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的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滚滚长河，民族的浩瀚星空，人生的坎坷历程，无不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精神。
于是，千百年中国傲立于东方，历史长河金鲤化龙，浩瀚的广宇群星灿然，炎黄挺起五岳的脊梁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是杜甫吟唱的盛唐清韵；“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是辛稼轩呐喊的两宋悲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谭嗣同面对民族衰微的浩然肝胆 神州大地上，国学文化传承千年。
何为国学
是司马迁熟悉华夏文明，留下了传承民族魂魄的《史记》
是李时珍涉足千山万水，遍尝百草，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造福于后人的《本草纲目》
还是纪晓岚精通经、史、子、集整理出浩瀚的《四库全书》
何为国学
不就是经那得起时间洗炼而沉淀下来的，能够在千百年后还能给人以深刻启示，让人从中获益的精神财富、文化积淀吗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
它犹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的昌盛。
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脊梁
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演讲稿：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们：大家好
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您怎样看待传统文化
对自己的文化，以何种姿态仰望，以何种方式传承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探究传统文化的渊源，打开国学经典的历史，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知识竞赛。
何为国学
南柯舟说：“国学就是中国之学，中华之学。
”国学，是历史智慧的积淀，是日月精华的凝结，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必须学习传统文化，认识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滚滚长河，民族的浩瀚星空，人生的坎坷历程，无不浸透着华夏文明的精气神。
神州大地上，国学文化传承千年。
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更应该传承国学文化，与圣贤为友，与经典同行。
正如宋朝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是我们每个人修身齐家的根本。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孩子们呀呀学语时已经被植入的国学启蒙。
传统国学教育从孩子抓起，这正是培养下一代文化认同的有效方法。
大家是否还记得，从小我们便在孔融让梨的故事中学会了谦让，在愚公移山的寓言中明白了坚持，在二十四孝的教育中懂得了回报，在将相和的故事中理解了宽容。
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教会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踏
请给我找一篇关于国学经典的演讲稿。
不用太多就五六七百字吧。
内容要好
让经典的种子开出璀璨之花国学经典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精神纽带,《弟子规》《三字经》《史记》„„犹如一汪清泉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而这其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便是——《论语》。
让我们跨越时空，走进了两千多年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去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去感受他的人生智慧，去追寻他的仁礼之风。
《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告诉我们，学习知识并不仅仅是学习一遍，更重要的是要经常温习，巩固知识。
同时，要把学习当作一个充实自己的过程，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对待它。
与之类似，《论语》中的另一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其实也在强调温习旧知识的重要性，随着自己文化修养的不断提高，当回过头在看到以前的学过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
孔子的这种学习方法古今通用，也是为现代教育人士提倡的。
通过细读《论语》中的仅两句话，我就收获了这一学习方法，难道那些对国学经典不屑一顾的人还不刮目相看吗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如若我们一味读书而不勤于思辨，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主见，学习的过程亦是味同嚼蜡，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指此意。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空想而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和钻研，则终究是沙上建塔，张网捕风，一无所得。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 这些都是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
《论语》不但诠释了学习过程中温习与思考的重要性，还提醒我们要重礼仪。
“不学礼，无以立。
”只有简单的六个字, 却含义深刻。
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做人没有礼节就不能生活，做事没有礼节就不能成功，治国没有礼节国家就不能安宁。
不学礼，不懂义的人；只有言教，没有身教的人，最终也无法以德服人，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的。
两千五百年前的夫子就是这样教书育人，而我们，作为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小公民，正在接受着知识教育，更应该知书达理、举止文明、谈吐得体，提高道德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知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小学生，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正心修身，格物致知，克己复礼；躬行仁义，九思慧德，智道不失；立心定于道，建中建极。
两千五百年的荏苒时光，没有让《论语》湮灭在汩汩的岁月洪荒之中，反而因时间的打磨而显出璀璨之华。
朋友们，用仁爱之心，为自己寻觅一个拥有文明和谐之美的桃花源吧。
愿你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精美的花朵，阅读经典之书，享受精致生活。
然后躺在清风送爽的绿色大地上，仰望那无边无限的蔚蓝屏障，聆听那动人心弦的国学经典传唱，它会让你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仁爱的和谐社会。
让经典的种子在我们的校园里开出璀璨之花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滚滚长河，民族的浩瀚星空，人生的坎坷历程，无不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精神。
于是，千百年中国傲立于东方，历史长河金鲤化龙，浩瀚的广宇群星灿然，炎黄挺起五岳的脊梁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是杜甫吟唱的盛唐清韵；“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是辛稼轩呐喊的两宋悲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谭嗣同面对民族衰微的浩然肝胆神州大地上，国学文化传承千年。
何为国学
是司马迁熟悉华夏文明，留下了传承民族魂魄的《史记》
是李时珍涉足千山万水，遍尝百草，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造福于后人的《本草纲目》
还是纪晓岚精通经、史、子、集整理出浩瀚的《四库全书》
何为国学
不就是经那得起时间洗炼而沉淀下来的，能够在千百年后还能给人以深刻启示，让人从中获益的精神财富、文化积淀吗
《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
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
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
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
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
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
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
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教之道，贵以专。
」，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
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坚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忆力非常好，应该把前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牢牢地背记，并烂熟于心中。
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义，但是先记住，好比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然酝酿发酵，必然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
如果在孩子在记忆、记忆力强的时候，不给他一些经典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厚积”，怎么能“薄发”呢?怎么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呢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
“弟子”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规”“夫见”意思是大丈夫的见解。
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
《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
《弟子规》共360句（1080字），概述简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的精髓。
要有例子的“国学经典”伴我成长演讲稿400字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许多灿烂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美德，文明是其中之一。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
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得以促进人际交往更加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架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
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用水平之上。
一个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
进中学将近一年了，我明白了，文明是一种与人沟通的最好工具，文明要做到与人文明交往，语言文明，行为文明。
在家是个文明的孩子，在校是个文明的学生，在社会是个文明的好公民。
在学校中，随处可见的塑料袋，饮料瓶等这些破坏环境的垃圾，而丢弃的人就缺少文明，主动与同学打招呼是文明，愿意帮助别人是文明，不说脏话是文明，不打人，不违反纪律是文明。
我相信，文明就像一盏灯，灯亮一些，我们的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
我相信，“文明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
近得触手可及。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人迈出文明的一小步，社会将迈出文明的一大步。
文明是一种力量，好像奥运火炬手传递一样，经过没人的手中，都能汇聚、释放所有人的热情。
做文明人就要从身边的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这样就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美丽或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美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
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
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
”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
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
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
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
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
不会
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
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
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讲呢
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
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
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
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
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
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
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
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
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
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诗歌为引的关于国学的演讲稿
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落 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
中国像一只巨龙一 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 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 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 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
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
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
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
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
建国60周年手抄报资料 1950年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 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土地改革完成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1954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6年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 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8年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反右倾”斗争 1964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1年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 1972年 中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 1976年 四五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8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9年12月20日 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使之国际化。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安然着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
并于2005年10发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
铁路进藏：西藏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实现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历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届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小康水平， 中国GDP：13年跨越10个万亿元台阶，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2008:成功举办奥运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虽然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新中国的领导人使中国人民彻底站了起来，使中国彻底实现了独立、完整。
在过去的58年岁月中，中国一步步在崛起，这是华夏儿女所期望的，也是值得欢欣鼓舞的。
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国际上的许多不友好的国家在仇视中国，想方设法阻碍中国进步。
美国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威胁，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我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使我国沿海长期不得安宁；现在的美国仍然在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划脚、强迫人民币升值等等，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美国将仍然是中国的敌人，是永远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的近邻日本从满清政府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抗日战争中杀害了无数中华儿女，掠夺了无数资源，这是中国人民永不忘记的血债
而现在呢
日本妄图粉饰其罪行，值得国民警惕
外国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到底害怕什么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可以称霸世界的机会，但是中国并没有那个野心，为什么现在已经进入现代化的世界，反而有此担心
中国人真的好战
中国人真的会伤害别人
不，中国人遵从“中庸”哲学，尊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历来以“保家卫国安”为最大目标，强大的时候，敢于帮助别国，而在弱小的时候，不会屈服于任何淫威。
中国，已经被欺负了100多年了，老虎不发威，当做是病猫啊
中国不愿意称什么霸，中国人民需要的是安宁、和平的生活，不管是什么党，什么政府，只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旧会得到国人的支持。
对于外族的欺凌，只有毛主席的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 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 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 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 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 我的血管里， 涌动着黄河的波浪， 我的心灵里， 开放着文明的鲜花， 我心中的理想， 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
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 茫茫大海， 是她广阔的胸怀， 巍巍长城， 是她坚强的脊梁， 滔滔黄河， 是她奔腾的血液， 青藏高原， 是她刚硬的臂膀…… 她—— 就是我的祖国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年级国学演讲稿400字
让经典的种子开出文明和谐之花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在历史传承上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只要传统与现代结合,人文与科技同步,必将在新时代展现其独特的影响力.子曰：“,己欲达而达人。
”说的是自己立身修德、通达事理，也要让别人同样而为之。
当前的社会,重智力而轻道德,重个体而轻团体.中华民族传统经典文化中包含的民族智慧和人生哲理,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利用。
经典的缺失就如同沙漠中的旅者久违甘霖，大海上的船舶迷失航向。
在彷徨与苦闷中，我开始了精神支柱的探寻之旅。
的曲径通幽处，正带着宁静安详的微笑讲学于绿荫深处，高声吟咏：“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
” 闻之，我领悟到和谐是一种平和与宁静；在落英缤纷的，带着悠然自得的神情对我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原来和谐可以是生活悠闲，与自然友好相处；在人声鼎沸的竹溪与孟轲邂逅，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和谐是一种关怀与友爱； 竹林深处茅屋一间，的挥着羽扇，抚着瑶琴，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我明白了，和谐其实还是一种宽广博大的生活态度。
；一路南下，汨罗江边，屈原在江风中对天长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饱含无奈与坚定的叹息声中，他以自己的死昭示天下：永不停息的追求也是一种和谐。
与先贤交流可以益智，与经典为伴可以清心。
只要我们怀着一颗宽广、博大、平常之心，就一定能发现，只要不被名利所缚，文明和谐就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因为苍鹰自由翱翔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羽翼，而是为了搏击长空；舟楫穿越风雨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樯桅，而只为乘风破浪。
其实，你我也一样，只要拥有一颗平常心，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朋友们，为自己寻觅一个拥有文明和谐之美的桃花源吧。
愿你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精美的花朵，阅读经典之书，享受精致生活。
然后躺在清风送爽的绿色大地上，仰望那无边无限的蔚蓝屏障，聆听那动人心弦的国学经典传唱，它会让你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文明和谐的人间天堂。
让经典的种子在中华民族大家园里开出文明和谐之花
谢谢大家
请帮我写一份以梦在飞为主题演讲稿,最好比较少人知道的,1000字以内,马上要的拜托了
离 开 家 的 日 子 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让我一路走来，真的不易。
——题记 飘啊飘啊，所有未知的方向；流浪啊流浪，只为梦中的远航。
一个追梦的少年，为了儿时的梦想，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那片曾经只属于他的乐土——家。
17岁那年，当我怀揣着梦想而选择离开的时候，我有可能不曾料想到，离开家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将如何去面对…… 无疑，从小在父母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我，经历的事情太少太少，当困难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知所措，我也动摇过，但我却不曾放弃过。
只因我有一颗执着追梦的心，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我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进。
心中有梦，倔强而孤傲的我，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迈过坎坷，踏着荆棘，向路的远方开始延伸。
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年少的我曾今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星期都没能吃得上米饭，早上啃馒头，中午吃泡面，晚上回去煮方便面，不过我经常这样对自己说，现在最起码还有馒头啃，吃泡面，万一哪天连这些都吃不上，我该怎么办
这样一个犀利反问无疑是最残酷却又是最现实的，仔细想一想，现在面对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心里自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似乎有点阿Q的精神，或者说是精神转化法在我身上达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生活的艰辛，让我变得独立、自强。
那工作的忙碌，他又从中领悟什么了呢
记得工作最灰暗的那一段岁月，我整天浑浑噩噩的上班、下班；不思考、不总结；心情的低落，意志的消沉；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后来，后来的后来，我不断反问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不，不是的，我这是在摧残自己还是……我在追寻着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句话道出了我的心声，让自己不再生活中陷入沉沦。
生活最艰难的日子，工作最困惑的岁月，父母的一句问候：儿，最近在外面，还好吗
让早已身心疲惫的我，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而此时的我心情却是矛盾的，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让我心里有太多太多的苦水一时间却不能诉说，嘴里却只能违心的吐出：妈，我在外面过的很好，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自己多注意点身子啊
就在此时，我的话语哽咽了，泪水在心底流淌、流淌…… 时光的流逝，风雨的洗礼，岁月的磨练。
曾今一个稚嫩的追梦少年，如今慢慢的开始成熟、长大。
…………………………………………………………….. 是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有当你真正走进其中的时候，才会发现它的无奈与残忍，才会明白自己所做的准备（心理、经济、知识、能力）还远远不够。
离开家乡，从来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是一次对自身各方面能力毫不留情的挑战和检验。
家，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港湾； 家，是我们儿时的一片乐土； 家，是我们游子一生的牵挂。
父母在哪，我的家就在哪。
年轻时，离开家乡独自出去奋斗，只因心中有梦，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才不得不离开温暖的家，但我坚信：叶落归根，我还是会回到家乡过完自己的晚年。
年轻时的奋斗，是正确的抉择，这个世界，永远属于那些追梦的人……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