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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文金凌怀古诗的具体内容
古 代 人 物 上官 字文佐，号竹庄。
汀州官坊人。
生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清间名画家，名列中国画史。
他不但人物画有卓越成就，山水画亦负盛名。
曾奉旨北上与王石谷、王原祁合绘《康熙南巡图》12卷（现存故宫博物院），所绘人物近万人，无不形神逼肖，生动多姿，体现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社会生活，在中国绘画史上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著有《晚笑堂画传》，精心刻画了100多位历史人物画像，而且各有画赞。
清版《芥子园画谱》人物画就选择了上官周的绘像。
《中国绘画史》云：“就清之人物画来说……长汀上官周之工夫老到，临汀华岩之脱去时习……均为清代史实风俗画之较有名者。
” 上官周生平所交多当时名士，与查慎行、黎鬼曾尤善。
授业门生以王方、郑心水、蓝元琛等成就较著，《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是其中佼佼者。
上官周亦善诗，留有《晚笑堂诗集》。
马驯 字德良。
汀州长汀人。
生于明永乐十九年（1422年）。
幼聪颖好学，博读群书。
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户部郎中，以督运粮食节省运费，筹划有方，成化五年（1469年）擢升四川参政。
时四川民间缺粮无征，他亲身核查出已征未用粮数百万斛，以供军饷，旋迁为布政使。
松藩边境骚乱，总兵请用兵镇压。
马驯禀大司马，力主招抚乱民。
在川十余年，重视农桑，爱民如子。
成化十七年（1481年）擢升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关中灾荒，赈济饥民，安抚流亡，活人无计。
晚年，告老返乡，筑皆山堂，日与布衣游，咏诗自娱。
有鄞江八景诗，均冠以胜景名称，即“龙山白云、云骧风月、霹雳丹灶、拜相青山、朝斗烟霞、宝珠晴岚、苍玉古洞、通济瀑泉“。
弘治九年（1496年）去世，大学士（宰相）商略为状（生平事迹），祀名宦。
王见川 字道存。
汀州永定人。
清雍正年间进士，授歙县知县。
时县正值灾荒，饥民遍野，有的以垩土充饥，惨不忍睹。
见川上任伊始，即亲自查灾赈济，爱民如子。
旋以随员勘察地形，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两年而成，民食日丰，万民称颂。
返乡后，也关心民瘼。
善诗。
刘并 字清叔。
汀州宁化人。
宋端平二年（1235）进士，授会昌尉。
时盐寇抢盐于道，乃备弓弩手以警愚顽，寇不收犯。
迁大庚县令，擒盗有功，迁辰州判官，未久又迁瑞金县令。
时瑞金县凭江，无险可守，乃申请上司建城墙，获准，乃亲自设计督工，两年而成。
又创办书院，培养人材，有政声。
刘隆 字守庸。
汀州武平人。
明永乐年间进士，授南昌推官，为官清正，有口皆碑。
闻于上，擢升河南道御史。
时有太监黄某，横暴扰民，无所不为。
青田壮士潘孟吉，聚众刺杀太监。
事闻于上，廷臣议将署其县。
隆竟挺身为民澄清事实，请诛首恶，宽宥无辜百姓。
上司派员核查属实。
隆乃自请罢官归里而救万民。
事后县民刻立碑石以颂刘隆的仁爱与德政。
归里后置义仓以畜粮，为备荒兼赡养族中的老弱残孤。
族人都很敬重他的德行。
刘国轩 字观光。
汀州长汀四都荣坑人。
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
自少爱好武艺，擅长弓箭。
因救济贫苦往往有索于富户，致遭忌，几受迫害。
清顺治三年（1646年）与里人同往漳州投军，轩以智勇拨为镇标，北门楼总。
永历八年（1654年）冬，郑成功率军围攻漳州，久攻不克，刘国轩打开城门迎郑军入城，被授为护军后镇。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三日，郑成功发兵渡海攻台湾，刘国轩率领前军，当天抵澎湖，九日攻克鹿耳门炮台，乘胜前进袭击赤嵌城。
次年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从而收复台湾。
随后奉命挥师台北，在鸡笼山创建舰队，并驻兵台北各地。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病逝，长子郑经袭位延平王，擢升国轩为左武卫。
随后，刘国轩奉命随郑经征战于闽粤沿海，大败清军耿精忠于涂山，轩迁升为副提督。
旋又于鲎母山下大溃清军，郑经占地日广，旋擢轩为正提督，统帅诸军。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去世，郑克爽嗣位，晋升国轩为武平侯，总督水陆大军，驻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廷趁郑氏内部不和，命水师提督施琅兵发铜山进攻澎湖，鏖战数昼夜，因财风大作，清军利用火炮进攻，刘国轩船毁兵逝，大将多战死，乃从吼门返回台湾东宁。
刘国轩认清形势，便与文武大臣商议，奉克爽归顺清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清迁以海上数十年不得安宁，今大一统，论功授国轩为天津卫左都督、总兵。
刘国轩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加封光禄大夫，太子少保，赐祭，葬于顺天苏家口。
刘鳌石 原名坊，又名琅，号鳌石，以号名。
汀州上杭人。
明末清初知名学者。
清永历十二年（1658）出生于云南永昌府城。
祖父廷标，为永昌通判，清兵围永昌，廷标吟诗自缢死。
父刘之谦，户部主事，死于清兵炮火下。
全家死难者80余人。
鳌石由母抱出抚育，隐于民间，母复早死，遂发奋攻读，博览经史。
及长放游四方，洁身自好。
青年返上杭住成关伯子家。
屋外有古榕一株，因自号所居楼角为“天潮阁”。
在汀与黎鬼曾、胡梦吉及宁化李元仲诗文往来。
鳌石博学，年少写成《云南曲》，诗名驰江南。
黎鬼曾慕春才华，欲荐为县宰，鳌石谢日：“余不娶，虑后代为官，况复自身。
”因二世忠贞之后，誓不仕清的志向坚定不渝。
鳌石终年往来南北，几遍中国，西入滇蜀，南走粤楚，东穷吴越，北涉燕蓟，三渡黄河，遍游五岳。
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天潮阁集》（柳亚子序）、《古诗盼》、《三才指掌》、《八字翼》、《前八家》等，共100余卷。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病逝于宁化泉上李元仲家，仲次子营墓葬于李元仲墓侧。
题：“上杭诗人刘鳌石墓”。
叶元玉 字迁玺。
汀州清流人。
明成化十七年（1841年）进士，授户部郎，工诗，与李梦阳相唱和。
后出任广东潮州知府，重教化，以道义勉励潮属士人。
潮有少卿吴一贯，与元玉为同年交。
元玉曾以开垦倭寇据为贼船依栖的澳田与少卿相左，元玉被谗解组归。
所写诗甚多，随写随失，留有《古崖集》。
丘逢甲 字仙根，号沧海。
原籍汀州上杭中都。
同治二年（1863年）出生于梅州蕉岭。
光绪年间进士，授工部主事，惠潮嘉视学员。
时清廷政治腐败，西太后专政，媚洋积弱，便告假回乡，致力于创办新学。
后东渡台湾讲学，宣传爱国、政治改革思想。
甲午之战失败，日军在基隆登陆，积极参加保卫台湾的战斗，领导义军坚守台中血战20余日，战败回大陆。
1908年在广州参加同盟会。
曾任广东省教育部长。
1912年因病逝世，年方49岁。
留有《岭云海日楼诗抄》。
丘复 字荷公。
汀州上杭人。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上杭兰溪。
自少博览群书，工诗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
参加柳亚子组织的南社，致力于办新学，编纂史志，搜集地方文献。
他先后编印刘鳌石《天潮阁集》，李鲁《烬余集》、《杭川新风雅集》。
在故里创办明强中学，培育后进。
后又致力于编修《上杭县志》，应聘编纂《长汀县志》、《武平县志》。
1950年逝世。
著有《愿丰楼杂记》、《杭川别乘》、《南武赘谭》、《窟室吟》、《粤游草》，汇编《念庐诗文集》。
丘沺 号花草主人。
汀州上杭人。
近代名画家。
少贫，以麻代笔，方桌当纸，孜孜不倦。
弱冠时即有画名。
他博采诸家，展纸挥毫，能把花鸟走兽锝虾之神态表现得形神毕肖。
画意洒脱，而且往往借物抒情或缘物寄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伍正己 原名愿，字公瑾。
汀州宁化人。
生于唐太和年间。
大中十年（856年）进士（汀州第一个进士），授江西临川尉，勤政廉洁，累迁御史中丞。
安史之乱后，宦官干预朝政，南北司日相攻击隐私，滥用酷吏。
正己则施政以宽，从不轻率断案，对士大夫得罪者多所营救。
僖宗昏庸，朋党之争日趋炎盛，社会不宁，民不乐业，正直名流多受禁锢。
王仙芝、黄巢起义，民众苦于酷政重敛，争相参加。
起义军百日之间达万人。
正己知不可为，便辞职归里，从事农桑，自奉淡泊，号抱朴居士。
天佑年间去世，年81岁。
伍佑 字佑之，唐伍正己曾孙。
汀州宁化人。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授于都县令，勤政爱民，历任宜城、海昌县令，又以清廉干练著称。
旋迁楚州团练推官。
楚州旧有盐场，自唐乾符年间荒废，已百余年。
佑亲往勘察，上秦议开复，上嘉勉。
佑鉴于唐代征劳役扰民，于是以工授钱粮。
各乡游民涌至，期年创成，岁上缴官银钱数万，公私两益，人称“伍公场”。
天圣年间升迁秘书著作郎。
侍郎某谗之，复放海宁县令，转华阳县令，有惠政，迁维州通判，擢迁大常博士。
生卒年月不详。
著有《伍太常集》。
伍择之 字元宾，佑之子。
宋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授江西南丰主簿。
与文学家曾巩兄弟交好。
择之以博学才能，权臣文彦博荐为内阁秘书少监。
旋因事与上不合，解职返归乡里。
元佑年间复起用为长乐县令。
时法令诸事酷暴，榨敛民财，十室九空。
择之叹日：“以残忍依附上官，吾不为也。
”乃奉养归里，不入公堂，闭门读书。
伍全 字从之。
汀州长汀人。
宋绍兴年间抗金名将。
因面赤黝而勇武有力，人称“黑虎”。
绍兴中，齐述婴据赣，不听朝命，有异举。
全奉旨征讨，婴据城固守不应战。
全趁黑夜使用勾拔，缘绳而登城，挥缒如流，叛军不敢近。
打开城门，攻城获胜，掳齐述婴。
擢升广州摧锋军第十七将。
金兵南侵，伍全为前军骁将，触其锋之金兵无不大败。
明州之役，鏖战数日夜，伍全力战，身受十余处创伤，仍奋畚杀敌，金兵溃败。
高宗崩，孝宗立，金兵又乘隙大举入侵，连陷十余州，伍全奉旨全师渡江抵御金兵。
伍全所率将士，多骁勇善战，又采用夜袭战术，金兵大乱，生俘金大将萧琦于宿州。
孝宗大喜，晋封伍全为武显大夫。
以伍全受创伤重，召回，至半途创伤破裂，不治去世。
赐祭葬，荫封其后裔。
伍宗源 字本澄。
汀州宁化人。
明永乐年间进士，户部郎中，勤于政事，学问渊博。
累升御史巡按，巡抚交趾，安边抚民，重视教化，废禁恶俗，有惠政。
洪熙年间擢升浙江参政。
其属班贺，赞其功勋，宗源洵，洵谢日：“为国效忠，职也，何功之有
”后以奉养归里，从事农桑。
伍可受 字仲吾，汀州清流人。
明万历年间进士，授云南容县知县。
前任知县为岭溪蛮吕子和聚众所掳，正欲为乱。
可受率十数骑，夜入其营，平定叛乱。
容县赋税不均，他亲自丈量农田，划定粮赋，减轻民负甚多。
升南礼科给事。
因弹劾辅臣许可，贬江西万载知县，不久又起用为开封府推官，复迁户部郎中，征收广陵关赋，廉洁奉公。
迁云南佥事，时有边乱，他抵御蛮夷又抚其酋长，恩威并济，擢山东参政。
后以入贺归省逝世。
著有《博芄堂稿》、《焚余草》、《谪居草》、《代奕吟》等。
邓向荣 字元植。
汀州清流人。
明嘉靖年间进士，授户部主事。
因监督淮河粮运，廉洁公正不阿，杜绝各种弊端，遭权贵所忌，贬谪六和知县。
勤政爱民，擢迁嘉定知府，清理积案，有政声。
时朝政日下，佞臣用事，知不可为，奉养归里，从事著述，有《正学准则》、《太报通书》、《惜阴考箴铭》、《元植诗抄》等。
后迁长汀，教子于苏，博学有文名 （二）将军谱 （以下列表按县军衔高低、授衔时间先后，同一军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姓 名 籍贯 生卒年份 军 衔 授衔时间 杨成武 长 汀 1914－2004 上 将 1955 傅连日章 长 汀 1894－1968 中 将 1955 叶青山 长 汀 1904－1987 少 将 1955 刘 昌 长 汀 1913－－－ 少 将 1955 吴 岱 长 汀 1918－－－ 少 将 1955 何延一 长 汀 1916－－－ 少 将 1955 张日清 长 汀 1916－－－ 少 将 1955 林接标 长 汀 1914－－－ 少 将 1955 彭胜标 长 汀 1909－－－ 少 将 1955 涂则生 长 汀 1912－1971 少 将 1955 涂通今 长 汀 1914－－－ 少 将 1960 罗洪标 长 汀 1917－－－ 少 将 1964 钟 池 长 汀 1915－1978 少 将 1964 王平水 永 定 1915－－－ 少 将 1955 卢 克 永 定 1912－－－ 少 将 1955 卢仁灿 永 定 1915－－－ 少 将 1955 苏启胜 永 定 1909－1967 少 将 1955 张元培 永 定 1913－1981 少 将 1955 张元龙 永 定 1911－－－ 少 将 1955 陈忠梅 永 定 1918－－－ 少 将 1955 范阳春 永 定 1913－－－ 少 将 1955 阙中一 永 定 1914－1995 少 将 1955 赖光勋 永 定 1914－－－ 少 将 1955 熊 奎 永 定 1912－－－ 少 将 熊兆仁 永 定 1912－－－ 少 将 1955 王全珍 永 定 1906－1970 少 将 1955 张宜步 永 定 1913－－－ 少 将 1961 刘 忠 上 杭 1906－－－ 中 将 1964 罗舜初 上 杭 1914－1981 中 将 1955 袁子钦 上 杭 1909－1968 中 将 1955 王 直 上 杭 1916－－－ 少 将 1955 王 胜 上 杭 1909－－－ 少 将 1955 王奇才 上 杭 1903－1976 少 将 1955 王贵德 上 杭 1914－－－ 少 将 1955 王集成 上 杭 1907－1983 少 将 1955 刘 彬 上 杭 1912－1989 少 将 1955 刘永生 上 杭 1904－1984 少 将 1955 刘振球 上 杭 1909－－－ 少 将 1955 刘禄长 上 杭 1914－1980 少 将 1955 李 平 上 杭 1915－1964 少 将 1955 丘子明 上 杭 1914－－－ 少 将 1955 邱国光 上 杭 1918－－－ 少 将 1955 邱相田 上 杭 1916－1984 少 将 1955 陈海涵 上 杭 1914－1994 少 将 1955 陈茂辉 上 杭 1912－－－ 少 将 1955 黄炜华 上 杭 1914－－－ 少 将 1955 黄鹄显 上 杭 1914－1986 少 将 1955 翁祥初 上 杭 1908－－－ 少 将 1955 丁甘如 上 杭 1917－1995 少 将 1961 蓝庭辉 上 杭 1913－1983 少 将 1961 张力雄 上 杭 1913－－－ 少 将 1961 雷 钦 上 杭 1915－－－ 少 将 1961 王香雄 上 杭 1918－－－ 少 将 1964 孔瑞云 上 杭 1917－1992 少 将 1964 刘亚楼 武 平 1911－1965 上 将 1955 林 伟 武 平 1905－1979 少 将 1955 罗 斌 武 平 1914－1967 少 将 1962 蓝文兆 武 平 1919－－－ 少 将 1964 廖步云 武 平 1914－－－ 少 将 1964 张南生 连 城 1905－1989 中 将 1955 杨尚儒 连 城 1903－1986 少 将 1955 张水发 连 城 1919－－－ 少 将 1955 陈仁麒 龙 岩 1913－－－ 中 将 1955 罗元发 龙 岩 1910－－－ 中 将 1955 林忠照 龙 岩 1911－－－ 少 将 1955 郭成柱 龙 岩 1912－－－ 少 将 1955 郭廷万 龙 岩 1913－－－ 少 将 1955 廖成美 龙 岩 1916－－－ 少 将 1955 （三）革命旧址 闽西，是一块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
闽西，是一块彪炳青史、光照千秋的革命圣地。
翻开中国 革命史，留下闽西厚重而壮丽的篇章。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列主义就开始在闽西传播，此后，邓子恢、张鼎丞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光明的前景奔走呐喊，将革命的火种传送闽西的崇山峻岭，建立了地方党组织，东肖后田暴动打响福建工农武装暴动第一枪，掀起工农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的热潮。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6月，、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三次由赣入闽，播撒革命的星星之火，与闽西地方革命力量相结合，摧毁闽西的反动统治，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战功赫赫，功勋卓著，威名远扬，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形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许许多多的闽西儿女胸怀大志，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革命事业，使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
而今，走进闽西这片神圣的土地，追寻革命前辈留下的足迹，睹物缅怀，我们依然可以感触到当年燎原火种的温热，依然可以触摸到当年如火如荼、沸腾群山、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革命斗争的脉搏，感受到革命领袖和革命前辈在闽西大地上奔波求索、披荆棘斩棘、含辛茹苦，以至为国家民族而慷慨就义的壮烈事迹。
踏进闽西红色的土地，就是走进了朝圣之地。
1929年12月底，、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 军到达上杭县古田镇，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里的松荫堂、协成店、文昌阁、树槐堂、上杭县县城的临江楼、龙岩新邱厝、连城县新泉的望云草室等，都是他们生活、工作与战斗过的地方，在此写下了光辉著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1933年11月下旬，专程从江西来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写下了《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即著名的《才溪调查》。
据《一代英豪》一书统计，才溪有10位将军、4位副部级以上老将军、17位地师级老将军。
长汀县城罗汉岭，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宣传家瞿秋白的就义地…… 我尽力了
宣城历史上出现了哪些名人?
徐悲鸿以画马著称于世，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倜傥洒脱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回首长嘶，或腾空而起、四蹄生烟……。
他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於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
它那刚劲矫健，剽悍的骏马，给人以自由和力量的象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
他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
早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期间就常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积稿盈千。
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悲鸿自已也说道：“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下过极长时间的功夫，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方能有得。
”从而能够成马在胸，游刃有余地去补捉瞬间即逝的动态神情，得心应手地采用前人不敢涉猎的大角度透视，创作出来的崭新艺术形象。
由于徐悲鸿经常画马，他对马有一种偏 爱。
和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迎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
他的心仿佛在和马一同驰骋。
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书中回忆，—次在成都坐马车，马车夫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爱马，马养的非常好。
他举起鞭子，那匹栗色的年老的牝马便扬起那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了。
徐悲鸿喜欢这样待马的好人， 徐悲鸿下马车，马车夫正忙着给马预备水和饲料。
“喀，这个给你。
”徐悲鸿先生忽然对马车夫说，一面从手提皮包里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画。
这是他昨天晚上才画好。
马车夫迷惑地抬起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眯细着眼睛呆望 着徐悲鸿，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昭陵六骏为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六块浮雕石刻,六匹骏马曾伴太宗一生，以西域国语命名的六匹坐骑,分别为飒露紫,什伐赤，白蹄乌，青骓， 特勒骠.拳毛騧,建昭陵时,太宗下令将其刻石与其永相伴,并亲自作诗六首命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于每匹骏马之碑上,画家阎立本曾绘制六骏图,此图为昭陵六骏的蓝本,雕刻采用圆 雕和浮雕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有大唐强盛弘大之气度,精美绝伦。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的六块浮雕石碑，这六骏原是李世民生前最心爱的坐骑，在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中，曾立下了赫赫战功。
主人为了纪念它们，就下令将它们刻石立碑，据说，先是由大画家阎立本绘成六骏图圈然后按此图蓝本雕刻而成，当时唐太宗还亲自作诗六首，颂其风采，并命大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在六骏的石碑上，这就是马赞，而现在，我们已找不到马赞的踪迹了，这就又有了马赞之迷。
马赞之迷成了一桩悬案，庆幸的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赞的内容，如果说，马赞之迷让我们对昭陵六骏心生遗憾的话，那么离奇的盗运之迷，就成了昭陵六骏最大的浩劫。
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在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然而在1918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又来盗窃其他四骏，途中被西安政府骑兵追到了潼关截获，盗掠分子为了便于运装，掩人耳目，竟将石雕击成了小块，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残缺的昭陵六骏。
经过劫难之后的昭陵六骏只剩下四骏，现在，我们在碑林博物馆内看到的飒露紫和拳毛剐是复制品，唐太宗对六骏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他给每匹马都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那么六骏的命名是由何而来
他们的名字是否暗含了六骏的色彩
这之中的谜底又是什么
直到今天，飒露紫的雕刻技艺，依然令许多业内人士折服，昭陵六骏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前无古人。
世界上任何一本关于中国艺术的通史都不能不提起它们，在雕刻家的眼中昭陵六骏是初唐的经典。
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比较拗口的名字，在唐代却是风光一时，围绕昭陵六骏还有许多未解之迷，而有一点是不辩自明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呼唤汉唐雄风，它是西安这座千年古都昨天强大的背影，破译昭陵六骏的步伐永远不会懈怠，对它的牵挂永远不会停止。
徐悲鸿画马，不仅只为一般观赏，而大多是借以抒发郁结难言之悲愤和爱国忧世的心情。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沪19路军与上海人民奋起 抗日，徐悲鸿激于爱国热情。
画了一匹昂首屹立的马，命名为《独立》，表达出希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时代意识，使人感奋。
1935年，徐悲鸿画《奔马》一幅，在画上题写了“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他的《嘶马图》，画一匹马在荒野里奋跃前蹄，题“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诗句。
他还画了“相期效死得长征”的奔马，热切期望中华民族觉醒，奋起自救。
他借马的形象表达的高尚情操和他在艺术作品中所寄托的内涵更成为鼓舞人们的精神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徐悲鸿画的奔马题为《奔向太阳》。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志愿军画《奔马》，还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劳累过度，脑溢血复发逝世，就在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主席的，题“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另一幅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是聂元梓
可从以下资料中看出————从齐鲁大地到清华大学 季羡林先生，字希甫，以名行。
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於山东省清平县（今归临清市）官庄，家贫重学。
六岁之前，师从马景恭先生。
六岁赴济南投奔叔父。
叔父无子，视先生为己出。
先生叔父自学成家，曾自编自选理学文章成《课侄文选》，教授先生。
高小期间，先生开始学习英语。
初中就读于正谊中学。
正谊校长鞠思敏毕生言行一致、气节炳然，对先生人格之形成有重要影响。
课余参加古文学习班，习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
初中期间即无书不读，尤好说部。
在正谊读了半年高中之后，先生于一九二六年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曾作〈读〈徐文长传〉书后〉，齐鲁名儒国文教师王昆玉激赏，批道：「亦简劲，亦畅达。
」先生由是研读韩、柳、欧阳、三苏诸家文集。
因考试成绩连续名列第一，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前清状元，平时惜墨如金的王寿彭先生亲书对联、扇面以为奖励。
并于此时始学德文。
一九二九年，先生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在胡也频影响下，开始阅读由日文转译为汉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并作有〈现代文艺的使命〉等文。
在董秋芳（冬芬）影响下，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董对先生十分赏识，许为「全校之冠。
」 次年，先生赴北平，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
决定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先生自己回忆，大学期间所修课程中对先生影响最大者有两门：朱光潜先生所授的「文艺心理学」及陈寅恪先生所授的「佛经翻译文学」。
一九三四年，先生毕业，学士论文为「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导师艾克教授（Prof. Ecke）。
大学期间，先生与吴组湘、林庚、李长之等往还甚密，讨论评陟中外文学作品，并且创作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作。
名列《文学季刊》的特约撰稿人。
虽然出於各种原因，先生没有应同学胡乔木（时名胡鼎新）动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仍然到胡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教书，并且积极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卧轨绝食，要求出兵抗日。
毕业后，先生应济南高中宋还吾校长之邀，返鲁任国文教员，同时继续参与编辑大报文学副刊。
其间，郑振铎先生请先生将几年来所写散文编集，收入他主编的一套丛书予以出版。
因先生不久出国未果。
留德十年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互换留学生合同。
由于先生在清华主修德语专业，四年成绩全优，一申请即获通过。
同年秋，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Hauptfach）印度学，副修（Nebenfach）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
先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深沉的理由的。
从学术大潮流来看，清末以来天竺圣方一直是中国知识人除了西方、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关注点。
黄侃曾在《蓟春黄先生语录》中概括道：「近人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章太炎、苏曼殊等皆可为例，他们甚至还都研习过梵文。
从学术小环境来看，陈寅恪、汤用彤先生将西方的东方学和中国传统考据之学加以结合，开辟了新的学风，对有志预流的青年学者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就先生个人而言，早就立下志愿，「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决意不作有关中国的题目，甚至也不考虑将汉学列为副修，以节省精力。
这种做法和当时留学生的风气迥异。
连在清华时即著才名的乔冠华为了早得博士，也不惜如鲁迅所讥讽者以庄子为论文题目。
乔固非不能者，尚且如此，他更无论矣。
先生师从哥廷根著名学者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译作「林治」）、西克（Sieg）、布劳恩（Braun）等教授研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短时间学过希腊文、拉丁文。
留德十年的大半时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生活非常艰难。
用先生的话来讲：「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但是，先生则「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先生认为，这十年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段，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一九四一年，先生以全优成绩通过口试和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
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Mahavastu」（《〈大事〉迦佗部分的动词变化》）。
《大事》系用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向称难治。
先生是全面系统研究该部分动词形态特徵加以总结的第一人。
此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西克教授都认为极好，而且连克劳泽（Krause）教授也赞不绝口。
克劳泽是比较语言学界的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却有著惊人准确的过耳不忘的记忆力，掌握数十种语言。
他对先生论文中有关语尾- 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评价。
因为古希腊文里也有类似的语尾，所以，先生博士论文的成果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在这段本生不算太长的黄金时段的余下的近五年时间里，先生还用德文在哥廷根重要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经典性论文，篇幅之大都接近甚至超过了专书，得到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几十年来反响不绝，从而奠定了先生印度学、佛教学、吐火罗语研究的权威地位。
一九四四年，先生出版了引起半个多世纪讨论的名作「Die Umwandlung des Endung -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中世印度语中语尾-am向-o，-u的转换》）。
这项研究的贡献在於，先生发现并且证明了这种语尾转换乃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
此书在发表后不久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著名梵学家艾哲顿（F. Edgerton）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字典》）的导论部分用了好几个章节的篇幅来与先生争论。
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跨越了半个世纪，以后还有论文加以讨论。
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的一九四九年，实际上一九四五年先生回国前已经完成而留在德国的一部论著由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安排在哥廷根刊行，这就是名著「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ue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定佛典年代和起源的标准》）。
在其中，先生指出并且证明不定过去式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的一个语法特徵，文章的意义在於为在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信史传承的印度历史背景下，判明佛教研究所必须了解的佛典年代和来源地提供了相当可靠的语文学方法。
这项成果一直备受学界重视。
一九八零年，先生访问日本。
由于先生受多重因素限制，多年以来被迫中断了对该领域的研究，因此，当时的日本学者虽然都知道先生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但是对先生与印度学的关系却不甚了了。
日本梵学大家原实教授借著酒意问道：「听?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990099'>的诘鹿Ч笪模淌谑悄囊晃唬俊瓜壬鸬溃骸冈诟缤⒏淌谑峭叨率┟芴亍
乖到淌诮又剩骸改蛐砭褪悄俏谎芯胯笥锊欢üナ?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990099'>的Dschi Hian－Lin（先生名字的德语拼法）
」据后来到北大师从先生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优秀梵文、佛教学者辛岛静志教授回忆，事后，原实教授对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四十年代就发表了两部德文专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自己面前。
二战期间，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被回聘，先生遂从其研究《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大疏》、《十王子传》等印度古典。
西克教授是吐火罗语的奠基人，先生从其游，成为东亚通晓这种天书的第一人。
一九四四年，先生在ZDMG（《德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刊发长文「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nyavanta－Jataka」（〈《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利用该经的其他语言、特别是中文译本，确定吐火罗语本某些词汇的语意，为当时对该问题几乎束手无策的欧洲学者别开蹊径，在方法上取得典范性的突破，至今仍然被吐火罗语研究者遵奉。
一九三七年起，先生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师，与著名汉学家如夏隆（Gustav Haloun）、韦利（Arthur Waley）、冯．梅兴－黑尔芬（Otto vonMaenchen-Helfen）相从论学往还，在汉学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汉籍，尤其是笔记小说和汉文大藏经，为此后不得已的某种意义上的转行打下了坚实基础，使得先生迥异于离开了西方本行资料只能完全中断研究工作的留洋学生，回国后，尽管只有象先生自己戏言的那样「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却依然能够很快地另辟新境，在新领域里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无奈的看碗吃饭 先生于一九四五年秋冬之际，急切而又依恋地告别了生活工作十年之久的哥廷根，居留瑞士半年。
次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一路备极艰辛，夏末回到阔别了十一年的故国。
同年秋，陈寅恪先生将先生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先生遂应聘任教北大，在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后，即被聘为教授并任东方语言系创系系主任（先生担任此职直至一九八三年，文革期间除外）。
为此，先生辞去了已转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夏隆赴剑桥任教的聘请，全身心地致力于培养中国东方学学者，建立、完善并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东方学之父。
虽然郑振铎先生认为到北大教梵文几乎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不过，即使是北大，尽管后来有了陈寅恪先生因无钱买煤而以两千美元的低价转售的一批东方语文书籍，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汤用彤先生捐赠的一批梵文、巴利文书籍，图书资料仍然远远称不上完备。
先生不得不就自己的研究方向稍作变更，转以有大量汉文材料可资利用的佛教史、中印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为主要领域了。
「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无奈之言。
一九四七年，先生的名作〈浮屠与佛〉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英文本刊于Sino-Indian Studies）。
此文堪称发千古未发之覆，考明梵文的Buddha在龟兹文中变化pud或pud,在焉耆文中作pat，此乃「佛」的直接来源，故「佛」非「佛陀」之略称，反而后者是前者之加长。
由此，不仅说明了「佛」在汉译佛典中的出现早于「佛陀」这一史实，更重要的事，还揭示了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而是通由中亚间接入华的。
佛经译者用来母字翻译梵语的顶音，这个现象曾使许多音韵学家困惑不解。
先生在一九四八年撰写了〈论梵文td的音译〉，指出中文用来母字翻译梵语的td由于早期的佛经系用俗语（Prakrits）写成，而在俗语里正有t＞d＞l的语音变化。
先生将这个语言迻译过程分为后汉至魏晋南北朝、南北朝至隋、隋以后三期。
借此，先生最早明确强调「华梵对勘」必须有一前提，即必须首先证明音译字直接译自梵语，否则无从勘起。
可惜，许多学者在从事对音工作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自然怪说蜂起，舛误百出。
运用华梵比较，解决汉文典籍真伪问题，是先生运用纯熟的研究方法之一。
《列子》系伪书，少有异议，然而这部伪书究在何时造成
造伪者何人
则无人能够断言。
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发表〈《列子》与佛典〉（英译文刊Studia Serica），发现《列子·汤问篇》中有一段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卷二十四中之故事雷同，进而广征博引，证明《列子》出於太康六年（二八五年）之后，本文、序及注均出自张湛一人之手。
同年发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英译本刊Studia Serica），引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材料，考证上述正史所载诸帝形貌实有佛教传说杂揉附会于其间。
研究手法之圆熟、考证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一九四九年后，东语系改为以培养党的外交、翻译人才为现实服务为主，在急遽扩大的同时，逐渐走上了与创立之初的宗旨不同的道路。
先生任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在仍然担任系主任的同时各种兼职压到了先生身上，行政工作加重了。
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研究方向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先生的领域无奈地移向印度文学、近现代印度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翻译了《五卷书》、《优哩婆湿》、《沙恭达罗》、部分《十王子传》和《佛本生故事》，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介绍文字以及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出版了《印度简史》、《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义》；撰写了研究造纸、造纸法、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论文，将有关论文编成《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除此之外，先生还和曹葆华合作，翻译了马克思有关印度的论述，编成《论印度》一书。
翻译工作还延伸到德国文学，如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这段时间，先生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散文。
至於先生的老本行，由于各种原因，显得相对寂寥了。
但是也发表了〈记《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论文，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不过主要以介绍为主，与留德期间的工作情况不同了。
这段十多年的时间内，先生仅有的两篇研究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都是由于偶然机缘写成发表的。
一九五六年，据印度传说，乃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先生特撰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无从利用欧洲战后发表的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困难条件下，以汉文材料为依傍，证明了使欧美学者聚讼不已的「saka nirutti」既非指「佛自己的语言」，亦非「文法」，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佛允许比丘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言。
这里所指明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原始佛教不允许比丘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法，也并未规定以某种语言作为标准经堂语。
上文提到，先生的两部德文论著引起了印度学界的轩然大波，不过，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要晚至一九五八年。
北大图书馆当时还可以从国外订购学术书籍，先生也就有机会看到艾哲顿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煌煌巨著《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字典》。
针对其中与先生的争论，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发表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反驳艾哲顿的意见，赞同德国梵学巨匠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的说法，主张原始佛教有一种用佛教原始语言，即印度古代东部方言半摩揭陀语（Ardhamagadhi）写成的佛典，以大量的材料，再次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先生基本上被看作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加上在高级知识份子中罕见的穷苦出身，一贯谨言慎行谦虚下人的高尚品格，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是生命尚未受到威胁，物质生活尚有保障，工作环境虽不完美却也尚未遭到彻底摧毁，授业著述的自由尚未被剥夺。
然而，一场践踏了先生学术生命中最好的十二年中年年华的大革文化命的狂风骤雨到来了。
疯狂岁月里的壮举 文化大革命初始时期到工作组被赶跑，先生还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基本属於「人民内部矛盾」。
不久，先生按捺不住义愤和正义感，主动跳了出来，反对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聂元梓，其结果当然是马上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历经极其野蛮的批斗，饱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被关进「牛棚」。
工作的权利理所当然被彻底剥夺，生活水平也被降低到几乎难以维生的地步，遭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这一切都真实地记录在《牛棚杂忆》之中，诸舨丧心病狂的暴行就不在此详述了，引用一段乐黛云教授的回忆也就足够了：「……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著口号，押著两个黑帮份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
他们两人都是胸前挂著牌子，背上扣著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
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著『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
……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徵。
先生吃力地向前走著，一缕血红的残阳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脸上。
我陡然与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
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和悲悯，凝视著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
」 文革后期，先生被「宽大」安排到外文楼、三十五号学生宿舍值班，收发信件、接听传呼电话、充当门房，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讲：身处「被打倒与不打倒之间」，「国家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
先生「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就早已断了念头。
想来想去，还是搞些翻译吧。
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
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
」正好东语系图书馆在那样的岁月里奇迹般地从印度定到了《罗摩衍那》梵文精校本，一九七三年，先生遂决定翻译。
梵文原本厚达七巨册，先生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小纸片上，看门之余，构思腹稿，如果没有人注意，就赶忙偷偷写下，回家再整理。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先生在全书七篇中完成了将近三篇的翻译，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九八零年，先生在时隔三十五年后访问德国，将刚刚出版的第一卷赠送给已年迈退休的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老人对先生转而研究印度文学流露出不解和不满，老人怎么可能了解这项工作对先生、对中国学人的意义呢
《罗摩衍那》八大册后来在一九八四年出齐，除了英译本之外，汉译本是全世界第二个完整的译本，谁能够想像这是由一位学者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独力完成的呢
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八年四月，整整十二年，先生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一篇论文，在先生助手已故李铮教授所编《季羡林著译目录》里留下了一段令人窒息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