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哪些功绩
建筑是从属于人类使用日的的，因此无论是政治、社会、宗教和仪式.种族的大规模活动和集体居住都构成了建筑的人文主义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也正好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上，文化史在建筑上留卜了它最真实的记录。
建筑在许多体量与形制上的规范是文化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片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诸多建筑中留卜了痕迹，甚至形成了儒家文化独有的建筑类型、样式和基木的范式要求。
儒学精髓使得中国建筑迥异于外国建筑 世界上各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
中国主要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
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
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
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
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参看本书宁元山水意境）。
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
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之处，而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
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就是说，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
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
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而排斥理性的迷狂意识，这显然是受着中国儒家的影响。
中国的这种理性精神来源于儒学，因为儒学讲究经世治国，讲究入世，所以它的理性给中国建筑也注入了理性的灵魂，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
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
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
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
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
即使像万里长城，虽然不可能有任何严格对称之可言，但它的每段体制则是完全雷同的。
它盘缠万里，虽不算高大却连绵于群山峻岭之巅，像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
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活力的象征。
制造等级的“礼”：庄严之美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可以说，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是“礼”的秩序。
“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
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礼”的突出特征就是它有上下等级、薄卑贵贱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
如荀子说：“礼者。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礼记·曲礼》说得也很清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而且，作为一种统治秩序和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价值取向。
而个体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应该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利益，而个人的权利则显褥不那么重要。
住宅建筑是家的象征，对内即在家庭内部，它主要体现出儒家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是家庭关系中以符合礼的要求为内涵、以和谐为基木表征的意象，因此分家往往是家庭秩序破坏和家庭关系破裂的结果；对外即在社会关系中，在民间它隐喻着家庭的荣辱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
民居宅院是出现最旱也是最多的建筑类型。
民居既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也可以上升到表达某种思想的高度。
北方院落民居最为典型的是四合院。
我国的四合院房屋布局在殷商时就己经形成。
在安阳殷墟中就发现了四组这样的房基。
四合院的民居与儒家思想中的礼有密切关系。
反映出尊卑、长幼、男女之别的家庭关系和荣辱、贵贱的社会关系。
四合院人卜北朝南。
正房两侧接出耳房。
居住家庭长辈；正房前左右两侧各有厢房。
称为东西厢房。
居住晚辈。
正房与厢房有尊卑之序。
“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
儒家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人生态度是“重心在内”。
认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与人的道德原则是统一的。
达到人人合一的境界的人方是理想人格。
《文言·乾卦》称：“夫大人者。
与人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懂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
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中枢。
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
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
“人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
“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
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
儒家的“天人合一说。
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
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
在建筑中表现为追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美。
要求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主张整个环境在形式和功能上要有机结合。
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在建筑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而： (1)顺应自然 即建筑的布局与设计应顺应地形、绿化等自然环境，达到人为与自然的协调。
如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灵隐佛地、岳麓古刹、南岳禅林、江涌金山等都是自然环境与建筑风物和谐的“二重奏”。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的谦逊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
(2)师法自然 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建筑与自然达到统一。
这一点在园林建筑中尤为突出。
以石、木、池象征自然中的山、林、湖、海，把自然引入院内，意味着自然对人造环境的亲昵。
(3)因借自然 把自然的美景通过的窗、阁、亭等引入建筑中，即“借景”的手法。
利用借景，一个临江的楼阁可以出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一个普通的草堂，也可以引出“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空间感触。
又如叶绍翁名句：“应怜屐齿印苍台，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
”正如《园冶》所说：通过借景可以“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浪漫。
”。
“尚中”：对称之美 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传统建筑的创作思想、建筑风格、整体格局等方而有明显影响。
传统建筑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大到都城规划，小到合院民居，都有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以“中”为特色的传统建筑美学性格。
山东曲阜孔庙。
堪称中国古典庙堂的杰出代表。
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孔庙的“领袖”。
是一座十分宏伟而且条理清晰、平而布局规则的古建筑群。
整座曲阜孔庙的平而布局。
具有强烈的中轴对称特点。
其主要建筑排列在中轴线上。
形成递进的重复院落。
中轴两侧是左右对称的副题建筑。
象征伦理的秩序。
古代北京城最突出的成就。
是北京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 8 km的城市中轴线。
正是这条当时为了体现伦理秩序与帝工礼制的中轴线。
使北京城成为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范例之一。
这条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以其独有的雄伟气魄穿过了全城。
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和空间建筑的分配。
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
小结：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建筑，自从秦汉以来就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许多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构建而成的，不论从审美还是用途，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尚中”、“礼”等等，都能够从中国传统建筑中被解读出来，可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100页——111页 【2】付民之·《<白鹿原>中的建筑意象与儒家文化》·河南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5期 2004年9月 【3】秦红岭·《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建筑》·新建筑 2004年3月 【4】 王海云·《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云南工业大学学报第14卷第3期1998年 【5】 苏晓毅·《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影响》·四川建筑科学研究第31卷 2005年
请问古代各朝代科举考试内容是什么，特别是进士科
科举的考试内容隋、唐、宋隋炀帝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頲士。
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㠂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墠义。
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顠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映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
进士科的考试丠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 、 赋 ，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
造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砓书便能考上。
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堁分之一。
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亠设立了 武举 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晠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 王安石 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
然而， 苏轼 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
第一是 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
第二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
新的规定 ，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 四书 ，则以 朱熹 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㠂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 元朝 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 八股文 的基础。
明、清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 ??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 ??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 八股文 作答。
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栵为讲究形式。
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堙策问。
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䠦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的书泠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 识 四书五经 ，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堸」，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
讽刺砑举的小说 儒林外史 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栎朝的进士--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 四川 的 苏轼 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
」--筠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亠。
」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 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求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
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
於是不少考生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 ，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 。
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
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 鸦片 」、「 缠足 」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㠂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 康有为 与 梁启超 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兠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章，算是科举得意。
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诚「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覠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耠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
相反，康有炠书香世家，家中有--，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
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 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
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泰安的历史名人
泰安历史名人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
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
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
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
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
司马迁在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
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
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
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
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
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
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和圣故里”、“柳下书堂”古碑依在。
柳下跖(生卒不详) 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人。
“跖”，本指赤脚的奴隶，因他住在西柳，故称柳下跖。
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曾领导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
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多次提及，荀子也赞扬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中称“其徒颂义无穷”。
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
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
在新泰放城，还有传为柳下跖开凿的九龙口等。
师旷(生卒不详)字子野，春秋时期鲁国平阳(今新泰市北师乡北师村)人，晋国乐师。
他精通音律，认为奏乐可卜吉凶，音乐可兴邦，亦可覆国，靡靡之音不可妄听。
他曾劝谏晋平公不要听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平公不听。
结果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国力大损。
师旷也十分关心政治，他认为治国“惟仁义为本”“君必惠民”。
晚年潜心研究音乐，不幸熏瞎双目。
卒后葬于新泰。
墓前有宋代建的师旷庙。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春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
著有、，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者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孔子视左丘明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
左丘明病世后，人们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钟离春(生卒不详)战国时无盐邑(今东平县)人，著名才女。
她关注国家大事，曾当面指出齐宣王政治上的“四失”。
宣王听了非常感动，当即让她坐车入宫，拜为无盐君，立为后。
宣王据其言拆渐台、罢女乐、退诌谀、纳忠言、选兵马，用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从此成为强国。
刘桢(186～217)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国宁阳(今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
其五言诗颇负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
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行文才思隽锐。
与曹植齐名，性格倔强。
曹丕举行宴会，因“犯”礼制被曹丕以不敬罪下狱。
后复起用为吏。
不久染瘟疫病逝。
后人将刘桢、曹植并举，称为“曹刘”。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人，西晋政治家、军事家。
新泰地名来源，即是羊祜取新甫山、泰山合意，上表晋武帝所改。
羊祜出生显贵， 265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管理荆州军事，垦田积粮深得百姓拥护，远近人皆来归降。
他不居功，拒绝晋升，曾上奏著名的。
278年病逝。
孟浩然诗中赞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僧朗(生卒不详)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泰山佛教的传入者，北朝高僧。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传经，“孜孜训诱，劳不知倦”，在泰山地区影响很大。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海岱间第一座佛庙，后寺庙改称灵岩寺，成为唐宋间国内四大名刹之一。
朗公寺的开拓，一度带来泰山佛教的兴盛，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大多在北朝后期相继建立。
程咬金(?～665)又改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人，隋唐时著名将领。
程咬金为灭隋兴唐，屡建伟功，其故事被采入、《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清《泰安府志·古迹》载东平县斑鸠店镇有程卢公衣冠冢。
斑鸠店村还有程咬金庙，庙前楹柱镌联云：“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锋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 梁灏(962～1004)字太素，郓州须城(今东平县州城)人，北宋著名政治家。
雍熙二年（985）中状元。
他关心国事，曾作《听政箴》献给真宗皇帝。
北辽兴兵犯境时，灏主张“明赏罚，斩懦将，重用武勇谋略之士”，很受好评。
灏有吏才，每进朝奏对，词辩明敏，真宗非常赞赏。
景德元年(1004)病卒。
有文集十五卷。
梁固(985～1019)字仲坚，梁灏子。
自幼好学，曾著《汉春秋》。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称颂梁灏、梁固父子状元，在东平州城建有“父子状元”坊。
梁固有吏才，马元方主掌三司，办事粗率，梁固常受命断案，因判案公正，当时被称为“平审”。
年三十四岁病卒。
有文集十卷。
钱乙(1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郡(今东平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学家。
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惜已失传。
其弟子阎季忠搜集钱乙论述、医案、处方及各种资料，于公元1119年整理编辑而成《小儿药证直诀》。
该书比欧州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
钱乙对儿科医学贡献卓著，后人称其为“儿科之圣”。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后随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
金代文学家、书法家。
著有《竹溪集》（30卷）、《钟鼎集韵》，《竹溪集》已佚。
党怀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
现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其篆书“竹溪”二字石刻。
他还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
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
现存碑刻如岱庙“金重修东岳庙碑”的篆书题额以及谷山寺碑、天封寺碑皆为怀英手迹。
大安三年（1211年）卒，葬于奉符城南四十里（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
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
元代著名道人。
曾任东岳庙住持；元中统三年(1216)，被宣授为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路道教都提点；后又策划监修泰山南天门工程。
他喜爱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泰山喜雨》、《桃花峪》等诗篇讴歌了东岳泰山的秀丽风光。
晚年，上书皇帝重修蒿里山神祠，获准，未峻即逝。
王祯(生卒年不详) 字伯善，东平人，元代农学家及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曾任泰安州教授，重视教育事业。
著有37卷农学巨著——《农书》(现存36卷)，该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的农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于皇庆二年(1313)刊行（明初收入《永乐大典》）。
印刷《农书》时创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一百部；又创造转轮排字盘，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极方便。
还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绘制《活字板韵输图》附载《农书》内，成为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此外，对冶炼技术也有发明创新。
善篆书、善诗文，著有《农务集》。
萧大亨（1531～1612）字夏卿，号岳峰。
祖籍肥城安驾庄镇夏辉村，后随父迁居泰安州放城(今新泰市放城)。
著有《岳峰萧公奏议》、《夷俗记》等书。
隆庆六年(1572)，萧大亨因念母上书请归养，五百里外闻母病殁，披发赤足，徒步日行百余里奔丧，居丧尽哀，内外称孝。
萧大亨重视保护泰山名胜古迹，泰山道士昝复明在凌汉峰下建三阳庵，萧大亨为其撰碑记，今碑石犹存。
他还主持移建了岱东四阳庵，为岱阴碧峰寺撰立《重修佛殿碑记》。
在他为《泰安州志》题的序中，对泰山历史文化给予高度称誉。
万历四十年（1612）卒。
明神宗敕令在岱阳金牛山下为其建墓，今石坊、石仪、石表尚存。
萧协中(?～1644)字公黼，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
他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荫入仕。
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
甲申，泰安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协中投井自杀。
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
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150余条，每条之下，均作题咏，而且书中记录了一些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泰山五贤 孙复（992～1057）字明复，北宋初学者，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
鲁人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
范仲淹、富弼言称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于是由布衣拜秘书郎、国子监直讲，累官至殿中丞。
孙复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
与石介、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抨击祸福报应学说。
嘉佑二年（1057）卒，葬于东平。
欧阳修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旧志载，孙复还著有《睢阳子》10卷、《春秋总论》3卷。
金大定间，在岱庙东建鲁两先生祠，祀孙复与石介，后移泰城东南隅。
明嘉靖年间，佥事卢问在讲学处(今五贤祠旧址)建仰德堂祀孙复、石介，后加奉胡瑗，称三贤祠。
三人并称“宋初三先生”。
清道光九年(1829)，县令徐宗干又奉宋焘、赵国麟入三贤祠，合称为五贤祠。
后人将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
北宋初学者。
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
故居在徂徕山西北之桥沟村。
曾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
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任郓州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并引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讲学，拜其为师。
景佑三年（1036），任嘉州军事判官，因母亲去世，归家奔丧。
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夏，服丧期满，召为国子监直讲。
庆历新政时，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积极拥护改革。
新政失败后，受到保守派打击，被迫出任濮州通判。
庆历五年（1045）卒，葬于徂徕山下。
欧阳修作《徂徕先生墓志铭》。
著有《徂徕先生文集》。
泰山五贤之一。
胡瑗（生卒不详）字翼之，北宋初学者，教育家。
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曾与孙复、石介讲学泰山，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不拆阅即投涧中。
现五贤祠旧址东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称投书涧。
后执教太学，四方之士来学者，学舍竞不能容。
以太常博士致仕。
著有《论语说》、《周易口义》、《景佑乐仪》等书。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泽田、青岩，泰安孝门村(今肥城孝门)人。
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
多次仗义直谏，惹怒神宗，被贬为定州刺官，不久辞职隐乡。
在青岩居建书院讲学，搜寻岱故，编著《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另有诗集《青岩居草》、《落花钱韵》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于泰安城西上旺村凤凰岭下。
泰山五贤之一。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泰安人。
清代名臣。
少时家贫，好学。
清康熙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刑部、礼部尚书兼领国子监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后辞官返里，隐居读书。
为启迪后学，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易名青岩书院，是泰山历史上著名书院之一。
著有《云月砚轩古体诗稿》、《调皖纪行草》、《拙庵近稿》、《塞外吟》、《近游草》、《大学困知录》、《文统类编》等。
泰山五贤之一。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
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
清代著名泰山学者。
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他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曾参与重修《泰安县志》。
他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历时12载编撰《岱览》（32卷）一书。
全书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
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
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
”道光七年(1827)病卒，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毛澄（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四川仁寿人。
著有《稚解诗集》等书。
毛澄曾三任泰安知县，在任期间，致力泰山的保护和开发，兴新学，倡新风，为世人称颂。
光绪十九年（1893），岱庙的秦篆刻石失盗，毛澄下令搜寻，查得原石后，移存道院，派人严加看护，幸存至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
毛澄还发动泰安各界在泰山大面积植树造林，重修蒿里山神祠、对岱亭、环翠亭等。
在黑龙潭新建西溪石亭，在云步桥新建酌泉亭，现都已成为著名景点。
毛澄注意革除陋俗，他将岱顶舍身崖改为爱身崖，还查封斗母宫，派道士住持。
毛澄重视文化教育，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小学堂，在泰山上书院旧址创办师范学堂，先后在全县创办初等小学堂185处。
为启迪民智，还在岱庙创办阅报所。
1913年，山东提学陈荣昌撰立《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对其振兴教育事业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
光绪三十四年毛澄卒于滕县任所。
王价藩(1865～1934)字荩臣，又字建屏，号退轩。
祖籍四川成都，清咸丰年间随父落籍泰安。
先后主办过醴泉义塾、图书社，与范明枢合力创办县劝学所、宣传所等。
民国初年，创办泰安女子小学堂，任校长。
晚年热心于泰山文献的搜集整理，悉心征集泰山史料。
时《泰山述记》版本已不多见，他赴济南辗转借抄，凡8年始得补齐。
历经30年，积书8000余卷，以草屋3间藏之，曰“仅好书斋”。
时人赵正印称其“凡乡先哲之著述佚文，莫不收藏编录，泰山文献赖以保存”。
他还曾担任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分纂。
一生编著书13种，计60册；抄书66种，计150余册，有《泰山名胜》、《泰山述记》等。
搜集泰山文献50余种，有《泰安州志》、《泰山小史》等。
他从搜集整理的文献中遴选40种、110卷，编辑《泰山丛书》，事未竟病殁。
由其子亨豫克承父业。
范明枢(1866～1947)名昌麟，又名炳辰，原泰安县元宝街徐家花园人。
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安、济南、菏泽、曲阜等地建学堂、办书社。
1933年，协助冯玉祥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
“七七”事变后，他呼吁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在西麻塔召开的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上，跪在鹅卵石滩上领众宣誓。
1946年6月17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81岁。
范明枢一生乐与青年接触，故有“老青年”雅称。
他还关心农业及公益事业，农民尤喜与他交谈。
1947年10月病逝乐陵县。
1950年移葬于泰山前麓。
谢觉哉为其墓碑亲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林柏渠为其墓碑亲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赵新儒(1876～1952)原名赵正印，泰安县城(今泰城)人。
著名泰山学者。
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
1903年乡试中解元，旋赴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1年任山东提学使司，主办《齐鲁公报》，宣传革命，遭通缉，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后，历任山东省教育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
袁世凯称帝，他借议论时尚予以抨击。
张勋复辟后去职，闲居北平。
1926年他积极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参与南北合作事宜。
军阀混战期间，泰山文物古迹遭破坏，他多次登山，逐段勘估，拟订修缮计划，相继修复岱庙大殿、围墙、包公祠、五贤祠及中天门到南天门盘道，并将岱庙大殿内壁画护以铁栏。
在整修过程中，结合实地考查，他悉心稽查文献，摅述所见，著成《经石峪考》、《泰山灾石记》(未付梓)、《新刻泰山小史》、《新儒联语录》等书和文稿，刊行《石塘老人文集勘本》。
“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四川，1952年卒于绵阳。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
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
著名爱国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受蒋介石排斥，于1932年3月至10月、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两次寓居泰山普照寺“菊林旧隐”。
在泰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给贫苦人民送衣送粮；出资修建大众桥；办小学14所，免费收取穷苦孩子入校读书；组织官兵疏浚、新建大众泉、朝阳泉；引种烟台苹果、肥城佛桃等优良果树。
他还以民间疾苦为题材，与赵望云合作48幅诗配画，刻成48通诗画碑，立于天外村科学馆内。
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牺牲的烈士，1933年，在普照寺东北和南部分别建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辛亥革命滦州烈士纪念碑。
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
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轮船失火遇难。
根据其生前愿望，遗骨安葬在泰山。
、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其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马伯声(1890～1966)原名马骏，回族。
民族实业家。
祖籍德州，后移居泰安。
在萃英中学读书时，跟美传教士学英文，为登泰山的外国人当口语翻译。
他善于经营，曾受聘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后跻身保险业。
后又先后在济南建仁丰纱厂，在青州建永年面粉厂、永年电灯厂，仁丰所产“蜘蛛美人”牌原白布与日本纱厂的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1927年出资在泰城办仁德学校。
1937年在泰山南麓创办仁德农场，经营养殖、酿造诸业，并开辟果园，引种优良树种，投资恢复了泰山林业公司。
1937年12月避居天津，期间撰有《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工业管理》等著作和文稿。
1952年，“五反”运动中，因涉嫌贪污敌伪资产，被法院拘留审查。
1966年春病故。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又字古愚。
近代著名建筑师、设计师。
东平县人。
幼时喜爱绘画。
191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派往美国康南耳(一说康乃尔)大学深造，毕业后被聘为美国建筑大师茂斐的助手，曾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建筑图样。
回国后，又设计了中山陵墓、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
由于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工程临近尾声时，因脑溢血突发与世长辞。
中山灵堂西南休息室里，原有他的浮雕像，抗日战争中雕像不幸丢失，迄今下落不明。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
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
李鹤年出身农民家庭，曾应募去法国当铁路工人，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3次罢工。
1924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辗转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义武团”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期间，又积极组织抗日武装，1942年不幸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
建国后，曾在华北妇联、中央建工部工作。
1969年12月病逝。
1987年9月8日，中央将李鹤年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耀南(1901～1974)长清县纸房村人。
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泰山地区著名抗日领导人，今泰山林场创始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参加革命。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任泰山林场场长。
任职期间，主持制定《1960～1967年泰山林场八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设想。
1962年5月，在黑龙潭水库西创建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三分校，组织学生在水库周围大量栽植苹果树、桂花树，黑龙潭水库西坡成为泰山8年绿化规划的样板。
1962～1965年，他又主持修建建岱桥和天外村至竹林寺简易公路、泰安城至岱阴佛爷寺简易公路、大规模绿化泰山等一系列大型项目。
1974年10月5日在泰安病逝，葬于长清烈士陵园。
王耀武(1904～1968) 字佐民，幼名王哲让，国民党高级将领。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人。
王耀武出生于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不久升上尉连长。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少校营长。
1932年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蒋召见并提升为少将旅长。
后又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绩卓著，被称为“抗日铁军”。
1942年11月，常德会战胜利，受蒋介石召见于南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
1946年1月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解放区，反共气焰嚣张。
后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见大势已去，化装潜逃。
9月24日在寿光被捕获，成为战俘。
1959年被特赦。
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7月病逝于北京。
朱霄(1907～1931)原名朱桂生，又名朱啸、张子炎，肥城县(今肥城市)湖屯镇南辛庄人。
早期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人。
1922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共青团济南第三支部书记，发起组织“济南青年读书会”；参与组织济南市学生联合会、育英中学联合分会及其群众组织举行集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1926年成为山东学生联合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运动。
开辟济南以南津浦铁路沿线至鲁南一带党的活动阵地，多次检查巡视泰安县党的工作。
1928年调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
是年冬被捕。
1931年4月5日，与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操场。
洪涛(1912～1938)原名洪裕良，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排楼村人。
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著名红军将领，徂徕山起义领导人之一。
洪涛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日，参加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组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司令员。
1月26日，在寺岭村伏击日军告捷。
2月17日，在新泰境内四槐树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40余人。
洪涛重视部队建设，他带领的队伍由2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山东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
因连续行军作战，洪涛在部队转移至徂徕山劝礼村(又称圈里村)时，不幸逝世。
现安葬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
祖籍肥城县(今肥城市)安临站镇贺庄村人。
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
演出过世界名剧《娜拉》、《大雷雨》，历史剧《屈原》、《林则徐》以及大批抗日救亡剧目，是位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
1936年，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轰动国内外影坛，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1968年后，开始从事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曾随中国艺术团出访朝鲜和日本。
晚年集一生之艺术理论结晶，撰写了《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两书，是表演艺术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专著。
198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
夏辅仁(1916～1964)原名夏天庚，泰安城永福街人。
早期中共地方领导人。
1931年加入共青团。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南下学生抗日请愿团和纪念巴黎公社等活动。
1932年被捕入狱。
1934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获释后返泰，联络范明枢等成立“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
他曾任泰安县委书记、泰山特委书记，1938年1月，带领县委和抗日武装部分成员奔赴徂徕山，参加武装起义。
1939年10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调东北地区工作。
1954年，奉调支援越南土改，荣膺“胡志明一级荣誉勋章”。
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民族室副主任，后任主任。
1961年，调西藏工作。
他具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被誉为“民族工作专家”。
1964年11月，在视察公路建设时，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殉职.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1921年的中国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
我也想问，但是没有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