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一篇关于尼克松为阿波罗11好登月失败所准备的悼词
视频网上没有，我电脑里有，不好发给你。
我只能给你文档，这是中文2009.12.10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奥巴马总统12月10日在接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讲话指出，这个奖表达出人类的最高理想。
以下是讲话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中欧时间下午1：44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
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
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
（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
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
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
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
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
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
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
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
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
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
“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
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
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
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
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
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
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
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
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
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
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
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
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
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
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
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
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
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
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
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
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
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
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
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
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
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
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
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
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
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
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
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
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
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
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
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
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
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
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
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
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
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
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
和平需要承担责任。
和平需要作出牺牲。
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
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
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
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
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
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
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
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
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
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
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
（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
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
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
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
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
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
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
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
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
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
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
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
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
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
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
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
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
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
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
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
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
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
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
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
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
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
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
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
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
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
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
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
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
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
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
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
强有力的机制。
对人权的支持。
投资于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
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强有力的，他们的宗教。
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
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
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
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
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
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
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
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
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
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
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
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
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
（掌声）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
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
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
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
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
（掌声）（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谁有奥巴马在弗尼吉亚的演讲稿啊
如果还有人对在美国是否凡事皆有可能这一点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设在学校和教堂的投票站前排起的前所未见的长队给出的答案；是等了三四个小时的选民所给出的答案，其中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因为他们认定这一次肯定会不一样，认为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次大选有别于以往之所在。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蓝州”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长久以来，很多人一再受到告诫，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讽刺、担忧和怀疑之能事，但这个答案让这些人伸出手来把握历史，再次让它朝向美好明天的希望延伸。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今晚，由于我们在今天、在这场大选中、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美国已经迎来了变革。
我刚刚接到了麦凯恩参议员极具风度的致电。
他在这场大选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而他为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奋斗的时间更长、过程更艰辛。
他为美国做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因这位勇敢无私的领袖所做出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
我向他和佩林州长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也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复兴这个国家的希望而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我在这次旅程中的伙伴－－已当选美国副总统的拜登。
他全心参与竞选活动，为普通民众代言，他们是他在斯克兰顿从小到大的伙伴，也是在他回特拉华的火车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
萨莎(Sasha)和玛丽亚(Malia)，我太爱你们两个了，你们已经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将与我们一起入驻白宫。
虽然我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与我的亲人肯定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我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
今晚，我想念他们，我知道自己欠他们的无可计量。
我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首席策略师大卫•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是你们成就了今天，我永远感激你们为实现今天的成就所做出的牺牲。
但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胜利真正的归属－－它属于你们。
我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
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而是始于得梅因、康科德、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中。
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辛勤工作的人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一笔又一笔5美元、10美元、20美元。
而竞选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则是源自那些年轻人，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同时也源自那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进行竞选宣传；更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他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你们的胜利。
我知道你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赢得大选，我也知道你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
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明白摆在面前的任务有多艰巨。
因为即便我们今晚欢呼庆祝，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今晚站在此地，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沙漠里和阿富汗的群山中还有勇敢的美国士兵醒来，甘冒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
会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担心如何偿还按揭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送孩子上大学。
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学校，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盟国的关系。
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艰辛。
我们可能无法在一年甚至一届任期之内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会实现。
我向你们承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目标。
我们会遭遇挫折和不成功的开端。
对于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每项决定和政策，会有许多人持有异议，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我会向你们坦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会聆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之时。
最重要的是，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而成、胼手胝足相续。
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
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进行改变的机会。
而且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方式行事，我们所寻求的改变不可能出现。
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改变。
因此，让我们发扬新的爱国精神，树立新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让我们每个人下定决心全情投入、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彼此关爱。
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
让我们抵制重走老路的诱惑，避免重新回到令美国政治长期深受毒害的党派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遗憾和不成熟表现。
让我们牢记，正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男子首次将共和党的大旗扛到了白宫。
共和党是建立在自强自立、个人自由以及全民团结的价值观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
虽然民主党今天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的决心赢得这场胜利的。
林肯在向远比我们眼下分歧更大的国家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褪去，但是这不会割断我们感情上的联系。
对于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的美国人，我想说，或许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将是你们的总统。
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从国会到皇宫，以及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挤在收音机旁的人们，我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新的美国领袖诞生了。
那些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将击败你们。
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
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精华---美国能够改变。
我们的联邦会日臻完善。
我们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将来能够取得的以及必须取得的成就增添了希望。
这次大选创造了多项“第一”，也诞生了很多将世代流传的故事。
但是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
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
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波尔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
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
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
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看到蒙哥马利通了公共汽车、伯明翰接上了水管、塞尔马建了桥，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
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
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
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
我们已经历了很多。
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
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现在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时刻。
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是的，我们能做到。
我男朋友说让我们都冷静下，我很爱他，但是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发消息我应该在朋友圈怎么发表说说
如果他没有给你打电话什么的，只是发朋友圈，那说明他不是认真的，只是想炫耀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资料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1969年7月24日，乘载3名宇航员的阿波罗11号安全地溅落到太平洋中。
经过18天的隔离，确信宇航员没有被月亮上的微生物污染，尼尔·阿姆斯特朗、爱德文·奥尔德林和迈克尔·科林斯3位宇航员才从阿波罗11号下来。
他们的这次20世纪的旅行为太空探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月球登陆开辟了太空探测的新纪元。
爱德文·奥尔德林 爱德文·奥尔德林，1930年1月20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
他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并创航天器舱外活动记录。
1951年毕业于纽约西点军校后，任空军飞行员。
曾在朝鲜执行飞行战斗任务。
1963年他撰写有关空间轨道力学的学位论文，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后来被选为航天员。
1966年11月11日他同 J．A．洛弗尔参加4天的“双子星座”12号飞行，出舱进行了5．5小时的太空行走，证明人体在宇宙真空中能够有效地活动。
“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爱德文·奥尔德林、尼尔·阿姆斯特朗和迈克尔·科林斯于1969年7月16日升空，飞向月球。
4天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靠近月球静海边缘的地方着陆，在月球上采集岩石标本、拍摄照片和建立科学试验装置。
他们完成月面上的活动后，驾驶登月舱在绕月轨道上与科林斯驾驶的指挥舱会合。
这次飞行于7月24日溅落在太平洋而告结束。
迈克尔·科林斯 迈克尔·科林斯，1930年10月3l日出生于罗姆。
他是美国航天员，“双子座”10号的副驾驶员，“阿波罗”11号首次载人登月飞行的指令舱驾驶员。
西点军校毕业后调住空军。
曾任空军试飞员，1963年参加航天计划。
他和J.W.扬乘“双子座”10号于1966年7月 18日发射升空。
在与目标火箭“阿金纳”会合后，利用“阿金纳”的发动机继续推向764千米创纪录的高度，然后科林斯离开飞船，准备把测试微陨星的仪器安装在“阿金纳”上，但是失败了，只是从“阿金纳”取回了一件仪器。
由于“双子座”飞船的燃料不足，他缩短了舱外活动的时间，于21日返回地球。
他还同尼尔·阿姆斯特朗、爱德文·奥尔德林参加了“阿波罗”11号飞行。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上着陆，科林斯留在指令舱，在97——121千米的高度上绕月飞行。
7月21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的登月舱同他的指令舱重新对接。
次日他们离开月球轨道，于7月24日溅落在太平洋上(他叙述这次降落的著作《传播火种》于1974年出版)。
这是他最后一次飞行。
1969年任助理国务卿。
1971年加入史密森学会董事会。
尼尔·阿姆斯特朗 尼尔·阿姆斯特朗 ，1930年8月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沃帕科内塔。
他是美国航天员，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
阿姆斯特朗16岁生日时成为持有执照的飞行员， 1947年为海军飞行学员。
他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市珀杜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50年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断学业。
朝鲜战争中他曾被击落1次，曾3次获得空军奖章。
1955年成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即后来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的民用飞机研究飞行员。
飞行时间在1100小时以上，试飞过各种超音速歼击机以及X—15火箭飞机。
1962年他同第二组航天员一起参加了航天计划。
1966年3月16日，阿姆斯特朗作为“双子座8号”的指挥舱驾驶员与D．R．斯科特一起同“阿金纳”无人驾驶火箭会合，并第一次完成了手控空间对接机动飞行。
对接后一台火箭发动机发生故障，他们被迫与“阿金纳”脱离。
随后，阿姆斯特朗重新操纵“双子座8号”航天器在太平洋上紧急溅落。
1969年7月16日，阿姆斯特朗同爱德文·奥尔德林、迈克尔·科林斯一起乘“阿波罗1l号”飞船飞向月球。
4天后于美国东部夏令时(EDT)下午4时18分，由他手控操纵“鹰”号登月舱在宁静海西南边缘附近的平坦地带着陆。
7月20日东部夏令时下午10时56分，阿姆斯特朗从“鹰”号登月舱走下来，踏上积满尘土的月球表面，并说：“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对全人类来说，这却是巨大的飞跃”。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离开登月舱，用2个多小时的时间设置科学仪器、采集月球表面标本并拍摄了大量照片。
7月21日，他们在月球上停留了21小时36分后重新起飞，与科林斯会合，开始了重返地球的航行。
7月24日东部夏令时下午12时51分溅落于太平洋。
随后，对3名宇航员进行了为期18天的隔离检疫，以防止可能带回月球细菌。
在随后的岁月以及对21个国家进行的访问中，他们因为开创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纪元做出了贡献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1971年，阿姆斯特朗从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辞职。
1971年——1979年任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航空航天工程教授， 1979年后任俄亥俄州莱巴嫩市供应油田设备的卡德韦尔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背景介绍 “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 到月球去
这是人类几千年来所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个愿望终于在1969年7月20日实现了。
这一天，美国肯尼迪宇宙发射中心高高的发射塔旁，巨大的“阿波罗”11号载人宇宙飞船，在现场几万人的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在全世界10多亿电视观众的期待的目光中，徐徐上天，向着地球的卫星，远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飞奔而去。
参加这次登月的3名宇航员是：队长威尔逊、副手尼尔·阿姆斯特朗和爱德文·奥尔德林。
一路上，他们在地面控制中心的指挥下，精心操作着舱内的仪表，使飞船不断地修正偏差，厘毫不差的向月球逼进。
7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12点56分，“阿波罗”11号成功地在月球上着落。
威尔逊等3人走下舷梯，脚踏在特兰克里梯死海上。
当他们走完这历史性的几步后，威尔逊低头看看，又四周环顾了一下，此刻蔚蓝色的地球正悬挂在月球的天边。
显然威尔逊此刻十分激动，他说：“我，哈伯·威尔逊，以全人类的名义宣布，月球不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的共用财富。
”他停顿了一下，“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
这时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突然发现画面消失了，整整4分半钟后，又出现威尔逊等三人在月球上如袋鼠般向前跳跃的镜头，只见他们拿出了美国国旗，安插在一根金属杆上。
然后小心翼翼地搬来几块月球岩石作加固。
由于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上的1\\\/24。
也就是说一个要在地球上能越过2.2米，那么在月球上他就能轻轻地越过像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的高度。
所以尽管宇航员们的宇航服很重，有几十公斤重，但在月球上仍然不能大意，用力过猛就要摔倒。
威尔逊等三人驾着特殊的宇宙车在寂静的月球上奔波着，他们采集了800多磅月球岩石，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科学考察。
“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是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建造起来的，美国自然对它寄予强烈的希望，希望这次登月不仅带来科学上的突破，还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登月升空前两周，威尔逊接到美国当局拟定的在月球向全世界发表的讲话稿，其内容是：“我，哈伯·威尔逊，郑重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对月球的领土主权。
美国人迈出每一步都是美国领土的扩展。
”而当威尔逊在月球上发表了完全不是这回事的讲话后，军方很是恼火，在威尔逊返回地球后，他被迫宣布“退休”，并警告他不能讲出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联合国通过决议，月球归人类共同拥有。
直到20年后的1989年，威尔逊才打破沉默，讲出了那为世界所瞩目的4分半钟里所发生的事情。
神奇的阿波罗 进入白宫6个月之后，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因为那时，宇航局根据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在8年前开始的漫长的飞向月球的航行现在达到了目的地。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阿波罗11号。
它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努力的顶点——为此作出了贡献的有2万个承包商和30万个工人——虽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但它的成功不可否认是美国的一项胜利。
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险在过去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今天，宇宙空间旅行的奇迹已有宇宙空间通信的奇迹做伴；电视甚至能够越过与月球之间的巨大的距离把极重要的发现立刻传达到我们家里来，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直接参加者。
”他所说的“大家”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是更多的人。
看到的月球上着陆实况的是历来电视最大数量的观众，约有5.28亿人。
失败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美国的宇宙空间科学，自其12年前的最初几次失败以来，已有长足的进展。
1961年至1966年间“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的16次载人飞行已证明人能在宇宙空间生活和活动，而“巡航”导弹、“月球飞船”和“观测者”号所送回的资料，证明月球表面对宇宙飞行员来说是安全的。
曾经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挫折。
1967年1月，阿波罗一号在其发射台上爆炸了，三个飞行员全部殉难。
可是，在延搁了21个月之后，载人的阿波罗号的指挥舱却飞上去了。
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宇航局按照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办事，每两个半月发射一艘阿波罗号飞船，以期在肯尼迪于1961年5月规定的最后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在60年代终了之前”有一个人在月球上着陆，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1969年7月16日早晨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连同它的36层楼房高的土星5号火箭在肯尼迪角的 39A综合发射台发射了。
在飞船上的是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两个空军军官爱德文·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
土星号的第三级把他们送进了一条118英里高的轨道。
把一切工作系统检查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三级火箭，这使他们获得了每小时24245英里的速度，脱离地球大气层向25万英里外的月球前进。
在离地球5万英里处，科林斯操纵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使它与称为“鹰”或简称L．M．的脆弱的登月舱正面相对。
“哥伦比亚”和“鹰”互相一钩住，土星号的第三级就被抛弃了。
航行的第二天，星期四，他们开动了“哥伦比亚”的发动机，使他们进入到星期六就可以在月球背面69英里之内的一条轨道上。
在肯尼迪角时间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两个运载工具之间的管道，进入了登月舱“鹰”号，那天黄昏，宇航员们就进入了月球的重力场。
这时他们离月球已不到44000英里，速度越来越快了。
星期六下午，他们把速度降低到每小时3736英里，进入了绕行月球的轨道。
航控台(它们与设在休斯敦的国家宇航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联系的无线电报机)于7月20日星期日上午7点零2分叫醒他们，因为这一天是预定在月球上着陆的一天。
在“鹰”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登月舱着陆用的四条难看的腿伸展出去。
航控台告诉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驶离船坞了。
”于是，登月舱就和“哥伦比亚”分开，这时阿姆斯特朗说，“‘鹰’已经长了翅膀了
”下午3点零8分，他发动了宇宙飞船的引擎，于是他们朝着月球上的静海飞去。
他们在离月球表面九点八英里处进入了一条低轨道，在一片可怕的满是高山和火山坑的月球荒野上飞行。
这时，休斯顿的一部计算机开始在他们的仪表盘上闪光，向他们发出警报。
现在已如此接近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能回头，于是他们就根据在休斯顿的一个青年指导官员的指示向前飞去，阿姆斯特朗掌握着操纵器，奥尔德林不停大声读出仪器上显示出的航行速度和高度。
他们在下降的最后时刻，遇到了一些麻烦。
当阿姆斯特朗发现他们将落在广阔的不可接近的西火山坑(因处于他们的目标之西4英里处，故有此称)时，“鹰”舱月球之间的距离已不到500英尺了。
他向那火山坑外面飞去，但这计划外的延长旅程，意味着他快要用完燃料了；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要么转向那边去，要么冒坠毁的危险。
就在这一刹那，他前面的仪表盘上发出了两道白光，显出接触月球字样。
“鹰”舱已经着陆了。
他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着陆。
”这时是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4点17分42秒。
把仪器检查了3个小时之后，两个宇航员问休斯顿，他们可否省去预定的4个小时休息时间而就在现在下机。
休斯顿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一行动。
”他们穿上了价值30万美元的太空衣，降低了登月舱内的压力。
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的梯子上慢慢下去。
在第二级阶梯上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电视照相机的镜头，让五亿人看到他小心地下降到荒凉的月球表现上去。
他的九号半B的靴子接触到了月球表面，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时是下午10点56分20秒。
他拖着脚步在地上走来走去。
他说，“月球表面是纤细的粉末状的，它像木炭粉似的一层一层地粘满了我的鞋底和鞋帮。
我一步踩下去不到一英寸深，也许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我能在细沙似的地面上看出自己的脚印来。
” 阿姆斯特朗把那细粉放一些在他太空衣的裤袋里。
接着，在他下舱后19分钟，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来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
”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把电视摄影机架在上面。
样子像蜘蛛的“鹰”舱离镜头60英尺远，正处于电视图象的中央，它后面就是外层空间的永恒的夜，这里的重力是1\\\/6个G，仅及地球上重力的16.6%。
电视观众们看到这两人像羚羊似的跳来跳去，并听到奥尔德林说，“当我要失去平衡的时候，我发现恢复平衡是十分自然而又非常容易的事。
”他树起了一面3英尺长5英尺宽的美国旗，它是用铁丝缚在旗杆上的。
奥尔德林向它行礼。
他们还存放了一个盛有76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
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 他们一面收集50来磅石块供科学研究之用，一面测量他们太空衣外面的气温：阳光下是华氏234°，阴处是零下279°。
他们摆出一长条金属箔来收集太阳粒子，架起测震仪来记录月球震动，还架起反射镜来把结果送给地球上的望远镜。
他们在半夜里回到“鹰”舱，总共在月球上停留了21小时又37分钟之后，发动引擎离开了月球。
(航控台说：“你们可以起飞了。
”奥尔德林说：“对!我们是这条航道上的一号机。
”)返回轨道之后，他们就和呆在“哥伦比亚”里的科林斯会合。
科林斯把两个飞行工具重新钩在一起。
他们就从管道里爬过去和他呆在一起，“鹰”舱则被放走而飘入太空，最后将坠毁在月球上。
上午1点56分，科林斯使“哥伦比亚”朝向地球，就发动引擎，使指挥舱摆脱了月球的引力。
回程需要60个小时。
那天晚上，宇航员们通过电视送到地球上来一幅摄自17.5万英里外的地球本身的照片。
奥尔德林说；“坐在这里看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大而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这情景多美呵。
”阿姆斯特朗说：“不管你航行到哪里，回家总是好事。
”星期四，他们以每小时2.4602万英里的速度航行，在太平洋上空57英里重新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
在这一阶段的最关键时刻，宇宙飞船的挡板被四千度的高温烤焦了。
云把指挥舱包围起来，因此无线电联系中断了3分钟。
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13.8英里外，在3个83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
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6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
但经舱内3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
“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
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
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和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材料：“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计划，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登月计划。
该计划于1961年5月宣布，但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后，才选定在月球上着陆并返回的技术。
最后的方案是采用月球轨道交会法，用强大的运载工具(“土星”V号)把50吨重的航天器送入月球轨道。
建造了几种登月运载工具(主要是大型火箭)和航天器。
“阿波罗”航天器本身装有较小的火箭发动机，当它接近月球时，能使航天器减速进入绕月轨道。
而且，航天器的一部分——装有火箭发动机的登月舱能脱离航天器，载着宇航员登上月球，并返回绕月轨道与“阿波罗”航天器接合。
第一次载人“阿波罗”飞行，因发生了悲惨的事故而推迟，由于在一次发射演习时，航天器突然着火，3名宇航员遇难。
在几次不载人的绕地球轨道飞行之后，于1968年10月11日“阿波罗”7号载着3名宇航员绕地球飞行了163圈。
“阿波罗”8号迈出了载人月球探测的第一步，它从绕地球轨道进入绕月球轨道，在完成绕月飞行后安全返回地球。
“阿波罗”9号在绕地球轨道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飞行，对登月舱进行检验。
“阿波罗”10号则飞入绕月球轨道，然后登月舱下降到距月面15千米以内，以检验其性能。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着陆，使逐步推进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达到高潮，N．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宇航员。
1970年4月发射的“阿波罗”13号，因氧气瓶爆炸发生事故，但仍然安全地回到了地球。
其余的“阿波罗”飞行对月面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月球岩石标本，并把许多仪器安装在月球上进行科学研究，如太阳风实验和月震测量等。
“阿波罗”计划的最后一次飞行——“阿波罗”17号是在 1972年12月进行的。
视频资料
水门汀事件
水门事件（Watergatescandal，或译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
其对美国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
水门事件之后，每当美国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gate）的名称，如“伊朗门”、“情报门”、“虐囚门”等。
1968年11月55岁的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MilhousNixon）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Humphrey)，当选美国总统 1970年7月23日尼克松批准一项计划，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大量扩大在国内的情报收集工作。
后来经过重新考虑，他取消了该计划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登载来自美国国防部的文件——国防部在越南战争中的秘史。
《华盛顿邮报》很快也跟进报道 1971年9月9日专事窃听与盗取政敌文件的白宫“铅管工人小组”（PlumbersUnit），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的精神病医生处盗窃资料。
埃尔斯伯格是国防部前官员，正是他将国防部的秘密文件透露给媒体 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凌晨2点30分在当场遭警方逮捕 1972年6月19日《华盛顿邮报》消息，一名共和党安全官员涉嫌水门大厦事件。
但美国前司法部部长约翰·米歇尔（JohnMitchell）否认与此次水门大厦窃听有任何瓜葛，尼克松连任成功，此人功不可没 1972年8月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参与水门大厦事件的一名案犯的银行账号上，有一笔2.5万马克的现金款项，很显然来自尼克松的竞选团队 1972年9月29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约翰·米歇尔在担任美国司法部部长期间，掌握一笔秘密的共和党助选基金，广泛收集对民主党不利的情报 1972年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消息，FBI承认，水门大厦强行潜入事件，实际上来自于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间谍以及破坏行动，背后的操纵方就是为了让尼克松再次当选的势力 1972年11月11日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美国总统，他赢得了大约60％的支持选票 1973年1月30日尼克松的前助手李迪（G.GordonLiddy）和詹姆斯·麦考特（JamesW.McCordJr），被控策划水门事件、盗窃以及窃听罪名成立。
其他人也被不同定罪 1973年4月30日尼克松的主要助手霍尔德曼（H.R.Halde-man）和埃尔利·希曼（JohnEhrlichman），以及司法部长克莱因·戴恩斯特（RichardKleindienst）因为涉嫌丑闻辞职。
白宫顾问约翰·迪恩（JohnDean）被解雇 1973年5月18日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开始举行电视听证。
新司法部部长埃利奥特·李察德森（ElliotRichardson）任命考克斯（ArchibaldCox）为司法部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 1973年6月3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约翰·迪恩告知“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尼克松总统与他就如何掩盖水门一事，讨论过不下35次 1973年6月13日《华盛顿邮报》消息，“水门事件”检察官发现一份埃尔利·希曼的讲话备忘录，其中记载有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医生诊所的计划细节 1973年7月13日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亚历山大·布特菲尔德（AlexanderButterfield）在国会作证时说，自1971年开始，尼克松就要求他将办公室内进行的所有对话以及电话进行录音 1973年7月23日尼克松拒绝将录音记录交给“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或特别检察官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的屠杀”：尼克松剔除了考克斯，而且清洗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司法部长李察德森和副部长威廉·鲁克尔斯豪斯（WilliamD.Ruckelshaus）辞职。
国会方面也遭遇压力1973年11月17日尼克松宣布，“我并非恶棍，”他坚持称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是清白的 1973年12月7日一份提交调查机构的磁带中出现长18.5分钟的空白，白宫对此无法解释。
办公室主任AlexanderHaig的解释是，有“恶势力”强制抹去了这部分内容 1974年4月30日白宫将1200多页的录音编辑稿交给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坚持，录音带原件必须交出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不记名方式裁决，尼克松总统必须交出录音记录，其中应包括64次对话录音。
此外，高院还拒绝了总统申请特权的要求 1974年7月27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第一次弹劾，指责总统妨碍司法公正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在任上辞职的美国总统。
副总统福特宣誓接任美国总统。
随后福特发表书面报告，就“水门事件”中针对尼克松的全部指控道歉（资料来源：《华盛顿邮报》翻译：柯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