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是教授吗
如果是，在哪所大学
现在就只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这个职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
今年5月10-12受华夏时报和中国民生银行的邀请下在北京（5.11）、上海（5.12） 针对美国产品卖给谁
中国产品又卖给谁
世界的需求在哪里
缓解冲击的有效方法在哪里
我们的新世界何时到来
这些问题做主题演讲+高端对话
保罗·克鲁格曼一共创作过几个理论
谢谢
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克鲁格曼认为，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
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
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
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模型，为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的，但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并不能充分地支持这一论断。
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另外，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随机性的“初始资源分配”，初始的优势因历史演化的“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产业的地理聚合具有“历史惯性或依赖性”。
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整合，通过简略的数理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的根源。
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键性的问题涉及到个人和企业在不同地理景观中的迁移流动，城市集聚如何兴起，以及这些城市本身如何在空间层面得到组织（城市经济学）。
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规模经济对于经济活动的区位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把规模经济融入区位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由此对早期研究者的言语分析赋予了精确性，并且开阔了新视野。
在随后的研究中（如今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工具，与那些对此领域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共同付出努力。
有若干位研究者参与了这些开发工作，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作出的。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和地理学领域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和专题论文，从而作出许多初始性贡献。
克鲁格曼的第一篇论文是有关贸易理论的（《递增收益、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随后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另外一篇富有影响的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1980）扩展了他的初始性分析。
克鲁格曼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学》一文被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起点。
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所播撒的种子，可以在他1979年的那篇论文中得到发现，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指出，迁移的模式可以在新贸易理论的同一框架内予以分析。
虽然该文对贸易文献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有关迁移与集聚的论述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才对地理学文献产生了一点影响。
运输成本与贸易：本国市场的效应 贸易增长背后的重要力量一直是运输成本的减少。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成本在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是明显缺失的。
在另一项基础性贡献中（即198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一文），通过引入运输成本，克鲁格曼扩展了他1979年开发的模型。
为了分析上的简便，这些成本被假定为与运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商品数量呈特定的比例关系（有时这些成本被称为“冰山成本”，意思是一部分商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融化掉了）。
这使得他能够把分析的精确性与本国市场效应协同一致。
本国市场效应的直觉是简单的，伴随着递增收益和运输成本，存在着把某一商品的生产集中靠近其最大市场的激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贸易模式来说，偏好是起作用的，这是由林德尔早先所提出的一个观点（《贸易与转型》，1961年）。
那些倾向于出口商品的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和1980年的那两篇论文，展示了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之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在数据中可观察到的重要贸易模式。
这些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比例机制相互作用的方式，仍然是可以进行分析的。
产业之间贸易和差异化产品（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基础之上）中的产业内贸易的整合模型（建立在技术差距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比例差异的基础之上），是由兰卡斯特（《完全垄断竞争下的产业内贸易》，1980）、迪克西特和诺曼（《国际贸易理论：一种双重一般均衡方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和克鲁格曼（《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与来自贸易的收益》，JPE1981年）所提供的。
新贸易理论与旧贸易理论的融合尤其重要，因为它导向有关贸易模式的跨国差异的可检验预测。
它形成了有关双边贸易流动的广泛经验性研究的基础，由此使得研究者们得以评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性。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重要性的稳步上升，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能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尤其强调的是，必须关注贸易特征的变化。
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一国潜在的贸易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
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
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
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人们对市场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经济的现实状况，然而极端的自由贸易观点同样是有缺陷的。
对于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其一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其二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正效应。
在经济学中，“租”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
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
新的贸易分析还认为，一国各产业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竞争，同时也与外国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
同时新的观点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
这是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竞争而消失。
在有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在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的收益。
克鲁格曼特别提到，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
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
主要的贸易部门就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
比如说，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克鲁格曼的其他理论贡献 克鲁格曼在其他研究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贸易理论中，他还分析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引入某些贸易障碍来影响其贸易条件的激励方式。
克鲁格曼还在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分析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国际收支危机的一个模型》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设立了货币危机研究的新标准。
在此他假定，某一政府试图维持固定汇率，而不论某些基础性的不平衡（比如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该国长期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这样一种“盯住的汇率”在长时期中无法保持。
通过大量买入和卖出货币，该国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维持固定的汇率。
克鲁格曼分析认为，该国政府的货币储备未来将耗竭，这种预期会引发理性投资者对于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
克鲁格曼的简略模型捕获了货币危机的根本性机制，这种研究方式激发了该领域后来的大量研究工作。
保罗·克鲁格曼是当今国际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系列著述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共同策划出版了由海闻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学译丛》一套5册。
该丛书主要涉及了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汇率波动与汇率政策、地理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克鲁格曼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等内容。
克鲁格曼指出，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怀疑经济理论的实际作用，然而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学术界的理论文献和思想的影响。
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虽然政府的决策经常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经济理论对政策形成的实际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克鲁格曼涌是什么
共和党的预选激战了已经两个多月，罗姆尼依然保持着领头羊的位置。
他一方面忙着和对手短兵相接，一方面又注意不时地超越这种厮打恶斗的泥沼、高瞻远瞩地归纳出保守主义不同于奥巴马的政治哲学，以显示出“总统相”。
在这方面，他特别要高唱共和党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每次预选结束后的演讲中，我们都会听到他重复那几句话：“奥巴马要改变美国。
我们则要复兴美国。
奥巴马的眼睛总盯着欧洲的首都，希望把美国转化成大政府、高福利、低增长的国家。
我们则要找回美国式的自由，消减政府规模，解放美国人民的创造力。
”这样，他把奥巴马描绘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示着美国的优越，并重复着保守主义对欧洲“福利国家”的攻击：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福利养懒人，浪费公共资源，长久不了。
这一美国至上主义和市场优越论的大拼盘，是罗姆尼竞选纲领的核心：美国在世界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
美国的竞争力，在于恢复美国式的自由放任经济。
奥巴马试图用来改造美国的，其实就是高福利的欧洲病。
这一套，在美国主流社会确实有着许多忠实的信徒。
这两年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债务危机，更加深了美国人的成见：福利国家乃万恶之源。
奥巴马当然不敢挑战这种美国至上的信条。
当惯了老大的美国人，在经济低谷中正处于“伤不起”心理状态中。
但左翼知识分子没有选票好争，自然不惧怕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棒。
多年来，他们一直把欧洲福利国家作为批判美国现有制度的参考样板，比如指摘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
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又写了一篇干净利落的文章，有力地反驳福利国家低效率论。
克鲁格曼的论述非常简单明了：我们先把欧元地区的15个主要国家按“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进行排名。
“社会开支”主要是社会福利等费用。
这项开支的比重，大致反映了福利国家的规模。
按照市场派的逻辑，社会福利比重越大，越违反市场经济。
但是，欧洲的五大病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是否是福利大国呢
以“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衡量，只有意大利排进了前五位。
但意大利的福利规模，比起德国来还是小得多。
爱尔兰的“社会开支”，则和美国差不多。
与此相对，瑞典、丹麦、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等“社会开支”最高的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大都相当强劲。
克鲁格曼指出，1991年瑞典的银行大危机时，奥派思想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马上发表了一篇凯旋般的报告，称瑞典案例证明了福利国家的破产。
如今再看看瑞典，其经济表现无疑是欧洲的明星。
【瑞典：福利国家的高效率。
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的贫困，在这里基本绝迹】事实上，战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几十年来一直不停地贬低欧洲福利国家，称那是早晚吃不下去的“免费午餐”。
这些人的问题是，不管他们在理论上讲得如何头头是道，和现实却对不上号。
在欧洲“免费午餐”吃得最香的，是以北欧为核心的几个福利国家。
按照市场教条，这些国家早该破产了。
但你看看瑞典、丹麦、荷兰、芬兰、挪威、瑞士，哪里有希腊式的败落
根据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高于美国。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因为冷战结束后东西德的合并，人均GDP被原东德地区拖下去，但2011年其人均GDP将近4.5万美元，和4.8万出头的美国相差无几。
这一系列成就，又是在贫富差距比美国小得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最为重要的是，所谓“美式自由”的最大卖点，即社会流动率，早已经丧失。
美国人之所以比欧洲人能容忍更大的贫富分化，就在于所谓的“美国梦”：今天我也许饥寒交迫，但明天就可能富甲天下。
像卡内基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孩子，可以从童工干起，最终成为世界首富。
欧洲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这样的奇迹。
可惜，那是一百多年前的老掌故。
最近几年一系列社会统计得出了无容置疑的结论：穷孩子致富的机会，在欧洲要比在美国大得多。
恰恰是在美国，富人的子孙有更大的机会永远待在富人阶层，穷人的孩子更多地陷入世代贫困。
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如此僵化时，感觉到永远也“轮不到我”的美国人对高度贫富分化究竟还有多大容忍力呢
这也怪不得，不管共和党如何攻击奥巴马给富人加税这样的“阶级斗争”，美国选民在这个问题上以压倒性优势站在了奥巴马一边。
如何学习西方经济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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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后习题做好，记些名词解释就好。
许知远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喧嚣还是真实的影响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
195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博士，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6——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为欧元汇率奠定了理性基础，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
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可以说，蒙代尔教授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迎接这样的挑战，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