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天价彩礼写一篇作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天价彩礼”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笔者也曾赴实地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
与许多媒体关注到的彩礼的高低、经济的贫困等问题相比，最让笔者纠结和愤懑的是，在相关报道中，涉事女性完全被当成了商品，在所谓的“人市”上公开论价，而在女方父母的口中，女儿出嫁就是“卖了多少钱”。
在笔者的知识阅历中，人可以成为商品，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年代，一些困苦的家庭为了生存、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不得不卖掉亲生儿女。
这是被生活逼到绝路的无奈之举，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悲剧，在那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才是首要的；另一种情形是史书上所描述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的人口买卖，它反映了愚昧、落后、残酷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
无论哪种情况，都已成为历史。
然而，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居然还会出现父母以婚嫁为由出卖自己女儿的现象，尽管这与人贩子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性质不同，但完全是一种人伦、价值的扭曲，是文明的倒退，应该给予强烈谴责。
人与物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尊严、有人格、有思想、有感情，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无视尊严、人格而卖女是一种非常野蛮与无耻的行为。
说其野蛮，是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倡导尊重人权的文明社会；说其无耻，是因为仅仅为了钱，人格尊严就可以被主动地赤裸裸地出卖。
在“人市”上，以谈婚论嫁的名义讨价还价，女性完全被物化、商品化、人直接成为交易对象，这意味着明目张胆的蔑视与侮辱。
不仅作为被出卖者的当事女性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这桩沦为“买卖”的婚姻中的另一方也毫无尊严可言。
正是因为这种缺乏对女性意愿的尊重，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在女少男多的环境中，为了眼前的利益，人们的婚姻观念轻易就跨过了对女性、对婚姻的尊重。
如果说贫困是导致“天价彩礼”的原因之一，那么，物质的贫困并不可怕，无视尊严与人格、把婚姻和人作为商品的行为比物质的贫困更加可怕，是另一种更可悲的贫困。
遏制“天价彩礼”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的作为刻不容缓，移风易俗、倡导文明婚俗势在必行。
使婚姻能够回归到正常的轨道，让生活回归到本来的面目，这是广大群众所深深期待的。
据了解，“天价彩礼”的出现，源于人口比例失调、贫困等原因，但笔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其中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包括“传宗接代”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落后的婚俗观念的作祟。
反对高额彩礼，更大的意义则在于对女性“四自精神”的唤醒、主体意识的塑造，这或许是更重要的
对于天价彩礼你怎么看
古语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年过四十的我，常自感参透了一些道理，可以放得下一些东西，不再计较生活的点点滴滴，然而2010年4月3日下午听了刀会祥同志的事迹汇报后，我的内心都久久不能平静。
刀会祥同志，用他45岁的生命历程，认真践行着“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承诺，他那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精神；严格执纪、公正廉明的精神；热爱生活，甘于奉献的精神，完整地向我们诠释了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兄长、朋友鲜活而精彩的人生。
虽然同在一个县工作，我却并不认识刀会祥同志，但是这个陌生的生命，给了我最深的感动。
刀会祥同志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源于他刻苦学习、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他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感；源于他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源于他对家人、同志、朋友的真挚感情。
自1984年10月参加工作以来，他把毕生的心血和才华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工作，用自己的真挚和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志，单位的同事现在每谈到他的点滴往事，无不泣不成声，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不平凡的生命，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展示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特征，为党员干部及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为一个在景谷工作的同龄人，在被刀会祥同志事迹感动的同时，我也在思考，与之相比，我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
第一、要学习他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做履行岗位职责，创一流业绩的模范。
每个人的岗位分工不同，职务高低不同，可做好工作、履行好职责是最起码的要求。
要学习刀会祥同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要向刀会祥同志那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真抓实干、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创造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业绩。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刀会祥同志心系群众、一心为民，深受正兴镇老百姓和干部职工的信任与爱戴；作为一名县纪委的纪检监察干部，他业务知识扎实，是纪委监察局查办案件骨干。
从乡镇调到县纪委监察局案件审理室工作以后，他刻苦钻研业务，很快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为了掌握办案程序，熟悉案审业务，了解政策法规，他查阅之前的所有案件材料，学习了许多相关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知识，在他使用过的笔记本上到处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学习笔记，经他整理的案件档案，现在还整齐地码在档案柜里。
在案件审理实践中，他认真审查每一份案件材料，按要求提交案件审理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经纪委常委会或局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给予相关当事人党纪政纪处分的案件，他都亲自下到基层相关单位和部门，指导基层单位和部门党支部、行政领导班子开好会议，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和处理意见。
他始终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个案件，坚持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二十四字办案方针进行。
第二、要学习刀会祥同志严格执纪、清正廉洁。
17年的纪检监察工作，在对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上，他从不徇私情，也不受外界的人情干扰，严格依纪依法办案，无论人情关系多么复杂，无论其职位高低，资历长短，就算对自己的亲弟弟，他也始终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违纪必究、执纪必严。
面对再大的心理压力，再大的误解，甚至恐吓威胁，他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准则，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
第三、要学习刀会祥同志热爱生活，甘于清贫。
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今天，许多人追求奢侈，安逸的生活，抽上千元的香烟，天价服饰成为人们的时尚追求时，刀会祥同志没有因为生活的拮据而失守信念。
他是凡人，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对年迈的母亲，他想多一点照顾，尽一份孝道；对在环卫站做临时工，身体不好的妻子，他想多一点关心，给一份依靠；对乖巧懂事的女儿，他想多一点爱，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可面对他热爱并始终坚守的事业，他只能选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到医院守护病重住院的母亲；他只能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尽量不让妻子操心；他只能给下晚自习回来的女儿抬洗脚水，教育她心灵的富有是最大的富足，让她勤奋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他是个不平凡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永远是他的宗旨，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赢得了同事的尊敬，赢得了家人的爱戴，他用实际行动感动着、鼓舞着、激励着身边的人。
第四、要学习他严以律已，乐于助人。
给人玫瑰，手留余香是我们大家都懂的道理，可前提是我们手中得有能给人的玫瑰。
家庭收入不多，甚至可说是拮据的刀会祥同志，在同事、亲戚、朋友遇到困难时，却从不吝啬伸出援助之手。
家乡的老人，都曾收到过他买的糖果，每次向困难户，灾区捐款，他都积极参与，在汶川大地震中，他从不多的家庭收入中拿出300元缴纳了特殊党费。
他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吃，他精打细算；穿，他朴素整洁；行，他靠一辆自行车。
一直以来，他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一各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刀会祥同志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用心解读他故事的人，他是如此纯粹，如此的无私，又是如此的坚定和执着。
他的事迹，使我在心路历程的跋涉中看到了最美的景色，最精彩的人生。
当今时期经济日益发达，生活在其乐融融的和平环境中，远大理想的缺失常常使我们对人生的思考陷于困惑和出现盲点。
我们的职责更多是需要执着地坚守，尽心地履职，需要在普通岗位上，一丝不苟，尽职尽责，需要像刀会祥同志这样平凡地付出，像同志所说的那样“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
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人生中，成就事业，诠释我们自己精彩的人生。
故人云：“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刀会祥同志的事迹，对我是一种动力，一种激情，一种追求，一种骄傲
在他的鼓舞下，我会坚定自己的信仰，踏实工作，为景谷加快发展，和谐发展而努力。
刀会祥同志虽然走了，带着对家人的爱、对事业的执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但他的精神，他的信念将永远激励着每一个人。
近来,天价彩礼这一话题作文
“彩礼”多半是盲攀比跟风的“恶果”。
“天价彩礼”的产生虽非一日之功，但若要得到有遏制也不是不可能。
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给孩子婚礼确实希望的盛大一点、隆重一点，毕竟是人生大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长们对于“天价彩礼”毫无怨言。
就拿那“一动不动”来说，即便在农村，那“动”的小汽车有便宜有贵，选择弹性还大一些，可以根据个人“腰包”决定，但是那“不动”的房产却需要根据市价决定，即便面积小点的也要几十万，这还不算那“万紫千红”啥的。
很多民众都是在被恶风恶俗推着走,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方,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因此,在根治天价彩礼的问题上,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来推一把。
地方政府要理直气壮地管起来,有关方面要负起主体责任,要主动作为,指导引导各乡各村因地制宜制定乡规民约,提升这一问题的基层治理能力。
当然,基层政府必须注重方式方法,不要简单粗暴一刀切,要“巧作为”,才能贴民心,解民忧。
要善于动员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汇聚各方智慧,激活民间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张易镇田堡村曾用“红白理事会”对村中大操大红白喜事的行为进行监督劝诫,起到了良好效果。
谢谢你的倾听，英文
我上次英语演讲比赛的时候，把演讲稿给我们美国外教看。
他直接把我最后一句“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删掉了，只留下一句“thank you”。
我想，其实他们外国人并不喜欢在发言完说这句吧。
高分悬赏演讲稿
近年来，在助人方面出现的个别现象，让不少人一时间产生了一种道德恐惧，并发出“好人难做”的感慨。
于是，面对摔倒的老人，有的人望而却步了。
众所周知，“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长期以来，社会上也在不断演绎着这样的动人故事。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出现了个别偏离道德标准的现象。
比如，有时候，路边摔倒的老人没人搀扶;有人与歹徒搏斗，没人相帮;有人不幸落水，无人搭救…… 于是，有人感叹：“道德滑坡，好人难寻。
” 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早在2011年9月27日上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举行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新闻发布会，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
会上，王世明也对中国人“道德滑坡”一说作出回应。
他认为，评价中国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从事实当中得出结论。
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
他对三个方面的事实进行分析后说：“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道德、讲道德的民族，文明古国就是文明古国。
这是主流，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的基本面貌。
” 王世明称，扶老携幼这种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来说，我们的态度就是应该去做，不能不做，没有二话可说。
事实也印证了王世明的观点。
“好人好报”需要制度撑腰 一边是“好人难做”的感叹，一边是有很多人仍无怨无悔地践行着公民道德。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有个别好人受到了伤害，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不少人仍相信“好人有好报”的亘古道理，并坚守着自己的良知。
基于此，有人建议“要保护好人，让好人有好报”。
央视《道德观察》主持人路一鸣在其微博中说：“道德本身相当脆弱，没有强硬的制度作支撑，道德自己是挺不起腰杆的。
几个判例，就可以改变我们从小受了十几年的‘助人为乐’理念，击垮人心中的善意。
那些站在武汉88岁老人身边围观的人，未必都是铁石心肠的看客，但让良心去对抗可能的恶意，谁为他们撑腰
” 一位网友发帖说：“在处理类似的案件中，司法机关究竟该保护什么
值得思考。
别忘了，法院的一纸判决能推动道德的进步，也能促使道德的退化。
” 其实，理性地看，做不做好事，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也成了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因此，有观察家指出：“相关部门应当建立保护好人的机制，降低做好人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
比如，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
” 《半月谈内部版》执行主编王新亚为此曾撰文说：“面对‘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等现实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
无疑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大多都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我们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
” 王新亚说：“ 说到制度保障，当务之急就是司法保障的完善，一定要让公德行为者免受利欲熏心者的反噬，再者就是行政法规的完善，让公德行为者能够享受应有的人身、利益保障。
” 王新亚还建议：“ 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不仅要保护有德者，还要惩罚失德者。
必须建立对失德行为的有效惩罚制度，让失德者遭到人人鄙夷、人人反对，而不是人人羡慕、人人效仿。
当每一个有德者都受到尊崇，每一个失德者都遭到唾弃，道德自然会成为人们向往的追求，道德之风也自然将回归社会的主流。
值得欣慰的是，公民道德的体制机制保障建设已经引起国家重视，相关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 让道德之光温暖全社会 近日，江苏镇江一位75岁老人病发昏倒路边，一位女孩和三位保安果断进行救援。
在“彭宇案”逐渐产生“晕轮反应”的背景下，在“救人有风险，救前需思量”的流行语境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人们关于“扶与不扶”的争论。
这种正面的回应，剥离了个人利益的算计，纯粹而温暖，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曾经发生过个别“救人被告”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的主角以及他们的“悲情”让人心生寒意，但这不能成为“麻木不仁”和“见死不救”的借口。
武汉一老人摔倒后因无人救助而死亡的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心。
不少人暗自思量：如果当时伸手去扶一把，老人也许就能得救。
然而彼时路人却都“害怕惹麻烦”，避之唯恐不及。
而镇江的这位女孩和三位保安遇到相似情况，却能够勇敢地上前救援。
这里面除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和他人起码的信任外，更多的是对人性和良知的坚守，而这恰恰是当今社会需要倡扬的精神元素。
当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社会弊病并不能代表社会全貌。
就在各种关于“人性冷漠”、“道德滑坡”的提法甚嚣尘上之时，许许多多温暖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
在赣州南门文化广场，一位交警俯身背起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最美奶奶”柴小女奋力救起落水孩子不幸牺牲;“板凳妈妈”许月华37年带大138个孤儿……听着这些柔软的故事，我们还能断定当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吗
拿“搀扶老人”来说，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讹诈”现象，但终究难以掩盖“救人受称颂”的光芒。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审视一下社会、人心。
如果用心去品味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就不会对少数人“因行善被讹诈”的个例太过敏感，就可能在该出手时，勇敢地伸出手。
此外，不妨做一些换位思考。
如果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审视一下“摔倒不扶”与“见死不救”，不免会黯然神伤。
青丝变白发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今天因为“有人被讹”就放弃“尊老爱老”、“见义勇为”的良知坚守，我们能以什么资格要求下一辈“搀扶我们”
基于道德层面的救赎，归根到底离不开对人性和良知的坚守，离不开道德的自觉，镇江女孩、保安不怕惹是非果断救人是个典型案例。
对于他们的义举，我们理应去学习和践行，见贤思齐有助于形成全民的道德自觉。
培根说，“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
全社会都奉行尊老爱幼、扶危济困，正是我们要追求的道德理想。
（如能帮到您，望您采纳
谢谢~~）
擅长写英语演讲稿，并且能为我指点演讲技巧的快来看就这么一周时间
高考季，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队伍展开较量;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两千一晚上;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休息，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某县城，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烧天价香……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恐惧，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在离它一步之遥时，我逃开了。
起初，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
这是1994年初，我读高二。
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
从进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大学。
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想方设法，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再继续混惨白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阅读、写作、去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
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阅览室看书。
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
当小城飘起了第一场雪，道路变得泥泞，我厌倦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
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现在的情况，不宜再回学校。
他思索了一下说：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
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元，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20年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说，你还小，在家写作不现实，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
要是觉得中学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
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
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孩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
我和他接触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他已经联系过了，可以入学。
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更要命的是，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倒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只蝙蝠。
”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
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
那晚，对着窗外的风，我哭了。
一方面是对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
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个预备状态，现在，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打出天地，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
每个人都像蚂蚁，目标明确地忙着自己的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
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大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世纪初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
想想看，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订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
但人毕竟是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
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
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20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
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香气炸开，蓬勃似有隐形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
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
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
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很多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
但同时仍然在写着，投向各个报纸杂志，上帝保佑，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