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3月的时事政治谁有啊
自辛亥革命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跨世纪的变革。
站在新中国60周年的历史关节点上回望之，它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深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村土地关系演化有中国之剧烈、之频繁;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土地归农是民心趋从的重要条件;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社会革命的动因和前导，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土地制度变迁中的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分析了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重点回顾了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反思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中土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历次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自辛亥革命至今，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98年的历程。
近百年的历史跨越了两个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和风暴的时期(1911～1949.9)，就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先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后有共产党的“耕地农有”的思想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
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则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为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
“得民心者得天下”，“土地归农”再次成为民心趋从和革命成功的关键。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转型发展的时期(1949.10～今)，其间，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经营等三次重大变革，至今已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一、中国农村土地世纪变革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基础 中国是最古老的农业国家，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农耕文明发展史。
自周建立民族国家始，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全部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也是一部土地经济思想史。
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从而构筑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并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它不仅维系和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大厦沿袭两千多年不倒，甚至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 --土地问题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管子》认为，“地者，万物之本源”，“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
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商君书?徕民法》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
因此，“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马伯煌，1993)。
显然，有无土地以及土地占有关系是否均衡，是民心趋从和离散的重大问题。
所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重视的政务，上述思想被不断发展，并被载入《资治通鉴》一类的著作流传至今，成为官员或干部的必读之书。
--中国历史上，反复演绎着土地“强制兼并”和“拟制兼并”的故事，与此相对应的是朝代更迭的周而复始。
强制兼并和掠夺土地的典型案例如两宋时期的“公田法”、清代前期的“圈地令”;均田和限田的典型案例如盛行于西周的“井田制”和晋代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
土地强制兼并和掠夺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因此抑制兼并、均田和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两汉时提出限田主张，经过唐宋时期抑制兼并思想的演变，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
时至今日，“土地兼并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的后此谬误，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占有王权化的思想根深蒂固。
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下，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等私有土地权利并不稳定，田产可以随时易主，农民的私有土地产权没有保障。
传统土地文化的王权化的“劣根性”挥之不去，演化为今日之“公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
从上述简短的梳理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土地问题中渗入了太多的政治问题。
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既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财富，又是土地制度创新的历史文化包袱。
20世纪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就是在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上开始的;21世纪的土地制度深化改革，还将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特殊性。
二、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 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我国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发展有三条线索。
即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运动及其根据地的“分田分地真忙”。
1、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 应该看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对封建土地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封建社会后期，王夫子提出的“土地民有论”，王源提出“有田者必自耕”的主张。
这些思想必然影响后人。
更重要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始，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交向为恶，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这一切促使一批仁人志士在投身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思考农村土地问题。
早在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年11月，孙中山在创立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而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当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杜虹，1998)。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潮流的新解释：“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田地，论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杜虹，1998)。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但这些主张都没有能够实现。
2、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 蒋介石及其控制的政党和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不承认中国存在农民土地问题。
1933年蒋介石曾说过：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
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
为了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发展的矛盾，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并在部分省市试行，但因遭到地方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
1930年6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也根本否定中国存在的土地问题，其“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
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加上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
3、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中的地政策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认识并明确地把农民问题看成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
曾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
从那时开始，共产党人就一直把土地问题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十分明确的主张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地农有。
但是，剥夺地主豪绅的土地后到底归谁所有，在党内外一直存着争论。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耕地农有”是解除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他们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会议发出《告农民书》，第一次提出了 “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
但1927年4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却提出了土地国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必须要在平均享有田地权的原则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
而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
这种错误主张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发源地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土地革命的失败。
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在第9号通告中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所有权”。
这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在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提纲》，明确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1936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正式确立了“耕地农有”政策主张。
此后，关于如何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何稳定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等问题，在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比如，1927年于11月28日，立夫为党的六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草案》中就主张，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首次提出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江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按照土地归农民私有的逻辑，作出了土地可以自由租借、买卖，租额由出租和承租者双方自由议定，土地遗产由所有者生前自由处理，政府不加干涉等正确的规定。
至稳定和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当时根据地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土地按人口平均或者将田亩的50%按人口，50%按生产成员平均分配，《土地问题提纲》还规定，土地分配之后“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二是实行土地登记，1931年6月1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提出“……要实行土地登记，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予农民，用这个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政府不得无故没收”。
上述只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在有限的区域内“斗地主、分田地”，对土地制度建设进行了极其艰难地探索，这种探索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稳定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方面。
三、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
土地改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根据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夺取政权条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实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出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0年6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我国土地改革在全面展开。
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决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实现了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文献看出：“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
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当时的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这份全国基本统一法律文本中规定：农民土地房产“为本户(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土地制度变革(1953～1957)。
互助合作运动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级社阶段。
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户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户间通过人工互变、人工变畜工、搭庄稼 、并地种、伙种等形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或者借此提高收入。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主要特点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的分配时，农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因此，初级社有时也称土地合作社。
高级社是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自由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
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
综上可以清楚看到，农户私人 所有的土地被改造为社区(高级社)集体公有土地的过程和路径。
第三次是公社体制下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安排(1958～1978)。
公社体制下实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
其做法是：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三级所有。
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
但要指出，公社体制是在长达25年的运行过程中不断整顿和完善的，从“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1958.12)，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1959.2)，到要求“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1959.4)，再到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条)(1962.9)，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等三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
人民公社60条最终将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分配核算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形成分别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的社区性全员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格局。
第四次是“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79～今)。
改革3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9)，恢复和拓展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
第二阶段(2000～2008)，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继续完善并用立法规范承包土地制度;二是探索和推进土地征用制度及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30年变迁采取了农民自发制度创新与国家强力推行相结合的方式，沿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路径前行，至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型的新型土地制度。
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充分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的政策内容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长期不变，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经营权，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拍卖荒山、荒地、荒坡、荒滩的经营权，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有偿转让集中土地的经营权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
这些精神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载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四、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的历史反思 1、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并还将继续影响土地制度创新 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极其丰富，深刻影响了我国近百年农村土地变迁和必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方面： 第一，国家治理中高度重视土地问题传统思想，把土地问题作为民心趋从的重要筹码，在土地制度变革中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
我党领导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
2005年7月，作者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古镇做典型村落调查时，瞻仰了红四方面军所在地川陕省恩阳县委旧址(恩阳镇老场社区)。
看见县委厅堂内中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刷写的三条标语：正中的槛方上的标语是“红军胜利万岁”，左边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右边为“粉碎川陕会剿”。
看见这几条红军标语，我们仿佛又看到贫苦农民被“土地归农”的期待所激励起来的高昂的革命热情。
新中国60年的建设历程中，每逢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农业生产出现问题、社会稳定出现隐患时，总是把土地权利部分地归还给农民，用“吃定心丸”的办法不断激励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以此来提高产出，化解经济社会矛盾。
如今，我国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化、非农化仍然不足，经营土地仍然是农民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主要来源和手段，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的社会心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均表明，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孤立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引发社会连锁反应是剧烈的，因此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也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是历史之必然。
第二，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因此与上述理论和政策思想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在衰落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在稳定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总是滞后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食封邑的等级领主土地制度，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封体制;西晋的“占田制”与“九品中正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延续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导致了农村“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的产生，而且发展成中国独具特色的“乡保里甲”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在现代社会，农业份额逐步下降并没有导致土地占有关系与政治结构关系的“疏远”。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由社会底层一跃而成为社会的主人，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则跌到了社会底层;人民公社制度使千千万万个农村组织成为一个个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大集团;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推行，立即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并且迅速恢复和重建了乡(镇)基层政权，乡村自治制度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乡政村治”全新的基层政治格局。
这种状况决定了历朝历代对土地制度变迁都取谨慎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本根本上触动土地制度。
时至今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远远快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第三，中国农民“均田地”的文化传统对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进一步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创造了条件，可以逐步加大土地适度集中规模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祖国成立60周年
沧桑六十年 飞跃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从一个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程，我们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时代 （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断论，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并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时代 把陷入观念论的思想脱胎换骨,使它回到现实中来。
他学习台湾和韩国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构想。
为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实力吸收进来(最终实现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这是把殖民地香港和资本主义台湾拉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智慧。
第一,正确地把握了70年代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东南亚各国联盟的“三只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高速发展的意义。
1979年12月,同大平正芳展开了翻两番的讨论,于是中国方面提出了翻两番的计划。
第二,预感到战后世界的冷战结构即将结束,修正了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
他正确地认识到世界的潮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今后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1985年把人民解放军从400万削减到300万。
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的1979年到1991年,中国接受直接投资额523亿美元(以合同为依据),而1992年一年,就达到580亿美元,进而在1993年达1100亿美元。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对准民主化,而是转到经济上了。
中国把引进外资的合资企业的活力和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作为两个杠杆,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进展。
现在,中国这架大型喷气机,将依靠华南经济圈、上海经济圈、渤海经济圈这三个引擎起飞。
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为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建设、治国方针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崭新阶段。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做出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一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从新时期党的执政实践出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这是在改革开放事业全面深入的时代背景下，确保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的理论指南。
二是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打破那种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模式等同起来的思想束缚，认同市场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调节中的基础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为加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三是把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引向深入。
坚持扩大并深化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把一代伟人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从农村扩展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时代变革，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一步。
四是以“发展硬道理”为中心处理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问题。
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认真研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一切从服务于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力解决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走出了一条政治上求稳定、经济上谋发展的新路。
五是顺利完成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接收。
制定并坚持以两个特区基本法为准来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这是对“一国两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确保香港澳门主权顺利移交和平稳过度的基础。
六是入世和申奥的成功。
这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为世界所认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重要标志，也是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观”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并强调以反腐败斗争新成效取信于民。
由于胡锦涛主席正处于在政期间，其重要贡献尚有待完成，我们相信并且期待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定会有更卓越的功绩,定能够把新中国的发展推向更高的水平,在此不作过多叙述。
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小康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强调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政治报告都竭力突出这一目标，最近再次强调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究竟正确与否
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呢
是服从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还是偏离、背离最高纲领呢
一、“小康”思想的来源、实质及其危害性 1、“小康”概念来源 “小康”一词来自中国古代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
该篇首先讲到从孔子参加鲁国的岁末大祭祀完毕后非常感慨地叹息起来。
其弟子问孔子，先生为什么叹气呢
孔子就谈到了他没有赶上的“大同”社会和当今的“小康”社会。
谈到“大同”时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当大道得以施行的时候，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
社会上进选贤能做事，讲求信义，教人团结和睦。
所以每个人不单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使社会上的老年人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能发挥所长，贡献社会；幼年人能好好地成长起来。
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
使到男子都有本身适当的工作，女子都有归宿的家庭。
人们不让财货资源白白浪费于地上，于是努力开发，然而不必据为己有；人人惟恐自己不出力工作，可是并不是为自己私底下的利益。
既然这样的话，社会上就再不会有阴谋诡计的使用，也不会有抢劫、偷窃和作乱的事发生了。
因此，人们也不用关上门来彼此防范。
这就叫做大同世界。
）谈到“小康“时他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
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
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
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
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
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
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
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
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 这里所说的“大同”社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公有的经济制度：“天下为公”，二是人民当家作主：“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三是公有观念占主导地位：“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是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无是各尽所能：“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六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而“小康”社会的特点是：一是经济上的私有制度：“天下为家”“货力为已”，二是私有观念占主导地位：“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三是不平等的世袭等级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
四是“礼”为核心的等级观念：“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五违背“礼”者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大同”社会类似于我们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所讲的“小康”社会典型的就是指私有经济、私有观念、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社会。
2、“百度百科”对“小康社会”的解读 笔者查阅“小康”的含义，“百度百科”这样解读：“小康社会是古代思想家描绘的诱人的社会理想，也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所谓全面的小康，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满足城乡发展需要。
十六大报告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
特别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要求包含在其中。
具体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生活发展阶段。
不仅要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理解，还应把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新概念，是一个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
其发展目标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
所以，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
”“‘小康’是一个经济概念，先实行小康的思路是正确的。
小康是完全地集成了法家管子的治理方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这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的经济发展让每一个主体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讲是越来越好；每一个主体的自由度、权利、人权状况才会越来越得到改善。
”应该说，这种解释基本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官方文件对“小康社会”的理解。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3、“小康”思想提出过程 “小康社会”最早是提出的，他从“四个现代化”思想引伸而来。
1964年周总理根据提议，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中，继续重申这一目标，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显然，、周恩来阐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总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包含四个现代化，但不能归结为四个现代化。
需要指出，他们这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上世纪60、70年代。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阐发和实践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重要时期。
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绝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强国，而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强国。
如果离开了后者，把社会主义目标单纯归结为“四个现代化”，那就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很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生前并不担心中国的“卫星上天”,而最担心的是“红旗落地”。
、周恩来强调的“四个现代化”是在“红旗不能落地”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否则经济上去了，经济成果却为少数人占有，岂不是几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了吗
岂不是共产党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了吗
这就是、周恩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真正含义。
然而，1975年恢复并主持经济工作的利用的三项重要指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则是根本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因而遭到了的严厉批判。
重新上台后，显然特别强调经济的发展，强调 “四个现代化”思想。
于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就界定为“小康”社会。
1979年12月6日，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
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文选》第2卷，第237页）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
”（《文选》第2卷，第259页。
）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时又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中曾根康弘《文选》第3卷，第54页）邓的一切思想都是在根本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阐发的，其“小康”思想同样如此。
也许领导者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单纯是经济的发展，于是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开始提出，小康社会不仅指经济上的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2002年党代会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重申和进行了具体阐发。
4、“小康”思想的实质及危害性 从表面看，讲话、官方文件及“百度”中对“小康”社会直接解读的含义与《礼记》中“小康”的含义相距甚远，因为不直接提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及以“礼”为核心的严格的等级制度。
但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际把建立私有制、私有制观念和等级制度作为主要目标。
因为他一再污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没有搞清楚，他要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即那段“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荒谬观点。
实质上他认为，公有的经济制度和“为人民服务”的公有观念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只有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此“改革”实践的对象恰恰就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度、政治上的人民当家主的地位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激发“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恰恰就是“人本性自私论”，鼓励人们追求的目标恰恰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人上人”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
于是，解散农村集体经济、卖国企、卖土地、卖资源、走市场化道路，取消人民群众“四大”权利等就成为贯穿几十年中国改革的靓丽的风景线。
这就是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
中国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腐败如此严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腐朽观念泛滥如此之深，其最深层次的经济根源就是私有化、市场化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改革”及改革目标“小康社会”。
这不与《礼记》中的“小康”社会的含义完全一样了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康社会”发展经济和全面建设是假，建立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且带有中国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才是真。
表面上是赋予古代“小康”社会新的含义，实质是把其糟粕性内容改头换面，罩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变相推销和贩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切腐朽的内容。
也许有人讲，“小康”社会没那么复杂吧
强调建设小康社会，不就是强调追求富裕生活吗
这有错误吗
确实追求个人家庭的生活富裕本身没有错误，但共产党人首先追求的是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富裕、民族的富裕。
只有国家富强、强大了，才有真正的个人富裕。
但共产党人的这一基本理论遭到了某些学者的污蔑、攻击和彻底否定。
2004年有一个号称“国民素质研究专家”的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一书在谈到公与私关系问题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重要论述。
紧接着，他就开始批判“大公无私”的观点，“几十年的实践，已宣告了‘大公无私’神话的破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积累，反过来又惠及每个社会成员；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赖集体和国家，只能是永远捧着个讨饭的碗。
” （《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国长安出版社，第131页）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清楚，意思是说，只有“人本性自私论”才真实揭示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集体主义都歪曲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消极、破坏作用。
因此，中国人应该把追求个人、家庭幸福作为唯一的目标和动力，也应该成为塑造中国现代人基本素质的内容和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还有那个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计划经济下，国家总是不停地寻找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
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
”王长江甚至还谈到，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私利。
所以解思忠、王长江以及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看来，小康、小康就是我自己的“小康”之家，实际就是单纯追求个人或家庭的富裕生活。
所以在这些人眼里，什么理想、信念、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全是假的、空的，全都应该抛弃，只有金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是硬道理实际是说，货币就是硬道理。
也正是在这种全民奔“小康”的竞赛之中，人们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权力、资本和一切可利用资源致个人之富，特别是官员和国企人员也利用手中资源疯狂地为自己捞权、捞钱。
那些迅猛暴富起来的数十万的爆发户和腐败官员就是奔“小康”致富的典范和楷模。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私有观念的泛滥、蔓延以及对官员、知识分子和全民的腐蚀作用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
这就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人的各级官员特别是大领导们，头脑该清醒清醒了，不要再为这诱人的所谓“小康”目标所蒙蔽了，该是彻底抛弃“小康社会”的荒谬理念了。
连孔子都说，“大同”讲的是大道，“小康”讲的是小道。
共产党人难道不讲大道，而讲小道吗
二、应该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小康”社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用语，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对社会主义和思想的偏离和背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错误提法应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代。
1、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或最低纲领只能是社会主义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 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对《礼记》篇“大同”社会思想的批判继承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发展经济”是正确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下的“发展经济” 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培养和塑造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
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人民民主权利落实到实处 参考：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小康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