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白话是怎么回事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详细资料——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
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
”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
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
“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
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
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
“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
“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
”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
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
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
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
”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
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
宋代文人的性格特点都有什么
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
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
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
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
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
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
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
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
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
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
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
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
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
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
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
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
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
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
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
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
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
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
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
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
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
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是什么
左派和右派两词是相当广泛的形容用词，用以作为一种广泛的辩证法解释方式，可以用作形容或区分一种政治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一个政治党派。
除非是将其套用至多维的政治光谱上，否则这两词通常是用以描述两种完全相对的立场。
尽管对这两词的使用相当普遍，然而这两词一般并没有准确的定义。
也因此对这两词的使用往往是根基于舆论上。
对于这两词的区分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以“公民自由（个人自由）”为核心是左；以“经济自由”为核心是右：左派认为“公民自由（个人自由）”是核心，而“经济自由”只是经济模式的选项。
右派则视“经济自由”为核心，认为“经济自由”会最终带来“公民自由（个人自由）”。
公平的结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场便是例子之一。
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便是强调区分“历史过程”和“最后结果”两者的20世纪知名理论家之一[1]。
但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约翰·罗尔斯则主张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过程为根基的推论[2]，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属于最后结果。
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为左；而接受之则为右：通常，政治上的争论都是聚焦于政府究竟应该（干涉主义）或不应该（自由放任）介入经济以救济贫穷的问题上。
诺兰曲线将这个差异作为左派和右派两大差异的轴线之一。
不过，政府的干涉并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财富或平等主义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为了满足某些财团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团主义的政策。
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对于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等弱势群体进行援助、保护，而右派偏好顺其自然、自由竞争，即使其结果是造成主导种族、阶层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偏好一个“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为右：政府的大小在这里可以视为是政策和立场的差异，虽然政府雇员的数量通常被用以作为主要指标。
不过，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无政府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这种政治光谱不相合，反而如同诺兰曲线一般垂直于左右派之外。
平等为左；自由为右：提出这种区隔的是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
波比欧主张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因为只有左派会想要保护或促进平等，而右派则会想要维持或增加不平等。
左派和右派也同样都宣称同时追求平等和自由两者，然而他们对这两词却又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一个现世政府为左；一个宗教政府为右：这种差异在美国、印度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地方也是反教权主义代表左派的区域），有时候也包含中东。
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不过，19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便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为特色，而这波浪潮主要则被归类为左派，而在宗教\\\/现世的冲突上，现世主义者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宗教自由超越集体的信仰价值。
不过，被许多人视为右派的法西斯主义也强调“国家的组织概念”，抱持着集体主义的概念，将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实体。
革新为左；保守为右：虽然在一些国家里“右派”和“保守派”往往被视为同义词，但这一区分在讨论左派右派的光谱时很少获得重视。
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这个公式是由美国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才为人所知的，但最早则是由埃德蒙·伯克所构想的。
支持跨国家团体为左；仅支持独立国家和政府为右：一些左派团体可能会被右派视为恐怖份子、但却可能被左派视为自由战士。
右派的运动通常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并反对其变动。
在欧洲，支持欧盟者通常来自左派，而支持国家主权至上者则来自右派。
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派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工作机会为目标，而右派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司和经济。
认为人性和社会为可变性的为左；认为它们为固定性的为右：这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例子之一。
最先以此定义左右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在这里左派认为邪恶和痛苦是由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问题便能使人性向善。
而右派认为邪恶是人性必然产生的。
可是，人性本善说有人必须因为好保护这样的保守的侧面，一方的人性本恶说有人必须因为坏改变这样的革新性的侧面。
社会主义为左；资本主义为右：这是近代最广为所知的分法，多数媒体中提到左右派时也多半是指此种分法。
这里的社会主义泛指高税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预调控的政治体制，而不一定是共产党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