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持词的
词的没有固定格式，它的最点就是富有个不同内容的活动，不同内容的节目，主持词所采用的形式和风格也不相同。
一、主持词的写作，首先要突出活动主旨并贯穿始终如今，文化呈多元趋势，各种主体性活动很多。
了解了活动主题后，通过主持词的写作将主题贯穿于所有的节目之中，从而使活动主题步步深化，丝丝入扣，不断将活动推向高潮。
二、写好开场白，要把握好吸引观众、创设情境、导入主题三个环节开始如何吸引观众的视线，如何把握观众的心理，怎样导入主题，主持词开场白的写作非常重要（关注公众号”主持知识“回复”主持词“即可免费领取6套精选主持词word版）掌握三个环节：一是先声夺人，通过对所有来宾的问候，将观众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
比如：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样的问候，可以让所有的观众都对号入座，调动起观众的参与热情并迅速投入到节目的欣赏中去。
二是对现场和当时情景加以描述，让观众感到熟悉、感到亲切自燃，乐于接受。
三是要增加主持词的文化内涵，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主持词的写作，在不增加篇幅的情况下，应尽量增加文化内涵，寓教于乐，不断提高观众的文化知识素养。
采用和历史文化有关的表述方法去写作。
望采纳
央视一节目“等着我”有一期老红军找战友，内容梗概什么
找到没，主持人倪萍的经典台词什么
好多找战友的，，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谁有采访老红军的感受
91岁高龄的老红军蔡元福听红军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听红军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杭州市“七彩阳光”DV小记者采访老红军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为了让杭州的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壮举，10月12日上午，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联合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杭州市老干部局推出“听红军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杭州市“七彩阳光”DV小记者采访老红军活动。
杭州市“七彩阳光”DV小记者团是杭州文广集团和杭州市教育局为了能给杭城广大的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实践机会而联合成立的。
“七彩阳光”DV小记者们认真聆听了91岁高龄的老红军蔡元福爷爷讲述了在长征途中是如何英勇杀敌，顽强拼搏的；87岁高龄的老红军贾少山爷爷讲述了发生在长征途中一块生姜和一块牛皮的小故事；而原杭州市制氧机厂长、83岁的革命老人黄知机为小记者讲述了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听完故事，DV小记者们纷纷向红军爷爷提出各种关于红军长征的问题，老红军一一作了回答。
小记者们采访老红军，而我们的小记者也成了各家媒体采访的对象，浙江卫视、浙江电台和杭城各主要媒体都对这一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中小学生作为城市的未来一代，通过本次活动，让他们去重温那艰苦卓绝的岁月，聆听可歌可泣的故事，高举长征的精神火炬，沿着新时期的长征征途，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让长征精神薪火不熄，代代相传。
我们走个不停敌人在后面追个不停戴家和，96岁，安徽六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长征，是红军，也是戴家和人生的一道坎。
戴家和长征一路走来艰辛异常，但走过这道坎，戴家和知晓了中国的走向，他为此付出全部青春年少。
而今，他以96岁的高龄安然休养在杭州吴山附近一个宁静的小区里。
戴家和老人坐在蓝色碎花老式沙发上，他需要紧闭着眼睛，以尽力帮我们想起1934年前后的往事。
老伴李大妈凑近耳朵，大声说话，提醒他回忆的重点。
李大妈说：“这些故事，曾一点点的都讲给孙女过，但如今忘掉的日子更多了。
”1931年收稻子的季节，戴家和从安徽六安老家加入红军赤卫队。
红军在当地的宣传工作深入人心，甚至老乡间传闻参加红军，连家中农活都会有人照顾。
于是，一年后戴家和又和100多位老乡参加红军，从此开始四处征战。
戴家和所在红军30军11师33团一直活动在鄂豫皖苏区的边境与敌人周旋。
一天，戴家和突然被11师政委李先念同志叫去谈话，身材魁梧的戴家和被任命为该师某团指导员。
戴老回忆说：“我当时说，我不干，我不会做官。
但政委（李先念）说，你不干，谁来干呢，难道我还要请你不成
”于是戴家和交出了长枪，换上驳壳枪当上了指导员。
戴家和所在部队向西移动，戴家和发现他们跨过曾经来回穿梭的平汉铁路后，再也没有折回。
不久，戴家和来到四川铜兰坝（音）地区，红军继续进行土地革命，这时戴家和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部队，并且在当地百姓中间招收新兵。
一切进行得顺利有序，戴家和说：“我们早晨吃完饭，去打土豪，然后工作劳动，一切都很顺利。
”但情况在1934年发生变化，部队经常接到急行军的任务，通知带上三五天的干粮后出发，戴家和的食物袋里装满了大米做的干饭。
戴老说：“我们谁都不知道是长征，我们想走走就要休息，可大家发现这次行军走个不停，敌人在后面追个不停。
走了一天天，过了一条条河，竟然到了无人区。
”戴家和说的无人区，应该是四川和西藏交界的地方。
那些天，吃的越来越少，气候也越来越恶劣。
部队里还流传开了当地的一个俚语“大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而战士们得到命令，今晚就要翻越雪山，戴家和对属下特别强调，谁也不能掉队。
戴家和记忆里的雪山冰冷而且残酷，但戴老说，毕竟那里只是我们和老天爷在拼命，而和敌人的周旋更加凶险。
穿越草地时，戴家和受伤了，子弹从大腿一侧打入，一侧穿出，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靠战友抬着行军。
1936年记不清日子的夜晚，戴家和和战友们驻扎在一个小村庄，而追剿的敌人半夜来袭。
部队突围时，戴家和因行动不便留了下来。
戴老说：“当时的村庄都有围墙，围墙的外面部队还挖了一米多深的战壕，当地老百姓就把我藏在了铺满稻草的战壕里。
”天亮后，打扫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发现了他，戴家和听见了一段判定他生死的对话。
一个敌兵说：”这里有个赤匪，腿断了，身上没枪，没钱。
”另一个敌兵说：“杀了吧，又没法当俘虏带着走。
”这时有个军官说：“走吧，走吧，杀他还麻烦，反正他也爬不出这壕沟。
”戴家和暂时活了下来，还保住了藏在伤口绷带里的2元负伤费。
敌人撤出后，戴家和大声呼救，找到一位当地村民，戴家和对他说：“我肚子饿，还想让你把我藏到个隐蔽的地方去，我不能走路了。
”不一会儿，村民带来碗面条，吃完后，村民背着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直到沙地边缘的一间茅棚。
戴家和觉得这里应该安全了，把那两元钱给了村民作为报酬。
戴家和挪动身体爬进茅屋一看，惊呆了，破房子里有几十个红军伤员，人都还活着，但饥寒交迫，甚至有人口渴的正在喝碗里自己的尿。
半夜，他们又遇到了土匪，土匪抢钱抢枪，甚至连伤员身上的棉衣棉裤都要剥去。
戴家和说：“我的棉裤是负伤后一个团部老书记给我的，而且那时候外面还下起了雪，没有棉衣几乎没有活路。
”戴家和从屋里偷偷爬了出去，一直爬到沙地的中央，戴家和找到一根棍子，他决定靠这根棍子帮助一定要找到部队。
戴家和从此一路往北，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戴家和用身上的皮袄换回一次像样的午饭后，便一路全靠百姓接济生存了，还要躲避敌军抓捕。
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开始，戴家和在兰州遇到收编原红军部队的机构，又辗转来到西安城，在火车站巧遇当年老战友重返部队。
戴家和的长征至此结束，没有影像没有笔记，如今只有腿上褶皱的伤疤里记录了当年故事。
方志敏伯伯走的时候说:红军会打回来的，革命一定会成功黄知机，江西人，83岁，老红军我叫黄知机。
我的父亲黄道，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很小就成了娃娃兵。
1934年的时候，我11岁，在江西横峰的葛源镇，那里当时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首府，属于苏区。
里面有军校，有银行，还有孩子们读书的学校。
我们学校里200来号人中有100人是儿童团团员，我是儿童团的团长，组织上让我加入了共青团，领导儿童团。
1934年的一个秋天早晨，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似乎是10月、11月的样子，那天天气很好。
学校让我们在枫树坞村上的广场里集合，到了那里一看，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去了。
边上还有少数闻风而来的百姓，并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有那么多村民，那么热闹。
因为这些在当时都属于秘密行动，不会大肆宣传。
这个广场很大，平时是闽浙赣军民举行大型活动的中心。
我们也小，不知道过去为啥，去了才知道是一个北上抗日誓师大会。
就看到方志敏伯伯等人，跟大家讲，日本鬼子打到中国了，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候，要北上抗日。
还讲了为什么要北上抗日的原因，说是日本鬼子强占东三省、华北，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之类的。
大家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誓师大会开的时间很短，也就半个小时吧。
会后，方志敏伯伯悄悄地把我一个人叫过去。
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和父亲一起发起了“弋阳暴动”，建立了赣东北苏区。
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见过方伯伯，他长得很魁梧。
我父亲当时被党派到闽北工作，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也像亲人一样，跟父亲一样慈祥。
方志敏伯伯简短地嘱咐了我几句话，大意是说他们要走了，你父亲也不在，今后苏区的斗争更艰苦了，但环境再艰苦你也要相信红军会打回来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还交代了一下，让我去找留下来的黄端喜伯伯，他当时负责印刷厂，印报纸，也印钞票，让我跟他们一起坚持斗争。
部队迅速地走了，据说当时国民党的队伍离镇上只有十公里路了。
大部队一走，我们赶紧上山，我70多岁的祖母也跟着走。
第二天镇上就全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了，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
好在江西山多，林深，我们经常在一个山头看到另一个山头的敌人在搜索。
江西的山里冬天都有野草、野果子和笋，就是吃不上米饭和盐。
我很快就学会了怎么把地底下的竹笋给找出来，根据竹子长势来判断笋的方向和距离。
还把毛竹破开来盖房、做床、做凳子等等。
那时候电台也没有了，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老百姓，不知道外界的消息，但我一直记着方志敏伯伯的话，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虽然很遗憾没有走上长征之路，但我们的精神是和长征精神一样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消灭敌人，坚持斗争，以苦为乐。
只是，自那天誓师大会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方志敏伯伯。
我曾经三爬雪山三过草地贾少山，88岁，四川仪陇县南阳镇人，1935年参加红军贾老今年已经88岁高龄，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多少有点激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
我们坐在湖畔居二楼靠近窗口的位置，身边就是轻风拂面的西湖和垂柳。
贾老老家在四川仪陇县南阳镇，自幼就是孤儿，参加红军对他来说也真是有点意外和突然。
那是在1935年2月的一个周末，他和另一个孩子一起在镇上玩，有一个红军指导员和一个红小兵走了过来。
指导员亲切地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参加红军啊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想参加。
”指导员说：“参加的话就跟我们走吧。
”他就这么地跟着他们进了部队。
“我一直都觉得，参加红军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贾老说，“我那时已经有十七岁了，经常听人们说起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光荣事迹，所以很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和他们并肩战斗。
而且，我是一个孤儿，走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牵挂。
”“我加入红军已经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待在红四方面军39军，跟红一方面军不同，他们长征路线只走了一次，我们却因为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而来回走了三次，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贾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颇有些感慨。
有一次，在北上的路上，打前站的部队突然遇到了敌人，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八个小时的战斗。
当时红军驻扎在山上，士兵们都睡在石头上，睡到深夜，领导突然要他们把干粮扔掉，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重量，轻装上阵。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之后，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钟。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了敌人。
师长立即下令：开火
“那会儿，耳边全是激烈的枪声。
战斗一直持续到夜里12点钟。
扫除了敌人的障碍之后，我们继续过草地。
”“我们每天都在行走，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天黑了就躺下来休息，天亮了就出发，头脑里早已经没有了时间这个概念。
”贾老说，“整个过程都很艰难，身边有很多战友都死掉了，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寒冷和疾病，也有些掉队的战友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为了对我们进行恐吓和示威，甚至残忍地把一颗头颅挂在树上，鼻子和眼睛都被挖掉了。
”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贾少山曾亲眼目睹一个战友不小心滑进了泥淖，他拼命挣扎，但是越挣扎身体下沉得越快，直到最后被泥淖吞没。
当时有一个战友冲上去救他，但也跟着牺牲了。
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1936年，我们第三次过草地。
那时我们的干粮已经吃光了，好一些的牛肉也都给病员吃了，我们就只好把剩下的牛皮刮干净，煮熟了吃。
虽然肚子很饿，但又不能全部吃光，剩下的一半还要带在身上当干粮。
有一个战友四五天没吃东西了，我看了后很不忍心，就拿了自己剩下的那半块牛皮给他送去，他死活都不肯吃，怕我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
后来经过我再三劝说，他才要了我送给他的那半块牛皮。
”贾老回忆说，过雪山的时候，战士们大都穿得很单薄，甚至有人赤着脚爬雪山，不少战士的耳朵都冻得乌黑发紫。
尤其是在他们爬上了夹金山之后，条件变得更为恶劣，这个4000多米高的雪山，一上一下得走30多公里，而气温低达零下20多度，狂风不止，冰雹肆虐。
在他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战士不小心滑下了十几米高陡坡，一时之间找不到绳子，大家只好一个拉着一个，就像猴子摘月亮一样，去解救失足坠落的那个战友。
“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战友撇下啊。
”贾老说。
“我们过草地走了整整七天七夜，饿了就吃树皮和草根，渴了就喝草地上的浑水。
记得当时我们中间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头顶青天，脚踏草地，大树当房地当床。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红二方面军1.7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约10万人，而长征结束后，仅剩下了3万余人。
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红色种子，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在长征之后的20多年间，贾老陆续参加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
1958年，贾老离开部队转业到了杭州，在杭州重型机械厂任党委常委、副厂长。
在转业之后，贾老仍念念不忘当年的艰难和苦难，经常以讲座等形式向广大青少年讲述长征的故事。
还有更多哦
怎么改间接引语
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师”就真正的教师”。
长后，是深思和追“教师”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
怎样才无愧为“人之师”
教师，他（她）必会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心理、思维、观念、修养、气质和品格
平常心，正常情——教师首先是有“人”的意识，是情感健全的人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就是其中的一篇。
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家庭，以致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
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
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应当有正当的人性。
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
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
“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奉献”论。
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
”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准备实行，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宣扬“安贫乐道”论，这是一种驾驭术。
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做“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我喜欢，心灵震颤，眼眶湿润——教育的快乐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中王栋生老师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
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
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老师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老师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并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
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
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
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
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
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的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
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
”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
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
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
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
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
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
”（《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
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
”（《第一滴污垢》）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
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
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
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
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
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禀赋。
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和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大忧虑，大恐惧——当“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成为思维习惯时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
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
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
”（《第一滴污垢》）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
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
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和精神呢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标题，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
”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
”（《谁“赶走”谁》）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
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
”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
”（《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员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
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
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
”（《有缘有故论吹牛》）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
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
”（《老红军的难处》）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
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学校的墙上挂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
（《如今怎样当校长》）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文章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
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
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
他说——“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
”（《欣闻取消“重点班”》）“‘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
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如今怎样当校长》）“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
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
”（《前方是什么》）“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
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意识。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
——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欣赏和培育学生心灵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
而这里，当王栋生老师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和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老师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身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
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
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老师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
”（《前方是什么》）独立，创造与尊严——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老师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
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
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
这是当下中小学教育的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权力的淫威下，许多教师、学生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觉地争当考试机器的“螺丝钉”和官僚体制的奴隶，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
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于教师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两个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
王栋生老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
”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
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
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
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
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
”（《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
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
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和“教师应当是创造者”。
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
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
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
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
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
“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
”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
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
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
”并且还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
”（《〈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
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
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
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
”（《你为什么释放粗鄙》）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
”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
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
王栋生老师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
”（《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到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
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老师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
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
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
”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
”——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
其实，按王栋生老师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
熟悉王栋生老师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
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修改病句用词不当大全及答案
一――――用词不当例句：①同学们热心欢迎老师。
②小明十分爱护时间。
③正确的意见，我们应该坚定。
④张林同学提的建议很正确，大家都附和他。
⑤他很顽强，不肯虚心地接受同学们的意见。
⑥在班会上，同学们实事求是地揭发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练习：用修改符号修改下面的病句。
（1）我们班李林评上了“三好”学生的称号。
(2)小玲办事很武断，从不犹犹豫豫。
(3)他热烈地和我打招呼，并握了握我的手。
(4)奇奇做错了事，心情很繁重。
(5)学校的操场又扩张了不少。
(6)我只是把养花作为生活的一种情趣。
(7)经过努力，我终于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就。
(8)要想写好作文，就必须有不怕困难的精神。
(9)战士们在前沿阵地上隐藏起来。
(10)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出现了不少抗日小英雄。
二-----句子不完整一个完整的句子，一般应包括主、谓两个部分，把“谁、干什么”或“什么、怎么样”说清楚。
有时，缺少主语。
如：①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了。
②在老师的教育下，明白了学习的意义。
③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对我教育很大。
有时，缺少谓语。
如：①我们要远大的革命理想。
②公共汽车将在我家门前的会路上。
③我们要为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有时，缺少宾语。
如：①我送给小丽同学。
②我最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