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
分为以下4个方面：1、先秦时期各族人民对新疆的开发新疆地区的开发，自有人类活动出现就开始了。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鄯善一带的居民，人们主要使用石器进行生产活动，开始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
进入“细石器时代”，新疆居民制作石器的手工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
并了解了火的特点，掌握了使用火的技能。
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
青铜时代，人们已开始用青铜制作斧、凿、镰、锥、刀等生活用具以及各种装饰品，同时并用石器。
纺织、皮革、织毡等家庭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品，出现了彩陶制造业。
铁器时代，铁质兵器和铁质工具的使用在新疆居民中已较普遍，冶铁、加工制作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
农业、牧业、纺织、皮革、制毡、木器、制陶等其它手工业生产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铁刀、铁矛、带钩、马衔、铁针、铁镞等的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冶铁、加工制作技术的发展情况。
其它各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2、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对新疆的开发秦汉时期，随着塞人、月氏、乌孙、汉人、羌人等在新疆的迁转和定居，新疆地区的开发有了明显的进步。
汉朝政府在西域屯田的同时，也兴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
畜牧业是汉代新疆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
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步。
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人新疆地区，使当地冶铁水平有了提高。
生产工具如铁铧、铁锄等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代田法等带到了新疆。
冶铁开始使用来自中原的鼓风设备——陶瓴。
现在新疆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品种当时大都已出现。
园艺业有一定的发展。
马、牛、羊、驴、骡、骆驼数量众多。
纺织开始使用纺轮和纺杆。
木器制作开始使用旋木工艺。
陶器的制作已开始采用轮制法。
开始制造流通货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先进的牛耕技术开始在新疆地区普遍推广使用。
突厥人的锻冶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稻种及其耕种技艺开始传入新疆，并得到推广。
棉花种植遍及全疆。
养蚕、缫丝织锦技艺普遍提高。
园艺业进一步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
3、唐宋元明时期各族人民对新疆的开发唐朝统一新疆地区后，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量汉民存在并实行与内地相同租庸调制的伊、西、庭三州居民，家畜饲养已占重要的地位。
三州官营手工业作坊出现了“行”的组织。
造纸术已在西州出现，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
设置“掏拓所”管理水利。
吐鲁番地区农作物一年可以两熟。
西瓜从河中传入新疆。
高昌回鹘工匠熟练掌握了用硇沙软化皮革的技术。
喀喇汗王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农牧业持续发展，手工业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采矿和冶铁技术很先进，采矿有排水和通风设备。
金属冶炼已经普遍使用鼓风机，普遍使用陶轮制陶。
出现了玻璃作坊。
契丹人将选育牲畜及独到的捕猎经验带到了新疆。
同时也带来了辽朝非常先进的冶铁技术。
元朝统一西域后，为了镇抚西北，曾先后征发大批内地的汉军、新附军，及农民和工匠到西域驻防建设。
实行军屯，民屯和犯屯。
并设立了提刑按察司监管水利兴修事宜。
高昌的畏兀儿人不仅大量种植葡萄，而且还酿造葡萄酒和蒸馏加工葡萄酒。
元朝政府在别失八里设立冶铸场，同时还设忽丹巴里、别失八里局掌管染织手工业生产。
开凿了伊犁的果子沟涧道，在交通要道设置了“站赤”。
设置“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管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叶尔羌汗国时，新疆南部经济的发展有了各自的地域特色。
4、清朝时期各族人民对新疆的开发准噶尔统治时期，新疆地区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理，维护社会的安宁和边境的安全，大力支持陕、甘一带的汉、回居民迁居新疆开荒。
从1760－1768年，先后从阿克苏、叶尔羌等南疆地区迁移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河两岸垦荒种地，是为“回屯”。
对于流放到新疆的遣员，是为“犯屯”。
为了满足财政、军事、屯垦、民生等方面的需要，组织各地军民大力发展采矿、冶铸等手工业。
随着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人来到疆经商落户，促进了新疆商业经济的发展。
我最爱吃哈密瓜这篇作文怎么写
哈密瓜大名鼎鼎我早有耳闻，听说哈密瓜是康熙皇帝起的名字呢。
很多人都说哈密瓜甜得像蜜一样，但我们本地的哈密瓜哪叫哈密瓜呀，咬起来什么味道都没有，只能称为“黄瓜”。
一天，我和妈妈到超市里买东西，我们走到卖水果的地方，妈妈围着一个奇丑的哈密瓜转了起来。
那哈密瓜外表跟老树皮差不多，上面布满一道道白色的条纹，我拍了拍它，它好像穿着铠甲一样，是那么坚硬。
我开始怀疑那哈密瓜里面的肉会不会硬得像木头一样咬不动呢
妈妈把哈密瓜抱起来闻了闻，很香，妈妈说：“这才叫哈密瓜呢，其他的好多都是经过人工改良的，味道都变了。
”回到家里，妈妈把哈密瓜切开，一看那哈密瓜里的肉金黄金黄的，直往外流汁水，我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拿起哈密瓜就吃，“这哈密瓜可真甜啊
”妈妈把识别瓜的好与坏这一招教给了我，还把她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了我：在西北那边秋天她会到瓜地里摘瓜，那里的哈密瓜个个奇丑无比而且个头也非常大，吃起来特别甜，在那里吃好了还带两三个回家吃，那时候别说有多快乐了。
听妈妈这一说，我对哈密瓜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感觉这样的提问没有什么意义建议看看书，查查资料
请各位帮我评价一个在三国以前的历史人物，要非常好
谢谢各位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欧亚大陆腹地,从古至今,新疆不仅是祖国陆上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横贯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中介要衢.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枢纽,特别是汉代以后,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益趋重要,其政局安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局势和社会稳定,诚如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序中所言：新疆“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尽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而每当新疆发生战乱,外敌入侵和中央政权重新统一新疆的时候,作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新疆各族人民都能自觉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抵御外来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和尊严,为捍卫西北边陲安全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英勇奋斗,并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汉朝统一西域的历史进程 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来以久.近代以来新疆各地考古发现显示,新疆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陶器色彩、花纹,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显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经济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至先秦时期,这种联系得到进一步增强,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距今年代为3000多年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经科学鉴定使用新疆玉石作为材质制作的玉器约300件.这一时期的我国典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也有不少关于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交往联系的丰富内容记载,进而也佐证了这些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加深了两地之间人们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奠定了汉代以后新疆成为祖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今天的新疆地域范围,在汉代我国史书中被称为“西域”,其涵意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对于天山南北诸地的认识,以及汉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联系.“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新疆地区自西汉以后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汉朝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的管辖 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多层次各级官署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有效地行政管辖,在出土文书中也有详细反映.例如,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加盖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西州都督府、伊吾军、高昌、柳中、轮台、天山、蒲昌等县朱泥印文的文件.除此,还发现不少属“告身”内容的文件,著名的有《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等,“告身”是由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机关颁发的官价证或委任状书,这些告身上不少都有刘仁轨、李林甫、杨国忠等唐朝官员的签署. 唐朝政府根据西域各地不同的社会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军政管辖和治理.如在北庭大都护府治下的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指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实行军政分离,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行政管理制度,其民编户,民众向官府缴纳租赋；非汉人生活聚居区,则实行 “羁縻府州制”.“分其部落,列置州县”,“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特点是继续保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体制,军政合一、首领世袭,假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名号,允诺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其民不编户籍,虽贡赋,则不入户部.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推行的这种二重化管理体制,即实行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对后来各朝历代治理西域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13世纪初,蒙古兴起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结束了唐末以后西域诸地纷争、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蒙古汗国以及元朝的统治对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统治西域初期,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实施对西域地区的的统治：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亦即所谓“城郭诸国”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由蒙古大汗派遣官员直接进行军政管辖,例如1221年在阿力麻里城设置的“达鲁花赤”应是蒙古大汗在西域设立的最早官吏.“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官”,其职责“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系蒙古所占地方和官衙中最高监治长官.蒙古人还在别失八里、独山城(今木垒县)诸地设置“达鲁花赤”.1251年,窝阔台汗时期,在西域建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任命麻速忽(一译马思忽惕)为省事,按《元史·百官志》记载：“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此行尚书省因袭金制,也是后来清朝行省制度的前身.至于西域地区的阿尔泰山、天山周围草原地带,成吉思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分封于其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所辖.两大汗国对域内政事有裁决权,但依旧是蒙古大汗的藩属地,各汗国首领的承嗣仍由大汗委派任命,亦即所谓“边藩诸王奉大汗为宗王,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 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管理进一步加强,各项政策日臻完善.为便于管理经济事宜,元朝政府在今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先后设立了主理农桑事宜的“提刑按察司”,（后迁往吐鲁番地区,一称霍州畏兀按察司,）、专理元中统、至元钞之发行和管理的“交钞提举司”,以及“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交钞库.军政管理机构方面则设立有“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按宣慰司“掌国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之建立与元朝在内地建立的政府管理的行政机构完全一致,这是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诸地统治趋于加强的具体反映.与此同时,鉴于平定“西北宗王”叛乱的战略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各地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如1279年设置的 “斡端宣慰使(司)元帅府”,1280年设置的别失八里 “万户府”,以及1295年建立的“北庭和曲先塔林(今库车、塔里木周围地区)都元帅府”等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 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大体上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此前实行的是“军府制”,之后则由实施多种军政管理体制转换为统一的“郡县制”.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先后平定天山北部的蒙古准噶尔之乱、以及天山南部的伊斯兰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完成了统一天山南北,安定西北边陲的大业.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基本上沿袭西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域地区的政策,后人称为“军府制”,实质上是一种“以军统政”的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视各地军事要冲以及战略地段之繁难,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地委以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则委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因为天山北部是清朝治理的中心地带,伊犁已经成为新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政治中心,故于此地驻扎设置将军,以1762年建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官府驻地在“惠远城”.鉴于新疆地域辽阔、区情复杂,为减少层次,提高管理效率,在伊犁将军的节制下,分别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理部分地区：前者具体总理南路的8城,后者主管北路乌苏以东及吐鲁番以北的地区. 在“军府制”的总体框架之下,对地方行政事务管理则从天山南北各地社会实际出发,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等不同政策：即对于天山北部和南疆东部的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统治,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理,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多为内地移居过来的汉人,其社会生产与生活习俗俱同中原地区；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持当地的“伯克制度”.伯克意为“首领”.但是对其进行了改革,如废除了伯克世袭制,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伯克的选任标准强调对于清政府的效忠态度等等；对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即扎萨克可以世袭,对本部事务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但必须服从清朝管辖.显然,清朝的这些民政治理措施是与其军政管理制度相吻合的,也适合当时新疆社会实际,天山南北各地因此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安定局面. 清朝在新疆统一后实行的“军府制”与汉唐时期相比,一是从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政令的统一；二是民政比重在机构总体中增大.政令的统一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统筹治理,有利于维护这一地区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民政比重的增大反映了清朝政府开始将经营新疆的注意力,从历朝统治者过分偏重于军事,而更多地转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上.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军府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并成为妨碍清代新疆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障碍.其弊病突出表现在：首先,政出多门,多元体制导致权力分散,不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其次,地方官吏以军事管理为主,将民政事务委于各级伯克和扎萨克管理,虽某一段特殊时期是可行的,可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因俗施治”特点,产生了强调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特征倾向,地方首领权力过大则可能为其在特定条件下分离自立提供一定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近代社会进程,新疆内外忧患日益严重,同治年间新疆境内爆发的民乱沉重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制度,1865年,入侵新疆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与新疆封建和卓势力相勾结,入境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乘机侵占了我伊犁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西北边疆危机.1875年,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大批清军入疆,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入侵者,1881年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维吾尔地区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残余的伯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要求,封建伯克制度也受到沉重打击.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因此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疆建省之举,清朝朝野酝酿已久.早在1820年,著名政治家龚自珍在其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就提出新疆建省设想.尔后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折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奏论述,遂使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在此基础上,为确保对新疆各地的军政统治和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光绪十年（1884）十月,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按率领清军驱逐阿古拍入侵势力,并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的左宗棠奏议中言,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 意为原来是中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自此,西域名称逐渐为新疆一名替代. 新疆省建立后,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也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置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新疆作为中国一个政区单位名称开始出现于版图上.它结束了自清朝乾隆以来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一致,政令一致,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反动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对于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保证近代中国西部领域安全客观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军政管辖,新疆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建置立制,实施军政管辖,从未间断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虽然,由于历朝统治控制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弱时强.但是,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大趋势却始终没有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2]正由于如此,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来就与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祖国强大富强,新疆就发展繁荣,祖国衰弱落后,则新疆遭受外敌侵占屈辱. 维护国家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我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此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像中国这样能够长期保持统一,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被割断的国家,在世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所决定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由许多局部性统一,再到全国的统一而逐步完成的.像秦始皇削平战国六雄进而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一样,匈奴对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同样是秦汉时期统一大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同理,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的时候,天山北部的乌孙等已经完成了游牧区的局部整合.之后,魏晋时期柔然、高车、突厥诸族在西域的活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融合交流又为隋唐时期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政治统一奠定了条件.吐蕃人对天山南部地区的控制,随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政权对西域各地的统一管辖,实际上又为蒙古元朝最终完成对包括西域诸地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元末明代,成吉思汗后代相继对于天山南北各地的统辖,也为后来清朝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新疆不仅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而且,历史上新疆各民族都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治理顺应了国家统一的大势,有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得到各族民众的拥戴和积极配合.曾几何时,东汉时期的班超仅带领36人的小分队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就完成了对天山南麓各地的收复；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时,各族竞相归附；蒙古初兴漠北,高昌回鹘便遣使自愿归属；清朝初立,叶尔羌,哈密各地首领就自动派遣使臣前往朝贡以示归属,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往和密切的亲情关系. 国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固然不易,长久地保持和维护这种统一态势更需要付出代价.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漠北回鹘怀仁可汗得令后,派遣其子叶护率精兵四千余人前往平叛,当大军抵达扶风时,接应的唐朝将军郭子仪劝其休息片刻再赴前线,叶护则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随即赶赴前线.诸多史料表明,在唐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曾有大量西域诸地的各族士卒参加,史书里所谓“安西及西域之众”指的就是他们.蒙古汗忽必烈鼎立中原后,西域曾有“西北宗王”起兵叛乱,当时归附元朝的高昌畏兀儿首领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护吐鲁番盆地一带地区,至元十二年（1275）,叛军拥兵十二万围困火州城（今交河古城）,逼迫畏兀儿投降,火赤哈儿的斤言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3]展示了畏兀儿人忠贞不二的坚定决心.清朝时期,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场坚定,屡建战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卓越[4]贡献,今天矗立在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新疆各族民众这种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浓烈的热爱,以及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内聚力,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祖国西部大片领土被鲸吞蚕食,各族人民备受列强的欺压凌辱.共同的命运把新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侵略,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855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为抗议沙俄对我国境内的雅尔噶图金矿的侵夺,捍卫祖国的主权,火烧沙俄设在该地的贸易圈,从而拉开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1865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率兵入侵新疆,并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此间,凡是侵略者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都与阿古柏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斗争.在喀什噶尔,当地数千名柯尔克孜族群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在英吉沙,为了抵挡入侵者,当地各族军民英勇奋战,守城40天,许多人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1867年,为了报复和田各族人民的抵抗斗争,阿古柏竟残酷杀害了当地居民5万多人.据拜城人毛拉木沙·塞拉米《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血腥统治,引发了新疆各族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喀什、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汉等各族农民纷纷拿起简陋的武器,奋起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去. 阿古柏侵占天山南部期间,沙俄乘机出兵强占了我国的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屈服,坚持抵抗了50多天,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付出了很大牺牲.伊犁河之战共有3000多军民参加战斗,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1875年,清朝派遣大军收复新疆,这一军事行动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和积极支援.远在伊犁的锡伯族组织300多人将自己生产储备的粮食送到军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阿古柏军队时,城中的维吾尔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急需的情报送到清军军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收复该城的战斗.在收复南疆诸城的战役中,很多维吾尔族群众或充任向导,或随军参战,“随同官军搜剿窜贼”,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南下.库车、阿克苏等地人民奋起驱逐侵略者,关闭城门迎候清军到来.阿图什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自动负担起阻击侵略者从该地区逃跑的任务.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则设计擒获阿古柏的帮凶送交清军,并在清军鼓舞下,团结起来将侵略者逐出境外.对于各族民众可歌可泣的英勇表现,事后连刘锦棠都感慨地称道：“实属奋励可嘉”.正是由于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清政府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被入侵者占领了长达13年的大半个新疆终于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团结一心,浴血奋战,与外来入侵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
丝绸之路演讲台词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欧的通道。
其起点一般认为是长安（今西安），其实它随朝代更替政治中心转移而变化。
长安（今西安）、郏鄏洛阳、平城（今大同）、汴梁（今开封）、大都北京曾先后为丝路起点。
往西一直延伸到罗马。
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产自我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
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
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
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
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丝绸之路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行走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
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
从此，丝 唐灭西突厥 绸之路这一谓称[1]得到世界的承认。
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
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
丝绸之路（Silk Road）古代贯通中西方的商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 丝绸之路 thofen）命名。
不过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
所谓西域则泛指古玉门关和古阳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
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按线路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
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
陆上丝路所经地区的地理景观差异很大，人们又把它细分为“草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和“沙漠绿洲丝路”。
丝绸是古代中国沿商路输出的代表性商品，而作为交换的主要回头商品，也被用作丝路的别称，如“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
隋唐年代（589年～896年）丝路空前繁荣，胡商云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定居者数以万计。
唐中叶战乱非常频繁，丝路被阻，后虽有恢复，规模远不如前，海丝绸之路风光集萃(19张)上丝路逐渐取而代之。
北方陆上丝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包括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
前者存在于先秦时期，后者繁荣于汉唐。
沙漠绿洲丝路延续千余年，沿线文物遗存多，是丝路的主干道。
其起点一般认为是长安（今西安），其实它随朝代更替政治中心转移而变化。
长安（今西安）、郏鄏洛阳、平城（今大同）、汴梁（今开封）、大都北京曾先后为丝路起点。
草原森林丝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达波斯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滨。
两路在西亚辐合抵地中海沿岸国家。
沙漠绿洲丝路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多公里，分东、中、西3段。
东段。
自长安至敦煌。
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但长安以西又分3线： ①北线由长安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
②南线由长安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张掖。
③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
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因此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中段。
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或怛罗斯（今江布尔）。
自玉丝绸之路风光欣赏(20张)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
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
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
北道上有两条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至南道的于 阗 丝绸之路[2] ；一是从龟兹（今库车）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赤谷城（乌孙首府），西行至怛罗斯。
由于南北两道穿行在白龙堆、哈拉顺和，条件恶劣，道路艰难。
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新北道。
原来的汉北道改称中道。
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萨尔）、轮台（半泉）、弓月城（霍城）、砕叶（托克玛克）至怛罗斯。
西段。
葱岭（或怛罗斯）至罗马。
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②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
③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今）。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
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刘家港等。
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起点可能有两处乃至更多。
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
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
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
泉州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1大港。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①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②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③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丝绸之路线路图 广州、泉州在唐、宋、元时，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
丝路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所以又称之为友谊之路。
在丝路上起居间和转运作用的大宛国、康居国、印度人、安息国、阿拉伯国、西突厥国、身毒国等对中国丝绸的西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为争夺丝路贸易权发生多次争斗，尤以波斯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最激烈。
编辑本段历史遗迹 丝绸之路 秦岭终南山北麓有一条古道，名“神仙路”又称“古丝绸之路”，宽度为0.1~2.0米，自古长安（今西安市）直通甘肃天水以西，绵延2000多里，是一条最为古老的长安连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该路历史遗迹众多，唐僧曾由此路西行取经，沿途有唐僧留下的数不完的圣迹及传说，现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地处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石井镇西安钟馗故里欢乐谷内，其余路段虽古迹不再，多有毁弃和断阻，但如今相当一部分依然供当地乡民耕作和行走。
是难得的丝绸之路历史遗迹，是宝贵的古丝绸之路考古遗址。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
在工业化到来的时刻，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已被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10900公里长的所取代。
但是，它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商品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
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
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
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
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
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
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
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
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
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
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 '丝绸之路'简图 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就发现于敦煌。
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
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
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
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
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
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 丝绸之路 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
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
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
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
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
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
其中唐代的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
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
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
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
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
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
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
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
）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
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
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
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
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
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
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
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
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
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急求初一历史关于丝绸之路的演讲稿
谢谢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
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
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
在工业化到来的时刻，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已被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10900公里国际铁路线所取代。
但是，它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
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
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 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小学生仁德少年的演讲怎么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远道而来的朋友仅仅一起吃个饭，恐怕不是很高兴的事。
与其这样，还不如在自家吃。
一起吃饭，关键是要说事，谈，谈得投机就快乐谈得不投机就不一定快乐。
可见这句话的本意是如果有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对任何一方都是难得的喜事。
与其在家面壁，不如出去碰壁。
就像李小龙踢别人的武馆就是一种很直接的交流，你要拒绝都不行，你看他的决心和意志是多么地咄咄逼人
我在自己的学面对熟悉的师过演讲，我还不满足，就想到要走出去。
自然就有排斥和拒绝，终于在11月21日站在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第二中学的礼堂的讲台上偿夙愿。
我一下子顿悟了：如果你决心成功，世人都会给你让路
如果能请来名家来做报告，一定要去听听，会有很大的助益的。
同学之间，更要交流分享，搞头脑风暴，搞四人学习小组，建立学习型宿舍。
切记：不要放过任何学习交流的机会，没有机会争取，没有条件也要去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