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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简介 K-1是一种搏击比赛，K为Karate, Kongfu, Kickboxing等项目第一个字母的简写，这些项目均为一定规则下的搏击项目，1为第一、顶级之意，合在一起的含意为顶级搏击大赛。
K-1目前为日本国内最具影响的搏击比赛，并且其影响已逐步扩展到日本以外。
K-1在比赛形式上突破了传统体育比赛的单调模式，迎合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追求时尚的心理，大胆借鉴现代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演唱会的表现方法，将最先进的灯光、音响、舞美、音乐导入比赛之中，进行了成功的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讲，K-1的成功是现代体育与现代表演艺术结合的成功。
K-1给传统武技导入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冲击了传统武技固有的许多观念。
K-1的成功，在日本国内引起其他武术流派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部分来自K-1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另一部分则来自对其他武术流派对新技术条件下自身发展前景的思考。
K-1是竞赛还是表演: 传统的体育比赛可以归结为锦标主义或金牌主义，其实质是体育比赛的结果--比赛成绩及金牌，故而围绕传统体育比赛的训练、竞赛组织、裁判等都是为比赛结果服务的，比赛的观赏性和可视性只是一种副产品和从属物。
运动员被置于竞赛的核心地位，观众的有无并不重要。
K-1将商业主义原则导入了体育比赛，商业主义的本质是以观众为核心，体育比赛的运作是生产一种可供消费的产品，通过现场或电视媒介来传导这一产品，并获得商业价值，故而比赛的训练、组织、裁判等都是为满足观众服务的。
同时，对体育比赛这一产品进行强有力的商业包装，这种包装观念来自于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包装的形式则是借用了现代灯光、音响、音乐、舞美艺术，以达到充分刺激观众视觉、听觉的目的，充分满足现代社会充满紧张、压力、焦虑的人们放松身心的需要。
所有有利于满足观众需求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可能被引入了商业主义的体育竞赛。
持有锦标主义竞赛观念的人在观看K-1的现场比赛时，将会发现K-1已经突破了传统体育比赛，运动员的个性张扬成为重要的内容，有些场次的比赛显露出十分明显的的“作秀”和“猫腻”的痕迹，现场主持人肆意引导观众的情绪，彩色大屏幕刻意夸张局部的细节。
实质上K-1是比赛还是表演对K-1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观众需要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观众需要表演的时候就是表演。
K-1的观众定位 K-1的现场观众，95%以上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其中80%左右是热恋中的男女青年，现场极少发现50岁以上的观众。
毫无疑问，这是无形的市场之手进行双向操作的结果。
20岁左右的年青人正是所有社会最具活力、最富想象的阶层，他们的思想缺少约束，他们追求社会上所有认为应该追求的东西，他们想表现与众不同。
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经历、资历，使他们的现实与理想总是产生距离，他们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是只能服从社会。
现实与梦想的差距，造成他们的痛苦与焦虑。
因此，他们只能把头发染成金黄、彩色，穿上厚底的皮鞋、宽口的喇叭裤，吸引社会的注意。
因此他们创新社会，社会也为他们创意，酷(cool)、摩登(modern)都是被他们创造的名词，也是用来形容他们的。
尤其在异性面前，他们更加愿意昭示他们的与众不同，这种昭示有时是不惜代价的。
K-1比赛所显示的是一种力的较量，表现的是一种雄性的魅力。
运动员强健发达的肌肉，冷酷而无所畏惧的表情，强而有力的拳脚进攻，极易引发观众的英雄崇拜情结。
这种情结诱发出他们的梦，同时也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强烈、刺激、变化的激光灯，嘈杂、狂躁、振撼的摇滚和爵士乐，加上主持人歇斯底里的狂叫，足以发泄年青人心中所有的压抑、忧郁和烦闷的心境。
K-1的竞赛规则 K-1的竞赛规则是典型的商业主义规则，规则是为现场气氛和观众感受服务的，许多被传统竞赛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了修改。
K-1的规则对竞赛过程的关注高于对竞赛结果的关注。
实际上，结果是对运动员的，过程是对观众的，观众对竞赛结果的关注是由竞赛过程形成的。
没有激烈、精彩的竞赛过程，枯燥的竞赛结果对于观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搂抱和消极进攻这类在传统竞赛规则中束手无策的顽症，在K-1的规则中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扣分。
具有血腥色彩和强刺激的击倒(KO)给予了高度的渲染。
在记分方式上，K-1给予了高度简化，裁判除了在处理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和判断极为接近的比赛结果时发挥作用外，一般的比赛结果观众即可预以判断，实际上，观众的判断就是规则的判断。
K-1的技术 K-1比赛中运动员运用的技术十分简洁，主要的拳法技术为拳击的直拳、摆拳、勾拳，腿法技术为低鞭腿及少量的高鞭腿，部分有特色的高水平运动员偶尔可使用转身后摆拳和转身扫摆腿。
K-1技术的简洁性，作为项目开展的初期，便于使观众理解这一运动。
但是当观众对这一项目有了一定深度的了解，并通过对K-1的兴趣开始对其他项目的关注时，K-1技术的简洁性显然难以继续满足观众增长了的胃口需求。
K-1的转播画面及传媒 K-1比赛由两家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
转播画面采用现场场景与特写回放、资料插播相结合的方式。
在镜头的处理上，采用了电影手法，强调对局部的描写和对画面的渲染，并运用烟火技术营造气氛。
现场设置四块大屏幕，在场面相对静止和缺乏渲染力时，通过大屏幕来弥补现场气氛。
在现场机位的运用上，充分运用多机位的优势，四个固定机位上，每个机位设置两个摄像机。
同时设定了若干游走机位，大炮游走机位设于舞台前，一个游走机位一直反映运动员上场的特写，一个游走机位在拳台上表现运动员上台后与比赛前之间的特写。
通过机位的游走，在大屏上及时反映观众不能仔细观察的细节。
K-1的组织者给予了媒体高度的重视，在K-1现场有一百多个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电台在内的媒体对K-1进行现场采访，媒体记者享受与赞助商一样的待遇。
摄影记者可以在拳台边上进行摄影。
K-1日常的电视宣传保证每周一次的频率，这样在K-1的竞赛不是十分频繁的情况下，能保证日常传媒满足观众对K-1信息的需求。
K-1与赞助商 在所有商业性的体育竞赛中，赞助商对活动的资助将占据整个活动收入的一大部分。
K-1除在现场给予了赞助商各种方便的观看和休息环境外。
更重要的是处处考虑赞助商的广告，引导牌、场地广告是任何商业性体育竞赛的经典力作，K-1当然也不会放弃。
更重要的是，在现场大屏幕上，适时地在开场、运动员上场等时候推出相应的广告，完成广告与现场气氛的有机结合。
K-1的场地布置 K-1的场地布置采取了表演区和拳台分离的方式。
这种二分的方式，有利于克服在比赛期间拳台单调，缺乏背景变化的缺点。
在比赛期间，如果比赛平庸、枯燥或短暂停赛时，大屏幕和表演区灯光及制景的变化可以适时转移观众的视觉，减少冷场给观众心理造成的不适感。
同时表演区也是运动员出场首先通过的区域，在表演区的灯光调控下，可以充分反映运动员的自信。
在表演区和拳台之间使用了一条50米左右的大通道，使运动员在上场前，观众可以充分运用现场视觉和大屏幕的特写，判断运动员的心理、实力，观察运动的长相，决定自身的喜好。
比赛拳台作了加高处理，普通拳台的高度为95-100厘米，K-1将拳台做成了120厘米，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通过提高拳台的高度，现场观众视觉比较舒服，尤其是后排观众不易被前排观众遮挡视线。
二、便于电视转播和摄影记者拍照。
由于K-1的观众相对固定，因此为了每次给观众有一种新颖感，K-1的舞美及背景制景每次都不一样，本次采用音乐喷泉和两个大气球制作的龙、虎作为背景，并通过激光幻灯成像技术，在喷泉上方制作动态立体画面，结合必要时的烟花及背景烛光，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K-1的灯光、音响 K-1现场大量使用了高科技的灯光，现场使用的激光灯达400余个，在各种场下，通过灯光的变化来调动和调节现场气氛。
灯的具体分配为：拳台上方四排激光灯（25X4），红、蓝两种颜色变化，在比赛停止期间用以调节气氛。
拳台上方四排普通灯，用于比赛期间照明和摄影、摄像的光源。
体育馆后排座位设置了八个大追光灯。
用于运动员上场和退场的追光。
在表演区的前方设置两排激光灯，为红、蓝两种颜色，作为红、蓝方运动员上场时背景灯和表演时的背景灯。
在表演区的后方设置两排激光灯。
表演区的上方设置两排激光灯。
在表演区的后台设置一个激光成像的大灯。
现场音响主要使用体育馆的音响。
音乐则使用强刺激的摇滚音乐。
K-1的人员 K-1事务局是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机构，事务局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
事务局只负责总体的策划、广告和对外联络工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则交由有关的专业机构和公司与运作。
K-1的虚实与繁简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K-1作为日本极具影响的一项体育赛事，一定组织得尽善尽美，所有的设备、环境等都是一流的。
实际上，在现场处理上，K-1采用了繁简结合、虚实结合的方式，该精美的地方处理得极精美，该简洁的地方处理得极简洁，可以以虚代实的地方尽量地以虚代实。
比赛技术的虚实。
本次K-1比赛共进行了8场，部分场次上采用了虚的技术，部分场次上采用了实的技术，其目的就是通过对比赛的控制达到控制现场观众情绪的目的，形成迭荡起伏的竞赛局面。
第一场、第二场采用击昏的策略，让观众立刻感受到比赛的残酷性，在观众没有反应过来时，第三场比赛则形成打满5局，以分数计算胜负的局面，观众情绪刚刚平稳，第四场比赛就以三次击倒（KO）结束，这时场上观众情绪已经完全被控制。
剩下的比赛在穿插各种花絮的情况下紧张进行。
在道具、灯光的使用上，也采用了虚实、繁简结合的形式，灯光的变化极为精心细致，而道具则相当简单。
座位的平面布置、高度、角度等方面考虑得相当精细，而座位本身非常简单。
K-1这种对于繁简、虚实的控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控制运营成本，如果不计成本地完善一切设备，势必使整个比赛的开支成倍扩大。
二、任何事情所有的细节完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外界形成的主观评价就会趋于平庸。
正如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一样，该平的时候平，该起伏的时候起伏，该细化的地方绝不粗糙，该粗糙的地方不应精细。
日本举办的站立综合格斗赛事。
比赛只能在站立状态下进行。
（“K”从Karate（空手道）、Kongfu（功夫）、Kickboxing（踢拳），Kempo（拳法）等含有”K”字母的格斗技而来，“1”代表第一、冠军，即最好的意思。
） 1993年日本正道会馆馆长石井和义创办。
社长石井和义，2002年因逃税事件辞职，2003年被判刑1年10个月。
（其间入狱3个月后保释出狱）现在依然对K-1影响力巨大。
现在运营机构为FEG(Fighting Entertainment Group),2003年9月成立，社长谷川贞治。
K-1 Grand Prix （K-1大奖赛 简称K-1GP：无差别级K-1赛事 1993年举办了第一届，每年一届。
K-1 GP历届总冠军 1993年Branco Citatic （克罗地亚） 1994年 Peter Aerts (荷兰) 1995年 Peter Aerts (荷兰) 1996年 Andy Hug(瑞士) 1997年 Ernesto Hoost(荷兰) 1998年 Peter Aerts (荷兰) 1999年 Ernesto Hoost(荷兰) 2000年 Ernesto Hoost(荷兰) 2001年 Mark Hunt(新西兰) 2002年Ernesto Hoost(荷兰) 2003年Remy Bonjasky（荷兰） 2004年Remy Bonjasky（荷兰） K-1 WORLD MAX （Middleweight Artistic eXtreme 的简称）：70公斤级以下的K-1赛事 2002年举办了第一届。
历届K-1 WORLD MAX世界第一决定赛冠军 2002年 Albert Kraus（荷兰） 2003年 魔裟斗（日本） 2004年Buakaw Por .Pramuk \\\/ 播求（泰国）K-1 World MAX系列赛事 K-1 World MAX是K-1从2002年新开办的一个系列赛事，MAX是Martial Artist`s Extreme的简称，参赛的对象为70公斤及以下选手。
由于K-1 World GP是无差别级赛事，亚洲选手由于人种的原因在体格和体质上很难与欧美选手抗衡，但在小级别上，技术无疑是更重要的致胜因素，事实上在日本和泰国很多中量级选手具有很强的实力，于是K-1 World MAX应运而生为他们提供了展现亚洲力量的舞台。
2002年5月的第一届K-1 World MAX共有8名选手参赛，其中日本、澳洲代表通过选拔产生，其他的为K-1特邀，我国散打名将“闪电开碑手”张家泼代表中国武协参赛，在第一轮负于泰国伦披尼拳场70公斤冠军高兰。
自2004年开始，K-1 World MAX扩军，16名选手在4月捉对厮杀决出8人进入7月份的总决赛。
2002年K-1 World MAX冠军为自由搏击王国荷兰的Albert Kraus，2003年头名被日本搏击偶像魔裟斗摘得，2004年新科状元则是来自泰国曼谷郊区的穷孩子播求（Buakaw Por.Puramuk）。
K-1 World MAX的另一传统赛事是每年10月的“世界 vs 日本”对抗赛，7名世界一流好手与7名日本顶尖高手硬碰硬对决，我国散打选手“怪侠三毛”王三贞参加了2002年的这一赛事，以有争议的判定负于日本选手大野崇。
不同于K-1 World GP选手的“傻大黑粗”，K-1 World MAX拥有不少外形俊朗的偶像拳手，吸引了大批的女拳迷。
中量级选手所展现的速度、技术和爆发力的完美结合加上若干偶像拳手的个人魅力使K-1 World MAX系列赛事正成为K-1新的亮点。
K-1 MMA 近年来为K-1打天下的老臣们岁月不饶人，状态逐渐下滑，而中生代和新生代一直没有很好地接过前辈的枪，K-1对于铁杆武迷的吸引力有下降的趋势。
那边厢，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 MMA）组织PRIDE虽然1997年才成立，但其影响已经稳执业界牛耳，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综合格斗殿堂。
商业上，PRIDE的门票销售远远强过K-1，而且收费电视（Pay Per View）订数也表现强劲，可以说PRIDE在媒体宣传、收视率、选手资源与K-1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并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K-1花费10余年建立庞大的搏击帝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003年新上任的总裁谷川贞治采取了与PRIDE拼刺刀的硬碰硬策略，放弃K-1作为站立格斗技代名词这一形象，着手开辟自己的综合格斗赛事——K-1 MMA。
在2003年12月31日的K-1 Dynamite新年特典和2004年K-1 Japan系列赛事中某些场次试验MMA规则后，2004年5月22日，第一次K-1 MMA赛事正式举行，并被命名为ROMANEX（这是一个由Roman和Extra生造的派生词）。
让K-1不安的是，这次赛事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反响，相反灌输到谷川耳朵里的更多的是人们拿其与PRIDE赛事对比后的尖锐批评，原因只有一个，K-1 ROMANEX的选手大多还是K-1选手客串和一些职业摔角选手，靠这些人是不可能打败PRIDE的。
因此，找到正宗综合格斗选手是摆在K-1 ROMANEX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到哪里去找
答案只有一个——花钱去PRIDE抢。
可以预见K-1与PRIDE为争夺选手又将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K-1 Premium Dynamite 日本国民对于武道的热爱恐怕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新年夜的K-1 Premium Dynamite赛事的举办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
K-1各系列赛事都在比赛当天采用录播形式在几大公共电视台如富士电视台和东京广播系统（TBS）转播，其收视率一般在体育类节目中都名列前茅。
但K-1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联合东京广播系统作出一个近乎惊世骇俗的举动——在新年夜挑战红白歌会。
众所周知，日本NHK电视台的红白歌会就像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数十年来牢牢占据新年夜收视率冠军宝座，谁岂图与其争夺收视率不啻于以卵击石，更别说是一档格斗节目。
2003年12月31日，K-1播撒重金，打造了一个包括前奥运会摔跤冠军的超豪华阵容，以当时的超级明星Bob Sapp对前相扑横纲曙太郎一站为压轴戏，取得令人震惊的19.5%的收视率，其中Bob Sapp vs 曙太郎的刻钟收视率超过40%，真正实现了“打倒红白歌会”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受此鼓舞，K-1与TBS决定将K-1 Premium Dynamite办为每年一度的例赛，其中既有用传统K-1站立规则场次，也有用K-1 MMA规则的综合格斗，甚至还有用K-1站立和K-1 MMA混合规则的（一回合K-1站立规则，一回合K-1 MMA规则），比赛的唯一目的就是娱乐观众并争取收视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名人牌”，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梦幻对决”。
2004年12月31日的K-1 Premium Dynamite，TBS电视台搞笑节目主持人尼日利亚人Bobby居然用MMA规则挑战K-1悍将Cyril Abidi并战而胜之，柔术大师Royce Gracie 用关节技制服了比他重120多公斤的曙太郎。
该档节目在受红白歌会和PRIDE新年特典男祭II的双重挤压下仍然取得20.2％的平均收视率，并有两场比赛刻钟收视率超过30%，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一个只有在日本才会发生的“奇迹”。
结束语 如果把K-1体系比喻为一支特混舰队，那K-1 World GP毫无疑问就是旗舰，不单是因为其他系列比赛都自其派生，更因为在大多数拳迷的心目中它就等同于K-1；K-1 Japan好比供给舰，承担着为K-1输入新鲜血液的任务；K-1 World MAX则堪比鱼雷艇，个头虽小但机动灵活且火力强大；K-1 MMA仿佛是舰载机，为K-1在站立技擂台之外开辟了第二战场；而K-1 Premium Dynamite只能用航空母舰来形容才贴切，既有水面舰艇的常规武备（K-1规则比赛），又配备舰载机（K-1 MMA赛例），所动用的资源无以伦比甚至对K-1 World GP有喧宾夺主之势。
今后如何协调旗舰与航母的关系是K-1当局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马承源的生平事迹
清史稿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
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
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
”《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
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
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
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
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
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
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
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
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
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
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
”显然，按其本意。
《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
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
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
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
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
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
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
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
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
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
《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
庶几恃以复振焉”。
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
《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
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
《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
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
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
《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
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
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
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
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
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
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
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
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
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
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
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
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
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
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
六年因罪革爵”，误。
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
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
《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
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
《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
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
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
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
《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
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
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
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
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
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
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
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
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
《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
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
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
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
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
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
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
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
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
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
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后人如何评价老舍
老舍 （1899～1966） 现、当代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
满族，北京人。
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 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
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养花》一文，文风质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