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师父生日祝福语
祈愿师父：福慧增上，道业有成，六时吉祥
弟子：某某 合十拜上
清朝皇帝在宫里祈福拜的是什么神像
是满族信服的的满教人物。
一般认为，萨满教起于原猎时代。
萨满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
但是，直到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
它在我国北方古代各民族中间的影响根深蒂固。
直到后来，甚至在佛教或伊斯兰教成为主流信仰的我国北方一些民族当中，仍可明显见到萨满教的遗留。
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以及大和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
但是，相对地说，在三江流域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
萨满教在韩国保存的最为完整，日本的神道教也是萨满教的变体。
近存晚期原始宗教的一种。
曾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
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
通常泛指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信仰的该类宗教；也有广义地借指今天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特别是北美爱斯基摩、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原始宗教。
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己用“珊蛮”一词，记述了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
萨满教建立在认为可见的世界充满影响生物体生活的不可见的力量或者灵魂的前提上。
与其他任何的(通常是全部社会成员笃信的)万物有灵论或称泛灵论（animism）不同，成为萨满要求专业的知识和能力。
但是，萨满们不会像牧师那样组成全职的仪式或者精神类组织。
哈萨克人中间有一种名为巴克什的人，即是巫医。
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满，就连保加尔汗国也有这种人与俄罗斯东正教也有圣愚，证明萨满教的影响无远弗至。
有些萨满是一夜之间成为，有些是要拜师。
萨满与世界其他地区巫医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意识可随时进入癫狂状态。
“萨满”来自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
这字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
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
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知道”的词根同源。
不少学者通过综合地质考古的资料、历代文献的记载、以及各地区民间传说，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萨满教源自东夷-九黎-蚩尤部落，阪泉大战之后，南迁为蛮，北迁为胡，至今南北少数民族风俗都有有萨满文化遗存。
佛教在14世纪后在相信萨满教的族群例如藏族人（藏人称之为苯教）、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
萨满教仪式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中国的元代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
虽然在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销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
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到20世纪50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
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
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
萨满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
萨满教传统的隆重祭祖仪典，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参与祈祷人畜平安、农牧丰收。
氏族新萨满领神仪式亦常同时举行。
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多于春季举行，又称“四月会”。
届时众人携带牛羊、兽肉、粮食和酒前往参加连续数日的聚会。
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林区鄂温克人举行祭祖议典时，将祖神偶像挂于树梢，东、西两侧分别挂日、月和大雁、布谷鸟等木制模型各一个，树间皮绳上悬挂驯鹿或犴等兽头、喉、舌、心、肺、肾脏以及四肢和尾巴，兽头朝向祖神；禁用他们认为不祥的四爪兽供祭。
祭祀场所附近的树干涂抹兽血。
草原的鄂温克人常于农历八月聚会。
场地装饰如林区景象，祭品丰盛。
聚会期间纵情歌舞、赛马、摔跤，交结情侣。
萨满们穿戴神衣、面具，到各户跳神念经表示驱邪纳吉，各家主人向他们泼酸奶讨吉利。
达斡尔人在聚会的第三天举行“库热”仪式，届时萨满将本氏族男女老幼集中在一处，绕以皮绳，三次将皮绳收紧又再放松，若质绳长度每次都有所增加，即认为是人丁兴旺的预兆；众人从绳下钻出，可免灾祸。
当夜，萨满模仿飞禽的动作和鸣叫，举行吃血仪式，并将牛羊血抹在众神偶像嘴上，以求福佑。
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也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
在萨满教里，音乐就是生活本身。
在这种音乐观支配下的萨满跳神音乐，是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神鼓和腰铃则是萨满使用这种语言的专用工具。
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使萨满音乐屡遭劫难而未灭绝。
不难看出，萨满的音乐观与萨满文化圈以外的音乐观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人们不要期望以自己生活其中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分析和评价它能够奏效；就如同欧洲人不能用自己使用刀叉进餐的习惯试图去解释、或者矫正中国和日本人使用筷子吃饭的风俗一样。
刀叉与筷子虽然都是相同功用的餐具，却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神鼓和腰铃作为满洲萨满跳神的代表性乐器，在萨满的手中只是个通神的祭器。
忽略了这一点，它那变幻莫测、简朴粗犷而又充满野性的音响，便失去了慑人魂魄的魅力和威力。
所以，我们应当看看它做为通神祭器所表达的意念及其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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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愈》梁衡韩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
所以读韩愈其人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
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
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
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
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
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
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
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
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
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
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
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
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
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
“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
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
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
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
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
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
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
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
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
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
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
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
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
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
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
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
历史会怎样改写
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
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
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
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
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
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
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开教育之功。
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
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
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
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作者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