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资料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
当他们走到吕班路 （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
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
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
”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
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
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
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
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聂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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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感觉现在街上很多店家都是子女接班了
前几年还是长辈
1.第一次真好 没有第一次的生命就像是一潭水，失去了下一步的海阔天空；没有第一次的人生就像是沉睡的墓穴，失去了勇气与新鲜的滋养。
第一次踏进诗词的“桃花源”是在三岁左右，爷爷放把藤椅在床头，轻轻地摇着，给我读诗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对酒长吁；时而笔端蕴秀，时而口角噙香。
好似清香的茶，若干年后，风韵犹存。
年幼的我虽然品不出所以然来，却从字字句句里，隐约感受到千年愁，万年心。
第一次或许不一定都充满刺激与欢笑，但那种不一般的感觉却印入了记忆的相册，闲暇时看看，回味无穷。
初次看花开花落还是在四岁，家里没有养花的习惯，故而当年有人送水仙，才雕了一盆。
我原先误以为是“水中大蒜”，后来抽出了嫩绿的芽，一问才方知是花，等到春节前夕，叶茂盛了，渐渐有了花骨朵。
欲开的花用极薄的“膜”笼着，似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般憔悴，便像玻璃制品般小心爱护。
后期，花开得很多，满屋子香气四溢，沁人心脾。
雪白的水仙花瓣护着中间黄色的蕊，娇小玲珑，似乎托起了一盏明灯。
我当时尚不知“静观庭前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淡看世间纷繁”之类的人生哲理，只为凋谢的花惋惜——为它们的含羞待放，为它们的娇中藏笑；为它们的风华绝代，为它们的无语消逝。
也曾第一次看云，第一次品咖啡，第一次迈步前行，第一次开怀大笑……无论成败与否，欣喜依然，第一次的走过，就是值得珍藏的一段时光。
把握第一次，珍重第一次，为新道路向前走去……有一天你将可以告诉自己说，走过的路程已多么地漫长而有意义。
2.她真让我感动 罕见的倾盆大雨哗啦哗啦地下着，远处的一个身影沿着公路慢慢地消失在了雨中……抹不去的记忆和感动在心里流啊流，让我感觉暖呼呼的。
那个远去的身影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母亲，也是我的一个知心朋友。
当其他孩子的母亲逼着她们的孩子去学钢琴、学英语的时候，妈妈却给了我充足的时间使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当其他孩子被关在家里做习题时，我却在电脑网络上“冲浪”；当其他孩子在各种补习班补习时，我却在家里悠闲地欣赏着优美的音乐。
记得爸爸曾经告诉过我，我在妈妈体内的时候，她吐得很厉害，可她为了我能茁壮成长，还是强迫自己吃下有营养的食品。
我出生之后，为了我能有足够的奶吃，妈妈每天都捏着鼻子喝着一碗碗没有盐的肉汤。
等我长大了，要去上幼儿园了、上学了，她又不辞辛苦地接送我上学、放学，一路上还给我讲着有趣的故事。
这些都令我感动不已。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一个雨天。
那天早晨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本待要去上学的我受阻在家，急得直绕圈子。
妈妈看出了我的烦恼，便笑着安慰我道：“没事，没事，放心吧
我送你去学校
”听了妈妈的话，我的心里有了一丝安慰，又有了一丝顾虑。
妈妈能把我送到吗
时间溜得飞快，眨眼间就到了出发时间，妈妈给我穿好了“作战装备”以后，便骑着车冲向了战斗第一线。
冲锋号吹响了
妈妈带着我一路飞奔冲入学校，总算渡过了一场磨难，但是“装备”好像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和妈妈都被淋成了十足的落汤鸡，令人惨不忍睹。
看到这个情景，妈妈赶紧将“包袱”交付与我，又冲入了雨中。
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不满，涌起了怨恨，妈妈怎么这么无情，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他没发现我全身都湿透了吗
心中的问号一个接着一个，可脚下的步伐却丝毫不敢放慢。
早读课结束了，站在教学楼的楼道上，扶着栏杆，看着外面的景色，呆等……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转过头一看，原来是妈妈。
妈妈怎么会来，她不是骑车走了吗
妈妈迅速把我带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给我换上了一身崭新的、暖暖的衣物。
此时我才从妈妈口中得知，刚才她急着回家拿衣服给我换，竟然忘记了告诉我原因。
噢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错怪妈妈了。
我赶紧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啊
这是怎么了，妈妈的衣服居然还是湿的，再仔细看看，真的还是早上送我时穿的那套衣服，她怎么……想着想着，两大滴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
虽然这件事平安过去了，但是后来的事却让人难以预料。
由于连续高温，我患上了“急性扁桃体炎”，这可把妈妈急坏了。
她不但跑了几家大药店给我买药，还打电话给远在国外的当医生的爸爸求方，看到妈妈忙碌的身影，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其实，感动人的事就在生活中，无论是伟人，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带给人感动。
妈妈就是这样，她虽平凡，却带给了我无限的感动…… 3.各地中秋节的习俗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赏月 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载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
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
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
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
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 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
明清以后，中秋节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吃月饼 我国城乡群众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有：“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
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那时，它也只是象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
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的象征。
月饼最初是在家庭制作的，清袁枚在《隋园食单》中就记载有月饼的做法。
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月饼的制作越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型美观，在月饼的外面还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嫦娥奔月”、“银河夜月”、“三潭印月”等。
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赠友，联络感情。
其它中秋节的习俗 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秋节的过法也是多种多样，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穿行南浦桥，以求长寿。
在建宁，中秋夜以挂灯为向月宫求子的吉兆。
上杭县人过中秋，儿女多在拜月时请月姑。
龙岩人吃月饼时，家长会在中央挖出直径二、三寸的圆饼供长辈食用，意思是秘密事不能让晚辈知道。
这个习俗是源于月饼中藏有反元杀敌讯息的传说。
金门中秋拜月前要先拜天公。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主要是妇女和小孩，有“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的俗谚。
晚上，皓月初升，妇女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
银烛高燃，香烟缭绕，桌上还摆满佳果和饼食作为祭礼。
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惯，潮汕有俗谚：“河溪对嘴，芋仔食到”。
八月间，正是芋的收成时节，农民都习惯以芋头来祭拜祖先。
这固然与农事有关，但民间还有一则流传广泛的传说：1279年，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
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破后，百姓惨遭屠杀。
为了不忘胡人统治之苦，后人就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中秋夜烧塔在一些地方也很盛行。
塔高1—3公尺不等，多用碎瓦片砌成，大的塔还要用砖块砌成，约占塔高的1\\\/4，然后再用瓦片叠砌而成，顶端留一个塔口，供投放燃料用。
中秋晚上便点火燃烧，燃料有木、竹、谷壳等，火旺时泼松香粉，引焰助威，极为壮观。
民间还有赛烧塔规例，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则胜，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则负，胜的由主持人发给彩旗、奖金或奖品。
据传烧塔也是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反抗残暴统治者，于中秋起义时举火为号的由来。
江南一带的民间在中秋节人习俗也是多种多样。
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外，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
“桂花鸭”于桂子飘香之时应市，肥而不腻，味美可口。
酒后必食一小糖芋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
“桂浆”，取名自屈原《楚辞·少司命》“援北方闭兮酌桂浆”。
桂浆，一名糖桂花，中秋前后采摘，用糖及酸梅腌制而成。
江南妇女手巧，把诗中的咏物，变为桌上佳肴。
南京人合家赏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圆月”，出游街市称“走月”。
明初南京有望月楼、玩月桥，清代狮子山下筑朝月楼，皆供人赏月，而以游玩月桥者为最。
人们在明月高悬时，结伴同登望月楼、游玩月桥，以共睹玉兔为乐。
“玩月桥”在夫子庙秦淮河南，桥旁为名妓马湘兰宅第，这夜，士子聚集桥头笙箫弹唱，追忆牛渚玩月，对月赋诗，故称此桥为玩月桥。
明亡后，渐渐衰落，后人有诗去：“风流南曲已烟销，剩得西风长板桥，却忆玉人桥上坐，月明相对教吹箫”。
长板桥，即原先的玩月桥。
近年来，南京夫子庙已重新修葺，恢复明清年间的一些亭阁，疏浚河道，待到中秋佳节时，就可结伴同来领略此地的玩月佳趣了。
江苏省无锡县中秋夜要烧斗香。
香斗四周糊有纱绢，绘有月宫中的景色。
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及彩色旌旗。
上海人中秋宴以桂花蜜酒佐食。
江西省吉安县在中秋节的傍晚，每个村都用稻草烧瓦罐。
待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
这时就会有香味飘满全村。
新城县过中秋时，自八月十一夜起就悬挂通草灯，直至八月十七日止。
安徽省婺源中秋节，儿童以砖瓦堆一中空宝塔。
塔上挂以帐幔匾额等装饰品，又置一桌于塔前，陈设各种敬“塔神”的器具。
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
绩溪中秋儿童打中秋炮。
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发辫状，浸湿后再拿起来向石上打击，使发出巨响并有游火龙的风俗。
火龙是以称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
游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
四川省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
有的地方也点桔灯，悬于门口，以示庆祝。
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叫做“舞流星香球”。
嘉定县中秋节祭土地神、扮演杂剧、声乐、文物，称为“看会”。
在北方，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在八月十五祭土谷神，称为“青苗社”。
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
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在中秋节宴请佃户。
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
山西省潞安则在中秋节宴请女婿。
大同县则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在中秋夜有守夜之俗。
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
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若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则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佳。
陕西省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安排佳宴。
不论贫富，必食西瓜。
中秋有吹鼓手沿门吹鼓，讨赏钱。
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带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于校内聚餐。
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
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外，还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聂耳的身世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
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
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
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
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
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
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
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
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
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
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
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
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
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
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
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
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
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
”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
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
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
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
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
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
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
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
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
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
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
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
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的话。
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
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
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
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
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
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
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
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
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
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
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电影:《聂耳》 故事片。
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 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提琴练习生。
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
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 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
后得到郑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苏平。
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
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 华塔上作别。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 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
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国士兵深为反感。
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 斗志。
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
形势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 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 、《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
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耳去苏联深造。
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 ，谱出不朽名曲。
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
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 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 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 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聂耳的故事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
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
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
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
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
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
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
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
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
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
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
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
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
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
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
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
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
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
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
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
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
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 “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
“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
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
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
“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
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
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
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
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
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
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
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
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
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
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
”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
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
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
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
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
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
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
令人不得而知。
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
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
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
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
”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
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
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
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
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
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
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
“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
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
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
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
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
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
真忙
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
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
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
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
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
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
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
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