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新疆的民族分布有什么特点（电大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政策形成性考核作业册）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特点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众多国家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域辽阔，境内高山、盆地、冰川、河谷、绿洲、．戈壁、草原、沙漠等齐全的特殊地形地貌；以及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大陆性气候特点显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等等，使近代新疆的民族分布状况更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区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小聚集和大杂居同时并存 近代新疆各个民族由于一个民族基本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同的宗教文化，就一个地域比较小的地区或地方来说，往往是某个民族聚居、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或地方，有的甚至是某一个单一民族居住的地方。
例如在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少数县或相当多的一些乡村，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牧区，在汉、回、锡伯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农村等，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就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来说，例如县或县以上的地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的县，更不用说是县以上更大的地域范围了。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新疆当局进行的人口统计来看，当时新疆的10个区，都是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
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所在的第一区(乌鲁木齐地区)共生活着12个民族、391 853人，其中，维吾尔族 139 656人、汉族136 808人、哈萨克族67 690人、回族64 037人；另外还有蒙古族988人、乌孜别克族873人、归化族(俄罗斯族)847人、塔塔尔族598人、满族202人、塔兰奇族(伊犁维吾尔族)48人、锡伯族42人、柯尔克孜族l4人。
至于当时人口比较多的第二区(伊犁地区)和第三区(喀什地区)更是当时新疆14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伊犁地区共有人口471 686名，其中哈萨克族占大多数，有210 672人；但同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还有塔兰奇族79 187人、维吾尔族76 229人、汉族27 661人、蒙古族24 480人、回族17 654人、锡伯族 10 218人、归化族9 370人、柯尔克孜族7 600人、乌孜别克族4 697人、塔塔尔族2 246人、索伦族1 118人、满族542人和塔吉克族12人。
喀什地区是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但在这里生活的人口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各族群众。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喀什地区总人口的957 402名中，除维吾尔族902 874人外，还有当时新疆的其他13个民族的成员，其中人口比较多的有柯尔克孜族41 338人、塔吉克族7 202人、汉族2 731人、乌孜别克族2 480人、回族651 人。
如果从新疆全省来说，当时新疆共有14个民族共同生活，更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在当时新疆4 011 330名总人口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为维吾尔族，有2 988 528人；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为哈萨克族和汉族，分别有438 575人和222 401 人；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为回族(99 607人)、塔兰奇族(79 280人)、柯尔克孜族(65 923人)、蒙古族(59 686人)、归化族(19 392人)、锡伯族(10 624人)、乌孜别克族(10 224)；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为塔吉克族(8 210人)、塔塔尔族(5 610人)、索伦族(2 508人)；人口不足千人的仅有满族(762人)。
2．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 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是沿用目前我国民族学界所使用的“少数民族”一词的称谓，即就全国而言，相对于汉族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其实也就是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大批汉族军民移居新疆，总人口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已达30万人左右，居当时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但是，从l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近代新疆历次较大的战乱中，汉族群众往往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人口损失严重，因此造成近代新疆汉族人口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地位有较明显的下降。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新疆汉族总人口为222 401人，不仅比当时总人口已增长到2 985 528人的维吾尔族少了10倍以上，而且比当时总人口增长到438 575人的哈萨克族还少了近一倍，在新疆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已从各民族人口中的第二位退居到第三位。
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以后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进入新疆，虽然使新疆的汉族人口有所增加，但其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排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仍处于第三位。
而在同时，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却在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新疆人口中居于首位的维吾尔族人口，在近代的近百年中，增长更快。
l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在新疆的200余万人口中，维吾尔族有150万人左右。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总人口增加到400余万，维吾尔族人口达300余万【3】，使维吾尔族人口的绝对数大大超过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更大大多于汉族。
与此同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族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使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不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新疆人口中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清朝统治时期。
3．少数民族分布地域比较广 民国八年(1919年)阿勒泰划归新疆省管辖后，近代新疆的版图已最后确定下来。
我们知道，在目前我国960余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新疆面积为166．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左右，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大多居住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比较靠近城市或交通要道的村镇，所生活的地域比较小。
而在地域更为广大得多的乡村和山区，特别是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广大农牧区，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疆的各个少数民族。
例如，在当时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乌鲁木齐地区(第一区)：汉族总人口为136 808人，其中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当时称迪化市)的有38 557人；而比汉族人口还要多的维吾尔族(139 656人)，只有 12 863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人口有47 690人，仅仅有401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
又例如在当时各民族聚居的伊犁地区(第二区)：汉族总人口为27 661人，其中15 081人生活在伊宁市(当时称宁远城)，占一半以上；哈萨克族总人口为210 672人，却只有22 921人生活在伊宁市，仅占九分之一左右；蒙古族人口为24 480人，在伊宁市生活的人更少，仅64人，占几十分之一【4】。
在这一时期的天山南部地区及以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政务、经商等活动，更主要集中生活在各地的城市和乡镇。
4．跨界民族比较多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多个国家接壤。
如前所述，在近代新疆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初时，新疆便出现了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中俄之间的跨界民族。
到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新疆“归化族”(俄罗斯族)的确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疆又出现了中苏之间和中蒙之间的跨界民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
这样，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在新疆当时的l4个民族中，有5个是跨界民族。
同时，在近代新疆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周边国家的商人及各类人员居住活动，例如当时的印度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人等。
民国初年到新疆巡视的谢彬在南疆各地都看到不少所谓的“英籍商人”或“英籍商民”。
例如他在莎车看到当地有“英籍四百余户”，在叶城看到有“英籍商民一百零四户，男女共四百零六口”，和阗有“英籍四百余人”【5】。
这里的所谓“英籍”人，并非都是英国人，而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印度人、阿富汗人等。
不过，这些在新疆活动的外国人并不能算是跨界民族，因为他们本身还不是新疆多民族的成员。
但是，与同期国内其他许多省区相比，新疆跨界民族比较多仍然可以算作是近代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一个突出和明显的特点。
对新疆稳定发展的重大影响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上述主要特点，既是当时新疆的重要区情之一，也是影响当时新疆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代新疆史上，既有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也有社会出现动乱、经济文化发展暂时停滞的时期。
但是，在近代新疆史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时新疆多民族的分布格局和上述特点有直接关系。
1．政治方面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其特点对当时新疆政治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表现在许多问题上，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个民族近代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参与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增加。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制度，军政大权由满族官员独揽。
在新疆各个少数民族中，分别实行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统治制度【6】，各个民族的内部事务由本民族的伯克、头目管理。
因此，这时的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头目、很少能有人在清朝政府设在新疆的各级军政机构中任职，当然也没有人能参与全疆性的重大政务活动。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省后，在全疆推行州、县统治制度，满族官员垄断新疆军政大权的局面被打破，维吾尔族的伯克统治制度被废除，维吾尔族中的旧有伯克保留原有的伯克品级顶戴，到各地方的州、县机构中充当“书吏”，参与各州、县的政务。
但这时新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的机会仍比较少，只有维吾尔族的少数上层头目能参与州、县一级的政务活动。
由于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以及锡伯、索伦等族中的旧有札萨克制度、八旗制度等仍旧保留，他们中的上层人士依旧只能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没有人在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任职，参与一些政务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如前所述，除了重用曾帮助、支持他掌握政权的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外【7】，还把维吾尔等族的一些上层人士请到省城，参与一些政务活动，让他们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的稳定。
例如饶孜是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大地主、大商人，杨增新便把他请到乌鲁木齐作新疆省的省议会议长。
杨增新还把阿图什人、在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雅合布等人请出来，或者送到北京作国会议员，或者在乌鲁木齐作为省议会议员。
同时，杨增新还让哈萨克族中影响比较大的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等，蒙古族中比较有影响的汗王布彦库等人担任一定的官职，主持当地政府的政务【8】。
与清朝末年相比，新疆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明显增多。
在以后的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主政新疆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从总体上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能力和水平也日益提高。
如前所述，在推翻金树仁政权的过程中，维吾尔族、回族、归化族(俄罗斯族)都起了重要作用。
盛世才执政前期，提倡“民平”(民族平等)，确立新疆14个民族的称谓和地位，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更是有为数可观的各民族上层人士进入政府各级机构中任职，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
国民党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能力等达到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联合政府中，张治中以下的副主席、副秘书长和各厅的厅长、副厅长中，半数以上由各个少数民族人士担任。
省级以下的各地区、各县政府机构的官员中，少数民族人士所占比例更高。
张治中离任后，新疆省主席先后由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包尔汉出任，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的少数民族人员更多，在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参与政务活动，而且主持一些政务活动。
2．经济方面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对新疆民族的整合，特别是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其中主要表现有两点： 第一，大大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
18世纪中期清朝刚刚统一新疆时，天山南北到处一片荒芜，各民族总人口不超过30万。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增加到200余万(这里不包括阿勒泰地区的人口)；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时，新疆各民族总人El更增加到400余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应当大大超过400万。
我们知道，在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今新疆地区开始直接处于我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的近两千年中，新疆地区的总人口一直在100万上下浮动。
清朝统一新疆后，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后，各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新疆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据统计，清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时全国人口总数超过2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时全国总人口超过3亿。
到道光朝中期，即1840年前后，全国总人口达到4亿。
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人口总数便停滞不前，长期保持在4亿左右。
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中期到 1949年的近二百年中，全国总人口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新疆总人口却增加了10倍以上。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人口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总体实力高低和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标志。
正是18世纪中期内地各族军民大量移居新疆，在新疆总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使新疆的大片荒地得以开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新疆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以后的各个时期，新疆农业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比较稳定、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同样，这一时期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人口的快速增加，也大大促进了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大批哈萨克族牧民进入天山北部各地居住，使哈萨克族人口到1949年时达到40多万人，成为新疆人口总数仅次于维吾尔族的、第二位人口较多的民族。
哈萨克族牧民游牧的地方也从新疆的西北沿边地区深入到整个天山北部地区，使山区的大片牧场得以开发利用，对这一时期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巍巍天山东西横贯新疆，把新疆划分为自然地貌有明显差异的南北两大部分。
l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南部史称“城郭诸国”，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屯田生产也大多集中于此。
而同时的天山北部则长期是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从乌孙、匈奴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蒙古等我国古代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过深深的足迹，有的还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地方政权。
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也长期以畜牧业为主。
但是，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部开展的大规模屯田生产，使农业生产在这一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迅速提高。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世纪初嘉庆朝末年时，天山北部仅民屯人El已经超过20万人，耕种土地100万亩以上。
如果加上这一地区军队的屯田及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新疆进入近代社会时，农业生产甚至已成为天山北部地区的主导产业，其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畜牧业生产(当时以畜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地区不包括在内)。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阿勒泰划归新疆及大批哈萨克族牧民的进入，虽然使天山北部畜牧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总体上农业生产仍然在天山北部占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众多生活在天山北部的汉、回、维吾尔等民族的群众主要都以农业生产为主。
锡伯、满、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大多数也从事农业生产。
即使在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群众中，也有一些人以种地维持生活。
因此，农业生产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伊犁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使这些地区也出现不少新的农业生产区域。
同时，在天山北部出现了不少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而城市的出现是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
今天北疆地区较大的城市，例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伊宁市等，大多是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才出现或逐渐形成的。
在天山北部各城市生活的人群中，大多以汉、维吾尔、回等民族的群众为主。
因此，农业生产在天山北部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分布模式，而且也使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从天山南部转移到了天山北部，对新疆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3．文化方面 众所周知，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存发展，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地区。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新疆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各具特色的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更为突出。
一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发展。
在近代新疆各民族中，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维吾尔、汉、回、锡伯等民族；也有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内地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并存发展。
这一时期从内地移居新疆的汉、回、锡伯、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在把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带到新疆的同时，也把内地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文化带到了新疆，特别是在天山北部的一些主要农区和城市，内地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清代天山北部各主要城市内一般都建有鼓楼及文庙、关帝庙等庙宇，这明显的是内地汉族地区文化的产物。
在天山南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的更为明显。
维吾尔等一些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音乐、歌舞、绘画等文化活动，不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三是中西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地区，近代同样如此。
特别是近代俄、英两国对新疆的经济文化渗透以及近代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的出现，更使西方文化在新疆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沿边城市，俄国(后来的苏联)式的建筑随处可见，俄罗斯的音乐、舞蹈、书刊等文化产品到处都有。
在天山南部的一些主要城市，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也不断传人，影响着当地不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是多种语言、文字并存发展。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近代新疆可以说是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汇集地区。
在这一时期通行的语言文字除使用较多的满语文(前期)、汉语文、维吾尔语文外，还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锡伯、塔吉克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各民族中使用。
这种状况在同期我国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
五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政府治理新疆前，天山南北流行的就有萨满教、佛教、袄教等多种宗教。
此后，新疆各族群众先后信仰过景教、摩尼教、喇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仍然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儒家文化也可以算成一种宗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宗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即宗教文化。
在近代新疆的多种宗教中，既有从中国内地传人的宗教，也有从国外传人的宗教。
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发展，互相影响，创造了许多具有新疆地区民族特色、并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
中国的民族情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虽然有过冲突和战争，但总的趋势是统一时间长、交流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离不开。
第二，从中国民族组成情况看，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8%。
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这种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民族只有紧密的联合起来才能最快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第三，从中国民族分布的状况看，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
这种分布特点决定了只有区域自治形式才适合民族间政治联合的需要。
迷信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
（一）组织形式的区别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它一般由宗教组织、信仰和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仪式、戒律、经典等基本要素构成。
在我国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与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族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封建迷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陋习，一般是由神汉、神婆等迷信职业者主持的算命、看风水、求签卜卦等活动组成。
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正式组织形式、仪规、戒律、经典，没有像宗教那样具有群众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特点，一般是迷信职业者随意活动随聚随散。
（二）活动内容的区别宗教活动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在活动内容上有固定不变的经典、信条、场所以及信仰对象等，并世代相传。
封建迷信活动没有固定的经典信条和信仰对象。
有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所用的所谓经书，有的是从佛教、道教中摘抄的，有的是迷信职业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胡编乱造的。
封建迷信活动所崇拜的对象，基本上是些臆想的鬼神，以及神话中的人物，或者所谓的精灵等。
封建迷信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三）行为结果的区别宗教与封建迷信的行为结果有明显区别，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
一般而言，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产生的行为结果，对社会生活不会构成现实的直接危害。
而封建迷信活动，是神汉神婆以看风水、看相、算命为借口，进行骗取钱财，他们妖言惑众，装神弄鬼、进行诈骗活动，甚至伤害人命，危害社会秩序和群众的身心健康。
（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法律的区别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我国党和政府一贯的政策。
而对封建迷信活动，我国一贯的政策是坚决依法取缔。
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封建迷信。
我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封建迷信活动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参考资料：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介绍一下韩国国家的概况
国名： 大韩民国 (Republic of Korea)，简称“韩国”国庆日：8月15日（1945年）国旗：太极旗，是1882年8月由派往日本的使臣朴泳孝和金玉均在船上第一次绘制的，1883年被高宗皇帝正式采纳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国旗。
1949年3月25日，韩国文教部审议委员会在确定它为大韩民国国旗时作了明确解释：太极旗的横竖比例为3：2，白地代表土地，中间为太极两仪，四角有黑色四卦。
太极的圆代表人民，圆内上下弯鱼形两仪，上红下蓝，分别代表阳和阴，象征宇宙。
四卦中，左上角的乾即三条阳爻代表天、春、东、仁；右下角的坤即六条阴爻代表地、夏、西、义；右上角的坎即四条阴爻夹一条阳爻代表水、秋、南、礼；左下角的离即两条阳爻夹两条阴爻代表火、冬、北、智。
整体图案意味 着一切都在一个无限的范围内永恒运动、均衡和协调，象征东方思想、哲理和神秘。
国徽：为圆形。
圆面为五瓣的木槿花，中间为阴阳图案。
绶带上写着“大韩民国”。
国家政要：总统卢武铉 (Roh Moo-hyun)，2002年12月当选，2003年2月宣誓就职；总理李海瓒（Lee Hai-chan），2004年6月就职；国会议长金元基 (Kim One-ki)，2004年6月当选。
人口：4838．7万（韩国行政自治部根据2004年1月1日），全国为单一民族，通用韩国语。
宗教以佛教、基督教为主。
首都：首尔 (Seoul， 旧译“汉城”) ，人口1027．7万（2003年）。
2003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决定将行政首都从首尔（旧译“汉城” ）迁往中部地区。
2004年8月，韩国政府最终确定并正式公布了新行政首都的地址，位于韩中部地区的燕歧—公州将成为新的行政首都。
韩国政府定于2007年7月在燕歧-公州动工建设新行政首都，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形成拥有30万和50万人口的城市。
自2012年至2014年，韩国主要国家行政机关将迁往新行政首都。
2004年10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决，韩国国会2003年12月通过的违反宪法 。
韩国政府制订的将行政首都从首尔（旧译“汉城”）迁往中部地区的计划将因此被迫停止执行。
2005年1月，首尔（旧译“汉城” ）市市长李明博在汉城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
首尔历史悠久，古时因位于汉江之北，得名“汉阳”。
14世纪末朝鲜王朝定都汉阳后，改名为“汉城”。
近代朝鲜半岛受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汉城改称“京城”。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更名为朝鲜语固有词，罗马字母标记为“SEOUL”，语意为“首都”。
韩国政府正式公布新行政首都地址 韩国初定新都地址的来龙去脉 韩国迁都为哪般 世界迁都潮 韩国迁都梦不圆行政区划：现有1个特别市：首尔（旧译“汉城”）特别市；9个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道；6个广域市：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蔚山。
自然地理：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朝鲜半岛的南半部。
北部以军事分界线与相邻。
其余三面被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所环抱。
面积9.96万平方公里，半岛海岸线全长约17000公里（包括岛屿海岸线）。
韩国多丘陵和平原，约70％是山区，地势比半岛北部低。
丘陵大多位于南部和西部。
西部和南部大陆坡平缓，东部大陆坡很陡，沿西海岸河流沿岸有辽阔的平原。
韩国属温带的东亚季风气候。
六月到九月的降雨量为全年的70％。
年均降水量约为1500毫米，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步减少。
冬季平均气温为零度以下。
夏季八月份最热，气温为25摄氏度。
三、四月份和夏初时易受台风侵袭。
简史：公元1世纪后，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古国。
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在半岛占据统治地位。
公元10世纪初，高丽取代新罗。
14世纪末，李氏王朝取代高丽，定国号为朝鲜。
1910年8月沦为日本殖民地。
1945年8月15日获得解放。
同时，苏美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北半部和南半部。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李承晚当选首任总统。
1960年李承晚在全国性学生运动中下台。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长达18年的统治，期间韩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发动政变，并于1980年出任总统。
1987年韩国实行总统直选，同年卢泰愚当选第13届总统。
第14至16届总统分别为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
韩国于1991年9月17日同朝鲜一起加入联合国。
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民俗村，拥有许多国宝级的古老房舍。
政治：韩国现行宪法是1987年10月全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法，1988年2月25日起生效。
新宪法规定，韩国实行三权鼎立、依法治国的体制。
根据这部新宪法，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力量司令，在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中代表整个国家，总统任期5年，不得连任。
总统是内外政策的制定者，可向国会提出立法议案等；同时，总统也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
总统通过由15－30人组成并由其主持的国务会议行使行政职能。
作为总统主要行政助手的国务总理由总统任命，但须经国会批准。
国务总理有权参与制定重要的国家政策。
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国会可用启动弹劾程序的方式对总统进行制约，使其最终对国家宪法负责。
韩国实行一院制。
国会是国家立法机构，任期4年，国会议长任期2年。
宪法赋予国会的职能除制定法律外，还包括批准国家预算、外交政策、对外宣战等国家事务，以及弹劾总统的权力。
韩国法院共分三级：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
大法院是最高法庭，负责审理对下级法院和军事法庭作出的裁决表示不服的上诉案件。
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
大法官的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年满70岁必须退位。
韩国宪法法院 韩国核问题的由来 韩国的核问题经济：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走向复苏，60年代韩国成功地推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70年代跻身于新兴工业国(地区)行列，8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90年代开始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努力目标。
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是韩国的支柱产业。
韩国曾是个传统的农业国。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农业在韩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地位日见低下。
韩国是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进口量趋于增长，但其农业市场对外国的参与极为敏感，是个对外开放程度较小的经济部门。
韩国耕地面积为195万公顷，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丘陵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2％。
韩国矿产资源较少，已发现的矿物有28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50多种。
有开采利用价值的矿物有铁、无烟煤、铅、锌、钨等，但储藏量不大。
由于自然资源匮乏，主要工业原料均依赖进口。
工业主要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电子、化学、纺织等。
浦项钢铁厂是世界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
2002年汽车产量320万辆，居世界第6位。
造船订单标准货船吨数759万吨，重新成为世界第一。
电子工业以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
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迅速。
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
韩国风景优美，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遗产。
旅游业较发达。
主要旅游点有首尔（旧译“汉城” ）景福宫、德寿宫、昌庆宫、昌德宫、国立博物馆、国立国乐院、世宗文化会馆、湖岩美术馆、南山塔、国立现代美术馆、江华岛、民俗村、板门店 、庆州、济州岛、雪岳山等。
韩国跻身产油国行列表演艺人在韩国全州表演以中国古典小说中为内容的板索里剧目。
发源于全州的板索里是韩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形式，将音乐、文学、表演融为一体，通过歌唱、说白、表情、动作和作为道具的一把扇子来描绘复杂的剧情。
据记载，历史上曾经有12部板索里剧目，流传至今的仅存5部。
文化：韩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
韩国的绘画分东洋画和西洋画，东洋画类似中国的国画，用笔、墨、纸、砚表现各种话题。
此外还有各类华丽的风俗画。
与中国、日本一样，书法在韩国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
韩国人素以喜爱音乐和舞蹈而著称。
韩国现代音乐大致可分为“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两种。
民族音乐又可分为“雅乐”和“民俗乐”两种。
雅乐是韩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宫廷举行祭祀、宴会等各种仪式时由专业乐队演奏的音乐，通称“正乐”或“宫廷乐”。
民俗乐中有杂歌、民谣、农乐等。
乐器常用玄琴、伽耶琴、杖鼓、笛等。
韩国民俗乐的特色之一是配上舞蹈。
韩国舞蹈非常重视舞者肩膀、胳膊的韵律。
道具有扇、花冠、鼓。
韩国的舞蹈以民族舞和宫廷舞为中心，多姿多彩。
韩国的戏剧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宗教仪式，主要包括假面具、木偶剧、曲艺、唱剧、话剧等5类。
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韩国“大望日” 倒下的“民族英雄”黄禹锡穿着传统服饰的王宫卫队成员在汉城德寿宫外吹奏军乐，重现李氏王朝时期王宫卫队换岗仪式的盛况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
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
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
韩食以泡菜文化为特色，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泡菜。
韩国传统名菜烧肉、泡菜、冷面已经成了世界名菜。
美食无国界——吃在韩国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
全国各类大专院校 数以千计。
国立首尔（旧译“汉城” ）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和等。
新闻出版：新闻业发达。
截至2002年，共有新闻机构260家。
报社60家，其中10家全国性综合报纸，38家地方综合报纸，7家经济类报纸，2家外文报纸和3家体育报纸。
、、、、和《京乡新闻》为6大全国性韩文日报，除《大韩每日》外，其他报纸均属私营。
《朝鲜日报》于1920年3月5日创刊。
《东亚日报》于1920年4月1日创刊。
《中央日报》于1965年9月22日创刊。
韩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韩国空军学院毕业生通讯社：联合通信，1980年12月由合同通信社和东洋通信社合并而成，1999年再合并内外通信，是韩国新闻媒体共办的一个合作性通讯社。
该通讯社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东京、巴黎、伦敦、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鲁塞尔、开罗、香港、莫斯科和北京设有分社。
韩国有10家全国性广播公司，另有地方广播公司59家，有线广播公司81家。
韩国广播公司（KBS）1927年开始试播，自1953年开始对外广播，政府控股广播公司，拥有全国性广播网，目前用韩、英、汉、法、日等11种语言播音。
电视台成立于1961年12月，自1996年7月起开通两个频道的卫星电视节目，主要以数字信号播放。
文化广播公司（MBC）1961年12月开办，拥有全国性广播网，电视台成立于1969年8月，在各大城市有卫星转播站。
首尔（旧译“汉城”）广播公司电视台1991年12月开播。
基督教广播公司（CBS）1954年开办，私营，主要播送新闻、娱乐以及教育和宗教节目。
其电视节目也有一定影响。
远东广播电台（FEBC）1956年12月开办，每周播送100小时的韩、英、汉、俄语节目。
大韩民国军队广播电台建于1954年，专门为军队播音。
驻韩美军广播电台1950年10月开始播音。
同其电视台一起，专为驻韩美军及其家属服务，用英语全天播音。
交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90年6月成立。
教育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90年12月成立。
韩国共有39个电视台，其中20个是商业电视台。
韩国自1995年起开播有线电视，发展迅速。
因特网普及率较高，截至2002年底，上网人数达2627万名,占全国人口的55.1％。
出版业发达，注册出版社共有19135家。
杂志种类繁多，创停刊频繁。
名胜：景福宫(Gyongbokkung)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旧译“汉城” ）钟路区，是一座著名的古代宫殿，是李朝始祖太祖李成桂于公元1394年开始修建的。
中国古代《诗经》中曾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诗句，此殿籍此而得名。
宫苑正殿为勤政殿，是景福宫的中心建筑，李朝的各代国王都曾在此处理国事。
此外，还有思政殿、乾清殿、康宁殿、交泰殿等。
宫苑还建有一个10层高的敬天夺石塔，其造型典雅，是韩国的国宝之一。
景福宫宫外建有围墙，围墙长3626米、高6．7米。
王宫的南面有光化门，东边有建春门，西边有迎秋门，朝北的为神武门。
光化门里有兴礼门，兴礼门外有一条东西向的运河，河上横跨一造型精巧的锦川桥。
在宫苑莲池的中央有一石舫——庆会楼，曾是当年国王大宴宾客的楼阁。
1553年由于火灾烧毁了宫北角的一部分，日军入侵时又将宫苑的大部建筑物破坏，到1865年重建时只有10个宫殿保持完整。
昌德宫(Changdokkung) 又名乐宫，是韩国的“故宫”，位于首都首尔（旧译“汉城” ）市院西洞，是李朝王宫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宫殿。
公元1405年，李朝第三代国王在此建为离宫。
壬辰之乱时被烧毁。
现存的建筑为公元1611年重建的。
这座建筑作为王宫长达300年。
整座宫殿内为中国式的建筑，入正门后是处理朝政的仁政殿，公元1804年改建，宫殿高大庄严，殿内装饰华丽，设有帝王御座。
殿前为花岗石铺地，三面环廊。
殿后的东南部分以乐善斋等建筑为主，是王妃居住的地方。
寝宫乐善斋是一座典型的朝鲜式木质建筑，殿内陈列着王冠、王服以及墨宝、武器和其他手工艺品。
院内陈列着王室使用过桥、马车和末代国王所使用的早期汽车等。
此外，还有大造殿、宣政殿和仁政殿等。
仁政殿后的秘苑建于17世纪，面积约6万坪，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御花园。
苑内有亭台楼阁和天然的峡谷溪流，还有科举时代作为考场的映花堂及建在荷池旁供君王垂钓的鱼水亭、钓鱼台和池中的芙蓉亭等。
广寒楼 (Kwanghanrn) 位于全罗北道南原郡邑川渠里，是韩国的著名古迹。
传说为李朝初期宰相黄喜所建，原名广通楼。
公元1434年（李朝世宗16年）重建后才改称现名。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时曾被焚毁。
公元1635年（李朝仁宗13年）又按原貌重建。
雕梁画栋、形制绚丽的广寒楼是韩国庭院的代表，其中包括三座小岛，石像，鹊桥，它的整体构造象征着宇宙。
现在楼上悬有“广寒楼”、“桂观”的大字匾额。
相传，著名传奇故事《春香传》就发生在这里。
楼北侧的春香阁是1931年建立的春香祠堂，堂内供有春香的肖像。
每年阴历4月8日人们都在这里举行春香祭。
青瓦台(Chong Wa Dae) 是韩国总统官邸，位于首尔（旧译“汉城”）市钟路区世宗路一号。
这里原来是高丽王朝的离宫，1426年朝鲜王朝建都首尔（旧译“汉城” ）后，把它做为景福宫后园，修建了隆武堂、庆农斋和练武场等一些建筑物，并开了一块国王的亲耕地。
1927 年日本入侵后毁掉五云阁以外的所有建筑，建立了朝鲜总督官邸。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变为军政长官官邸。
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的同时，它成为总统官邸并改名为景武台(Kyung Mu Dae)。
1960年4月19日推翻李承晚政权后，尹谱善当选总统并入主景武台。
不久，因为尹谱善忌“武”字并为了同美国白宫相对应，给白墙蓝瓦的这群建筑起名为青瓦台，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蓝宫”(Blue House)。
现在，青瓦台主楼为总统官邸，有总统办公室、接见厅、会议室、居室，配楼有秘书室、警护室和迎宾楼等。
济州岛(Chejudao) 是韩国第一大岛，又名耽罗岛、蜜月之岛、浪漫之岛，位于朝鲜半岛的南端，隔济州海峡与半岛相望，北距韩南部海岸90多公里，地扼朝鲜海峡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济州岛总面积1826平方公里，包括牛岛、卧岛、兄弟岛、遮归岛、蚊岛、虎岛等34个属岛，东北距全罗南道100公里，是理想的旅游和垂钓胜地。
在这里可以观赏名胜古迹、欣赏自然景观，岛上屹立着韩国最高的山－－海拔1950米的汉拿山。
还可以登山、骑马、兜风、狩猎、冲浪和打高尔夫球等。
这里人烟稀少，土地广阔，不是高山森林，就是农田村舍。
农家种的主要是稻米、蔬菜、水果，最多最壮观要属油菜花，春天，遍地一片金黄，非常好看。
济州岛是韩国主要的渔业基地，附近海域内既有温带海洋渔类，也有热带及亚热带渔类。
>>韩国民俗村位于京畿道首府水原市附近，占地163英亩，它将韩国各地的农家民宅、寺院、贵族宅邸及官府等各式建筑聚集于此，再现朝鲜半岛500多年前李朝时期的人文景观和地域风情。
村内有240座传统的建筑物，有李王朝时的“衙门”、监狱、达官贵族的宅邸、百姓的简陋房屋、店铺作坊、儿童乐园等等不一而足。
民俗村内的店铺和露天集市上的商品大都是当地传统手工制品及别具风味的食品，有木质雕刻、彩绘纸扇、民族服装、彩色瓷器等。
瓷器是这里的特产，有60余种，均有较高的保存价值。
民俗村内的食品种类繁多，最受游客喜欢的是菜饼和米酒。
露天场上每日定时都有精彩节目表演，如：民俗舞蹈、杂技和乡主鼓乐，热闹非凡。
这里的村民穿着古代李朝时的衣着、演译着古代村民的风俗，迎娶新娘、送亡人入土等礼仪都真实地仿照李朝时代的模样。
韩国一公司职员穿睡衣上班历史名人：李舜臣（1545－1598）：民族英雄。
出身于没落士大夫家庭，幼时家境贫寒。
他颇有学问，能骑善射，32岁时武举登科，从此开始军旅生涯。
他刚直不阿、一生忧国忧民，追求正义，几处逆境而无悔无怨。
47岁任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后，积极操练水军，构筑防御阵地，并创建了铁甲战舰龟船，防范倭寇的进犯。
当时日本丰臣秀吉已经完成了国内四岛的统一，妄图以武力征服朝鲜和中国。
1592年，他率领20多万大军进犯朝鲜并攻陷首尔（旧译“汉城”），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半岛，韩国称这一段历史为“壬辰倭乱”。
应朝鲜王朝之请，明朝派兵出援，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中朝两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寇的战争，史称“壬辰卫国战争”。
李舜臣将军和中国水军并肩作战，多次击败日军，屡立奇功。
1598年12月，他与明朝水军重创敌寇，在激战中不幸中弹身亡。
两年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封他为一级宣武功臣。
1643年即他死后的45年，赠谥“忠武”。
从此，朝鲜半岛人民为了纪念他，称他为“忠武公”。
供奉着李舜臣将军灵位的显忠祠建于1706年，位于芳华山脚下，周围群山环抱，祠内松柏成荫。
显忠祠占地50多万平方米，除了“本殿”之外，还有“号”、“古宅”、“家庙”以及李氏家族使用过的水井等古式建筑。
有关李舜臣将军的历史资料和当年他与倭寇海战时使用过的武器等实物，明朝皇帝赐与他的都督印、令牌和斩刀等8件赐品的复制件，则被精心地保存在“遗物馆”里。
每逢4月28日，即李舜臣诞生的日子，显忠祠都要举行祭祀活动。
显忠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下一度荒颓，1945年日本投降后，纪念忠武公的活动得以恢复。
1966年，韩国政府将此地辟为“圣域”，重建显忠祠，园区的综合景观工程一直持续到1974年。
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以对美、日外交为主。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1998年2月，金大中就任总统后，继续致力于巩固与美、日的同盟关系，同时加强与中、俄的友好关系。
在对朝政策上，金大中推行“阳光政策”，提出互不使用武力、不搞吸收统一、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的“对北三原则”，主张以结束朝鲜半岛冷战结构的“一揽子方案”根本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韩国于1991年9月17日同朝鲜一起加入联合国。
2003年2月，卢武铉总统就任后，强调发展韩美互惠平等关系，促进韩中日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时加强同俄、东盟、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与中国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建交。
建交后两国各方面关系发展迅速。
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5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