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始作俑者“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少人以为胡适真的说过这句话。
这是当代史上一个新版本的“三人成虎”。
早在2003年，谢泳就在《新民周刊》发文指出，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许多人由另外一番话曲解、改编的,与胡适原意恰好相反。
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收有冯友兰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一文，谢泳读到了这番话:“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
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他推测“历史是个任人打份的小姑娘”的流行可能与此有关。
冯友兰此文最初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
数年后，胡文辉又进一步发现，早在1952年研究宋史的漆侠在《胡适的实验主义与其历史学的反动本质》一文说：既然胡适认为 “真理”是 “人造的”，于是胡适也就认为历史也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制造出来的。
胡适在 “实验主义”一文里曾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这就是说，历史可以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观意志就成功了。
（《漆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尚钺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则移花接木，直接在“实在”那段话前面添加了“历史”这个词：这就如胡适在其所著 《实验主义》一文中认为历史 “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装扮起来……”这些发现补正了谢泳的看法。
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出一个轨迹，正是在1952年到1955年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漆侠、尚钺、冯友兰等人一同使得所谓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流传开来，并以讹传讹。
直到今天，很多读书人一谈起历史动不动就要搬出这句话来。
胡适的进化论史观胡适到底如何看待历史
简而言之，他的历史观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他在《实验主义》长篇演讲稿中就说过：“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
……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
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进化论在他生命中的烙印实在太深了，少年胡适在上海初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被深深吸引，连他的名字也来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
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接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也都与进化论相关。
所以，191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自述抱负（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
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瓜熟蒂落”。
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
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
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
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
……吾个人之态度则是， “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
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
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 “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在这里，他的进化论史观是清楚的，不仅影响着他对现实的判断，同样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因此总是乐观地相信以后会更好，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即可。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其中第四篇就讨论“进化论与名学”。
当他在美国倡导白话文学之初，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梅光迪不敢苟同，他们相交多年，书信往还不断，梅对他过度信奉进化论深为不满。
1916年7月19日写给他的信里直接指出：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
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 （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
若以为ImagistPoetry，及各种美术上 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
梅在两天前，7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讨论“文学革命”，对于胡适提倡所谓“廿世纪之活字”感到惊讶，认为所谓“廿世纪之活字”并非廿世纪人所创造，还是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的，“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纪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诸古人者，足下习文哲诸科，何无历史观念如是
”他说“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
”他在这里直接点出胡适缺乏历史观念，也就是太相信进化论了。
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到底什么是历史
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乐黛云为《梅光迪文存》写的序言中看到这番话，“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深受启发。
1917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国学生》月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陈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原文虽已收入《梅光迪文存》，却一直没有译成中文，于是我托朋友将全文译出。
一开篇他就直指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中国那些美好的往日， “人的一辈子，出生、顺命、奄然化去”，过去的两千余年庶几如此。
于人而言，生命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是其所有先辈的后嗣。
他确信祖先绝对可靠，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进化论改变了这一切。
人不再回眸那消逝的小巷，而将目光转向山顶；他探索着那些头脑简单的祖辈从未向往过的领域，渐行渐远。
……在这个复兴的时代，绝大部分伏尔泰式的主张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传统的桎梏太顽固，得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与光芒，才可以摆脱。
而节制的美德容易被人忽视，在动荡与狂热中尤为如此；我们凭一时冲动行事，容易从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承袭一切；现在呢，要破除全部的传统习俗。
这种藏在人性里的巨大的破坏欲，若不加以约束，会任意地毁灭一切。
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
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之先，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
如此，历史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
有且仅有如此，我们方可期望得着明确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谬误，辨别必然或偶然。
因此，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
以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两种文明的优缺点,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选择接受或拒绝，因为没有什么事物的价值能以一时的成败来判定。
如果说胡适深受其老师杜威等人的影响，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同样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影响，多年后，他回顾往事，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指出，“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
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
……在中国，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的权威和中心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痴迷。
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得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变革。
”就是在这样突变的时代，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遇到了白璧德。
他这样概括――“白璧德的理念和价值观包含着开阔的历史眼界，能极好地解放人们的思想。
它能将你从现代社会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它撇开了只注重近代而对西方文化史进行随意划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几位零星地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当代的，也有其他时期的。
根据现代人对进步这个词的含义的界定，伟大人物的标准是永恒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进步。
这种观点无疑有悖于伟大人物无法穿越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一现代社会学的主张。
”对于文明的直线“进步”观，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1937年10月，他为《国命》创刊号撰文阐释抗战的历史意义时说：“故人欲知现在，当先知过去，现在者，过去之产物也，亦即过去之化身也。
”他与胡适的分歧，他参与的《学衡》杂志，都可以在他的史观中找到源头。
他们大致上同一时期在美国留学，又赶上“五四”这个激荡人心的大时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
胡适站到了浪尖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当浪花褪尽，我们看到胡适没有被卷走，梅光迪他们也没有被卷走，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坚持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他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人云亦云，即使不被多数青年所欢呼。
梅光迪对历史的看法，更有厚度，更有温情，也更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尽管胡适挟20世纪进化史观的风雷，也曾经创造出历史。
浪花消歇之后，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年的分歧仍是分歧，历史从来不看重一时的成败输赢，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历史是什么
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传世名著《忏悔录》遇到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开启：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
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事时，对他说： “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说： “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 “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 “心”。
他继续阐述，人类的愿望、快乐、恐惧、忧愁……“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
”所以，他说：“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
”1948年，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认为，动物只有知觉，不能说有心，直到人类才有“心”，心是从记忆来的，并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确定。
“生理学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处，生理学上的脑是知觉记忆中的中枢。
均不是此处说的心。
”，他指出这个心是超个体的，他说也是非物质的，“人类的心能，已跳出了他们的头脑，而寄放在超肉体的外面。
……这一个心是广大而悠久的，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
”相距一千五百多年，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东方历史学家无意中得出了与古罗马神学家相似的结论，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实在是道出了历史的本相。
我由此想到，历史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即是人类的心灵吗
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记忆，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凝结为人类的心灵。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材料，人类的生命一代代在时间中延续、相接，而成为历史，正是历史构建了人类的心灵。
这一点，中国早就有人悟透了。
文天祥可以在生死关头轻生重史，因他相信“太史简”、“董狐笔”，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
雷震在铁窗加身之际，可以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时间吞噬一切”，在时间的压迫下一切都会变老，在时间的流变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没有一样事物通过时间可以变新或变美。
时间、变化和瞬时性都是同义词。
然而，因着记忆，因着历史，人类超越了无情而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历史中，人类的心灵不仅得以存留，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
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心灵时间。
“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数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该民族在其全部历史中与自己保持了同一性。
”我少年时代的挚友张铭二三十年前写过一句诗，我至今记得：“短暂在永恒上跋涉\\\/这就是做人的光辉呀”。
一旦我们真实地领悟到，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超越个体和肉体，进一步明白历史的宝贵，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可能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历史上的幽暗时代，在读史之时多一份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
不仅看见历史的不同侧面，更多地看清历史的复杂性。
对历史而言，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实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的，在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前，进化论史观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不是研究历史专业的梅光迪，却以其对人类恒久价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历史的门槛。
他明白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真实的记录，并彰显人类对那些永恒价值的追求。
这是白璧德对他的启发，也是他长期思索得出的结论，并与奥古斯丁、钱穆他们心意相通。
衡水中学读后感400字
的经验真真切切，实实在在，非常丰富和感人，大的方面，令人咋舌的升学率，值得我们仔细品味，认真学习。
观看的视频，可以看到，报到登记、情况介绍、观摩课间跑操、听课、分组参观校园一系列活动，学校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丝毫乱象。
学校高度的组织程度令人叹服。
翻看学校的资料，我们发现，在，定岗定人定责做得非常到位。
具体表现在，岗位划分十分明确和细化，学校的每项工作都有人去管去做，大到学校的，小到楼道卫生；各项工作的要求十分具体和清晰，每项工作该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做的人都知道，真正做到了“人人有事做，时时有人做”。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管理出效益”。
衡水的经验表明，最主要的管理是管好人，让每一个岗位有人，每一个人有岗位，并努力把每一个岗位的事做好；最高境界的管理是看不到管理，用不着管理，在管理的现场，看不见管理者忙乱的身影，听不到管理者急躁的声音，一切都归于自觉，成为习惯。
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有基本的，要有一定的文本性规定，更需要严格要求，严肃纪律，逐条落实，人人践行。
不难想象，在衡水中学呈现出来的高度组织化程度的背后，他们在岗位设置、上做了怎样的努力，而在制度的落实上，更是花了怎样的功夫
学习衡水中学，首先是要学习它的管理精细化。
走在衡中的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宣传牌上，一面是本校的事迹介绍，一面是学生的“凡人哲语”。
有一位同学是这样写的：“能吃苦，吃半辈子苦，怕吃苦，吃一辈子苦
”学校最流行的语言是“两眼一睁，开始竞争。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在高二年级教学楼的大厅里，赫然摆着开学以来第一次调研考试的成绩榜，共分三个层次：一是“一调考试风云榜”，公布各班所有学生一调考试的成绩；二是“高二年级精英榜”，有学生的彩照，是一调考试成绩的介绍；三是“拼搏之星”（属学校“十大学星”之一），具体介绍夺冠学生的事迹。
班的教室前面，悬挂着一块小黑板，是班上同学自己写的激励性的语句：“成绩内务创双优，二六五班齐协力，努力学习节节高，奋战期中报父母。
”264班写的是：“日出东海落西山，闲也一天拼也一天，门门功课争全优，不是神仙胜神仙。
”在衡中，这样的小黑板每班都有，而且都是由学生自己想、自己写，并经常更新。
在衡中，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学生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学习的主动性特别强。
探究其原因，以上细节或许能告诉点我们什么。
其一，学生思想工作不讲空话，不灌输空洞的大道理，而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讲小道理、讲大白话，如个人幸福、父母期望、班组荣誉等，学生能明白，能接受，能共鸣。
其二，努力营造环境氛围，浓烈竞争气氛。
让每一个学生生活在特设的“场”中，时时处处都受到它的影响，使主动更主动，被动变主动。
其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自我参与，，，变老师说为我说，老师求为我要。
衡水中学的课间操很有特色，也很具震撼力。
全校4000多学生，迅速整队，按不同线路在校园内跑步。
其队形的整齐，步伐的一致，颇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口号之响亮，气势之激昂，令每一位观摩者深受感染，兴奋不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整个活动，看不到老师的身影，全是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口令，班与班之间比口号，比气势。
“强我体魄、扬我班风、振我校威、壮我
”
宣城历史上出现了哪些名人?
白话文更妥更贴切。
20世纪90年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
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
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
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
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
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
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
（《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
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
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
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
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
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
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
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
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