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纪念日主题演讲比赛主持词
新海关: 新中国海关 新中国海关是1949年10月25日正式的。
新中国海关的诞生标志着结束了由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海关长达90年的屈辱历史；标志着中国海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海关总署正式成立及颁布海关总署第一号通令是新中国海关正式成立的最主要标志。
新中国首任海署总署署长是孔原。
新中国海关成立后的第一个正式刊物叫人民海关。
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为建立新中国海关作出了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时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的指示。
新中国海关关徽上的金钥匙是来源于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在五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放在帝国主义。
新中国海关的第一个工作方针是改造、利用。
新中国海关的隶属关系是中国海关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国务院下设海关总署，海关总署管理全国海关，全国各海关隶属海关总署。
新中国海关成立后第一部基本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年5月1日颁布实施，1987年7月1日废止。
解放前的中国海关(中国近代海关): 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海关及其管理。
海关管理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失去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仍由中国管理。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迁设租界外滩的江海关被群众捣毁。
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遂擅行公布船舶结关暂行条例，因外国商人反对，未能施行。
这时，外商船舶自由出入上海港，江海关受外国势力阻挠无法恢复征税工作。
1854年夏，英领事阿礼国(1809～1897)提出一个中外合组海关的方案，两江总督怡良(? ～1867)派苏淞太道吴健彰(约1815～约1870)于 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晤,规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对这一办法作了修改：“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人帮办税务，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并“各口划一办理”。
1859年江海关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1832～1898)被委派为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各口岸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了。
1861年起,广州副税务司英人赫德任总税务司（初为代理）,一直管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江海关旧址]如图 海关机构 在中国当时的政府系统中，1861年起海关由新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1902年改为外务部)统辖；1906年改隶专设的税务处；1928年后改由财政部关务署统辖。
海关的最高机关是总税务司署，设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下设六个办事文案。
1896年上谕总税务司兼办邮政,赫德遂兼总邮政司,并设邮政局总办、副总办。
又同文馆的教习也在总税务司署编制。
1901年同文馆合并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邮政为邮传部接管，二者脱离海关。
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税务司署组织改为五科三处,旋又改为九科二处。
总税务司署直辖全国各税务司署，亦即各口海关。
19世纪80～9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和列强分据租借地，又有边境海关（边关）、租界地海关的设立。
这些海关受到有关列强或租界地当局的辖制，享有特惠、减税权利。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改归海关管理，总税务司署的征税权力又扩大了。
海关事务主要为征税和船钞两大部门。
征税分内班（处理商人报关、征税）、外班（查验过关商货）、海班（巡水缉私）。
船钞民国以后改称海务，主管船政和港务事宜。
人员最多时为兼办邮政时代,1910年有19169人；1911年邮政脱离后，降至7230人；以后大体在八九千人之间。
其中洋员约占1\\\/6，国籍最多时达20余国,而以英人占绝对多数。
海关要职都由洋员担任，华员仅任中下级职位；华洋关员生活待遇悬殊，形成洋员统治华员局面。
收回海关管理权的斗争 终清一代，海关管理征税，税款的保管则由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掌握。
辛亥革命爆发后，总税务司伙同北京的外交团把海关税款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的总税务司帐户。
从此，税款保管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甚至连偿债、赔款剩下的关余，中国政府也无权动用。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立于广州，从1918年起，要求按比例分取关余，与外交团、总税务司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逐步发展为要求关税自主、收回海关管理权的群众性运动。
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推动了这一运动1926年10月,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公布《征收出产运销物品暂行内地税条例》，成为第一次撇开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自行征收产销税的行动。
随后，各地方势力也趁机征收货物附加税。
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了打击。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又恢复和稳定下来。
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和对外交涉，中国毕竟实现了一定的关税自主，1929年以后，又四次修订了关税税则。
抗日战争时期，通商口岸沦陷殆尽，海关在财务行政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从1943年起，总税务司一职由美国人担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延续了95年的以洋员税务司为主宰的海关制度，宣告结束。
海关的活动及其后果 近代中国海关,统一了全国的海关行政，引进了比较先进的组织、人事、财务管理制度，成为近代中国效率较高的行政机构；并在港务、船政等方面引进了一些先进设施，在统计、调查、文献保管方面颇有成绩。
但是，统治海关的洋税务司们是利用这个组织维护外商在华贸易的利益，利用关税操纵中国的财政，并在关务、港务、船务等各方面扩大帝国主义的势力。
赫德主持海关后，凡清政府举借外债、建置海军、购买军火、修筑铁路等事，都有总税务司参与；许多外交交涉以及条约草案，也由总税务司经手；甚至封疆大吏的任命，有时也须征求总税务司的意见。
中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海关更成为扶植某种势力、左右政局的一个力量。
因而，近代中国海关的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其他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大奥总取缔
释名御年寄也老女奥总取缔、大年寄笔头。
但大奥总取缔”[2]一词其实是在后世历史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中才出现的，至于“大年寄笔头”一词是否正式使用过则仍是个谜。
职务与地位御年寄的职级相当于幕府的老中，主理大奥一切事务，自中年寄以下所有女中归其管辖。
御年寄职级中共有7人，她们会轮流值月，并经商议后共同决定大奥内的大小事项。
值月时，由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坐在“千鸟之间”的烟草盆前，听取表使、御右笔的汇报，并下达各项指令；或在“御广座敷”与老中、表役人论事。
除了大奥内的公务，御年寄亦经常代表将军家向各大名传达幕府的意向，又多和老中秘密结盟，还作为幕臣之一议政，政治上具有相当影响力。
在江户时代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御年寄是唯一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的女性。
因此，御年寄身份上虽然不及将军御台所和上腊御年寄尊贵，但实际上才是大奥中掌握实权的人，连将军也对之忌惮三分。
待遇大奥女中的居室位于长局。
御年寄和上腊御年寄一样，住在高级女中的居处“一之侧”。
除了有独立居室外、还有专用的厕所、浴室和厨房。
她们可以雇用大约十数个“部屋方”（佣人）服侍自己，当中更包括最多三名男性佣人[3]，负责为御年寄对外采购私人杂物。
御年寄的俸禄以“合力金”、“切米”、“炭”、“五菜银”为主，个别还有封地和封地内的租税收入。
外出时的排场相当于十万石的官职。
御年寄列表春日局（第3代将军御年寄） 矢岛局（第4代将军御年寄） 右卫门佐（第5代将军御年寄） 绘岛（第7代将军御年寄） 宫路（第8代将军御年寄） 姊小路（第11、12代将军御年寄） 泷山（第13、14、15代将军御年寄） 春日局（1579年－1643年10月26日），本名斋藤福，父亲是明智光秀的家臣斋藤利三，母亲是稻叶通明之女。
后来成为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奉命前往皇宫觐见后水尾天皇，得到天皇赐号「春日局」。
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斋藤利三跟随其主君明智光秀发动了本能寺之变，将织田信长逼死於本能寺。
后来发生山崎会战，明智军战败，利三被逮捕后遭处死。
因为身为罪人的家属，阿福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子女流浪，隐匿在舅父稻叶一铁家中。
阿福少女期曾经在京都的三条西家做侍女，之后以稻叶重通养女的身份，嫁给丧妻的稻叶正成做第二任正室。
但是两人后来离婚，原因是阿福决定要前往大奥做当时刚出生的德川家光乳母；也有另一种说法是阿福得知正成在外有外遇的对象，愤怒之下杀了那位情妇后逃亡，看到京都在召募乳母而报名参选。
1604年起，担任德川家光的乳母兼老师。
家光的生母阿江与因为被强迫与自己儿子分离，心里非常难过，因此生下第二个儿子德川忠长时，坚持亲自养育。
秀忠夫妻因与次子比较亲近，都感觉次子较可爱，也希望以后让忠长继承将军之位。
阿福风闻此事，为家光的未来很是担心，就亲自前往大御所德川家康所居住的骏府城，希望家康主持公道，确立家光的地位。
不久后，家康果然以行动表示自己力挺家光的态度，使秀忠夫妻颇为尴尬，但也让家光继承权不可动摇。
随着秀忠的退位、阿江与的过世，实质上几乎与家光父母一般的阿福，掌握了大奥极高的权力与地位。
1629年，她在前往伊势神宫参拜的途中，以将军家光的名义以及贵族三条西实条义妹的头衔入宫觐见后水尾天皇与他的中宫德川和子，天皇赐她「春日局」之号，官阶从三位。
但由於她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官阶的，只不过是将军身边的一个乳母，却前来皇宫参见天皇，这让天皇与许多公卿认为是种羞辱，幕府没有把他们的权威放在眼里。
於是后水尾天皇在当年愤而退位给年仅七岁的明正天皇，以示抗议。
得到春日局名号的阿福，由以前只在江户城大奥开始掌权，到后来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公家与幕府的中间人），风头一时无两。
而作为首位大奥总取缔（即总管事）的春日局，自家光即位为三代将军后已开始着手整治大奥。
当中颁布的〔大奥法度〕（以二代将军秀忠颁布的大奥法度作基础加以改革）更是日后大奥二百多年（直至江户无血开城）的法则。
1643年，春日局过世，年六十五岁。
法名为「麟祥院殿仁渊了义尼大姊」，据说麟祥院与绍太寺都是其墓地所在。
她的辞世之句是「相邀西沉之月 悟得个中道理 今日之娑婆 得以逃离乎（西に入る 月を诱い 法をへて 今日ぞ火宅を逃れけるかな）」右卫门佐（えもんのすけ、うえもんのすけ、1650年－1706年），江户时代前期的大奥女中。
公家·水无濑氏信的女儿。
开始为大奥服侍，在大奥做之前，是用常磐井の局这个名字。
1687年(贞享元年)5代将军德川纲吉的御台所鹰司信子，为了学问而依赖灵元天皇中宫·新上西门院，进入大奥担当上臈御年寄的职位。
并且，改名右卫门佐，开始伺候御台所，此后又伺候将军，终於成为大奥总取缔。
被赐与1000石，在后宫大奥了实权。
此后作为纲吉的侧室迎入大典侍，新典侍等公家的姑娘。
同时，其女正亲町町子被右卫门佐的介绍进入后宫，根据鹰司信子的帮助也变成了柳泽吉保的侧室。
1706年，以57岁死去。
法名是心光院殿古监贞圆女居士，心光院古媪贞圆。
墓地是东京都新宿区的月寺院。
绘岛（1681年—1741年5月24日，即生于天和元年，卒于宽保元年4月10日），被判流放后改称江岛，德川幕府第7代将军德川家继时的大奥御年寄，绘岛生岛事件的中心人物。
绘岛于三河国出生，成长于江户。
因母亲在其父（甲府藩士疋田彦四郎）死后再婚，她成为白井平右卫门久俊的养女。
她先出仕尾张德川家，其后进入德川纲丰（后来的6代将军家宣）的樱田御殿，担任其侧室于喜世之方（后来的月光院）的近身侍女。
德川家宣就任将军后，绘岛随于喜世之方进入大奥。
[1]德川家宣去世后，由月光院所生的德川家继就任第7代将军。
绘岛因为深得月光院信任，在大奥中担任御年寄的高职。
然而在1714年2月26日（正德4年1月12日）发生“绘岛生岛事件”，绘岛最后被判流放高远藩长野县。
虽然8代将军德川吉宗后来宣布赦免众多因此事定罪的人，不过绘岛却始终没有获赦，在流放地终老。
她在1741年去世，享年61岁。
墓所位于莲华寺，法名信敬院妙立日如大姐。
现在于长野县高远町历史博物馆旁仍有“绘岛围宅地”历史遗迹，相传是绘岛被流放时的居所。
姊小路（日文：姉小路、あねこうじ／あねがこうじ），生卒年不详，德川幕府第11代（德川家齐）、12代（德川家庆）将军时任大奥总取缔。
关于其身世和真正活跃于政治上的时期不明，只知她对当时政局具有影响力，传说她企图阻挠天保改革的进行，导致后来幕府财政窘迫以致衰落。
姊小路，生于宽政七年，卒于明治十三年，是幕末大奥中的上臈御年寄。
本名いよ或伊与子，父亲是桥本实诚、兄长是桥本实久。
也就是说，出身桥本家的姊小路姐妹其实是后来嫁给了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的和宫亲子内亲王的姑祖母。
学界对于姊小路这位公家女子的评价向来不算好，作为第12代将军家庆时代大奥中的第一人，姊小路被认为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女人、她善于策划针对政敌的各种阴谋、还阻碍了天保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相当少见的坏女人。
在第11代将军家齐与第12代将家庆的治世时期，姊小路君临大奥，对当时的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直接导致了日后幕府财政上的崩坏 最初，姊小路是在文化一年（1804年）与妹妹唐桥一道，作为家庆的正室乐宫乔子女王身边的小上臈（身份略低于上臈御年寄、但高于御年寄的高级女中，类似于“实习上臈御年寄”的身份），陪同着女王一起进入西之丸大奥的。
随后，当第11代将军家齐的女儿和姬被许配给毛利齐广之后，姊小路作为和姬身边的大上臈，陪同和姬迁入了毛利家在江户的宅邸。
直到天保三年（1833年）和姬去世，姊小路才又回到了大奥。
之后，到了天保七年（1837年），姊小路升任上臈御年寄。
应该说，幕末大奥内部对于一桥派的厌恶感，其实是出于对水户德川家的厌恶。
这种厌恶感最初就是从姊小路身上开始的。
而姊小路之所以会憎恨水户德川家，其原因却出在她的妹妹唐桥身上。
唐桥，生卒年代不详，是江户幕府的上臈年寄。
本名桥本理子。
于文化一年（1804年）与姐姐姊小路一起随着乐宫乔子女王一起进入了西之丸大奥。
不久之后，唐桥转而成为当时的将军德川家齐的御台所近卫寔子（出身岛津家，为近卫家养女）身边的上臈御年寄。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家齐之女峰姬与水户藩德川齐修（德川齐昭的哥哥）的婚事敲定之后，唐桥又成为峰姬身边的大上臈，陪同她一起嫁入了水户藩。
唐桥是当时有名的美人，据说也曾经为家庆侍寝过，在随同峰姬进入水户藩之后，很快就被德川齐昭看中，并因此怀孕。
怀孕之后的唐桥回到了京都，但同时也有传闻，认为唐桥后来又改名为花之井，回到了齐昭身边。
总之，不管如何，唐桥作为原先大奥中的上臈女中，作为出身正宗羽林家桥本家的小姐，就这么轻易地被德川齐昭弄上了手、甚至怀孕，这样的事情在大奥是前所未闻的，而德川齐昭轻率的行为也是让人憎恨的。
因此，从这个事件之后，当时权倾大奥的上臈御年寄姊小路就对水户藩多有嫌恶。
在数年之后，当13代将军家定需要从庆福和庆喜中选择继任者时，这段桃色旧闻也在大奥内成为纪州派反对一桥派的理由之一。
以姊小路为首的大奥诸女对水户藩产生的持久的厌恶感也影响到了对齐昭的禁闭反省处份中。
当时齐昭与在奥中供职的女中三保野密谋，希望能由三保野出面为之疏通，从而得到从轻处理。
这位叫做三保野的女中虽然只是一位御中臈，但据说不仅作为近侧女中受到家齐宠爱，在家齐死后还为家庆侍寝过，是大奥内部相当有话语权的一位人物，也曾多次收受大名的贿赂为他们行方便。
这回三保野许诺会请出在深川隐居的原大奥女中是生尼（另一说是要请出家庆的妹妹峰姬）来为齐昭求情，但被姊小路知道之后，到底还是维持了原判，即“对齐昭实行禁闭反省的处份”。
应该说，姊小路当年权倾大奥，声势无人能及，莫说是水户德川，就连幕府的权臣，也不能使她轻易让步。
只说天保改革时，老中首座水野忠邦曾想着要逼迫大奥进行俭约，结果被姊小路轻飘飘一句“妾の有无を问い”（总该先问问妾身吧）就给轻易地赶出了大奥，所谓开源节流之类的计划也自然是流产了。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大奥财政为何最终会崩溃的原因时，多归咎于姊小路，原因也出于此。
弘化三年（1844年），因为姊小路要吃天妇罗的关系，大奥起火，本丸被全部烧毁，在这场火灾中有数百名女中被烧死。
因为这场大悲剧，当时广大院（家齐正室近卫寔子、原名岛津茂子）近侧的上臈御年寄梅溪提议要处罚姊小路，然则随后不了了之，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奥的各种记录里，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梅溪的资料了。
梅溪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是否是姊小路对她作了些什么，都不得而知了。
家庆去世后，姊小路落发出家，法名胜光院，并搬出了大奥迁居至毛利家在江户的宅邸中。
然则，虽说姊小路已经隐退了，但是她的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变小。
数年后，当姊小路的兄长桥本实久的外孙女、和宫亲子内亲王作为“公武合体”政策的一环与第14代将军家茂订婚后，姊小路在本家侄女、和宫的生母观行院的多次请求下，终于同意回到京都，伴随和宫降嫁江户城。
直到庆应四年江户无血开城后，姊小路才从二之丸大奥退出，回归京都的本家，在本家直至去世。
泷山（1805年－1876年），大冈権左卫门之女，德川幕府第13代（德川家定）、14代（德川家茂）、15代（德川庆喜）将军时的大奥总取缔。
泷山16岁（1823年）进入大奥，随后以其过人才智获重用，被任命为大奥总取缔，掌握实权。
正值幕府就14代将军继嗣问题争议，泷山联合当时大奥的上腊御年寄歌桥和第13代将军生母本寿院支持南纪派的纪州藩德川庆福（德川家茂）继位，并与推举一桥庆喜（德川庆喜）的一桥派对立。
终于由庆福继任14代将军。
江户无血开城后，于崎玉县川口市度过余生。
1876年（明治9年）72歳时逝世。
法名泷音院殿响誉松月佑山法尼。
墓所位于川口市锡杖寺。
宋元时期科技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啊?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