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位终生独身的作家?
杨朔 写的三千里江山曾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终身未娶，炭过多次恋爱。
给你看一段介绍他恋爱史的文字吧。
杨朔(1910—1968)是山东蓬莱人，在海滨长大，从小就喜欢海，对海的眷恋之情很深，他到海边拾贝壳、海螺，跟着渔船闯海。
“九一八”后，流浪到哈尔滨，学英文、自修诗词、古汉语，颇有功力。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解放军，踏遍了太行山及陕北；解放战争期间，转入晋察冀野战军，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五十年代初，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他还穿过印度洋、地中海，奔波于亚非欧三大洲，多次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他凭借深厚而广阔的生活阅历，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优秀小说和散文，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五十年代后期，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在萧三(作协党组成员、外委会主任)、杨朔(外委会副主任、后任主任)领导下，任办公室副主任。
他们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萧三早年参加革命，是的同乡、同学，又在苏联长期学习工作过，俄文很好。
而杨朔去延安之前就当过翻译，英文也很流利。
这期间杨朔还兼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副主席、党组成员、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与朱子奇轮换担任常驻开罗的中国代表，并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活动。
作协外委会工作，可归纳为：研究、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执行“中外文化协定”（国家文化部同建交国之间签订双边文化往来协定)中，有关文学交流的项目；中外 作家互访；以及“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等活动。
任务相当繁重。
同时，由于他身兼“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的秘书长工作，就需要紧密配合并开展“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工作。
这方面的工作特点是政策性、时间性非常强。
那几年，杨朔的工作太重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常向我们抱怨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简直无法创作。
但他毅然挑起了那副沉重的担子向前走。
杨朔对工作严肃认真。
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强调请示汇报，纪律第一。
由于他不坐办公室，我和林元(散文家、办公室主任)常去他家，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他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每到他家，就匆匆敛起摊放在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地说他近来又睡眠不好、头痛，离不开安眠药。
边说边无可奈何地指指脑袋。
接着，正襟危坐地同我们谈话，倒茶，请吃糖果。
听汇报时，他注意力有时不够集中，眼神发直，边点头，边哼哼作答，给人感觉他脑子里似乎在想什么。
等我们说完，他离开谈话主题，说出他想要说的问题。
这可能是某些爱“走神”的人的一种习惯。
杨朔在工作中，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派作家出国访问，或参加某一国际会议，他对人选、任务(包括发言稿的准备)考虑甚多，要做好充分准备；另一个是很重视“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通过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著作、影响，进行认真研究和准备。
如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关汉卿、杜甫或其他人，影响和知名度较大，纪念的报告稿就容易写；如果是外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名人，也比较好办；但若是外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太大的文化人，那就困难了。
譬如，有一年要纪念亚洲某国一位古代名人，我们找了几个文学团体，才找到一位了解这位作家的学者，请人家写出报告稿来。
后来，在北京文化知识界纪念该作家的大会以后，该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古代作家都有研究，向我们表示感谢。
这说明杨朔工作态度的认真。
在外事活动中，宴请外国作家，是为在轻松的气氛中便于互相交流和做工作。
这些场合，杨朔表现了灵活的姿态。
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爱开玩笑，在一次宴请日本作家时，他对几位女作家说，“你们看杨朔先生Handsome，而且身材魁梧，眼大有神，风度翩翩，可是到现在，他还是位单身汉，请你们给他介绍一位日本漂亮姑娘好吗
”大家哈哈一笑。
杨朔面不改色， 4 笑迷迷地说：“好啊，好啊!我愿意„„”席间一片笑声。
这样的调侃，我遇到多次，而且碰到哪国女作家，就找哪国的姑娘给他作妻子。
所以，杨朔的单身，成了玩笑的把柄。
据我所知，他在年轻时，曾有过山盟海誓的恋人，不知什么缘故，恋爱未成，终身未娶。
据一位熟悉他的东北籍作家五十年代这样说过，“杨朔已经四十多岁了，鬓角上露出丝丝白发，眼角出现了皱纹，每天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好像分不开心，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朋友们都很替他着急。
有一次我和他谈心，他提到有一位女同志常来找他，给他写信，信里有这样两句惹人注意的话：‘一个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为别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我妄加评论地说：‘我看这个女同志很有思想，她很了解你。
’杨朔笑笑说：‘她也许了解我，也许不了解我。
’半个月后，我又到杨朔家里去，他伏在桌子上写《洗兵马》，捏着钢笔，正在冥思苦想，精神非常集中，好像怕什么事情干扰他的样子。
我关心地问他：‘那位女同志来了吗
’杨朔放下钢笔，表示歉意地对我说：‘那位女同志来是来过了，可是来的不巧。
那天我正在写长篇，写得筋疲力尽，刚一打盹儿，她就走掉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但我也听说过一个故事，约在1954 年，他调作家协会工作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此人年轻但不貌美。
这位小姐去看他，谈话间，杨朔竟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弄得这位小姐十分尴尬，不欢而散。
这个故事我仅是听说，不敢保证是否可靠。
杨朔没成家，却非常喜欢孩子。
他弟弟杨玉玮说：“杨朔爱孩子，对孩子感情热情。
小学生们送给他的红领巾，他都珍藏着。
在家里一有空，就同我的几个孩子玩儿。
我的第三个女儿生下来不满周岁，他就抱去作自己的女儿，喜欢得不得了，食必同桌，女儿吃不完的饭，他不嫌赃，拿过去自己吃掉，说这是爸爸应该做的„„”我们到他家时，经常看到有个小女孩儿在他身边嬉戏玩耍。
他每次出国回来，都给娇生惯养的爱女带来好玩的洋玩具。
我们也常常带她到机场去接爸爸，父女一见面，抱着就亲，女儿接过玩具爱不释手。
可见杨朔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不愧是一部歌颂英雄的诗篇，曾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该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断再版，几乎同丁玲获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畅销。
因此，稿费也相当可观。
杨朔用稿费买了一幢平房小院——在东城禄米仓胡同，小院呈长方形，共约十来间房，他占了卧室、起居室、书房和客厅，其余给弟弟一家用，独门独院，环境幽静。
雇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为他做饭、洗衣、照看房子。
弟弟（军人，弟媳是医务工作者）一家另起炉灶。
杨朔的字很难认，说不清是什么体，不如他的文章漂亮、潇洒。
他写的稿子、批改的公文、往来信函，乍一看，你真念不下来，慢慢看多了，也都认识了。
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个看法。
杨朔说普通话，带有浓厚的胶东口音，说英语，语音也带有山东味儿，比如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学他打电话称呼对方“Mr AuAand„„”，尾音拖得又高又长。
不过，他英语还是很流利的。
二 我和杨朔共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1 年春，在日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前后。
这是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前的筹备和会后的总结工作都非常繁重。
杨朔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熟悉并掌握会议的种种情况；我作为他的助手，被指定负责会议筹备的具体事宜，包括资料、经费、前后方联络等多项工作的准备。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六一年春节后不久，由于处在经济物资困乏时期，工作又繁重，我忽然患了肝炎，病得不轻。
领导安排我到西山八大处的第八处（一座古刹，名“证果寺”，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创作之家”）去休养。
在那里巧遇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 5 艺理论家）夫妇、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文艺评论家）和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等人也在休养。
茶余饭后，读书消遣，听他们议论文艺问题，受益匪浅。
那里每人每天还供给牛奶半磅、鸡蛋一个和少许肉类，这在当时已属上等享受了。
然而，我呆了不到半个月，杨朔打电话来，抱歉地说：“工作太紧了，还是需要你赶快回来一块儿筹备东京会议，等忙过这阵子，你再去休养好吗
”我只好以工作为重，第二天就匆匆返回办公室上班了。
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是亚非国家一次非官方的民间性会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作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派出了以巴金为团长、刘白羽（中国作协副主席）、冰心为副团长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还有沙汀、杨朔(秘书长)、林林、李季（副秘书长）、叶君健、杜宣、韩北屏、李芒（秘书兼日语译员）和随团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学文以及高级译员刘德有、李淼等人，同亚非作家代表欢聚一堂，唱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会议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因故未能与会，4 月初，会议结束，与会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分三路去日本各地参观访问。
我收到电报，嘱我迅即去杭州，安排代表团回国在杭休息并总结。
于是，我连夜乘车赶赴杭州，在浙江省作协的帮助下，住进了西子湖畔的花港饭店。
次日下午，忽接北京来电，命我转去广州，代表团改在那里作总结。
浙江省作协的朋友为我办好当晚赴广州的火车票，我急忙赶去广州。
广东省作协安排，把离广州市不远的从化温泉疗养院，作为代表团休养和作总结的地方。
省作协的同志送我到从化，陪我参观疗养院驻地，幢幢别墅式小楼建在青山绿水之间，古朴雅致，环境优美，确是个疗养胜地。
到达温泉的第三天，出乎预料，杨朔匆匆到来，他面带倦容，精神萎靡不振。
住下以后，他说：“开会紧张，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早回来几天„„”言犹未尽，似有难言之隐。
第二天，一起用过早餐，外出散步，杨朔同我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奔腾怒泻，令我大吃一惊，至今难忘。
大意是：东京大会期间与×××共事十分不愉快， ×××作风专横跋扈，处处压制人，又时时利用他„„大会结束后，多国作家去外地参观游览，他没有去，途经香港先回来了„„我感到他受到了压制、打击，心中窝火，气愤已极。
他一股脑发泄出来后，脸色青白。
我安慰了他几句，要他保重身体。
他的怨气似乎也已发完，接着对我说：“算了，按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可我心里实在窝得慌，难以忍受，才把你当朋友一样说给你听。
希望你知道就完了。
反正我也不想再留在作协了„„” 这件事使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我尊重杨朔的嘱告，采取不打听、不传、不核对的不介入态度。
但是，谁又能保证代表团里那么多人不外传呢
过了两天，代表团全体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杜埃，省作协主席欧阳山等人陪同下来到从化温泉。
巴老和大家的精神都好。
老前辈谢冰心精神抖擞，爱开玩笑，听说我从杭州赶来，笑着对我说：“你辛苦了，一个人下雨天还游西湖，碰见白娘子了吗
人家向你借伞了没有
”把大家都逗笑了。
两天的总结会轻松度过。
杨朔在会上少言寡语，避开矛盾。
会后，巴金回上海，沙汀回四川，其余人员回到北京。
从此，我感到杨朔和某某的矛盾渐渐深化，彼此避免接触。
不久，作协外事单位又调来新的领导。
1962 年初，杨朔离开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直到1966 年“文革”前夕。
1962 年，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开罗举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间的交流非常频繁，遗憾的是，作为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的杨朔，却没有被邀参加，也就是说，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不再找他了。
这难道是一个领导人的坦荡胸怀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南大行政区文化部工作时，曾对文化交流工作有所接触，但正式搞外事工作，是在1959 年后。
杨朔对我和林元经常进行外事工作任务、纪律和礼仪等方面的讲解与指导，因为他有经验，很重视外事工作人员该具备的条件和素质。
他常常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政策，讲策略，也讲工作方法。
譬如，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没有 6 建交，所以派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
民间外交能起到官方外交起不到的作用。
杨朔说，我们所搞的一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围绕着民间外交任务而展开的。
根据国际形势，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同黑暗势力做斗争。
根据不同对象，多做工作，但要注意策略和工作方法，不可生硬地灌输，不可强加于人。
要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接触外宾要落落大方，礼仪、着装、宴请外宾的座次安排都马虎不得。
我做外事工作多年，在工作方法、守纪律等方面，都习惯地沿袭杨朔的言传身教，他对我影响很大。
三 1962 年杨朔离开中国作协后，在一些外事场合我们见过几面。
后来，他作为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书记，在开罗驻过几年。
直到“文革”天下大乱，他遭冲击，受到残酷斗争，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有一次我去台基厂对外友协，碰巧杨朔在办公楼一层扫厕所，他猛抬头看见我，脸庞微红，尴尬地悄悄同我说：“他们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无中生有„„”我说了两句安慰他的话，为避免麻烦，迅即离去。
第二年(1967)，在一个外事场合，我又见到他，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了，彼此相见，甚是高兴。
但是，谁会想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1968 年盛夏，“四人帮”搞“清理队伍”，忽然有一天，在我们办公楼——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杨朔!”我感到杨朔又要倒霉了!过了两天，就听说8 月3 日晚，杨朔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直性汉子，不能容忍对他人格的污辱。
可惜，只走了五十八年的人生历程。
令人悲痛万分。
一个好人，一个好党员，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一年级学雷锋演讲稿怎么写
诗人的聚合与诗坛的分化———40年代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述评张岩泉 --------------------------------------------------------------------------------40年代,战争连接着战争,长期的战争环境净化着社会净化着人心,养成了一种具有浓郁战时色彩的社会心态:政治上的超常敏感和认识、处理问题的“简约化”方式。
由这种战争环境和社会心态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一旦投射到文学上面,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即文学的政治功能被无限夸大,文学在想象中成为各阶级集团重要的竞相争夺的对象和决胜的战场,由超常的政治敏感所刺激催生的强烈的“敌情观念”则极为轻易地将一切文学的分歧一律视为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
40年代的文学论辩有自己的特点,与30年代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长期对垒不同,此时这一对峙虽依然存在,但已不在核心位置,更多的是同一政治阵营或政治立场并不根本对立的文学派别之间的论辩。
诗歌界围绕九叶诗派的形成和他们的诗歌道路选择发生过三次分歧和辩论。
它们分别是:《诗创造》的内部分裂,七月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新诗潮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此外,人民文艺论者在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时,将他们视为朱光潜、沈从文晚出的后辈,一并牵扯批评)。
论辩标示了诗坛的分化,同时又促成了诗人的聚合。
一、《诗创造》的内部分裂《诗创造》作者面很宽,但基本队伍却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臧克家周围的年青诗人,如康定、林宏、劳辛等;二是编者杭约赫的诗友,包括后来的九叶诗派成员及其他有私交的诗人,如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
前一批诗人在政治倾向与诗歌观念上和臧克家接近,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后一批诗人大多出身大学校园,接受过较系统的中西文学教育和诗歌影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色彩。
这是一个主要以个人私谊为纽带的松散的诗人组合,兼容并收的编辑方针除了借以营造自由探讨的宽松气氛,可能更是缘于人事上的特殊考虑。
因此,《诗创造》创办初衷,显然不在于创立一种风气,形成一个流派,标示一个方向或探求某种诗歌发展的明确道路,它是年青而热情的诗人们在诗歌的萧条与寂寞中证明诗歌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的顽强努力,对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诗人作品的勉强包容,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包容性的编辑策略固然体现了宽容大度的民主作风,避免了同人刊物的排它性;然而,这种缺乏倾向性倡导和风格化标示的编辑方针,必然是以牺牲主持者独立的艺术追求为代价的,也容易使诗人们的个人特色淹没在一片模糊之中。
换一种说法,缺乏个性的包容还容易为有倾向有个性的诗人流派提供批评口实。
还在创刊伊始,即有人在赞扬《新诗歌》“成为代表人民求解放的强烈的革命呼声、战斗号角”时,批评《诗创造》旗帜不够鲜明。
[1]事实上,《诗创造》从一开始就没有严格遵守臧克家“刊物一定要搞现实主义”[2]的指导。
包容,这是既无奈又明智的选择。
追求战斗性而过于暴露必然遭到政治强权的剿杀;我行我素则只有另立家门,势必不能相安于同一刊物。
在包容中给予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一点生存空间,在允许讨论的恳求中促进私心偏爱而处境艰难的诗艺探求,这是杭约赫主持下的《诗创造》对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切实贡献与有力推动。
如果仅仅以作者与作品数量来比较,那么现代主义诗歌在《诗创造》里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学氛围中却更为引人注目。
所以,等《诗创造》分裂已成定局,杭约赫在后记中承认《诗创造》渐渐稍带同人性质,这“同人”只能是指唐祈、陈敬容、辛笛、唐氵是他们而不会是其他诗人作者。
《诗创造》的分化以人事和编辑思想的变动为标志,据林宏、郝天航回忆:“我们这些朋友,……大目标是共同一致的,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1948年春,林宏、康定、燧伯从外地相继来到上海,开始参加《诗创造》的编辑工作,逐渐在刊物的选稿标准上,林宏、康定等人的意见与辛之,唐氵是等人不时发生矛盾。
前者认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下,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后者则强调诗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之作,主张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的探索”,而臧克家支持林宏他们,多次与杭约赫争论几至面红耳赤。
[2]在第二年第1辑题名“一年总结”的文章中,新的编者正面倡扬,“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要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使诗的艺术性和社会性紧密地配合起来”。
又从反面说明,“我们……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伤感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诗人必须“突破自己”,“摆脱知识分子的习性和生活”。
他们检讨包容性的编辑方针实际是“对于新的好的风格的形成的损害,而且表现了自己阵营内的混乱和作战步调的不一致”。
熟悉《诗创造》前后历史的人不难明白,这些话针对的是什么,编辑方针确实变更了,而诗人的分化也就此铸定。
公正大度不等于没有偏好与倾向,将《诗创造》的“正文”与“编余小记”对照阅读往往就能发现端倪,分歧与矛盾早就存在,而且半公开地表现出来。
相对地说,后记是编者发表私见的场所。
试举数例:《诗创造》第2辑刊出许洁泯的短论《勇于面对现实》,在“尽管”、“然而”的转折语式中,他首先褒扬了激情饱满却不免空泛的任钧、蒲风的战斗诗歌,接着认定今天的“诗文学,是被课以神圣的战斗任务的”,提醒“诗人应该认清现实,看明读者”;而“一切的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也必须是政治内容”,所有的诗,无论诗体形式,“都是政治内容的。
”这篇文章代表当时一种权威性的声音,它要求诗歌应积极参与历史伟大变革,诗人要投身现实政治斗争,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战斗功能。
而文中对现实内容的政治化限定,对诗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性解释(“与其读一百首意境朦胧的东西,还不如聆一篇感人肺腑的叫喊”),体现了当时有代表性的思维模式。
这种带着特定历史烙印又不无偏狭的现实主义诗论,从行文语气到具体结论显然不对九叶派诗人胃口。
陈敬容后来在三篇诗论中均侧面作了驳正①。
本辑《编余小记》立即表示:“他(洁泯———笔者)特别强调诗的政治内容。
这种看法,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新诗距离决定性的结论尚远,它之前的路决不仅仅只一条”,表明编者与作者立论的距离。
《诗创造》第4辑又刊出了与臧克家关系密切的诗人劳辛的《诗的粗犷美短论》,论文从时代、阶级与艺术风格的形成关系入手,强调“今日的中国社会……是带悲剧性的苦难的日子,这时代有着粗犷美的性格,所以我们要求那些能与时代脉膊底拍节符合的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和臧克家的《眼泪》。
作为反证,认为纤禾农细腻和精致的风格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指名批评袁可嘉《空》一诗“无论其气质和表现的手法都是与今天的战斗的时代精神不统一的”。
作者对时代精神、诗歌风格及二者关系的理解、解释简单而直接。
劳辛的批评对象虽选的是远在北平的袁可嘉,但物伤其类,此时杭约赫他们正与彭可嘉等互相寻找,确认共性,企图南北联手,有所作为呢。
这些均足以说明,分歧早已存在,而当矛盾发展到不能彼此包容相安无事时,分裂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二、与七月派诗人的批评与反批评对于来自七月诗派的批评,九叶派诗人很可能猝不及防。
因此,双方批评与反诘的往来也是极不成比例的(这在稍后与《新诗潮》社的驳难中可比较看出)。
九叶派诗人尤其唐氵是对七月派诗人如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
唐氵是他们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
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并寄意《诗创造》负起组织责任。
[3](P8)七月派诗人对九叶派诗人的批评起因颇为复杂,如阿垅在批评臧克家时拉上杭约赫等,“初犊”在抨击沈从文、朱光潜时涉及袁可嘉等。
批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有社会历史观、诗歌价值观的龃龉,也有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但就七月诗派而言,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则相当单一。
就在《诗创造》创刊同月,稍后出现的《泥土》(七月诗派后继刊物和外围刊物)第3期发表署名“初犊”的长篇评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用人身攻击性的粗暴语言横扫“沈从文集团”,包括穆旦等人和《诗创造》社。
原因大概是由于沈从文、袁可嘉此前在《益世报》、《大公报》发文对当前诗坛现象有所评论。
沈从文指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与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
容许大而对于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
诗可作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并对所谓空头“大诗人”、“人民诗人”予以揭示与讥讽,[4](P51)这些文艺观确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观不无吻合之处。
接着袁可嘉则批评“拜伦式浪漫气息的作崇”,而七月诗派恰恰是40年代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派。
沈、袁的评论原本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化批评与感慨,针对性并不强,但前后相继持论相近的表述很容易被对方认为是有计划的联合行动。
“初犊”的反击全面而急切,他先认定沈从文是出卖灵魂制造毒药的文艺骗子,接着说袁可嘉等人只会“玩弄玄虚的技巧”,而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力、慵惰,因而寻找‘冷静地忍受着死亡’的奴才式的顺从态度”,称他们为“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是应大力扫除的对象。
最后评论《诗创造》“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这正是我们的敌人该打击之。
”历史地考察,这是第一次将流派形成之前的九叶派诗人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有共同政治倾向与相似艺术特色的“准流派”来评论,虽然是不伦不类地置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名下。
答复在四个月后,在第5辑后记中,编者(杭约赫)希望诚恳与善意的探讨能够清除泼妇骂街式的粗暴习气、宗派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革的狰狞姿态,因为“生活在这个窒息的地方,黑色的翅膀时时在我们旁边闪动着。
还能够呐喊能够呼号的我们当向他们学习;在挣扎苦痛之余发出一点‘呻吟’,或有时为了烦恼和忧患发出一点‘低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1948年8月,唐氵是在回击《新诗潮》社的指责时旧话重提,认为《泥土》对穆旦、郑敏的批评,是由于直觉推论方法的误解,自我扩张的结果导致自蔽更昧于人。
[5]这就更象流派发言人的自辩与反驳了。
阿垅全面代表了七月诗派对九叶诗派的批评与批判。
阿垅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理论家,并且他把诗派已有的某些偏狭发展放大了。
阿垅诗论的首要主题是将诗的探求引向人生与政治的讨论,他1943年的文章《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从题目就可见一斑;其次是反复申张诗的情绪本质,认为“它们要有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仿用恩格斯人物典型定义,将情绪作为诗歌结构元素的基石。
而九叶派诗人,主张诗在反映现实之余仍然享有艺术生命,认为对于激情的热衷是现时诗坛最大的迷信之一,应将激烈的情绪转化为沉思的经验。
再扩大地看,相对七月派诗人浪漫主义的激烈单纯、理想主义的热情乐观和英雄主义的坚定自信,九叶派诗人对40年代末期的社会历史态度确实有些暖昧,对个人投入时代及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疑惧,对人类命运深怀忧虑,这是激情的现实主义与沉思的现代主义的碰撞。
据查(可能不全),阿垅涉及九叶派诗人的批评性文字近10篇,其中《〈旗〉片论》(1948 3 23)[6](P251)值得单独分析,不仅因为它是针对九叶派诗人的专论,不属于“顺便一刺”的批评,是40年代对穆旦屈指可数的有份量的长篇评论;而且,它以个案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批评家敏锐不凡的感悟怎样转化为头足倒置的偏见与成见。
阿垅在此文中对穆旦的抗战诗作做了全面检阅,当然,政治意义的索求几乎完全取代了艺术形式分析。
阿垅开首谈到初读穆旦诗集《旗》时那种惊心动魄永不平静的体验,油然回想15年前的军旅生活,感觉强烈而奇特的感情的袭击与吸引,使自己狂热地倾慕又冷酷地拒斥。
这一“奇特类比”表明阿垅已经探入穆旦诗歌的灵魂:深刻的矛盾与巨大的痛苦,以及冲突无法化解所导致的灵魂撕裂的尖锐失衡,雄健坚忍的气度与沉郁冷硬的风格,备受压抑的诗思内核要挣脱诗形的躯壳奔腾而去。
批评家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深沉浑厚而矜持自觉的生命在走向圆熟澄明之前的搏求与挣扎,站到了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幽深入口。
然而,社会历史观与思想方式的隔阂限制了他,不同的艺术价值观念和艺术感知方式阻碍了他,面对这些惊世骇俗新鲜刺人的作品,阿垅作了另外的解说。
如穆旦的《赞美》一诗,本是诗人对一个民族在抗战中挣扎奋起的“带血的”深沉祝祷。
在表现上,为了突出人民艰难的主题,诗中大量铺叙了历史与现实的深长的忧患、屈辱和巨大的荒芜、毁灭,雕塑了人民“受难的形象”。
作为对于人民或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描写,是真实有力的,胡风也曾反复告诫人们注意发掘人民原始强力下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对此,阿垅进行了先扬后抑的评论,他说:“在《赞美》和《控诉》中,对于人民,似乎突入了世纪底背光面而称颂了他们,信赖着他们底地下的力而为他们的负荷和创痛发言。
可是这一切结果却是宿命论或者定命论的”。
诗人着力展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前的历史“负荷与创痛”,批评家则以人民在抗战中的现实表现为立论背景,从而认为诗人偏于“世纪底背光面”的抒写是将战斗着的人民形象“凝固”在苦难的宿命上,对于人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认识,穆旦偏于消极面的揭示,而阿垅侧重积极面的颂扬,穆旦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前的创痛挣扎,而阿垅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后的意气昂扬,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区别十分显然。
三、与《新诗潮》社的论辩《诗创造》曾因对现代派诗的“包容”而得到“不够前进”的批评,当《中国新诗》为九叶诗派别标新格的诗歌道路选择张目时,更严厉的斥责随之而来,发难者是《新诗潮》社。
此时,伴随政治交锋与军事决战的白热化,形势日趋明朗。
这些批评者已没有丝毫的耐心来作不同风格流派的比较,当然,在他们眼里,艺术问题早就与政治胶合不分了;因此《新诗潮》社诗人的批评是从新诗发展方向的政治“高度”来进行的。
他们举办茶会,接连撰文,逐期对《中国新诗》进行批判。
张羽的《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1948 7)首先认为《中国新诗》的作者构成是“上海的货色”与“北平‘沈从文集团’的精髓”的合流,“集中国新诗中的一种歪曲倾向的大成”;然后对穆旦、郑敏、陈敬容的创作和唐氵是的诗论一概否定,杭约赫的《严肃的游戏》庄肃之义出以诙谐风格,也被讥讽为绅士作风;最后判定仅出一期的《中国新诗》“已经走向了一极端恶劣的道路”,里面充满了个人主义、才子佳人、没落阶级的流行通病。
在堆砌了大量“罪状”后说“实在是中国新诗的恶流”。
舒波的《评〈中国新诗〉第3辑》(1948 8)沿袭了张羽的思路与观点,继续认为《中国新诗》是“无廉耻的‘白相诗人’集中的大本营”,他以解放区“人民文艺”的枪杆诗、墙头诗、报告诗、朗诵诗和李季等人的民歌体新诗为评判尺度对照《中国新诗》的作品,除杜运燮外,九叶诗派的所有诗人无一幸免都享受了一番粗暴批评。
除了对知识分子“情调”照批不误”“朦胧、暖昧、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也受到挞伐。
结论依然是《中国新诗》代表今日诗坛的逆流,“所以,在今日开展诗歌批判运动,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语气已十分冷峻尖锐。
在此之前,《新诗潮》社还出面举办茶会,对《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进行讨论,认为陈敬容的诗故弄玄虚,没有抓住现实,是与人民无益的“糊涂文学”。
紫虚、吴视等人的意见较为宽容,认为大众化不应完全排诉知识分子的特殊爱好,但平实的议论很快淹没在暴烈的批判之中。
[7]九叶派诗人的反应迅捷而全面,袁可嘉发表《诗的新方向》的评论,结合两辑作品,着重指出《中国新诗》出现的双重意义:一是具体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在诗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破例合作,二是代表着新诗发展多种路径的可能。
唐氵是1948年8月刊发长文《论乡愿式的诗人与批评家》,正面的申说与反面的讥讽双管齐下,并且由于对方攻击的无端和用语的刻毒,本文也有冲动性的言辞,平和冷静的心态终于稍稍失去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唐氵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业已认识到这种空洞浮嚣的政治化批评何以能够振振有辞蔚为风气,他在文中括号内加注:“当然,如果没有假借时代激荡的力量,它们当然不能风魔别人”。
《中国新诗》第2辑的《编辑室》也可视为一个答复,“杭·祈”重申办刊宗旨,并表示“我们要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道路”。
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宣传和贯彻,国统区的人民文艺运动逐渐蓬勃高涨。
继左翼文学思潮之后,一场全面而严密的文坛整风运动随即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展开。
客观地说,九叶诗派与人民文艺运动之间存在不小距离,后者服膺于当时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政治形势,在文艺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和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等原则问题上,代表了时代主流方向。
人民文艺论者对40年代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部分地包涵了对九叶诗派的某些批评。
气氛已不适宜九叶诗派“新诗现代化”的探索,他们勉力支撑半年以上,终于园地丢失人员星散,一个流派和它所代表的40年代现代诗运动也偃旗息鼓。
中国摇滚乐发展史
1990年的流行音乐依然处于困境。
摇滚乐的兴起，亚运歌曲的创作、港台音乐的继续风行是三个主要事件。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界新民歌、摇滚乐、流行乐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
摇滚乐的兴起是1990年流行乐领域第二引人注目的事件。
摇滚乐虽有一批成熟的听众，但由于语言、文化、音响设备等多方面的限制，欧美摇滚乐的传入受到相当影响，听众人数也有限。
前文已提到，1984、1985年间，北京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已开始自己的演唱尝试。
其时，王迪与丁武在一起制作简易的架子鼓和音箱。
在京的外国留学生大卫·霍夫曼和埃迪等人组成“大陆乐队”（即“ADO”乐队的前身）；崔健、刘元等人组成了“七合板”乐队；严刚、孙国庆、李力、李季、臧天朔等人组织了“不倒翁”乐队。
其间，日本电影《阿西门的街》，1985年美国“威猛”乐队的访华演出都起到了传播摇滚文化的作用，而大批欧美在华留学生更直接把摇滚音乐带到中国。
1986年初，崔健、刘元、埃迪、虞迸等人组成乐队，参加“孔雀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未能入选；同年5月9日，崔健等参加了献给世界和平年，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
以一曲《一无所有》作为内地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传达给听众。
自1986年至1989年间，崔健与“ADO”乐队合作，相继推出一批作品，日益扩大了摇滚乐的影响。
另一方面，摇滚作为一种广告用语，频繁出现于流行乐领域。
特别在“西北风”时期，王迪、孙国庆、田震、崔健被合称“四大摇滚”；越来越多的尝试者开始从事摇滚乐的自娱演唱。
1987年，窦唯、李彤等组成“黑豹”乐队；1989年，蔚华、高旗、营军等组成“呼吸”乐队；臧天朔、李力、程进、秦齐、金浩等组成“1989”乐队；王晓芳、肖楠、虞进、杨英组成“女子摇滚”乐队；刘义君、丁武、张炬等组成“唐朝”乐队；常宽等组成“状态”乐队；“ADO”乐队此时则有埃迪（马达加斯加）、布朗什（匈牙利）、刘元、张勇光等人加盟。
在广州，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于1987年组成“新空气”组合，开始从事摇滚乐的创作。
1989年下半年，摇滚乐在北方获得很大发展，各乐队均尝试自行创作，并频繁举办各种“Party”——摇滚聚会。
1990年2月，“ADO”、“状态”、“呼吸”、“女子”、“唐朝”、“1989”六支乐队联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产生巨大反响。
1990年1月，广州“新空气”组合在上海举行“太阳神新空气上海演唱会”。
同年，上海摇滚乐也异军突起，聂钧、马鸿鳖、赵惠民、梁伟信组成“电熨斗”乐队；叶亏夫、周紫峰、郑南、毛文军组成“重点工程”乐队；黄志健、唐荣芳、胡昌建、夏薇青、陈林组成“太极光”乐队；戚彦、董晓声、柴勇、凌勇等组成“学士”乐队；金武林、张克威、罗汉、杨茹文组成“特混”乐队；姜小雨、徐风霞、戴鸿飞、王慧、郑蕾、郑群欣等组成“女子”乐队；并于7月29、30日在上海黄浦体育馆举办了“新开发’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
除上述组合外，侯牧人、张楚、王迪等也在从事个人摇滚音乐的创作。
这一时期的摇滚乐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创作亦大体处于起步阶段。
一些乐队采取与海外公司签约的方式展开活动，另一些乐队则热衷“走穴”，主要的活动方式仍是举办“Party”。
乐队的分合重组相当频繁，新乐队在不断涌现。
这是90年代摇滚乐发展的状况,我个人比较关注这一时期的远传音乐发展,建议你差一些书籍,以金兆钧、郝舫等资深内地乐评人的出版物为主，他们的介绍比较像是可靠，而且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诗歌分成几种
作文分成几种?怎样分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
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
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
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
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
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
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
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
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
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从大体裁方面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一般作为小作文） 从命题方式上分：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自由命题作文（很少） 从出题形式上分：话题作文、材料作文、看图作文 1、记叙文的分类 （1）从内容及表达方式分： ①简单记叙文。
②复杂记叙文。
（2）从写作对象的不同分： ①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
②以叙事为主的记叙文。
③以写景为主的记叙文。
④以状物为主的记叙文。
（二）说明文： 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用来介绍或解释事物的状态、性质、构造、功能、制作方法、发展过程和事理的成因、功过的一种文体。
1、说明文的分类 从说明对象（内容)分： ①实体事物说明文。
②事理说明文。
③科学小品文。
从语言表达方式分： ①平实说明文。
②文艺性说明文。
2、说明文的特点： （1）内容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2）结构上具有清晰的条理性。
（3）语言上具有严密的准确性。
（三）应用文： 应用文是一种切合日常生活、工作及学习的实际需要，具有一定格式、篇幅短小、简明通俗的实用文体。
1、应用文的种类： （1）书信类： 一般书信、专用书信（感谢信、表扬信、慰问信、介绍信、公开信、证明信、申请书、建议书、倡议书、 聘请书）、电报、汇款。
（2）笔记类： 日记、读书笔记。
（3）公文类： 命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十三种。
（4）宣传类： 广告稿、演讲稿、板报、新闻、通信、产品说明书。
（5）告示类： 启示、海报。
（6）礼仪类： 请柬、祝辞（贺信、贺电）、唁电、唁函。
（7）契据类： 条据（收条、借条、领条、欠条、请假条、留言条等）、合同（协议书）、公约。
（8）传志类： 传记、地方志、家史（校史、村史）。
（四）议论文：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方式，通过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主张的常用文体。
（1）、议论文的分类： 按内容目的分： ①一般性议论文。
②评论。
③杂文（随笔、杂谈、笔记）。
④读后感。
按论证方式分： ①立论文。
②驳论文。
要素六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多为记述文）记叙文的真正要素： 故事主题点 素材侧重面 情节串联线（含起因，经过，结局事件）说明文要素： 客观 清晰 鲜活议论文要素： 论点 论据 论证的堆砌原则1.开头的写法 开头的写法：万事开头难，写作文也是如此，但文章的开头很重要。
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背景法：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景等背景。
(2) 人物法：交代文章所要描述的主要人物或有关人物。
(3) 主题句法：提出一个观点或论据作为文章要阐明或论述的主题。
(4) 问题法：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出文章的内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
(5) 惊语法：用令人感到惊奇的句子开头，激起读者的兴趣。
(6) 故事法：以讲故事的形式作为文章的开头，在此基础上展开文章。
多用于记叙文，也可用于议论文。
(7) 数据法：引用已经被证实的数字来引起话题。
(8) 引语法：引用名人名言或常见习语、谚语等作为文章的开头。
(9) 定义法：常见于对标题下定义，然后通过举例、逻辑推理等方法加以详细说明。
（10）夸张法：以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为前提，吸引读者 （11）侧面转折描写：从另一个方面来烘托文章主题，引出下文。
(12）设置悬念：激起读者的兴趣，文章格调升华。
2. 正文的写法 (1) 演绎法： 从一般到个别。
把带普遍性和概括性的句子放在段首，段落中其他的句子就是对主题句的具体化，是对主题句的具体说明。
(2) 归纳法： 从特殊到一般。
具体、个别的事例出发，总结出一般的规律。
3.结尾的写法 (1) 简要评价或作结论：文章的最后几句概括全文内容，并进一步肯定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作者的观点。
(2) 首尾照应句： 回到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题句上，达到再次肯定或强调的效果。
(3) 用反问句结尾：虽然形式是疑问句，但意义是肯定的，具有很明显的强调作用，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4) 提出展望或希望：对未来提出展望或希望，号召读者为此而行动。
(5) 引用名人名言、谚语、常用习语结尾如何提高作文水平 1、细观察。
细致观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金钥匙。
只有仔细地观察，才能从生活现象的矿藏中发现碎金璞玉，于泥沙混杂中攫取闪光的宝物。
不掌握“观察”这把开门的金钥匙，作文的“铁门”是坚决跨不进去的。
2、多阅读。
广泛阅读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前提条件。
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多读书。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我们强调既要多读，又要选择地读，更要读进去，理解所读文章的结构技艺，语言特点”等。
3、常练笔。
经常练笔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关键。
要想入作文的大门，并求得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多练。
谚语说的好：“文章读十篇，不如写一篇。
”这就道出了作文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写日记是一种有效的练笔方式，天天坚持写日记，以后作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4.发挥想象力。
5.多读书。
6.多借鉴别人的好文章（不是抄袭）多去借鉴别人的意见 。
7.多听别人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