试通过的话，他可以参加“预考”（examen determinantium）或者“学士学位考试”（baccalarian dorum），这时他必须证明自己符合规定的要求，并且应该通过回答教师委员会的提问，表明他已掌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著作。
最后一步才是获得学士学位的决定性考试（determinatio）：候选人要在四旬斋期间讲几堂课，以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
如果这次考试顺利通过，这时候选人就有权利把自己称为学士，正式参与教学活动了。
巴黎大学的学士从事学习和教学两年之后，就有望最终结束他的学业获得正式的大学授课许可证了硕士学位。
这最后的考试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
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和回答总监或副总监领导下由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
通过的候选人几天后在隆重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这时候选人要发表一篇报告（collatio），但这只是一种形式。
大约六个月后他在“试讲”（inceptio）过程中正式成为硕士。
“试讲”的前一个晚上，他要参加一个隆重的讨论，称为他的“初夜”（Vesper）。
在“试讲”那天，他在学院全体人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第一次讲课，并得到他的学位荣誉证件。
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考试过程要比通过学士考试的过程长得多。
在博洛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要经过两次考试：个别考试（examen privatum）和公开考试或答辩。
个别考试是真正的资格考试，所谓的公开考试（conventus）实际上只是一种仪式而已。
个别考试非常严格，由副主教或其代理人与另外四名教师主持。
这种考试的形式是发表演讲或者对准备好的两篇文章进行讲解评注，主考官可以提一些问题要求候选人作答。
考试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首先，考生要宣誓遵守考试规则，不徇私舞弊；其次，考官严格地主持考试；最后，考官对考生的考试结果进行秘密投票，以决定该生是否具有资格获得教学许可证和博士学位。
如果候选人通过了个别考试，他这时还只是一个获得应试准许证的人，只有在公开考试之后，他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并作为教师授课。
6．学位的颁发和授予从原则上来说，大学的学位应该由大学自己来颁发。
但早期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巴黎大学。
求一篇，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制精神的作文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
这种反应和体验是积极的，能动的.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备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征，同时还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
就其主体而言，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公众；就其内容而言，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致使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
虽然客观上讲，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法律意识必然包括法律思想体系的理论内容，但就实际状况而言，在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中，法律思想体系理论内容的比重还是较低的。
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反映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八荣八耻”针对社会上哪些消极现象提出来的
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