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吴佩孚的死因之迷
关于吴佩孚的死因，许多人认为是日本人所杀，比如郭剑林教授所著《吴佩孚大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即持这种看法。
其基本依据是对吴佩孚后人的采访，但因吴氏后人当时年龄很小，且考虑到亲情因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
因此，笔者有意查阅吴佩孚的资料，欣喜发现台湾一家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1960年至1961年对吴佩孚幕僚汪崇屏先生的采访纪录：《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大陆迄今未见征引，学界未予以重视），另参考港台、大陆等相关资料，笔者发现吴佩孚并非为日本人所杀。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
”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
”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
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
一天，在他吃饺子时，不巧馅里面有碎骨头，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
吴佩孚是军人出身，当着这么多部下的面，尽管痛得厉害，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但还是强忍着，把饺子咽了下去。
饭后，很快就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来为他治疗，伊藤是镶牙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吴身边的人也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
12月2日，伊藤给吴将牙拔掉，但没有消毒，结果导致病菌侵入，晚上牙床就肿起来了。
章君毂著有《吴佩孚传》一书，该书先在台湾出版，后于1987年由新华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
该书在728页称：吴佩孚吃饭的时候是小石子卡了牙齿，又说为吴佩孚拔牙的东洋医生叫伊东，有政治背景，这种看法对后来的吴佩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天气十分寒冷，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
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
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
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
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
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
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
昨天夜里险些死了。
”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
“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
”结果又吃了一服。
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
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
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
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
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
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
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
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丝毫也不知情。
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
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
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里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
楼上众说纷纭，没有定见，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
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
”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
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
”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
”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
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
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
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
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
”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
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
其子名叫曹得岳。
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
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
当时有一根翡翠棒，甚为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
”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
”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
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
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吴佩孚晚年拒当汉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此，无论他是否为日本人所杀，都不影响他的晚节。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
在网上找我的，一等奖呢
我六年级。
要就告我 这个也行滔滔的江水,滚滚的黄河,连绵不断的山路,都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
祖国的山川雄奇,祖国的河水秀逸,祖国的胸怀无比广阔. 当侵略者的铁碲践踏我们美丽山河的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脸上流着泪,心中淌着血。
为了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屈辱中抗争.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暗杀者的手枪；吉鸿昌高挂写有“我是中国人”标语的木牌,走在一片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之中；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 英雄长已矣!古往今来,一曲曲悲歌,一个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故事,都讲述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信念,祖国在我心中. 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赤子,才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祖国的希望;正是他们,在自己的“今天”，用满腔的热血，谱写了无愧于时代的《义勇军进行曲》，才使得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国歌响彻神州，那么气势磅礴，那么雄壮嘹亮。
再翻开五千年的历史，我发现祖国的生命精髓长城——那道伤痕，记载了多少沧桑，又表现得如此顽强，那是一种标识，更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向往
长江——那是祖国的脉搏吧
跳跃着永不枯竭的悸动，挥洒着无边无际的情伤。
黄河——那是祖国的血液，沸腾着、沸腾着，奔涌着，奔涌着，无力不摧，昂着向前，何等的自信和骄傲啊
五岳——那是你的手掌，指着苍凉的天，戳着悲怆的地，怒斥着丑陋的奸佞…… 耻辱和不幸已经成为过去，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的辉煌。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下，无论军事、科技、政治、体育，我们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体育健儿凭借自己的“十年磨剑”，使中国首度跃身体育强国之列。
五星红旗一次次高高飘扬在雅典的上空，雄浑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让无数的华夏儿女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祖国在我心中”，简简单单的六个字，道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的心声。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颗中国心，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奥运健儿奋勇拼搏，屡创辉煌，而每一个炎黄子孙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都会热血沸腾，壮志激昂。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的血换来的，看到胸前飘飘扬扬的红领巾，在我心里，便有了这样一条信念，祖国就是妈妈，国家重于小家，长大后用双手把她建设的更强大。
祖国有广阔的疆土，有辉煌的历史，有漫山遍野的宝藏，有山川五岳秀丽的风光。
思想的野马在奔驰，我用我的心描绘着祖国妈妈，她飘散的长发是千百条悠然流贯的河川，她硬朗而峭拔的脊梁是连绵不断的山峰，而她明亮的眼睛则是洞庭的水，西湖的波吧
祖国是东方的明珠，是亚洲腾飞的巨龙，是远方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
祖国在你心中，在我心中，在我们大家心中
少先队大队长3分钟演讲稿急.........
龙，是祖国的象征，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华夏儿女泱泱的气节，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那就是中国
一想到祖国这个字眼，我就会感到无比的激动，那壮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良的传统……无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祖国，你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神话：四大发明令人惊叹，万里长城举世瞩目，神舟六号遨游太空，北京奥运成功举办，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这些怎能不让我们中华儿女倍感自豪
回首往昔，在我们遭受外国人的欺凌时，你一次又一次地从危险困境中走出来，因为你心中有我们，有人民
你用伟岸身躯来保护我们，我们也要回报于你：爱你，保卫你。
从我懂得要爱国的那一天起，“李大钊”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1926年3月，李大钊为了拯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
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反动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华夏儿女的钢筋铁骨养成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像李大钊这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在我们祖国有何止他一个：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两弹一星的邓稼先、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用碧血丹心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之歌。
他们就算死也要为祖国效忠。
同学们，我们应该为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为这些民族之花而骄傲
我们少先队员也要向这些爱国者学习，就算不能为祖国死，也要为祖国尽自己最大的力。
爱国，不应该流于形式，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我们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不踩踏花草；节约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张纸，节约每一度电……我们从小就要树立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想到祖国以前受到的种种屈辱，我就会在心中燃起一团团熊熊烈火。
我在心底里不断地说：“加油，自己；加油，祖国
”我深知：报效祖国需要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学识，高超的本领。
因此，我要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抓紧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功课，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掌握丰富的知识，增强创新意识，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祖国，你将永远会在我心中占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因为如果没有日益强大起来的你，就不会有我们大家现在的幸福生活，祖国，我永远祝福你
求写一篇给刘和珍的悼词。
急急急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陈独秀。
二十多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
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
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
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
读后颇受启发。
他在日记中记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
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
”又记：“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日记中又记：“我觉得我这次领悟，将以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学问，做新事情。
”看过《新青年》，周恩来还用这句诗来表达他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
”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
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
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
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
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
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
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
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
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
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
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
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
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
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
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
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
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
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
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
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
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
“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
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
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
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
、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
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
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