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 简介
陆定一 陆定一，江苏人，1927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同志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文名： 陆定一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无锡 出生日期： 1906年 逝世日期： 1996年5月9日 职业： 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毕业院校： 上海南洋大学 代表作品： 《金色的鱼钩》，《老山界》 目录人物简介人物生平社会评价作品介绍《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打骑兵歌》陆定一故居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社会评价 作品介绍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打骑兵歌》陆定一故居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陆定一（1906～1996）江苏省无锡人。
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 陆定一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陆定一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
同年秋调团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他写的文章《金色的鱼钩》被选进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六单元“英雄”第二课。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编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3课。
《老山界》编入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十九课。
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
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 陆定一地进行斗争。
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1928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
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 文革:批斗陆定一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28岁，在北师大版3年级下册数学书有介绍。
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2年4月，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
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 陆定一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
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
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
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
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 陆定一故居候补委员。
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
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
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
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编辑本段社会评价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
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
他注重调查研究。
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 陆定一与严慰冰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著有《金色的鱼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
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1996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他现在的《老山界》已被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七年级第一学期-语文》的第十九课。
他的另一部作品《金色的鱼钩》被纳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
编辑本段作品介绍 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任苏区共青团宣传部长，长征时任《红 陆定一书法星报》主编、总政宣传部部长、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对长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位出身于诗书世家的职业革命家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善于写诗。
在长征途中，陆定一写了许多诗歌。
在革命战争中，这些诗篇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但很可惜，这些不同寻常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首外，大都没有保留下来。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红军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当时称为“ 夷”)聚居区。
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汉人，加上语言不通，更易造成误解。
因此，通过彝族聚居区成为一个难题。
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
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
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全文如下： “布告诗”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 陆定一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张布告为“六言韵文”，或者称为“布告诗”，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朗朗上口，易记易传。
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个布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的。
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在动员时，也特别强调要执行、宣传这个布告。
他对部队宣布：“彝人会射箭打枪，疑忌汉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
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民区。
”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众参加红军。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的。
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远道而来的战士噙着热泪，在雪山脚下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拥抱，两军都沉醉在狂 陆定一欢的热潮里。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山河。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
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
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将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而张国焘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陆定一写下《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歌词如下：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雄弟兄。
\\\/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唉
\\\/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唉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不但讴歌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而且将中央的精神写进了歌词，通过传唱，使每个红军战士明了会师后的主要任务。
这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骑兵歌》 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经常遭到反动骑兵的袭扰，并屡屡受挫，这是 陆定一长征以来遇到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为此，中央军委于1935年8月6 日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详细讲解了骑兵的基本特征及缺点，在各种情况下与骑兵作战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项；刘伯承、叶剑英等分别讲授打骑兵的基本知识；红军各部也掀起学习打骑兵战术的热潮。
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陆定一与杨尚昆的妻子、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教育家李伯钊合作写了一首《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
《打骑兵歌》的歌词如下: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
\\\/我们瞄准它
\\\/我们打垮它
\\\/我们消灭它
\\\/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
\\\/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歌词写成后，李伯钊配了曲，在《红星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兴趣，很快传遍了红一方面军的各 陆定一一家个连队。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很喜欢这首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回忆道：“这首《打骑兵歌》，寓战术要领于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广大指战员都喜欢唱。
”歌曲获得如此广泛的反响，更激发了李伯钊的创造热情，于是，她又编了《打骑兵舞》，红军政治部通知各宣传队派人到毛尔盖学跳这个舞。
歌舞结合，欢快热烈，红军战士们学习的兴致更浓了。
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难以估价的，据红一军团宣传队干部回忆：“《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编辑本段陆定一故居 陆定一故居陆定一故居，位于无锡市西河头28号，为清末民初建筑，房屋前后三陆定一故居进，有数十间房屋，第三进为转盘楼结构，带有后花园。
陆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在无锡西漳，在1925年“五卅运动”的波涛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后，他先后历任团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宅原是美国钢铁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在1918年用建协和医院的陆定一故居剩余材料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才离去。
1946年1月，这里成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后为龙云家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居住在此，去世后仍归龙家。
该宅院现存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坐北朝南。
院西墙中南部辟一大门出入。
门南侧有一座四角攒尖顶方亭子。
院内房屋稀少，北部五级水泥台阶上为宅院的主体建筑，为一幢中西合璧式房屋，“工”字形平面，混凝土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一层，中式大屋顶，中间为庑殿顶，四角为四角攒尖顶，均为灰筒瓦屋面。
南部中间有一露台。
院中栽植海棠、苹果及槐树等花草果树。
庭院中甬路呈S字形。
院内散落有石狮、石观音等雕刻，西南处地面上有圆形龙纹石刻。
1984年1月10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情况较好。
的问题````````
生平简介（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4年在上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在武汉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6年在保安1945年在延安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8年春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1947年3月转战陕北前夕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主持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49年与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香山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61年在庐山查阅图书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
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1974年，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亲切握手。
中为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纪念堂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文字资料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生平大事年表 诗人 的诗书人生江泽民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纪念诞辰110周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6日）（节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人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是谁
李先念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第七届全国政协历次会议2009年2月25日 14:45 来源:新华网 选稿:王霖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在北京召开。
共有委员2081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在会上作了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七届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致闭幕词。
委员们列席了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的报告，选举李先念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王任重等28人为副主席。
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3月19日至3月27日在北京召开。
共有委员2077人。
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主持开幕式并讲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作了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程思远作了关于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们列席了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七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增选侯镜如、丁光训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90年3月18日至3月29日在北京召开。
共有委员2072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致开幕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作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程思远作了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介绍了一年来行政监察机关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的情况。
委员们还讨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列席了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补选洪学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1年3月23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开。
共有委员2055人。
全国政协主席王任重致闭幕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作了政协七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程思远作了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们列席了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增选叶选平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92年3月18日至3月28日在北京召开。
共有委员2000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作了政协七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程思远作了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们列席了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关于三峡工程的议案。
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政治决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七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