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故事演讲稿
1 分钟前《盘古开天辟地》讲的是在远古时期，天地一片混沌就像一个大鸡蛋，天地还连在一块。
就在这时，一位伟大的巨人，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终于醒来了，他醒来后看到天地一片混乱，一片漆黑，感到非常生气，不知从哪里捞来一把板斧，使劲一轮，只听“喀嚓”一声，天地竟这样被他抡开了，轻飘清白的东西不断上升，成了蓝天，沉重浑浊的东西不断下降，成了大地。
从此宇宙有了天地之分，盘古头顶蓝天、脚踩大地，他长高一丈，天地也长高一丈，就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变的极高，地变得极厚，盘古也成了九万里长的大巨人，又过了许多年，天地都长结实了，可是盘古也筋疲力尽了，他像大山一样倒下了，左眼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右眼变成了明亮皎洁的月亮，身躯成了高耸的山川，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湖海，他的肌肉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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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千年的水冲走了千年的记忆，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注定要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里。
从数千年前江心渔船上越女的歌声，到水之湄《诗三百》的婉转悠扬;从唯美的楚辞规整的汉赋，到唐朝多姿的诗歌，再到江南女子执红牙响板轻歌曼舞摇曳出的宋词…… 从南山下草长莺飞的桃花源，到西湖蒙蒙烟雨中的一把油纸伞;从柳三辩的一句“且把浮名，换做浅吟低唱”，到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飞雪洪泥映时光，历史满沧桑;一曲悲歌诉衷肠，春秋歌未央。
你是否知道，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有一件羽衣叫霓裳;你是否知道，有一个朝代叫汉唐，有一条河流叫长江? 当你沉迷于紫薇的那一句“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你是否知道乐府里那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你口口声声喊着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你是否知道它出自于《汉书》中的“修身好古，实事求是”;当你“哈韩”“哈日”，当你迷恋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你是否知道《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是否知道昆曲的历史，知道十二木卡姆的声音…… 传统文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它是先人们的精神积淀，是千百年来的传承。
而在今日，在这个充满利益，热闹繁华的时代，歌声里的故乡却在渐渐远去。
我们像迷路的孩子，回头张望，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个，氤氲着水墨香的故乡，那个，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今日，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
我们不再欣赏“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我们只从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东风破》里才蓦然感受到古典的美。
你知道多少种语言在流逝吗，你知道多少种民间习俗在消失吗，你知道多少种器乐技艺已经失传吗，你知道多少处文化遗产与古建筑正在在被破坏吗…… 作为九零后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古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先哲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仍振聋发聩;橘子洲头，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韩美林说是汉子就要撬动地球，能晃三下晃三下，能晃五下晃五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
身为祖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抔黄土;无论我们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清代学者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捐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
我们要左手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勇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你看：渭城的朝雨沾湿了王维的衣裳，巴山夜雨涨满了李商隐的秋池;倚窗而立的女子，调一杯蓝色的愁绪，敲落了一地的灯花;青衣布衫的才子，正书写着古老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繁华的盛唐，与李太白一起酒入豪肠，与王昌龄一起醉卧沙场;让我们回到如画的江南，醉心于三国的尔虞我诈，感伤于西厢的且悲且怆。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变的荣光，她的下一缕墨香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去传承她的滋养，成就她最灿烂的辉煌。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励志演讲稿
关于中国传统文志演讲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光辉的历史，也有灿未来。
我们要坚其精华，使期永葆青春。
下面是分享给大家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励志演讲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励志演讲稿篇一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在这个浑然的星体上，有一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褒的土地上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家。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环境中对人的影响，往往很大，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那端午的龙舟，中秋的月饼，清明的寒食无不显着中华文化的特点。
那么，从总体来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哪些呢?中国传统文化是尚群的文化。
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是群，而群就是公。
《礼记》所说的天下为公已经成为至理名言。
在公与私之间，往往以公为先。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诗人中有许多都是兴国利民为已任，舍身为公，维系群体的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上义的文化。
义，既包含这对朋友和家人的义，又包含着对君主和国家的义。
中国古代的侠客精神，义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江湖人很讲道义，重义气，对君主，则有臣下对帝王的贼未授首，义在必死之言，表明臣子对君主的忠心。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就一生追随，辅佐刘备，刘禅三主，至死仍在为蜀国谋划大事，这就很好的表现了义这一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小学生的，急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启发个人对社会、国家、民族之责任感。
通过对史事之理解，使能以古鉴今，体会人类社会之古今变革。
从而了解历代治乱兴衰、重要制度、学术思想、经济发展、中外交通、宗教传播及史学名著等各方面之基本史实，培养出思辨及评价史事之能力，使能确立个人对中国历史之基本概念。
综观世界文明史，任何一种古代文明的形态，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绵延不断、独立发展的悠久历史。
透过中国所有这些发明创造与智慧结晶，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世界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认识及了解中国历史之发展，加强我们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之认同。
培养优良品格，从而建立积极之人生观。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欢迎参考!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_1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
”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的深化。
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普及教育。
大的环境，国家应该
讲中国故事传民族精神演讲稿
一.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我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节日重阳节，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九九重阳，与“久久”同音，含有长久长寿之意，同时秋季也是收获的黄金季节，所以人们对这个节日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989年，我国把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人节。
在这个属于老年人的节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祝愿所有的爷爷奶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尊老爱幼，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莆仙人还有在重阳节祭祖的习俗。
老一辈为了我们国家的强盛，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他们艰苦创业、辛勤劳动了几十年，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精心哺育和照料我们，使我们茁壮成长。
如今他们老了，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照顾。
所以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尊老敬老绝不是重阳节一天的事，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老人解决生活的困难，多给老人一些心理慰藉。
因此，我提议，每一位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学生都要用实际行动向老人们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邻居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帮他们洗衣、洗碗、扫地、叠被，多为他们着想，少让他们做那些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把好吃让给他们，把有趣的事告诉他们，对邻居长辈有礼貌，外出礼让老人。
愿所有老人都过上和我们一样幸福的生活
谢谢
二.(学生专用)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过年的喜庆刚刚淡去，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这是一个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开始，这是一个瞳景着未来新生活的开始。
随着开学典礼钟声的敲响，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我初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此时此亥，我与初三其它同学一样，开始感受到来自奥赛、中考、升学的压力了，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份量了。
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背上背着的不只是学生的书包，更是背负着祖辈们的殷切期望。
我们将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尽管道路不平坦，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去战胜困难，获取成功。
我们将不断挑战自己，不断超越看书，永远热情地面对生活，用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为母校再创辉煌添砖加瓦
最后，我谨代初三全体同学祝学校领导、老师、同学们 事业学业红红火火，身体、生活平平安安，业绩、成绩硕果累累
狗 年旺旺
谢谢 ------------- 尊敬的各位领导、敬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代表全体同学发言。
还记得两年前，带着父母的叮咛，师长的关切，我满怀好奇和憧憬，伴着依然稚嫩的笑脸走进了这所我向往已久的省重点高中。
两年的学习生活，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学校是一座办学历史悠久，校风正，师风纯，理念新的知识殿堂；与老师们两年的朝夕相处，我更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奉献，什么叫身正为师，学高为范。
两年里，我目睹了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教学设施在不断更新；目睹了校园环境越变越美，校园布局更加合理。
两年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创佳绩，捷报频传，全校师生为之欢欣鼓舞；学姐学长们在高考中创造的成绩更让每个市中人为之骄傲。
——我庆幸我选择了市中
在第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代表全体学生向辛勤工作的老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
” 敬爱的老师，您踏着朝露伴着月色，行色匆匆，日复一日；您迎来稚嫩和无知，送走成熟与充实，默默无闻，年复一年。
为了我们，您牺牲了多少个人时间，而我们每一丁点的进步与成绩都能让您略嫌憔悴的脸上荡漾笑意。
您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您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
在此，我要把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亲爱的老师，献给我们的学校：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祝我们的学校永葆青春活力。
还有九个月，我们将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接受祖国的挑选。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会确立明确的目标，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牢记吕叔湘先生“放开眼孔读书，立定脚跟处世”的教诲，继续保持踏实严谨的学风，夯实基础，提高能力；同时锻炼身体，强健体魄。
我们知道，成功的路上布满坎坷与荆棘，但我们更清楚：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想信吧，明年的六月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