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国姓氏有姓“别”的吗，大概有多少人
大学团总支是在学院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下，围绕学院党团中心工作，结合团员青年特点，肩负团结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职责的先进青年组织。
大学团总支是在学院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下，围绕学院党团中心工作，结合团员青年特点，肩负团结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职责的先进青年组织。
下设部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实践部等。
大学团总支是以为团员青年的成长成才服务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负责学院共青团员思想教育、组织建设及共青团干部培养和管理的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全院团员的管理、考核、奖励、处分及基层团干部的任免等工作，组织开展有利于青年健康成长的各种活动，当好院党委的“助手”和“参谋”， 与各兄弟院校和其它单位团组织的沟通，增进对外联系。
大学团总支宣传部是共青团重要部门之一，始终坚持团结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积极开拓校园阵地。
宣传部，顾名思义其职责主要为“宣传”，主要工作是利用校内各种宣传项目和宣传手段进行校内活动的宣传，策划等工作, 旨在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配合党、团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学院领导
个人简 1971年10月12日（天秤座）于重庆市。
童的孟非 1982年随父母调动来到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一中、三中、七中、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研究生专业。
1991年至1992年期间，在江苏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做印刷工。
1992年至1996年期间，在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担任摄像，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
在这期间，参加了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转播报道，给中央台的新闻供片在全省获得体育新闻一、二、三等奖。
1994年参加国家文化部《西域风情》大型纪录片摄制组，担任摄像，行程三万公里，圆满完成制作任务，该片于当年参加国际交流。
1995年参加国家体委《奔向亚特兰大》大型纪录片摄制组，担任撰稿、编导和总摄像，该片于1996年获得全国体育电视二等奖。
1997至1999年期间，在原江苏电视台二台担任记者、编导。
1999年至今，在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担任制片人、主持人。
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期间，组织实施了江苏电视史上第一次跨省搭建演播室，卫星直播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表扬。
《南京零距离》开播后，担任主持人，为该栏目成为江苏地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节目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独立撰稿的评论专栏“孟非读报”成为《南京零距离》中收视率最高的子栏目。
孟非同志，2003年度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授予“总台十佳个人”称号，获颁“突出贡献嘉奖”。
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主持人”、“中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 在新浪网发起的“2003最受中国电视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评选中，获第二名。
2007年、2008、2009 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 2010年 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第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
2010年6月7日在第16届上海电视节开幕“电视节目主持人30年年度风云人物”表彰活动中获得30年年度风云人物荣誉称号。
2011年1月7日主持百度2010年度网络沸点 2011年3月18日问鼎《新周刊》2010年度最佳主持人。
2011年3月29日荣获搜狐第四届《综艺》2010年度最佳主持人。
2011年6月8日，与郭德纲共同主持《非常了得》。
经纪公司：南京思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详细介绍 《南京零距离》主持人孟非的打拼故事 第一眼看到孟非，你一定觉得他很普通——他穿最平常的衣服，剃着光头，跟大家一起挤公交车。
可是如果你真把他当成平民百姓，那就大错了
他是南京人最喜爱的新闻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要他，他敢说“不”；他还作为全国地方台的主持人唯一入选2004年“中国最新锐十大主持人”……他俨然就是南京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
不过如果我告诉你，这位主持人只是名高中生，他曾经打过5年工，在流水线上作业时，他的双手甚至差点被机器卷走，你相信吗
在众人瞩目的孟非传奇的背后，是一个坚强的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打拼故事
现签约:江苏世纪环球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梦破，落榜生四处打工 1971年，孟非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
他的父母忠厚实在，对儿子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12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孟非一家迁居南京。
此后，孟非先后在南京市第三中学和南京市第一中学和南京市第七中学（现南航附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但成绩很不理想。
1990年高考，他的语文成绩仅次于江苏省文科状元，可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却不足100分，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
孟非想插班复读，但找了很多学校，人家一看他的高考成绩单，就立刻摇头拒绝。
他也想过出去找工作，可一个高中生哪里有人要。
在家里呆的时间一长，孟非着急了：今后怎么办呢
当时正逢南下淘金热，为了寻找出路，他就和一帮同学去了深圳。
然而，深圳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美梦。
一连十多天，孟非和同伴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但一无所获。
孟非出席各类活动的照片(20张) 眼看带的钱没了，孟非只好从小招待所搬出来跟一大群人挤在一间破烂不堪的简易房里。
在那里，他一遍遍翻阅着从街边捡来的旧报纸，寻找着招工信息；然后一次次去“见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孟非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一个月后，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搬运工的差事。
那种搬运工是临时的，哪里有活干去哪里。
不仅累，报酬也少，而且时常还得忍受工头的责难与训斥。
一个星期后，孟非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做一辈子搬运工吗
他前所未有地怀念起学校生活来。
搬运工只干了一个月，孟非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南京。
在回程的火车上，他安慰自己，从头做起，一切都不太晚
印刷小工差点儿手残废 为了养活自己，一回到南京，孟非就朝人才市场跑。
不久，他辗转听说南京一家报纸的印刷厂招工人，立刻跑去报了名——当印刷小工虽然薪水不高，但可以免费看报纸，已经逐步务实的孟非看 孟非的主持活动(16张)重的就是这个。
1991年12月，孟非成了一名印刷小工。
当印刷工人也不容易。
孟非所在的那家印刷厂的印报量为每周400万份，机器需要从周二到周四不断工作，而真正操纵印刷机的，只有他和另外三名小工。
孟非从周二早上8点钟上班，一直到周四晚下班，平均每分钟要从机器上取下1112张报纸。
在不分昼夜的连续3天工作时间里，每10个小时，他才能休息一次，时间仅为1个小时。
这样的工作跟打仗没什么区别，而且要是手脚稍微慢一点，在规定的时间完不成流水线作业，就会影响下一个环节，会受到班组长的一顿大骂。
第一个月忙下来，孟非拿到了仅为23元的工资，但是他仍然禁不住激动地泪流满面，不容易啊
不干活时，孟非就抓紧时间学习。
他在日记本中写道：“我不能一辈子呆在这个地方，想换好工作，就得有知识。
” 孟非选择了成人高考。
再拿起书本，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工作强度越大，求学的欲望就越强烈。
1992年9月，孟非报名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函授班。
函授班针对社会在职人员招生，周六、周日上课。
孟非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论再累再忙，他都会按时听课。
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孟非的生活节奏猛然加快，休息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他没有星期天，更没有节假日，边打工边读书仅仅2个月，他的体重就减轻了将近8公斤
但孟非从不叫累，他憋足了劲要把失去的一切找回来
为了学习，他尽量压缩睡觉时间，一有空就多看书。
实在熬不住了，就把头浸在冷水里泡一泡……他每天都对自己说：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拼 但是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到这个勤奋得不要命的小伙子头上。
1992年下半年的一天，孟非实在太累了，他一不留神，取报纸的时候手竟被机器卷压进去了
全厂一时惊慌，立刻停止了工作。
后来因为抢救及时，他的手总算保住了，但是这件事却引起印刷厂领导的极度不满——这次工伤事故是建厂以来最大的一起事故，印刷车间的领导们因此受到上级批评，因而迁怒于孟非。
1993年过新年前，孟非就被印刷厂骂了一顿，然后自己辞职了。
孟非抑郁地走在南京街头，欲哭无泪…… 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为了生活，他开始不间断地打些短工：送水、拉广告、做保安……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开家超市挺挣钱的，孟非就到处借钱，开起了小型超市。
但由于对这一领域并不熟悉，小超市最终还是于1994年初被迫关门。
血本无归的孟非心情沮丧，他觉得仿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
该怎么办呢
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自救
倔强的孟非选择了后者。
他又一次开始到处寻找招工信息，他相信，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1994年2月，孟非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要一名接待员。
孟非眼前一亮，自从在报社的印刷厂工作之后，他一直对媒体心向往之。
虽然他知道，这接待员的工作最多只是端茶倒水，接接电话……可还是去报了名。
这一次，孟非打工的经历帮了他，身体强壮能吃苦的他很快被录用了，从此成了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仍然做着可有可无的工作，是200多名临时工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员。
渐渐地，已经24岁的孟非对眼前的工作又产生了困惑，他忧心如焚：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端茶倒水吗
我要做一名记者 1994年7月，孟非通过两年的函授班学习，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文凭，此时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为什么只能打杂
我也要做一名记者
有了目标，孟非的生活里仿佛洒满了阳光，他每天早早来到台里，利用帮记者们打扫卫生的机会熟悉记者的工作流程。
如果一些老记者出去采访时需要带一个扛摄像机的，孟非总是争先恐后地去干——为这个，他多次被别的临时工骂成“傻冒”
但是只要一出去，他都多少有些收获，或者学会些采访技巧，或者熟悉摄像机的操作。
在这一过程中，孟非的日记里多了些内容：记载自己每天学到的东西。
为了更快地接近记者这个群体，孟非还开始了“感情投资”，他跟前跟后，帮记者和编辑们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不少记者跟孟非都热乎了，孟非扛摄像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渐渐地，有些小新闻，老记者看不上眼的，就开始交给孟非，做好后加上老记者的名字就成了。
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孟非总是非常高兴，当成头等大事来做。
这样积少成多，孟非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渐渐多了。
后来，领导便格外开恩，让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后，可以出去跑新闻。
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孟非喜出望外——他太珍惜这个临时记者的机会了
从此，他每天都要透支体力拼命赶做节目，通宵熬夜更是常事。
但看到自己拍出来的片子，全部是自己剪辑、自己写稿，甚至于自己配音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秋日的蓝天一样明朗极了
渐渐地，有一些比较大的题材领导也开始交给他做了。
那个时候，孟非的工资还是只有200多元钱。
终于转成了正式的记者 1996年8月，孟非作为总摄影参与拍摄了26集专题片《飞向亚特兰大》。
该电视片在全国长篇电视专题片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而孟非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这一次，孟非终于堂堂正正地甩掉了打杂的帽子，转成了正式的记者。
这个男人哭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苦难中积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
” 接下来，孟非的事业一帆风顺。
1995年，江苏电视台为了抢占先机，组建了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筹备了一档10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都市传真》。
孟非进入该组后，正式开始了跑社会新闻的历程。
由于文字功底深厚，他在做记者的同时也做起了编辑工作，他的工资则提高到1000多元。
意外的是， 1998年春节过后，由于长期劳累，孟非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有时候拔一下，就可以掉下一小撮。
当年夏天，孟非索性剃成了光头，还别说，这光头配着他的笑脸，显得既聪明又精神。
从此这光头一直陪着他到现在。
感谢苦难，南京人爱上光头主持人 孟非一直都是个倔强的人，每走一条路，他都不轻言放弃。
要么走到无路可走，要么就走到最好。
从1998年开始，他先后换了不少岗位，还做过一档不成熟的谈话节目的编导……这些，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2002年1月，江苏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改《南京新闻》为新闻直播节目，起名为《南京零距离》，时间为一个小时，宗旨是“为平民百姓服务”。
南京零距离主持人孟非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的选择就摆到了台面上——是沿用原来庄重型的主持人还是重新选择主持人
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打破资历、学历限制，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竞选。
孟非用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平民节目，当然要求主持人有平民特色；不一定长得帅，关键是要有底层生活的阅历，说百姓关心的话题……而这方面，放眼全台，有谁比自己更有资格
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这将是他从幕后转向台前的一个机会。
可是，自己的普通话能过关吗……孟非只犹豫了一分钟就做出了决定：普通话可以学习模仿，那些苦难的经历却是他难得的宝贵财富，是模仿不来的。
人生能有几回搏
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孟非搏对了
面试那天，孟非用诙谐的语调平静地讲述了自己多次打工的艰难经历，尤其是关于打工者的生命、尊严与价值的问题。
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自己做“平民化主持人”的崭新设想，并表示会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
孟非的一席话抓住了台领导的意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孟非的气质与这档节目非常适宜
——可是孟非到底适合不适合做主持人
他的光头能播新闻节目吗
在此之前，主持人都是些俊男靓女，突然间冒出这样一个人来会不会让观众吓一跳呢
主考官们议论纷纷。
最后，台长发话了：“行不行，要观众说了算。
先试试，不行再换人
” “无知者无畏
”第一次上电视，孟非是穿着最平常的衣服去演播室的。
作为一档新闻直播节目，60分钟的时间里，他手上只有一张新闻串联单，所播内容都是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
更别说提示器了，没有
这么多新闻怎么串起来呢
孟非思考再三，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放松了心情，采取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播起了新闻：他即兴发挥，像拉家常一样把平时的思考和经历变成幽默、精到的即兴评点，就成了串连词。
台领导和同事们看得心里七上八下：这能行吗
谁也没料到，《南京零距离》由于定位准确，第一期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简直是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夜，摄制组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观众纷纷感叹从未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主持人。
孟非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机遇常常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
善于把握机遇的孟非从此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由于关注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没过多久，《南京零距离》收视率就一路飙升，从选稿到播报内容，孟非开始全权负责。
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新闻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一类平民化的新闻主持模式。
2003年7月一个月，《南京零距离》的平均收视率就高达8.3%，最高收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17.7%，超过了同时播放的央视的《新闻联播》，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
2002年一年，《南京零距离》的广告收入高达5000万元，孟非成为《南京零距离》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不少观众亲切地把孟非称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
由于常常针砭时弊，揭发丑恶，孟非也遭到恐吓，可是他不在乎。
他保持着多年来的作息习惯：上班乘公共汽车；平时自己亲自上街买菜；不时还找人拉拉家常……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台词和思想的来源。
孟非现象 关于孟非受欢迎的程度，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够了。
有一次，夫子庙一带发生火灾，当时路过的一个女孩儿拿着数码相机立刻拍下了经过，等到别的媒体记者赶到，火早就熄了。
南京城的十几家主流媒体愿出高价索买照片，那个女孩子只说了一句话：“这照片我只给《南京零距离》，只给孟非。
” 孟非与《南京零距离》的迅速火爆，很快引起了国内不少媒体的关注。
《南方周末》甚至拿出专版联合全国各地的专家对“孟非现象”进行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孟非最当红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甚至曾通过台里的有关领导，想把孟非拉到央视工作，一切工作做通后，却被孟非婉言谢绝了。
他说，他只选择适合自己的
2004年初，喜讯再度传来，孟非被评为年度“中国最新锐十大主持人”之一——这十大主持人中，除了孟非，全是央视名嘴
这足以证明，孟非，这个打工出身的主持人，已不输于他这个行业的任何人了
孟非-电视月老 孟非平时严肃的新闻点评风格，的确和综艺节目或者交友节目主持人差得比较远，上一次他的“反差演出”还是在《绝对唱响》 。
对于自己主持的《南京零距离》、《证明》、《绝对唱响》、《非诚勿扰》这几个节目的反差，孟非丝毫不在意：“零距离里面我也没有完全板起面孔啊，都是我的正常状态，每个人都有很多个侧面，有不同的状态。
好比你在家是一个样、在单位是一个样，一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不同侧面的我。
”这次“新闻一哥”又一次跨界成了交友节目主持人，有人在猜测他再战综艺舞台，是否能借此成为“综艺A咖”级的大哥，对此这位个性主播不屑一顾说：“要是在我面前说这个就是给我制定的目标，我就不干了。
不是想变成A咖就能成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决定权在于观众。
” 收视爆红 选手红遍网络 《非诚勿扰》节目播出后大受欢迎，引起大众广泛热议，根据CSM数据收视率平均突破3.0%-4.3%之间，最高一期达到4.53%，毫无疑问成为周六，周日收视冠军。
对此孟非：“周一早上，制片人就给我打电话，说前三期的收视率很好，而后来一些朋友和观众打来电话，我才知道节目在老百姓中间的口碑不错，这让我更开心，而且我发现参加节目的好多选手也红了。
” 《非诚勿扰》播出三期，很多80后的交友选手也迅速成为网络红人，像富二代征友失败折射出女孩不都爱钱，还有喜欢比自己大20岁的帅气男生刘丞，以及言语刻薄的火辣女模特马诺，这些名字现在都成了搜索引擎的热门人物。
这显示出这档交友节目不同于传统节目之处，呈现的情感更加的年轻化和新锐化。
而且除了大众参与，之前盛传葛优和miumiu参与录制节目，性感女神巩新亮更要现场征婚，问孟非此事，孟非表示：“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等栏目组通知，等他们到现场了我才知道会怎么样。
”“等他们到现 《非诚勿扰》孟非 场”六字出自向来稳重的新闻主持人口中，看来之前的传闻即将成为现实。
做月老自己没相过亲 这次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孟非这个主持人将在每周日晚上九点，见证无数对男女的牵手，是个十足月老(西游记里有提到过）。
但是孟非自己却没有什么相亲的经历：“我是自由恋爱。
”那这样岂不是主持节目却没有生活体验
孟非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大家一起交流啊，没什么经验的问题。
我对于感情的观点也很前卫，这种一见钟情式的相亲模式是很浪漫的嘛，不会和参加节目的男孩女孩们有太大代沟。
” 剩男剩女太多，催生了《非诚勿扰》。
孟非本人对于“剩”的问题看法却很前卫：“剩男剩女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哪个年代都会有到了年纪不结婚的人，区别在于主动还是被动。
现在的社会进步之处在于主动剩下的多了，有多种选择会比较好。
”照有这样的看法似乎跟《非诚勿扰》的初衷有矛盾，孟非觉得没有矛盾：“我们的节目并不是一定要押着剩男剩女们走向婚姻，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让向往爱情的人获得爱情。
现在有很多交友方式，短信、网络都行，或者老土一点街上搭讪、鸿雁传书，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玩法。
” 主持新栏目 《非常了得》原名为《非德要看》，由于拗口节目组发起了征名活动。
郭德纲也对入围名称一一点评： 孟非与郭德纲 “《哼哈二将》虽好但容易得罪人，哼的是谁，哈的是谁；《阿非与阿纲》，听起来就像俩流氓。
”对于孟非力挺的《孟德思究》，郭德纲直言“容易想歪，曹操思舅舅。
” 至于二人合作的渊源，孟非透露当时制片人征求他意见，于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最好也是一个光头，身材上和我差不多，嘴皮子麻利。
”经过挑选，符合孟非要求的只有郭德纲。
对于郭德纲和孟非两位名嘴的组合，自然看点许多，不过郭德纲是反应迅速的相声风格，常常在主持语言中抖包袱，甚至还有弹词和曲艺的技艺展示；孟非是民生新闻主持出身，主持综艺节目依然带有评论深刻、观点独到的时事新闻风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持风格，在同一节目中能否共融共通，还有待观众看后才知。
据了解，孟非和郭德纲合作的这档节目光是节目样片就录制了三个版本之多，而经过反复尝试，节目组已经找到让两人合拍的模式，完全摒弃了正负主持的设置：“不能用传统的主持人模式对他们进行限制，有些大材小用，希望将两位主持人的作用最大化，一个偏重一个偏轻就失去了二人同台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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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没做的你就真么做要；1、 觉遵守校规，为班集体利益尽职尽责，事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其他班干部积极工作。
2、 主持班上的日常工作，组织、安排和协调好各项活动。
刻苦学习，坚持参加体育锻炼。
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学习，制定班级学习制度，为提高全班同学学习质量和学习成绩勤奋工作 。
2、组织好各项学习活动，安排好各学科竞赛，经常组织同学们介绍新的学习方法，交流学习经验，努力工作，在全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加上楼上的应该可以了
王安石的资料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