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校园文艺晚会主持人台词
在缤纷的焰火和欢快的乐曲中，新的一年向我们走来。
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总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新的一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有许许多多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我和全体教职员工以最诚挚的心意、用最吉祥的语言祝福你们，也祝福每一位同学，祝同学们美梦成真，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同学们，新年的阳光将洒在你们的身上，新年的春风将吹在你们的脸上，请坚信，我们将和你们同行，因为我们对你们的爱是那么深沉和执着! (点烛) (歌声 背景) 吴：没有松风的秋，雁去长空；没有飞雪的冬，乍暖还寒。
一夜高风凋碧树，凋不了青春不灭的火焰；满地余寒露凝香，凝不住你绝美的年华。
(迎娟上，立于舞台左侧。
话筒递与何) 娟：在这烛光与微笑构成的舞台，在这笑声与歌声汇成的海洋，在这永恒与温馨筑就的圣地，我们欢聚在一起。
(立于吴旁，话筒与芳) 何：光阴茬苒，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今天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迎接元旦的曙光。
这一刻是美好的，这一刻是温馨的，这一刻是充满激情的。
(话筒递与吴…… xx学院2003年“走进春天”庆元旦、迎新春文艺晚会主持词（2003年12月） 1．（开场舞蹈 《欢庆秧歌》 礼花四射 主持人上场） （男1）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1）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男女合）大家晚上好
（男2）春风传喜讯、金猴踏歌来 （女2）看，阳光灿烂，那是新年绚丽的色彩 （女1）听，金钟朗朗，这是新年动人的旋律。
（男1）舞起醉人的红扇，我们从微山湖畔走来；敲响震天的锣鼓，我们从xxx山下走来。
展望未来前景灿烂，我们豪情满怀。
（男2）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创建学院工作中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
我们真诚的说一声“尊敬的各位领导，你们辛苦了
” （女2）踏着时代的节奏，乘着创建学院的东风 带着新年的祝福，怀着青春的憧憬 （合）让我们相聚在这美好的时刻 （男1）xx学院2003年“走进春天”元旦文艺演出 （合）现在开始
（女1）出席今天晚会的领导有： xx学院党委书记xxx同志 xx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xxx同志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的光临表示最衷心的问候和感谢
2．朋友们，如果我们把今天的xx和十年前的xx做一个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间间教室宽敞明亮，我们搬进了新宿舍、连上了电话和因特网，喜事一个连着一个，乐的我们嘴都合不上。
是呵，我们的学校建设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请欣赏歌伴舞〈越来越好〉演唱者：xxx 3．相声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 幽默的语言、夸张的表情会把我们带进开心世界。
请出由xxx系的xxx为您合说相声《废话趣谈》 5．下面这个精彩的节目是xx系的xxx和她的搭档们带来的舞蹈《绿光》 这个节目曾经获得我校“青春歌舞大赛”的一等奖。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6．金秋十月霞满天，那是咱勤劳朴实的xx人对家乡的火热情感。
金秋十月霞满天，那是咱聪明智慧的xx人对创建学院无比执著的信念。
请欣赏群口快板《金秋十月霞满天》，演出单位：xx系。
7．近几年来，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搞的如火如荼。
特别是在每年的歌手大赛中总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校园歌手。
他们活跃在学校的各个舞台。
用火热的激情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他们的风采吧。
首先请出xx系xx为您带来《好心情》 9．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在即将绚烂的时候，有个女孩却悄然离去。
但是她并不孤单，所有的心灵紧紧相依。
没有哀伤的分离，分离也是相聚，不管身在何处，我们永远记的你。
请欣赏xx系带来的诗朗诵《声音的故事》 10、欢腾的锣鼓敲起来，敲出满腔的喜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甜蜜。
喜庆的秧歌扭起来，扭出满腔的幸福，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请您欣赏由xxx校区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舞蹈《欢腾》 13．在苍茫的大海里航行，不能没有指引方向的航标。
在新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前进的指路明灯。
走进新时代，我们心潮澎湃，走进新时代，我们豪情满怀。
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师生万众一心迈向新的时代。
请欣赏xxx校区的舞蹈《走进新时代》 14．著名笑星黄宏的小品《杨白劳和黄世仁》大家也许都已看过。
今天我们这里也来了杨白劳和黄世仁，让我们看看这二位的债务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吧
15． 青春是那么的火热，那么充满激情，犹如夏日的天空，总是高远而明丽。
我们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朝气蓬勃，欢乐是今晚的主题，我们将用欢乐来尽情演绎。
请您欣赏xxx系的舞蹈《向前冲》 16．歌声悠扬，这歌声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舞姿优美，这舞蹈是我们对家乡、对学校繁荣的衷心祝愿。
让我们举起这欢乐的酒杯共同祝福新年的来临，迎接新年的曙光
请欣赏歌伴舞《饮酒歌》演唱者：xxx xxxx 结束语：《二十年后再相会》背景音乐起 踏着青春的节拍，我们向春天走来，一路欢歌，一路笑语，万物在漫天风雪中欣然等待。
激扬着青春的风采，我们向春天走来，一路欢歌，一路笑语，万物在翘首期盼中安然舒怀。
走进春天，走进蓬勃的希望，每一颗青春的心都焕发出缤纷的色彩 走进春天，走进时尚的动感地带，世界在我们眼前灿烂地舒展开来 xx学院2003年“走进春天”庆元旦、迎新春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各位老师、同学、再见~~
简化字详细进程是怎样的
建国后的语文工作(1949年----1985年) 陈乃华 许长安 宋柏尧 王凡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 文字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战争年代，文字改革没有正常开展的可能。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和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文字改革运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文字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一节 文字改革的序幕 （1949―1955年） 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头六年，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研究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机构，确定方针，制定实施方案。
一、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到北平，共商新中国建国大事。
在这一新形势下，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纷纷写文章、出书刊，互相联络，呼吁团结合作，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
1949年初，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
1949年8月28日，吴玉章等在华北大学举行了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新增胡乔木、聂真为发起人。
1949年9月1日，主席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
12月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推选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推选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二、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
1951年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马叙伦主持。
根据主席关于制定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了以制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为主的研究工作。
1952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10月，拼音方案组召开会议，通过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1953年初，对拼音方案组拟出的中国拼音文字字母草稿提出意见。
拼音方案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分人拟出几套草案。
拼音方法以双拼为主。
6月，拼音方案组拟出5种草案，后议定以吴玉章的方案为基础，深入探讨。
1954年7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对拼音方案组提出的5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进行讨论，但始终无法从中确立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在试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前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工农兵、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三、设立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指导文改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导，于1953年10月1日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3年11月21日，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整理和简化汉字问题；根据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年多来研究所得的材料，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可以首先实行的4项初步改革办法。
即：1.推行简体字。
2.统一异体字。
3.确定常用字，并对非常用字加注音。
4.极少数汉字改用拼音字母。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 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
10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4年11月20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并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最后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1.制定《汉字简化方案》； 2.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3.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
五、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为了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研究文字改革的方针，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有关机关、人民团体和部队的代表207人。
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讨论文字改革问题的会议。
它标志着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研究准备阶段的完成而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六、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开始，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会议于10月31日下午闭幕。
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高潮 （1956―1965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又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确定方针，公布方案（1956―1958年）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经过六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到1956年各方面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种工作已经逐步展开。
这个时期主要是批准和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等。
（一）中共中央批准文字改革的方针。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了1955年11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
《指示》所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
” 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二）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以后，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这个简化方案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汉字，所以推行起来比较顺利。
（三）全国报刊实行横排。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从1956年1月1日起，全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
（四）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始审订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
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各省、市开始进行方言普查。
（五）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
接着主席讲话，在讲话中，表明了他放弃汉语拼音采用民族形式自创字母的主张，而转回到了他曾经赞成过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态度。
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召开了10次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事，为了把方案审核修订好，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有委员16人。
经过反复讨论和磋商，审订委员会于1957年10月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接着，10月25日，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修正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在12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拟定从1957年12月11日至1958年1月11日为汉语拼音方案宣传月。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酝酿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六）周恩来总理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
（七）文字改革宣传工作逐步加强。
在文字改革的黄金时期，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也逐渐得到加强。
1956年6月，文字改革出版社成立，这是专门出版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书刊的出版社。
二、努力贯彻，形成高潮（1958―1960年）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发表以后，全国掀起执行三项任务的高潮。
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提出：“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
”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号召，把正在掀起的文字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继续征集新简化字。
根据国务院决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四批推行简化字，共推行517个简化字。
1960年6月4日，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
（二）树立推普典型，举行观摩会，基本完成方言普查。
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到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3月2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一九五八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计划纲要》。
在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于1958年7月2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汉语拼音广泛应用，注音识字颇见成效。
《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立即在全国推行。
新闻、出版、广播、工商、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都开始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小学拼音教学和注音扫盲工作中，更显示了良好的效益，推行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
1959年12月27日，山西省教育厅在万荣县召开了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现场会议。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了注音识字的优越性。
（四）吴玉章深入实际视察，走遍半个中国。
1958年5月到1959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后视察了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山西等13个省市。
他视察后，立即把他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写了出来，并于1959年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三、调整、巩固，稳步前进（1961―1962年）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1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字改革工作也进行了调整。
（一）修订《汉字简化方案》，征求各方意见。
1962年9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推举丁西林委员主持小组工作。
修订小组成立后，随即采取座谈、通信、访问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二）搞好普通话教学，继续异读词审音工作。
（三）改进汉语拼音教学法，《人民日报》实行难字注音。
1961至1962年期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由于受到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也放慢了步伐。
在1958年全国开始教学汉语拼音时，一般都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教材，教学声母、韵母、声调和拼写规则。
后来发现要求初入学的儿童和文盲掌握各种拼写规则有困难，所以开始了拼音教学法的改革。
四、总结成绩，促进改革（1963―1965年） 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以后得到恢复，1963年，文字改革工作也开始复苏。
（一）郭沫若的《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为了继续促进文字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64年5月3日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二）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
196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一文。
这篇文章是对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六年来各方面应用情况的总结，同时也促进了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
（三）明确推普重点，总结八年经验。
1963年7月12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转发〈一九六三年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纲要〉的联合通知》。
1963年8月1日到1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
1964年8月17日，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中断了四年以后举行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推普工作又再次活跃起来。
（四）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取得新进展。
这个时期，在汉字的简化和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是： 1.完成了《简化字总表》的编印。
2.完成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编印。
3.更改地名生僻字工作的进展。
4.整理汉字查字法工作的进展。
第三节 文字改革在低潮中 （1966―1976年） 一、前五年工作完全停顿（1966―1971年） 从1966年6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多数委员和专家受到迫害。
语言文字的应用在社会上出现了混乱局面。
从1966年6月2日起《人民日报》报头取消了汉语拼音，其他报纸、期刊也先后不用汉语拼音拼注报刊名称；7月，《文字改革》杂志和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停刊，8月，《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栏停刊。
二、后五年工作有所恢复（1972―1976年） 1972年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郭沫若找了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文改会副主任叶籁士谈话，决定从干校调回部分干部，开始恢复文字改革工作。
（一）拟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国务院审阅。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进行调整修订，再次在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1977年5月拟出修订稿，正式报国务院审批。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重新恢复。
1972年，各地开始恢复推广普通话工作。
（三）进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试验，举办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1974年3月15日到4月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四）汉语拼音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上有了可喜进展。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应用，首先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五）宣传工作有所恢复。
1973年3月，、周恩来在《文字改革简报》副刊第2期上批示同意恢复《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十年动乱后期，文字改革工作有所恢复，但是仍受到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步履蹒跚。
第四节 文字改革的复兴 （1977―1985年） 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1977―1979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一）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7年5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送国务院审批。
10月31日，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1978年3月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决定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自1978年秋季起一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二）教育部重申推普方针，召开第五次全国普通话观摩会。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重申必须继续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
1979年4月22日至28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在杭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
1979年8月11日至2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开始汉字编码的研究工作。
汉字编码是电子计算机对汉字信息进行处理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70年代以后，这一课题在中国很急迫地提上研究日程，电子计算机界希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这项研究工作。
1978年12月5日至14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上，有17个省市的65个单位8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派人到会。
二、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1980―1985年） （一）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充实和调整。
1980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
充实和加强后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胡乔木就文改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198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胡乔木就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三）修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拟订《统一汉字部首表》。
（四）继续努力推广话。
1.召开全国学校推普工作会议。
2.推广普通话写入宪法，15个单位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倡议书》。
3.召开商业系统推普座谈会。
4.各地加强推普工作。
5.加强对学校推普工作的领导。
6.修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五）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汉语拼音方案》。
1.汉语拼音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2.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五周年。
3.拟订《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4.研究汉语拼音标调法。
5.规定有关汉语拼音字母的读法和写法。
（六）开展文字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
1979年5月6日在上海市举行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编写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
1979年9月，由曹余章、许宝华、颜逸明、杨春霖、张静等57人发起，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等14人赞助，提出了“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倡议书”。
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于1981年7月13至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
（七）宣传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各地的宣传工作有强。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汉语拼音》小报于1977年7月试版，内部发行，1978年开始正式出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文字改革》在停刊16年后，1981年7月复刊。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7年创办的《汉语拼音》小报，到1981年改名为《PINYINBAO》，由语文出版社编辑出版。
（八）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
全国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后，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支持黑龙江省进行这一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
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4年6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视察上海杨浦区第四中心小学，看了一年级实验班学生的汇报课，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
1984年7月21日至3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举办“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研究班，有19个省、市的小学教师代表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的同志共330多人参加。
1984年7月1日至5日，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召开全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工作汇报会，检阅成绩，总结交流经验。
1984年10月，倪海曙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实验班视察后，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报道。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实验点。
1983年12月才开始学习黑龙江省的经验，进行实验。
首先学好汉语拼音后，大量阅读拼音和注音读物，通过造句、听写、仿写、记述、命题作文和写信、记日记、办板报等方式练习写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拼音学话和注音识字方面成绩最好。
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 第一节 新时期，新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整个中国的面貌都逐步更新，中国的语文生活自然也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汉字研究整理的新课题 1985年，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合作，对汉字进行研究统计取得累累硕果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姓氏、人名用字统计分析》课题完成并通过鉴定。
12月9日，《汉字属性字典》的鉴定会也召开了，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项研究成果。
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科技发展的明显变化，促使国家语言文字职能机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和从事汉字整理简化工作的人员，对中国今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宏观规划，以及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对往日研究整理汉字的出发点、原则、所拟定的课题加以调整等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形势 1984至1985年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更多的经济特区开辟了，商品流通的渠道更加畅通，第三产业勃兴，大批农村劳力涌向城市。
因此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
这一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都向人们表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逢一个良好的环境，要不失时机地扩展这方面的工作。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新天地 1985年10月21日至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教学座谈会。
1984年至1985年形势发展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为《汉语拼音方案》作用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应用的新天地。
而汉语拼音方案也只有日臻完善，更适应于现代化技术的要求，才足以更好地反映自身存在的价值，永葆其活力。
第二节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一、筹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4年年底，召开了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字改革诸项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提到首位。
会议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将在中国语文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与汉语拼音相辅相成，共同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5年初，国务院同意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
三、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1986年1
幼儿园小班元旦主持词 手指操开场
幼儿班小班元旦主持词这个你可以让家长来写，因为小孩他写不出来什么比较好的，开头手指操开场这个提议倒是挺好的，但是你得考虑到这个小孩他的动手能力和一些相应的关系。
老舍先生主要作品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都是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很深刻描写的经典，可以多去品味一下大师，不要让这么有才华的作品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傅雷主要成就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
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
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
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
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
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
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
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
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1926)和(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
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
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
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
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
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
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
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
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
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
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
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
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
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
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
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