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有几部
分别叫什么
是盛事时期 应该是贞间吧,也就世民执政的年间吧, 500年 唐盛世在贞观开元时期，分别是公元627--649和713--774，两个时期中间的时期除了武则天退位后又暂短的混乱外其它时候也是很强盛的，如果将武周时期算入，唐朝的盛世应该有110--130年左右。
重阳节和喝菊花茶是什么原因
相传，重阳节喝菊花茶是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九月九日正值金秋时节，是菊花盛开的时节。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大运河边上住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一孩子叫做阿牛，他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
然而母亲因为生活穷苦，经常哭泣，终于把眼睛哭坏了。
阿牛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了。
阿牛长大以后想要把母亲的眼睛治好，便去给财主做小长工，同时还要早起摸黑去种菜，希望能够多挣点钱，把母亲的病治好。
一天夜里，阿牛做了一个神奇的梦，他梦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帮他种菜，还告诉他运河往西的天花荡有一白色菊花，这菊花可以治好阿牛母亲的眼睛，不过这菊花只有在九月初九重阳节才会开放。
终于，九月初九到了，阿牛到梦中姑娘说的地方采回白色菊花，熬汤给母亲喝，没想到母亲的眼睛真的好了。
本来到这里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但是我们都知道，一般故事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没错，白色菊花治好阿牛母亲眼睛的事情传遍附近乡野，这事情让自私自利的张财主知道了，他样阿牛把白色菊花移栽到他家花园，阿牛不肯，这财主便硬抢。
结果在争夺过程中，菊花被扯断了，财主走了，只留下伤心的阿牛。
没想到，那位漂亮的姑娘又出现在阿牛的梦里，她还教给阿牛一首《种菊谣》，阿牛按照《种菊谣》，把菊花救活了。
后来，阿牛把种菊花的技术教给了村里的穷百姓，大家都学会种菊花之后，运河一带便种满了白菊花。
因为白菊花是阿牛在九月初九找到的，于是人们便把九月初九作为菊花节，之后，九月九重阳节赏菊花、喝菊花茶、饮菊花酒的习俗便流传至今。
谜语:秦朝死了个王员外,是一个什么字?
背景资料 钢琴协奏曲《黄河》在1969年问世数年后，《解放日报》美术编辑洪广文需要借调人手绘画宣传画作。
1972年，年仅26岁的陈逸飞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油画组负责人，随即与夏葆元、王永强、张定钊、秦大虎、严国基奉调参与上海市《黄河》油画组画的设计。
创作室位于汉口路309号的旧《申报》大楼三楼。
钢琴协奏曲共成4个部分，这组画也分为4幅。
严国基画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陈逸飞画第二乐章《黄河颂》，夏葆元和王永强画第三乐章《黄河愤》；秦大虎和张定钊画的第四乐章《保卫黄河》，其中《保卫黄河》原本是画与林彪在一起，后来林彪变节，需要重画。
在四幅作品中，陈逸飞的《黄河颂》最为外界熟悉。
它的初稿是水粉稿，除了画一位红军外，身边还有一位披著羊皮的农民，但陈逸飞认为一个人站在山岭，会令画面更简洁有力，在第二稿剔走农民角色。
这做法当时引起美术界争议，认为这做法不能代表群众，至少也得加个民兵。
为了按自己的想法绘出该画，陈逸飞为此要跟各领导打招呼、通关系。
陈逸飞为了画士兵手握步枪的样子，还找来了一张苏联油画的印刷品，内容是列宁检阅军队，一排排战士手握步枪，陈逸飞为了研究这张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把作品看了一个上午。
直至5年后，1977年举办的全军美术展首次展出该作品，其感染力和绘画技巧引起美术界的关注，奠定了陈逸飞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1980年代，陈逸飞决定出国，登机前一晚，突然决定要将数幅画搬走，尤其是《黄河颂》。
由于《黄河颂》长297厘米、宽143.5厘米，陈逸飞要叫一班小兄弟帮手搬运，但画作实在太大，要用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才可以载走，不料在拐弯时，《黄河颂》的画布裂开了。
据说后来的修复工作是由陈逸飞胞弟陈逸鸣负责的。
1997年元旦陈逸飞在《新民晚报》曾撰写《既英雄又浪漫》一文说：“《黄河颂》最初的构想，是画一个羊倌，扎著羊肚子头巾，扛著头，仰天高唱信天游。
反复思量后，发觉这种表现方式几乎是在诠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毅然舍弃。
转而改成一个红军战士，站在山巅，笑傲山河。
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红军战士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布，形同一朵盛开鲜艳的小花，还在他的脚下，画上一行斜飞南行的大雁。
” 1996年，该画在香港苏富比公司拍卖，以128.5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中国最昂贵的油画之一。
2007年5月13日该画将在嘉德公司拍卖会上再次拍卖，嘉德公司估价为2000万元。
代县有哪些名人
将“地理”二字与西文的 Geography相对应，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分布规律及其成因的科学，包括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分支领域，这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
从这一意义而言，地理学的现代概念完全是外来的。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地理学的观念，而且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西方相比自成体系。
“地理”一词最先见于《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
”这一阐释较为含糊，大略可以理解为山川形势。
因而地球表面具有地域差异的事象在古代一切均可以“地理”二字出之。
如《汉书·郊祀志下》称：“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
”这指的是自然环境要素；《汉书·王莽传下》载：“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这大体指一种地缘政治形势。
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博物志》卷一所言：“地理广大，四海八方”，这简直指整个地表范围；而《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称：“写了他地理角色与来人”，这又具体指地址以及行走线路。
如果当作一门学问，“地理”在中国古代也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将山川形势与星象、阴阳相结合的相地术，即风水地理。
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存目二所录明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明罗珏撰《地理总括》三卷，以及不著撰人名氏的《地理玉函纂要》二卷，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这一门学问起源甚早，自唐末以后大盛于世。
元人称：“极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书自负，涂之人人人以地理术自售” 地理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问，其在中国形成始于汉代。
东汉班固为西汉一代撰述国史，编成《汉书》，其中关于地理方面的专篇即为《地理志》。
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为名的地理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地理学至此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国的地理学知识并不自《汉书·地理志》始，最早的典籍当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包含九州、导山导水、五服三个部分。
历史上曾长期认为它是大禹治水成功的纪录，而九州是当时曾实行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它只是战国时期人的伪托，大一统思潮兴起之后的产物。
与《禹贡》差相同时的地理著作还有著名的《五藏山经》，即现存《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
有人认为它成书于《禹贡》之前，如顾颉刚先生；也有人认为它受到了《禹贡》的影响，如王成祖先生。
但大体说来，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它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共26篇，俨然将地面分为五大区，通过山列的走向记载各地的矿产、奇异的动植物乃至巫医、神话传说。
它记事带有很明显的夸诞、浪漫的特征，难以征信，因而其地理价值根本不能与平实质朴的《禹贡》相提并论。
在《禹贡》与《汉书·地理志》之间还有一些其它的典籍含有部分与地理相关的内容，如《管子》、《吕氏春秋》、《尔雅》、《周礼》、《史记》。
托名管仲所作的《管子》实际上主要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其《地数》、《地员》、《度地》诸篇涉及到矿藏、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不妨认为是自然地理知识的萌芽，只是这些知识并没有对传统的地理学体系产生影响。
《吕氏春秋》的《有始览》包含着对“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诸概念的解释，但这些概念及解释都不很可靠，颇有向壁虚构之嫌。
同样提出了九州概念的还有《尔雅》和《周礼》，这些九州与《禹贡》中的划分各有异同。
《尔雅》大约成书于汉初，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书，其《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包含许多地理知识；尽管受体例的限制，这些知识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有机联系，但由此可以了解到许多地理名词的来历，其中有不少在后世已经发生了变化。
《周礼》与地理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职方氏》一篇，过去传说它是周代的制度，实际上不过是西汉末年刘歆为王莽篡汉制造舆论而编造的。
《职方氏》中的九州方案，每州都列出山镇、泽薮、川、浸、出产、居民男女比例、畜宜、谷宜，其叙述内容与《禹贡》大体相仿而文句更为整齐单调；所谓“川”、“浸”、“泽薮”彼此的区别并不很清楚；况且各州之间也没有交待具体的界限，一望而知是以《禹贡》为蓝本而炮制出来的。
《史记》是班固在修《汉书》时着重参考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过去不少人喜欢比较班（固）、马（司马迁）优劣，普遍认为司马迁更为杰出；实际上持此论者不过是觉得《史记》行文生动，阅读时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若以专业的角度视之，《汉书》在许多方面无疑更胜：它语言平实，好用古字，这些颇受非议的地方都是其学术气味更浓的表现。
以地理方面而言，尽管我们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可以发现《史记》中有不少地理内容，如《货殖列传》、《平准书》可谓是经济地理专篇，《货殖列传》中还提出了我国第一份内容相当翔实的经济地理区划；此外《河渠书》可谓是水利、河道变迁专篇，《封禅书》包含有不少宗教地理、自然地理资料；但按照传统地理学观念，司马迁的意识终究还是不够的。
例如，从战国到秦社会变迁那么剧烈的一个时代，《史记》中竟没有一个相当于后世《地理志》之类的专篇，以致后世对于当时的地理状况虽努力研究，却一直不能有满意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的遗憾。
《汉书·地理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问世的。
它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
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
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
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
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
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
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
《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
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
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
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
《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
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
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
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著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
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
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
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著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著作。
——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著。
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又不带历史色彩，这样的地理学著作在我国传统中固然也不乏，而且它们也得以分享“地理”这一称号，但它们一直没有成为地理学的正宗。
史载南朝时庾仲容曾抄“众家地理书二十卷”行于世 周振鹤先生提出，到了晚明，由于《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广志绎》两大著作的行世，已使得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脱离历史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 在清中叶修撰的《四库全书》中，地理类作为史部十五类中的一类，下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外纪九属。
这一分类将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公私书目中笼而统之的“地理类”条分缕析，直观地显示了传统地理学发展到极致时它所拥有的知识体系。
与《汉书·地理志》的时代相比，此时地理学的知识积累已庞大了许多，但知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徐霞客游记》被编入外纪之属，而《广志绎》被列为外纪之属存目。
这与《汉书·地理志》在叙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及一应地理资料之后，将朱赣《风俗》辑而论之并附载域外地理的做法如出一辙。
可以说，《四库全书》地理类各属的知识类型在《汉书·地理志》中都已经出现了。
自晚清输入现代地理学的观念以后，我国传统的地理学被称为“沿革地理”。
上世纪50年代，在侯仁之先生、谭其骧先生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呼吁、倡导下，沿革地理最终被改造为历史地理学，由此实现了地理学在我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二、沿革地理述略 沿革地理现在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民国它曾盛极一时。
“沿革”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沿”和“革”分别作为动词，前者指沿袭前代，后者指对前代的建置有所变革；其二，当它们组合成为名词的时候，一般特指行政建置的变化。
沿革地理指的是以沿革为中心的地理，其研究对象以疆域政区为主，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比勘不同时代的变化，而极少进行更广的考察和更深的探索。
也有人称之为地理沿革。
沿革地理的发展具有两条主线。
其一是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这方面的鼻祖是《汉书·地理志》。
它开头征引《禹贡》和《职方氏》，旨在表明古今疆域政区的异同；主体部分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其历史地理意义十分明显。
此后历代正史十分注重《地理志》的修纂，凡有志便有《地理志》，二十四史中共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十六部地理志。
在这十六部地理志中，最重要的是《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不仅自我作古，开百世典型，而且它还是修得最好的一部。
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它以西汉郡县作为纲目，注文中记载了各郡国和若干大县的户口数，当时四百多条水道的源流，政府设在各地的盐、铁、工、服等手工业管理机构，以及各地的名山、矿藏、陂泽、神祠、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等等，后来的地理志没有哪一部堪与比肩。
其篇末所辑的朱赣《风俗》更是堪称独步，后来的地理志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有一些简略的相似内容，而资料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它的体例相对较为严谨。
地理资料是具有时效性的，行政建置尤其如此。
中国历史上的政区变化有一个特点，即每个朝代初建的时候，出于安定团结的需要，往往对前代建置变革无多；而一旦形势稳定，才渐次进行大幅度的更张。
因而历史上的政区差异在两个朝代之间往往不及一个朝代内部来得剧烈。
地理志要反映一个朝代的行政建置，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选取一个时间断面，最好是该朝代疆域最大时的一个断面，将所有的政区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作横向展开；然后在每个政区下分别叙述其来龙去脉，反映出纵向的变化。
《汉书·地理志》正是这样做的。
它在户口资料首次出现时标明其时效为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区资料未标明时间，其中郡国级政区与户口资料相匹配，县级政区时效清儒钱大昕考定为元延、绥和之际（公元前8年）。
这固然是班固为例不纯之处，但与后世地理志相比，《汉书·地理志》总体上仍然是最严谨的。
后来的地理志对于时代断限大多很含糊，有些甚至根本就无所谓时代断限；以至于志中所载行政建置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还使得不少读者误以为整个朝代的政区便是如此。
这都是传统文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弊。
《隋书·地理志》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反映了从南北朝后期到隋代的行政建置。
《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都没有志。
唐初修《隋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没有志的。
唐太宗命令修《五代史志》，以配合这五部史书；起先它是单行的，后来被编入《隋书》，也就被称作《隋志》。
因而《隋书》中的各志都很重要。
《隋书·地理志》在总序中叙及南北朝的政区概要，正文以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为断限，注文记载此前的沿革；还穿插着按《禹贡》九州的区划记载了各州的人文地理概况。
虽然与《汉书·地理志》相比，《隋书·地理志》在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系统性、组织的合理性等各方面都大为不如，但比其它正史地理志则明显高出一筹。
从唐代开始，出现了单独的全国地理总志。
最早的是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泰主持修成的《括地志》。
它以贞观十三年（639）的政区为纲，叙述建置沿革、兼记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共555卷。
可惜后来散佚了，只有其《序略》和零星被引用的条文保存了下来。
传世最早的地理总志是成书于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志》。
其编者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
该书以贞观时规划的十道为纲，配合当时的47方镇，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建置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
其中，所记元和时的行政建置以及户、乡等地理情况为其它资料中所不载，而县以下山、川、宫、戍、故城之类小地名远较两《唐书》地理志为多。
该书本来是有图的，称《元和郡县图志》，每镇一图一志；南宋时图已散佚，故只称《元和郡县志》。
现存文字内容也有残缺。
宋代的地理志总志非常发达，有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共5部。
其中，《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初，内容非常丰富，体例较《元和郡县志》亦有所创新，所记多宋以前事，尤以唐代占很大比重。
《元丰九域志》以元丰八年（1085）政区为准，当时政区及户口资料现存仅此一份，但其它内容较为简略。
《舆地广记》开头叙历代疆域，分区论述形势，此后按宋代政区叙述其沿革，所列为北宋政和（1111-1118）中之制。
《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是两部以保存人文地理资料见长的总志，前者记述历代地方建置沿革其详尽程度不亚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而可信程度又有过之。
它对资料都注明出处，对不同的说法详加考订，所记宋代监司的沿革尤为其它总志所无。
相对而言，《方舆胜览》对于政区沿革较为马虎。
元代出现了官修的全国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
该书1300卷，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
可惜这部规模空前的巨制在明代就已经散佚，如今只能看到辑本。
受其影响，明天顺五年（1461）也有《大明一统志》90卷之作。
其山川湖泊、津梁馆驿、土特物产、寺观祠庙、学校书院等资料均胜于《明史·地理志》。
客观地讲，唐以后的正史地理志让人感觉未能达到《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的水平，全国性地理总志的兴起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对于一统志的编撰更是慎重其事，先后凡三修，从康熙延续至嘉庆，最后修成《嘉庆重修天下一统志》560卷，简称《大清一统志》。
它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政区为断， 按省、府州、县三级叙述。
其古迹部分对历史上大量的故城、废县作了精密考订，既用史实说明其兴废年代，又考订其今地，堪称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
明清时期还有两部著名的私修地理总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前者120卷，主要讲各地的利病，即资源、水利、赋役、民情等等。
后者130卷，主要讲形势，即“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它先叙述历代州域形势，即历代的疆域政区，主体部分按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详述各地的形势、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对历史地名的考订极为精详。
清中叶乾嘉汉学兴起以后，对沿革地理的研究曾形成一股热潮。
这一热潮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
其中，有对缺志朝代的补苴之作，如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洪齮孙的《补梁疆域志》、臧励龢的《补陈疆域志》；也有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考订和纠正，如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
这些工作就具体结论而言有不少至今仍值得重视，但总体看来，已只有资料荟集的作用。
尤其那些补志，高明得实在有限。
沿革地理的另一条主线是水道变迁。
我国处于东亚季风气候区，降水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都很不均衡，作为农业基础的水利，自来便关系到国计民生。
《史记》创立《河渠书》的篇目，此后《汉书》有《沟洫志》，《宋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河渠志》。
这些《河渠志》主要记载以黄河为中心的水道变迁与水利兴修，其出现与否完全取决于该朝代黄河是否安定。
其中，《河渠书》记载了春秋战国以至汉武帝时各地的运河及灌溉渠道，以及西汉前期规模较大的两次河患。
《沟洫志》则详细保存了汉武帝以后黄河决溢、改道、成灾、治理及其影响的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黄河河道、河性、河床、含沙量等自然特征，还保留了一些先秦时期黄河的信息。
东汉以后，黄河安流了近八百年，因而这段时间的正史里也就不再有《河渠志》的位置。
五代以后，黄河为患愈益猖獗，宋、金、元、明诸史便不得不将其作为常设篇目。
《宋史·河渠志》是各《河渠志》中篇幅最大也是质量最高的一部，其覆盖范围遍及宋代全境，在内容中又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对于水利事业的重要资料网罗无遗。
相对而言，《金史·河渠志》便显得粗疏，它只记述黄河、漕渠、卢沟河、滹沱河、漳河五条大河，而且内容颇多挂漏。
《元史·河渠志》的粗疏犹有过之，除局部间有可取之外，从内容到组织都相当混乱。
《明史·河渠志》基本上反映了有明一代黄河变迁及各省水利建设的概貌，它将海运、淮河列为专篇，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每一篇的叙述组织也清晰得当。
除了正史河渠志，还有一些记述水道变迁的专著。
这方面，最著名的当然是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
我国古代一直有撰写《水经》的传统，如《山海经·海内东经》所附26条水道、《说文解字》水部所据资料，都应该是不同时期成书的《水经》。
郦道元所注的《水经》从内容推断应该成书于三国时期。
它本来只是简略地记载全国137条河流的发源、流经和汇入之地，郦道元采取作注的形式，“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将掌握的资料分别编织到《水经》相关的字句之下，“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 《水经注》之后，唐代李吉甫有《删水经》10卷，金代蔡正甫有《补正水经》3卷，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明清时期这一类著作也有不少。
黄宗羲有《今水经》，较为简略。
齐召南有《水道提纲》28卷，用《水经》遗意，以海为纲，所举地名以乾隆时期为准。
徐松又有《西域水道记》，仿《水经注》之体，记述11个湖泊流域的河流及地理状况。
另外较著名的又有《行水金鉴》和《续行水金鉴》，系统地汇集了黄河、淮河、长江、运河诸流域的水道变迁、水利工程以及行政管理的文献资料。
前者176卷，傅泽洪、郑元庆编，成书于雍正三年（1725），所辑资料自上古至康熙末；后者157卷，道光时黎世序、张井、潘锡恩等编，所辑资料自雍正至嘉庆末。
在疆域政区、水道变迁两条主线之余，过去讲沿革地理的也有人旁及都邑。
这方面，古代也有不少著作，如《三辅黄图》、宋代程大昌《雍录》、明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等，现在大抵属于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在过去的沿革地理中并不受重视。
2008广州一模历史试题!请复制下来,不要给网址.谢谢!!
只能发上来这么多，下面这个网上可以复制的
2008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毕业班综合测试(一) 历 史 试卷类型：A 一、选择题：满分75分。
本大题共25题，每小题3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 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在上述建议下，出现了 A．百家争鸣 B．焚书坑儒 C．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D．三教合归儒 1．C 仔细阅读材料，材料体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
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家思想至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2．词起源于唐代，到了宋代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
词成为宋代文学主流形式的社会基础是 A．教育迅速发展，文人队伍壮大 B．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 C．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产生 D．小农经济发展，农民的文化需求增加 2．B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词这种文学形式逐步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形式。
3．东汉尚书台、唐朝三省六部、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等机构的设立，本质上反映了 A．宰相权力不断削弱 B．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C．专制皇权不断强化 D．文臣地位不断提高 3．C 这些机构设置的基本出发点是加强皇权，体现了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特点。
4．下列各项中，促进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发展的是 ①冶铁技术的进步 ②封建政府的重视和扶植 ③中外经济的交流 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A．①②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4．B 本题可用排除法。
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出现在我国古代的民营手工业中，发展异常缓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小，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前提是自然经济的瓦解，即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小农经济的解体，而非促进其发展，故④的说法是错误的，可以排除。
5．下列关于我国古代手工业的表述，正确的是 A．民营手工业的工艺水平最高 B．产品仅供国内消费 C．生产形式以大作坊生产为主 D．生产技术主要来自实践经验的积累 5．D 我国古代的三种手工业经营方式中以官营手工业工艺水平最高，故A错误；古代手工业除了国内消费外还大量出口，比如著名的丝绸之路，故B的说法不正确；除了官营手工业外，我国古代的家庭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非常狭小，故C错误。
6．康有为在诗中写道：“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锚轩(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出议和…… 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
”该诗反映的历史事件有 ①甲午海战 ②《马关条约》的签订 ③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④百日维新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6．A 诗歌反映的是与1895年《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及其有关的事件，材料中的信息也反映了这点。
7．“凡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持上述观点的应是 A．顽固派 B．资产阶级维新派 C．洋务派 D．资产阶级革命派 7．B 材料表明，该派主张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应逐步推行，这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属于维新派的主张。
8．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 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这表明了袁世凯 A．害怕国民党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来限制其极力 B．担心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限制其权力 C．认为国民党势单力薄，不能用武力夺取其权力 D．害怕国民党通过民主选举剥夺其临时大总统职位 8．A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别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其目的在于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把他这个临时大总统架空，袁世凯看到了这一点，害怕国民党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来限制其极力，故有这样的说法。
9.陕北民歌《移民歌》唱道：“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
”该民歌所反映的内容最早可能发生于 A．国共十年内战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解放战争时期 D．三大改造时期 9．B 从“陕甘宁”“边区”等信息可以判断民歌所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10．下面是上海外白渡桥通行交通工具变化表(据《上海研究资料》)该表反映了上海 年份 人力车 马车 轿子 马 自行车 摩托车 汽车 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 1889 6984 544 9 11 0 0 0 0 0 1926 14600 0 0 0 3459 194 3764 172 922 注：1889年数字系3天平均所得，1926年数字则是2天平均所得 ①交通工具的种类增加 ②交通工具日益近代化 ③公共交通有一定的发展 ④汽车制造业有所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10．A 仔细阅读材料，材料表明上海的交通工具种类增多，公共交通有一定发展，日益现代化，故①②③的说法是正确的；另外这个时期虽然上海汽车很多，但都是外国进口的，不能说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故④错误。
11．国书是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致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书。
右图是新中国第一号国书的局部，该国书的接受国应是 A．朝鲜 B．苏联 C．印度 D．日本 11．B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新中国，成为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是 A．决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 B．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建设目标 D．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 12．D 上述选项中属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贡献的是：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 13．“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
”与之相关的选项是 A．土地改革 B．国有企业改革 C．人民公社 D．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3．D 从材料中“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等信息可知其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
14．1977年，停止多年的高考制度开始恢复，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高考制度恢复的背景是 A．改革开放急需新型人才 B．复出后主持教育工作 C．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D．思想界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4．B 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系统纠正文革错误，1977恢复高考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15．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动祖国大陆对台湾政策发展的主要国际因素是 A．不结盟运动发展 B．中美关系改善 C．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 D．中苏关系缓和 15．B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推动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即由“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 16．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
”“希腊内部极盛”的主要原因是 A．对外交流频繁 B．法律体系完备 C．民主政治发展 D．人文思想盛行 16．C 伯利克里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带来了雅典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17．下列关于17世纪荷兰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航运发达，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B．成为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 C．组建大型商业公司，是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 D．奴隶贸易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繁忙的港口和商业中心 17．D 商业贸易的发展，美洲大量白银的涌入，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繁忙的港口和商业中心。
18．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说：“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
”上述现象出现主要是因为 A．启蒙思想家们关注中国的儒家文化和政治 B．中国四大发明对法国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 C．西方传教士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 D．中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18．A 儒家思想中“仁政”等主张，和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因此得到了他们的赞誉。
19．“在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英国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纪瓦特公爵运河。
从那时起，……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的运河。
”英国“运河开 凿热”的兴起主要是由于 A．农业灌溉的需要 B．旅游观光的需要 C．商品运输的需要 D．借助水力驱动机器设备的需要 19．C 注意时间：1759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工业革命在英国迅速发展，生产了大量产品，运河的开凿是为了商品运输的需要。
20．列宁认为：“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 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他们。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俄实行了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 D．农业集体化政策 20．B 仔细阅读材料，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材料中“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而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摧毁”就意味着保留这些东西。
利用商品、市场、货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本质。
21．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这种思考和议论主要是基于 A．经济危机的影响 B．对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怀疑 C．苏联实力壮大带来的威胁 D．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 21．A 特别注意时间：1931年，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大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汤因比的话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思想和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