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教育听后感300字
这周，学校开展了以“安全法制教育”为主旨的演讲活动，学校专程聘请了安全法制教育的校长，为我们讲解，让我们学会了用法制武器保护自己。
作为一名小学生，知法，学法，懂法，用法是我们人身健康的保障，法律法制是社会和谐的一道警戒线，做为一名守法的好公民，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时，必须理智的想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犯法，并杜绝一切违法行为。
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中迷茫，面对利益与谎言编织出的美丽幻境，明知是黑暗布下的陷阱，我们却选择了毫不理智的踏入，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做为21实际的青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即将踏入这个社会，以后的路还很长，知法，守法，懂法，用法，是我们的必修课，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必须增强法律意识，提高用法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知法就是为了创造如果，守法就是为了落实如果，用法就是为了改善如果。
在日常生活中留点心吧
也许你会发现一件小事也有快乐的原点在发光。
近年来，全社会不断重视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真情关注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我们青少年应当严以律己，把遵纪守法内化自己自觉的行动，真正做到“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让我们“与法同行”，真正唱响“我知法，我守法，我健康，我发展，我快乐
”的主旋律。
英国19世纪政治民主化进程。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
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
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
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
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
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
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
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
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
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
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
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
[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
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
“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
”[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
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
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
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
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
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
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
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
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
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
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
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
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
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
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
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
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
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
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
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
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
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
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
[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
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
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
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
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
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
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
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
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
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
[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
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
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
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
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
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
[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
“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
”[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
[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
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
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
”[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
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
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
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
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
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
[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
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
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
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
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
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
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
[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
[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
[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
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
[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
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
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
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
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
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
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
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
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
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
[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
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
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
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
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
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
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
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
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
[4](p211)。
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
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
[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
[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
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
[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
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
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
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
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
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
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
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
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
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
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
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
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
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以苏州园林为例，论述中国古典园林的文人情节
关于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的演讲 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全世界都被拖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这就是那场侵略和反侵略殊死决斗最后以法西斯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毁坏了许多人类文明，60多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两相对比，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今天的和平生活，更加懂得历尽沧桑而被保留下来的那些人类文化遗产是多么来之不易
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的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就是前人为我们创造和留存下来的一份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
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先讲苏州古城，再讲苏州古典园林。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只能简单地说一说。
我以为，这两者是紧密依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苏州古城是产生苏州古典园林理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苏州古典园林是苏州古城不可或缺的城市元素和城市风貌。
中国有这样一句名言，叫作“温故而知新”，意思是对某种知识重温一遍，就像读新书一样可以再次增长知识。
而深入了解苏州古城和苏州园林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艺术特色，积累起来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
今天就是和你们一起，把我们以前所获得的有关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的一些印象和认识、复习一下，整理一下、系统一下，巩固一下。
一、苏州古城 苏州最早的时候是吴国的都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春秋时期周敬王六年，亦即吴阖闾元年）。
公元前514年，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吴国君主阖闾在与楚国激烈争夺长江中下游统治权、南征越国的过程中，命伍子胥建造城池，又据历史记载，在建城之前，伍子胥曾“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进行地质、水文、气象等自然环境的调查和论证，故而他选择的城址在长达二千数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因为洪水、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这一事实证明当时苏州城址的选择是科学的、正确的，说明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在城市建设方面积有丰富的经验，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
在苏州郊区，有个小镇叫相城，相传就是这个来历。
建造工程持续了6年，阖闾大城终于建成，周围37里210步2尺，古时候一步为6尺，300步为一里，绕城一周，也就是相当于今天23900余米，和现在古城实际的周长差不多。
这道城墙的底部宽2丈7尺，高4丈7尺，用的是板筑技术，就是先用木板档住两边，中间取土夯实，少数城门和水关用石头砖木砌成。
共开有陆门8座，它们分别是阊、胥、盘、蛇、匠、娄、齐、平，其中两座有楼，以象征天上的八道天风，水门8座，以效法地上的八个卦位。
另外，在大城中还建造了一座子城，作为行政的中心，位置大约沿现在的锦帆路、十梓街、凤凰街、干将路一线，现在的体育场、苏州公园都在其中，现在我们园林局办公楼，也处于核心部位。
子城有陆门3座，每座都建有城楼，水门2座，其中1座有楼。
子城的堆土遗迹直到90年代开通干将路时才全部铲平。
同时，在横亘城西与太湖之间的七子山等山上，建造了数以百计的烽燧墩，构成西南一隅的城市防御体系。
阖闾大城奠定了今天苏州城的规模，也是苏州最早的城垣。
1986年的时候，我们全城的人民为苏州古城的2500岁生日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庆典。
我希望苏州建城26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86年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参加，如果建城3000年的时候你们能够参加那当然就更好了。
苏州古城最值得一说的是，自建城以来它坐落的位置、城市的规模和规划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这在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少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帮助大家具体而形象地了解和认识苏州古城，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幅苏州古代的城市地图。
这幅地图名叫《平江图》，刻制于公元1229年，我国南宋绍定二年。
“平江”是当时苏州的改称，意思表示：苏州的河道，水与岸平，川流平缓，寓有永世太平的吉祥含义。
由于这幅地图是刻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所以被很好地保存下来，至今已有777年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幅城市地图，它和稍晚一些时间刻制的《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等三块著名的宋代碑刻一起存放在苏州文庙里，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近在苏州公园) 这幅地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绘图方法绘制的，比例尺约为3000∶1。
图上绘出的自然地理实地和人工建筑物共643个，其中标出名称的有613个。
这幅地图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把当时苏州水乡城市的地理概貌如实地标绘下来了。
图中可见二重城垣，5座水陆城门，65座坊表，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计有纵河6条，横河14条，河道总长约80多公里，桥梁共314座。
城中街巷与河道并行，形成了街河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特色。
根据历史的记载，苏州城内的河道在建城的时候就已存在了，这些按照规划由人工开挖的网格化河道，既是城市引水、排水和交通运输的渠道，又兼具城市防御、消防隔离、降低地下水位和城市空间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并且也是连结城乡，沟通全国的纽带。
可以说，在苏州古城的建设上，前人对于水的驾驭和运用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直到今天，苏州城内的河道仍大体上保持着原来的格局，继续发挥着某些功能和效益，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宏伟、最规整的城市河道。
另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如实描绘苏州繁荣状况的一幅古画，这就是清代徐扬所画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展示了自木渎经胥门、阊门直至虎丘的市容，全长十余米，共绘制各色人物一万二千余，是历史上描绘人物最多的绘画长卷，描绘了江南重镇苏州的繁华图景，是乾隆盛世的真实写照。
以上所讲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苏州古城建于公元前514年，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二、苏州古城自建城以来它的城址、规模和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说明当初对城址的选择是科学的、正确的；三、苏州古城是一座水乡城市，它遍布城内的河道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宏伟，最规整的城市河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四、苏州古城是优美的人居环境，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当然，苏州古城还具有许多值得一说的很有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
流传在民间对苏州的一些说法，如“七塔八幢九馒头”，“六门三关五鼓楼”，“三宫六观廿四坊”等，苏州的许多别称也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如吴、吴城、阖闾城、吴郡、东吴、吴趋、吴门、吴下、吴中、中吴、姑苏、吴都、鹤市、鸿城、平江、长洲、茂苑等等。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展开详细去说了，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在以后找机会交流。
总的说来，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鱼米之乡，早在4000多年前便种值了水稻，至今它的农业技术仍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它养殖的淡水鱼、虾、蟹是国内最鲜美的，叫人百吃不厌；它是一个丝绸之都，与南京、杭州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丝织生产中心，公元13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苏州对苏州的丝织品赞不绝口；它是一个工艺美术的传统产地，苏州的刺绣、缂丝、玉雕、灯彩、民族乐器、木刻版画、漆雕、家具等闻名国内外，在中国各个著名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展出的苏州出产的古代工艺品；同时，它还是一个园林之城，这就是我接下来所要讲的内容。
二、苏州园林 现在我来讲苏州园林。
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园林之母”说法的来历 1899年，一个英国年轻的园艺学者威尔（E.H.Wilson）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为西方收集、引种花卉植物的长期而影响深远的工作。
置身于“花的王国”中，他被深深地感动和陶醉。
后来随着他对中国花卉和园林了解的增多，他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园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13年，他写下了《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这一有影响的著作。
此书在1929年重版时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园林之母”这个提法，已为众多的植物学者和园艺学家所接受。
1954年，国际园景建筑家联合会在维也纳召开第四次大会，英国造园学家杰利克G.A.Jellicoe在致词中说，世界造园史三大流派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
这三处古老的地区，都曾经产生过灿烂的古代文化。
在这个部分里我也讲三点：一是讲一讲苏州园林产生的条件，为什么苏州的园林这样多，这样出名
二要极其简要地讲一下苏州园林的历史。
三是讲一讲苏州园林的一些特点，它的美是怎样形成的，以便大家更好地欣赏苏州古典园林的美。
1、苏州园林产生的条件 苏州园林是苏州古城的精华所在和重要特色之一，故而有“园林之城 ”的美称。
还有一句人们赞誉苏州园林的话过去我们苏州人不大肯讲，因为听起来显得不够谦虚。
现在苏州园林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讲了，这句话就是“苏州园林甲天下”。
为什么苏州园林这样多、这样好呢
我们说这是因为苏州具有园林产生和发展的优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也就是说是苏州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孕育了苏州园林。
从自然条件说，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气候温润、山水秀丽，全境宛如一座大花园，是苏州园林比照模拟的天然画本，苏州园林中许多景观都来源于太湖山水。
同时，太湖地区花木品种繁多，还出产一种叫太湖石的石头、奇绝无比，这些都是构筑园林的重要材料。
这里让我讲一段历史掌故，因为苏州的花木湖石是造园最理想的构件，北宋末年的徽宗皇帝赵佶便下令大事征集，然后运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去造园林。
负责办理的是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他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到处搜寻奇石异卉，编组船队送到汴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花石纲”事件。
现在上海豫园的太湖石玉玲珑、苏州织造府遗址的瑞云峰，据说都是当时征集后未及运走的“花石纲”遗物。
由此可知苏州园林是就地取材，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
在人文条件方面，苏州自吴王在此建立都城以来，一直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济发达、工商繁荣、人文荟翠，城市建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特别是在与造园有密切关系的建筑、绘画、工艺美术和园艺等专业方面，技艺高超，人才辈出。
例如：苏州的建筑闻名于世，主持设计和修建北京紫金城宫殿的蒯祥就是苏州香山人，由于香山匠师手艺精绝，被称为“香山帮”，是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建筑在江南的重要流派。
在中国园林史上，有两部经典著作，一部是《园冶》出自著名的造园大师计成，他是苏州同里人。
还有一部叫《长物志》，专门研究园林内部装修和陈设布置，作者文震亨是苏州城里人，吴门画派领袖人物文征明的曾孙。
又如苏州的绘画有悠久的传统，到了明清时期（公元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末）出现了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明四家”和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清四王”等许多著名画家，他们师宗的文人写意画的艺术风格对苏州园林的设计和建设有重要的影响。
再如苏州的工艺美术、苏州的园艺盆景都是举世闻名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人文条件下，苏州园林才发展到如此高超的地步。
2、苏州园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吴国的苑囿，著名的有姑苏台、馆娃宫、梧桐园、长洲苑等，这些宫庭园林是中国园林最早的源头之一。
苏州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晋代（公元四世纪）的顾辟疆园。
据记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曾慕名前来参观，由于高傲狂放，缺乏礼貌，被园主人顾辟疆赶了出去。
但是这个园的确切地址已搞不清楚了，成为苏州园林史上的一大迷团。
唐宋以后，随着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造园艺术日益提高，到了明清时期，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文人雅士、退隐官僚、富商巨室所建的私家园林遍布城内外，大小园林多达200余处，达到了最盛时期。
清末以后，国家贫弱、社会动荡、苏州的经济趋向衰退，苏州的园林也日渐损毁和减少，存留下来的一些园林也日益陈旧破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拨款抢修园林，使苏州园林得到了恢复，成为苏州古城最鲜艳的花朵，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相信，苏州园林将会得到妥善的保护，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珍品，永世长存。
3、苏州园林的性质和特点： （A）苏州园林包括有第宅园林、寺庙园林、书院园林、名胜园林等各种类型，而以私家住宅园林为最多，是中国园林重要流派江南私家园林的代表。
它和集中在北京一带的皇家园林相比较，在规格、布局、体量、风格和色彩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皇家园林以宏大、严整、堂皇、浓丽称胜。
苏州园林以小巧、自由、精致、淡雅见长。
（B）苏州园林就其根本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它是居住、休闲、游憩的场所，这种宅园合一的居住模式，是在人口众多，缺乏自然风光的城市中，人们依恋向往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造理想的生活空间，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体现了我国古代江南地区一种高度的居住文明和生活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C）从园林的建构内涵来说，苏州园林和中国各地的园林一样，是由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系列的要素所构成；物质要素包括山水、花木和建筑。
精神性的是那些借助于园中的匾额、楹联、书条石、绘画、雕刻所承载和反映的中国传统的哲理观念、文化意识、文学意境以及历史的、科学的种种信息，等等。
物质性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形成园林的山水美、花木美、建筑美。
精神性的要素可以对园中景物产生烘托、渲染，赋予园景一定的意境，形成一种人文美，使人们于游赏中愉快身心、陶冶情操，获得高尚的精神文化享受。
（D）从园林的布局来看，苏州园林一般多以水而为中心，以建筑为主体，以假山、峰石、花木为点缀。
水是苏州园林的灵魂，或分或聚，皆是江南水乡景色的真实写照，有了水，园林中的一切景物显得更加秀丽柔美。
山与水相对应，相映衬，园中景观因而更具自然野趣，因为假山、池水是自然的化身，是自然的符号。
苏州园林的假山有湖石、黄石、土石结合和土山四种不同的类型，还有许多单独布置的峰石，中国文人历来有藏石、赏石、品石的风尚，这是对自然的尊崇和亲和的表现。
苏州园林中的花木富有地方性、季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每一座园林都有各自见长的名花古木。
例如，拙政园的荷花，沧浪亭的竹子和梅花等都是著名的，因为这些花木被视为如同高洁自强的君子一样，具有不畏寒冷和强暴的品格，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苏州园林的建筑物是园中景观的主体和中心，根据居住、读书、吟诗、作画、抚琴、唱曲、奕棋、品茶、饮宴、憩游等不同的需要，而建成厅、堂、轩、馆、楼、阁、榭、舫、廊、亭、台等不同的形式，辅以精美的室内装修、家具、陈设和室外变化多端的花窗、铺地等，使建筑的功能、 结构、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表现了我国江南古代民居建筑精湛的技艺，成为当今我国传统建筑和住宅建筑最为完整和丰富多彩的博物馆。
园林中的人文内涵是我们在了解园林中不可放过的。
应当了解每个园林的园史和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懂得园名和园中各个建筑命名的含意和来历。
喜欢诗词文学的要注意欣赏园中的楹联，研究历史的要留心园中的碑刻，爱好书法的可观摩书条石上的名人手迹，喜欢摆设的可以研究园林中的各种家具和陈设，总之苏州园林的人文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反映了苏州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应当细细加以品赏。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各个园林主要特色的话，我觉得大致是应该这样： 拙政园 清逸疏朗的水乡风情 写意山水的杰出画本 留园 精湛丰富的空间处理 书法石峰的艺术集成 网师园 以少胜多的小园极则 精致典雅的宅园典型 环秀山庄 独步江南的湖石佳构 造园叠山的生动教材 沧浪亭 崇阜广水的城市山林 千秋文脉的传承学府 狮子林 风月无边的禅意真趣 盘环曲折的石品洞天 艺圃 剪山裁水的太湖片角 高风亮节的君子宅园 耦园 佳偶双隐的爱情诗话 枕波临街的水城人家 退思园 因地制宜的贴水妙构 江湖野航的画里风光 以上是关于苏州园林的一些基本常识，作为一位园林工作者，我常常为从事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我希望大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下去，成为精通园林文化、园林艺术的专家。
同样是世界遗产单位，像故宫，他们出来的古建筑专家就是全国一流的古建专家，书画专家就是全国一流的书画专家，青铜器、玉器、瓷器专家、钟表专家……也是这样，谁说我们园林系统就出不了全国性的苏州园林专家呢
相信今天的各位将会取得这个成就
如果我讲的这些能引起你们兴趣，对你们有所帮助，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谢谢大家
2006-08-18 15:17:39 大中小 关于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的演讲 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全世界都被拖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这就是那场侵略和反侵略殊死决斗最后以法西斯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毁坏了许多人类文明，60多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两相对比，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今天的和平生活，更加懂得历尽沧桑而被保留下来的那些人类文化遗产是多么来之不易
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的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就是前人为我们创造和留存下来的一份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
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先讲苏州古城，再讲苏州古典园林。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只能简单地说一说。
我以为，这两者是紧密依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苏州古城是产生苏州古典园林理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苏州古典园林是苏州古城不可或缺的城市元素和城市风貌。
中国有这样一句名言，叫作“温故而知新”，意思是对某种知识重温一遍，就像读新书一样可以再次增长知识。
而深入了解苏州古城和苏州园林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艺术特色，积累起来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
今天就是和你们一起，把我们以前所获得的有关苏州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的一些印象和认识、复习一下，整理一下、系统一下，巩固一下。
一、苏州古城 苏州最早的时候是吴国的都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春秋时期周敬王六年，亦即吴阖闾元年）。
公元前514年，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吴国君主阖闾在与楚国激烈争夺长江中下游统治权、南征越国的过程中，命伍子胥建造城池，又据历史记载，在建城之前，伍子胥曾“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进行地质、水文、气象等自然环境的调查和论证，故而他选择的城址在长达二千数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因为洪水、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这一事实证明当时苏州城址的选择是科学的、正确的，说明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在城市建设方面积有丰富的经验，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
在苏州郊区，有个小镇叫相城，相传就是这个来历。
建造工程持续了6年，阖闾大城终于建成，周围37里210步2尺，古时候一步为6尺，300步为一里，绕城一周，也就是相当于今天23900余米，和现在古城实际的周长差不多。
这道城墙的底部宽2丈7尺，高4丈7尺，用的是板筑技术，就是先用木板档住两边，中间取土夯实，少数城门和水关用石头砖木砌成。
共开有陆门8座，它们分别是阊、胥、盘、蛇、匠、娄、齐、平，其中两座有楼，以象征天上的八道天风，水门8座，以效法地上的八个卦位。
另外，在大城中还建造了一座子城，作为行政的中心，位置大约沿现在的锦帆路、十梓街、凤凰街、干将路一线，现在的体育场、苏州公园都在其中，现在我们园林局办公楼，也处于核心部位。
子城有陆门3座，每座都建有城楼，水门2座，其中1座有楼。
子城的堆土遗迹直到90年代开通干将路时才全部铲平。
同时，在横亘城西与太湖之间的七子山等山上，建造了数以百计的烽燧墩，构成西南一隅的城市防御体系。
阖闾大城奠定了今天苏州城的规模，也是苏州最早的城垣。
1986年的时候，我们全城的人民为苏州古城的2500岁生日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庆典。
我希望苏州建城26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86年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参加，如果建城3000年的时候你们能够参加那当然就更好了。
苏州古城最值得一说的是，自建城以来它坐落的位置、城市的规模和规划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这在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少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帮助大家具体而形象地了解和认识苏州古城，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幅苏州古代的城市地图。
这幅地图名叫《平江图》，刻制于公元1229年，我国南宋绍定二年。
“平江”是当时苏州的改称，意思表示：苏州的河道，水与岸平，川流平缓，寓有永世太平的吉祥含义。
由于这幅地图是刻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所以被很好地保存下来，至今已有777年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幅城市地图，它和稍晚一些时间刻制的《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等三块著名的宋代碑刻一起存放在苏州文庙里，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近在苏州公园) 这幅地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绘图方法绘制的，比例尺约为3000∶1。
图上绘出的自然地理实地和人工建筑物共643个，其中标出名称的有613个。
这幅地图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把当时苏州水乡城市的地理概貌如实地标绘下来了。
图中可见二重城垣，5座水陆城门，65座坊表，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计有纵河6条，横河14条，河道总长约80多公里，桥梁共314座。
城中街巷与河道并行，形成了街河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特色。
根据历史的记载，苏州城内的河道在建城的时候就已存在了，这些按照规划由人工开挖的网格化河道，既是城市引水、排水和交通运输的渠道，又兼具城市防御、消防隔离、降低地下水位和城市空间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并且也是连结城乡，沟通全国的纽带。
可以说，在苏州古城的建设上，前人对于水的驾驭和运用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直到今天，苏州城内的河道仍大体上保持着原来的格局，继续发挥着某些功能和效益，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宏伟、最规整的城市河道。
另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如实描绘苏州繁荣状况的一幅古画，这就是清代徐扬所画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展示了自木渎经胥门、阊门直至虎丘的市容，全长十余米，共绘制各色人物一万二千余，是历史上描绘人物最多的绘画长卷，描绘了江南重镇苏州的繁华图景，是乾隆盛世的真实写照。
以上所讲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苏州古城建于公元前514年，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二、苏州古城自建城以来它的城址、规模和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说明当初对城址的选择是科学的、正确的；三、苏州古城是一座水乡城市，它遍布城内的河道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宏伟，最规整的城市河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四、苏州古城是优美的人居环境，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当然，苏州古城还具有许多值得一说的很有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
流传在民间对苏州的一些说法，如“七塔八幢九馒头”，“六门三关五鼓楼”，“三宫六观廿四坊”等，苏州的许多别称也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如吴、吴城、阖闾城、吴郡、东吴、吴趋、吴门、吴下、吴中、中吴、姑苏、吴都、鹤市、鸿城、平江、长洲、茂苑等等。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展开详细去说了，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在以后找机会交流。
总的说来，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鱼米之乡，早在4000多年前便种值了水稻，至今它的农业技术仍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它养殖的淡水鱼、虾、蟹是国内最鲜美的，叫人百吃不厌；它是一个丝绸之都，与南京、杭州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丝织生产中心，公元13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苏州对苏州的丝织品赞不绝口；它是一个工艺美术的传统产地，苏州的刺绣、缂丝、玉雕、灯彩、民族乐器、木刻版画、漆雕、家具等闻名国内外，在中国各个著名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展出的苏州出产的古代工艺品；同时，它还是一个园林之城，这就是我接下来所要讲的内容。
二、苏州园林 现在我来讲苏州园林。
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园林之母”说法的来历 1899年，一个英国年轻的园艺学者威尔（E.H.Wilson）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为西方收集、引种花卉植物的长期而影响深远的工作。
置身于“花的王国”中，他被深深地感动和陶醉。
后来随着他对中国花卉和园林了解的增多，他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园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13年，他写下了《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这一有影响的著作。
此书在1929年重版时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园林之母”这个提法，已为众多的植物学者和园艺学家所接受。
1954年，国际园景建筑家联合会在维也纳召开第四次大会，英国造园学家杰利克G.A.Jellicoe在致词中说，世界造园史三大流派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
这三处古老的地区，都曾经产生过灿烂的古代文化。
在这个部分里我也讲三点：一是讲一讲苏州园林产生的条件，为什么苏州的园林这样多，这样出名
二要极其简要地讲一下苏州园林的历史。
三是讲一讲苏州园林的一些特点，它的美是怎样形成的，以便大家更好地欣
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关系
没有从属关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密警察机构，有点类似后来苏联的克格勃； 党卫军是装备制式军用装备的正规精锐战斗部队，全部由纳粹党员组成，是希特勒的王牌军.党卫军 Schutzstaffel, SS 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
因队员穿黑色制服,又名黑衫队。
1925年4月成立。
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党卫军成立初期仅为A.希特勒的卫队和对付政敌的工具，隶属于E.罗姆领导的冲锋队，规模很小。
1929年1月起由H.希姆莱领导，党卫军有很大发展。
1931年6月建立情报机关党卫军安全处。
次年 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
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
1934年7月，罗姆被处死以后，党卫军在纳粹恐怖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直接掌管。
党卫军的嫡系部队是以“预备队”和“百人留守队”为核心扩建的武装党卫队，人数最多时达50余万人，此外有看守集中营的特殊部队骷髅队，包括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内的整个警察部门也由党卫军领导。
党卫军名义上受内政部长领导,实际直接归希特勒指挥。
党卫军的各级组织布满全国，指挥各地的警察和情报机构，党卫军直接参加法西斯侵略战争，以残酷的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被占区居民及战俘。
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都是由党卫军的骷髅队进行的。
党卫军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精锐部队，是由重型武器武装并经过严格、特殊训练的非正规武装力量，但却是纳粹党的统治工具。
作为纳粹的嫡系部队，尤其受到重视。
党卫军完全按照希特勒的《二十五点纲领》行事，是希特勒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管理工具。
士兵都是由“雅利安人”组成，与都是工人组成的冲锋队不同，党卫军全部都是由医生、教师等学历和素质较高的人组成，这是为了培养出纯血统的“雅利安人”。
党卫军必须同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身高，约5尺9寸。
希姆莱和许多纳粹高级将领一样，相信“雅利安”民族是神话中“亚特兰蒂斯神族”的后裔，由于与其它民族的人通婚才会失去神力，只要有计划地培育出纯种的“雅利安人”，就可以使用神力，使党卫军成为神族部队。
希姆莱是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极度变态的人。
希姆莱也是一个狂热的唯心主义分子，还专门成立学会组织各行业精英研究UFO、巫术、神话传说，并把党卫军也打造成了一个梦幻般的部队，这成了二战中最神秘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党卫军并没有扭转败局，连希姆莱最后也背叛了希特勒。
1945年5月1日，希特勒自杀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只剩下柏林城内的帝国大厦里的2000名党卫军顽固分子还在垂死挣扎。
5月9日凌晨，约德尔代表新元首邓尼茨签署投降书。
战后，希姆莱在监狱中畏罪自杀。
尽管党卫军以成为历史，但是全世界依然有许多党卫军和纳粹分子隐姓埋名，逃脱了审判。
以西蒙·维森塔尔为代表的正义之士依然在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2006年8月11日君特·格拉斯，公布了自己隐瞒50年的党卫军真实身份，并忏悔自己的罪行，格拉斯向世人进行了告白——“我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君特·格拉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唯一一个纳粹党卫军成员。
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是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组织。
“盖世太保”一词是根据德语Gestapo的读音形式创造的。
Gestapo是Geheime Staat-spolizei(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缩形式，是节选ge(heime)“秘密”、sta(ats)“国家”、po(lizei)“警察”等词的词首字母组合而成的。
Gestapo成立于1933年，最初的头子是戈林，1936年与党卫军合并，成为国家保安警察部队的一部分，由希姆莱领导。
该组织是德国法西斯党进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希特勒曾利用它在德国国内和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的恐怖屠杀。
1946年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这个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组织为犯罪组织。
不经意的发明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二个邦。
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
一个无名的邮局小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设计一种免费投递的邮票图样时，提议把它叫做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一个令人谈虎变色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
1936年6月，希姆莱成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随之向全德国发展。
同时希姆莱改组全德警察指挥体系，盖世太保改为着便服的保安警察。
但许多党卫军兼有盖世太保职务。
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我们看盖世太保人员安德鲁穿着领章佩有两条闪光银杠的党卫军制服就是这个原因。
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
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
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
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
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曲扭。
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
《盖》剧中德国驻比利时总督霍夫曼仅因给东线的儿子送件冬衣竟被其妻子告密，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纳粹统治的头1年，就在德国建立了萨赫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等50多个集中营。
集中营设有禁闭、鞭笞、勒死等酷刑，并明文规定凡谈论政治、举行集会、发表煽动言论者一律绞死，不服从命令或袭击守卫者当场格杀。
帮助希特勒篡夺军权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纳粹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制造了德国战前一段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
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
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察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以及拍过春宫照片被判刑的材料。
显然，埃娜被安排在勃洛姆堡身边工作是一个圈套。
可是，当一无所知的勃洛姆堡向戈林申请结婚时，戈林不但满口答应，还表示愿去与希特勒疏通此事。
次年1月，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
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大骂勃洛姆堡欺骗了他，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
与此同时，希姆莱以无中生有的恋童癖强迫陆军二号人物、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辞职。
2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除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外，另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44名将领因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而被调离职务。
希特勒宣布取消战争部，成立以凯特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OKW）。
欧洲新秩序的执行者德国进攻波兰后，盖世太保的主要活动扩大到境外。
盖世太保除了在占领区拟定需要逮捕的人、危险组织名单、抓夫拉兵、进行经济掠夺外，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新秩序的执行者，参加特别行动队，搜捕犹太人和抵抗力量。
在进攻苏联时，盖世太保成立了ABCD4个特别行动队，受命随陆军战斗部队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和苏军政委等任务。
在纽伦堡审讯中，曾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奥仑道夫交待，他在第1年里一共杀害了9万男子、妇女和儿童。
每到一个市镇或村庄，他们就以重新安置为名命令当地的犹太人集合起来，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贵重物品，脱掉外衣，集体被押往刑场枪杀或送上毒汽车处死，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周岁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10月5日，盖世太保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一次就杀害5000名犹太人。
另据秘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万犹太人。
1941年夏，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合作，在东欧建立了奥斯威辛、毛特豪森、索比包等30余个集中营，关押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挪威和东欧各国等地的犹太人数百万。
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等，改造成灭绝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记录，该灭绝营共杀死250万犹太人。
当苏联红军解放这个人间地狱时竟发现，有7吨剪得很整齐，相当于14万妇女的头发，纳粹把这些头发当做毛毡的替代品，成为生产原料。
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1942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
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
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罪恶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围绕哪些方面展开的
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成为19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一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