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物的演讲稿__ 要500个字
改革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有30多年了，改革创新是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曾变化的，那就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是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诚挚的热爱和深厚的情感，是一个人最原始的感情之一。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中扬帆前进，经历历史沧桑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坚如磐石的改革创新精神，有征服体育界一举夺得六枚金牌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们都是勇于拼搏敢于创新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先辈而感到光荣、自豪和骄傲。
但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企业大环境里，铸造出与企业共有的一片辉煌。
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行动来自于情感的无畏。
虽然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奋进的社会，我们要从小树立一个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学习，掌握本领。
自信自强，无私无畏。
只有这样，长大了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改革30年成绩喜人，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成为世界大国做出一点点的贡献吧
我们有权利，更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社会主义改革创新属于我们，加油吧
关于党课演讲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优点，不论他是如何穷凶极恶、好吃懒做，缺点一大箩筐，起码都有一个优点。
我也不例外，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好胜心强、永不服输。
比如在学习上吧，上课时我遇到一个自己听不懂的问题，课后就会自己仔细钻研，从书本上寻找答案。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我就会虚心地请教老师、同学，直到弄懂为止。
尤其是对自己的弱项——物理。
我在物理这门功课上可谓是一窍不通，测验考试也只是徘徊在“七”字头的水平。
可能是由于自己天资不足吧，其他同学都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我却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有时候我也会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别的同学那么聪明呢
可是我不服气，我不想就此被绊倒。
因此我针对着物理这一弱项，专门找一些这一类型的题目来做。
每个夜晚，当星星们爬上那块漆黑的天幕之际在我手中的就是那理练习册、卷子；每个深夜，“当当当……”时钟敲了十下，疲惫不堪的我仍然带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埋头攻读，在写字台上写着，写着……虽然我很笨，但是，我坚信“笨鸟先飞”的道理，没有什么事会把勤奋的人难倒的。
果然，上天还是很眷顾我这个倔强的人。
在这几次的物理测验中，我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有一次还拿了98分的成绩呢
这都归功于我的好胜心。
在体育方面，我更是毫无自信。
每次篮球课上的上篮练习我都成为了同学们的笑柄。
然而，我不甘心。
于是，我开始寻找自己在技术上的缺陷，并且努力地改进。
终于，我的上篮技巧令人刮目相看，成了许多同学眼中的“老师”，给我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正是由于我的好胜，使我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而且迎难赶上，迸发出自身的潜能。
不过，好胜有时候也会演变成没有耐心，骄傲这些缺点。
所以我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优点，也要尽量降低优点变为缺点的可能，完善自己，朝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
做情绪的主人 演讲稿 (主题班会)【需要开场白 和主持人的话】好的可以加分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星移斗转，我们不能控制，股市走向，我们不能控制。
惟一能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控制了自己，把握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掌握好自己的命运。
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因为被东吴夺取了荆州，杀害了他的结拜兄弟关羽，一怒之下发动了对东吴的战争，战将百员，御驾亲征。
东吴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孙权起用陆逊为大都督，抵御刘备。
陆逊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火烧蜀军营盘700里，刘备70余万人马被杀得大败而归，如果刘备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结果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这就说明调节情绪，不仅对我们的事业，而且对我们的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孙子兵法》上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这只是一个方面，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交替变换，都有一定的限度。
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每天都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人和事。
面对这些不同的人和事件，必须不急不火，保持一颗“平常心” 我们要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保留一块安静而独立的空间。
既不要为外界的各种刺激和得失所干扰，又要进行适当的情绪调节，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波动过大。
当你生气的时候，记得照照镜子，那有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看的脸了，要记得笑一笑，好让别人喜欢你，不要保持怒发冲冠的样子；狂喜的时候，别得意忘形、乐极生悲，要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当你为自己悲哀难过的时候，看看比你还悲惨的人，或许他们能激起你善良的同情，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痛苦；当你遭遇人生难以避免的苦难，那就坦然地面对它，最坏不过如此了，正视它，或许好运就在面前等你呢。
换个角度去看事情，也许心境便会有所不同，要尽量往好处看待问题和世界，要满怀积极的心态面对挫折和逆境，事情才会往好的方向转化。
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制造天气，要学会用自己的心境弥补环境的不足。
如果你为他人带来风暴、难过、阴暗和悲观，那么他们也会报之以风暴、难过、阴暗和悲观。
相反地，如果你为他人献上笑声、欢乐、光明和乐观，他们也会报之以笑声、欢乐、光明和乐观，你就能获得事业上的丰收，赚取巨大的财富，何乐而不为呢
1991年11月1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校园里，一个名叫卢刚的中国籍博士研究生，在爱荷华大学凡•艾伦物理系大楼三楼309室举行的天文物理研讨会上，终于抑制不住多年来的猜疑和嫉妒之火，用枪声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
他在很平静地听了五分钟报告后，拔枪向在坐者射击。
他先是开枪击倒了他的博士导师——47岁的戈尔咨教授，继而向史密斯教授开了两枪，然后将枪口指向了他一直嫉妒的中国同窗——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山林华博士，连放几枪。
接着，他跑到二楼，推开系主任办公室，一枪射杀了44岁的系主任柯尼森教授，又跑回三楼看看那几位是否真的死了。
当他看到史密斯教授还没有死时，不顾旁人的哀求，对着还有一线生机的史密斯又补发了致命的一枪。
之后，他又跑到行政大楼，朝副校长安尼•克黎利女士太阳穴开了两枪。
至此，卢刚才举枪自杀。
整个凶杀过程只有十分钟，六人死，一人伤，确实是一桩国际性悲剧。
由于这几名教授的遇害，美国的理论太空物理研究力量已经名存实亡，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卢刚绝对是个高智商的人。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经过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严格考试，从数百名佼佼者中脱颖而出，顺利考取了公派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门门功课优秀，他所获得的高学分打破了物理系历届记录。
卢刚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时与同窗山林华并列第一，以后的学习成绩难分伯仲，要说有所差别的话，山林华博士的论文更受学术界的首肯，并因此被系推荐获得DOS学术界荣誉奖，而后者落空。
山林华比卢刚晚两年来到爱荷华大学，拿到学位的时间却比卢刚早上半年，毕业后，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而卢刚1991年5月拿到博士学位后，却始终没有找到工作，虽然是公派，他也不愿意回国工作，由此，他非常嫉恨山林华和那些教授们，认为是他们妨碍了他的发展道路，他要象西部牛仔一样，用枪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然后同归于尽，5月买枪，11月杀人，他等了六个月。
事后对卢刚事件的调查和分析说明，卢刚是个典型的性格缺陷者，他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自高自大、十分孤独，没有什么人愿意和他交往。
他个性很强，孤僻，不合群，喜欢揭别人的短，以嘲弄别人为快乐，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不仅人品很差，而且常常幻想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拜到在他这个“天子骄子”的脚下。
他个性非常自私，夏天天热，他睡在客厅里，经常把冰箱打开一整夜，不管他人的食物是否会坏掉。
有一次，系里在毕业生中发起募捐，卢刚用支票开了一张捐款，面额是一分钱。
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脆弱的人，熟悉他的同学说：他看问题的方式与一般人截然不同，凡是都向阴暗面， 这就是卢刚的悲剧，一个拿不起放不下心灵、惨痛无比的悲剧。
他是个高智商的低能儿，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加之不能驾驭自己的情绪，稍不如意，在失控的情况下就会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
他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和思考是深刻而沉重的。
一个随意让情绪“喷”出来而不能自控的人，一定是与成大事无缘的，因为缺乏自制和忍耐的性格，让自己的生活极为可怕。
这是从一个十分普通的事件中发现的。
这项发现使拿破仑•希尔获得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教训。
一天， 拿破仑•希尔和办公室大楼的管理员发生了一场误会。
这场误会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彼此憎恨，甚至演变成激烈的敌对状态。
这位管理员为了显示他对拿破仑•希尔一个人在办公室工作的不满，就把大楼的电灯全部关掉。
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几次，有一天，拿破仑•希尔到书房里准备一篇预备在第二天晚上发表的演讲稿，当他刚刚在书桌前坐好时，电灯熄灭了。
拿破仑•希尔立刻跳起来，奔向大楼地下室，他知道可以在那儿找到这位管理员。
当拿破仑•希尔到那儿时，发现管理员正在忙着把煤炭一铲一铲地送进锅炉内，同时一面吹着口哨，仿佛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 拿破仑•希尔立刻对他破口大骂，一连五分钟之久，他都以比管理员正在照顾的那个锅炉内的火更热辣辣的词句对他痛骂。
最后，拿破仑•希尔实在想不出什么骂人的词了，只好放慢了速度。
这时候，管理员直起身体，转过头来，脸上露出开朗的微笑，并以一种充满镇静与自制的声调说道：“呀，你今天早上有点儿激动吧，不是吗
” 他的话就像一把锐利的短剑，一下了刺进拿破仑•希尔的身体。
想想看，拿破仑•希尔那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站在拿破仑•希尔面前是的一位文盲，他既不会写也不会读，但他却在这场战斗中打败自己，更何况这场战斗的场地，以及武器，都是自己所挑选的。
拿破仑•希尔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他知道，他不仅被打败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主动的，又是错误的一方，这一切只会增加他的羞辱。
拿破仑•希尔来到地下室后，把那位管理员叫到门边，管理员似乎以平静、温和的声音问道： “你这一次想要干什么
” 拿破仑•希尔告诉他：“我是回来为我的行为道歉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管理员脸上又露出那种微笑，他说：“凭着上帝的爱心，你用不着向我道歉。
除了这四堵墙，以及你和我之外，并没有人听见你刚才所说的话。
我不会把他说出去的，我知道你也不会说出去的，因此，我们不如把此事忘了吧。
” 拿破仑•希尔向他走过去，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握着。
拿破仑•希尔不仅是用手和他握手更是用心和他握手，在走回办公室的途中，拿破仑•希尔感到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终于鼓起勇气，化解了自己做错了的事。
此后，拿破仑•希尔下定了决心，以后绝不再失去自制。
因为一失去自制以后，另一个人——不管是一名目不识丁的管理员，还是有教养的绅士——都能轻易地将自己打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后，希尔身上立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笔开始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他所说的话更具分量。
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敌人也相对减少了很多。
这个事件成为拿破仑•希尔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拿破仑•希尔说：“这件事教导我，一个人除非先控制了自己，否则他将无法控制别人。
它也使我明白了这两句话的真正意义：‘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犹如大海上被狂风巨浪凌辱的一叶扁舟，完全丧失了自我。
而当你在其中能驾驭自如的时候，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完全不会去理会它，自然会变得柔和，我们从此领悟人类情绪变化的奥妙。
对于自己变化多端的情绪，我们不要听之任之，因为只有积极主动地改变自我，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掌握好自己人生的命
“我心目中的马克思”1000字演讲稿
年的追求：我和哲学（一） 我埋头己的沉思之中，不觉流逝，窗外已过去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今天我依然如二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
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
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
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
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
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
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
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
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
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
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
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
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
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
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
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
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
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
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
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
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
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
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
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
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
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
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
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
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
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
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
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
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
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
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
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
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
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
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
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
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
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
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
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
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
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
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
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
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
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
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
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
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
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
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
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
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
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
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
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
」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
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
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
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
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
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
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
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
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
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物自身」
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
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
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
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
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
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
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
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
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
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
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
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
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
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
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
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
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
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
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
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
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
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
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
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
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
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
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
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
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
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
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
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
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
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
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
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
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
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
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
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
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
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
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
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
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
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
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
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
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
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
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
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
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
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
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
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
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
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
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
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
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
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
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
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
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
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
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
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
(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
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
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
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
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
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
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
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
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
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
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
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
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
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
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
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
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
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
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
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
急求一篇演讲稿
如诗般宁静
关于我的成长之路三分钟演讲稿
因为你的成长至理我并不了解，所以内容写不出来，这本应该是你自己完成的东西。
现在我提供参考给你，希望能很好的帮到你有人说，成长是痛苦的。
因为它把一个人从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内心毫无罪恶的世界，带入一个充满邪恶、世俗烦恼、虚伪的世界里。
依稀记得儿时的生活，一个神话般的童年生活，是多么叫人怀念呀。
家居木屋，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清晨起身时，必能闻到一股清鲜、充满花草味的空气，沁人心脾。
常偕邻家小孩一同去爬树采芒果、杨桃，就算树再高，可从没有担心、胆怯过。
如今望着那高耸的树木，不禁对儿时的勇气感到自豪。
钓鱼呢，一竹竿、一条线、一鱼钩，几条刚从泥土里挖出的新鲜蚯蚓，就足以消磨整个下午了。
再不然，卷起裤筒，亲自出马，到烂泥巴的田地去，赤手空拳地捉泥鳅。
嗯，我可不是在骗你哟!可真有此事呀!只不过，说实在的，我也够窝囊的了，捉了几年，就是一条也捉不到。
对漫画呢?我简直是爱不释手。
因为它是我儿时的最佳良伴。
而零食也是 和我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如今，买几样东西，还要经过三思、盘算，再也不如儿时般的豪爽了。
梦一般的世界已不复在，换成了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现代人。
你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晓得。
我曾问过大海，大海以澎湃汹涌的浪潮，拍打着岸边的岩礁，给我答案；可惜我听不懂海的语言。
我也曾问过苍穹，苍天只以白云的变幻，落泪的神情，向我诉说，可我又不明白了。
我更曾跑到深山野岭去呐喊，它反而回声问我。
如今，我已成长了，对于人生也有几分了解了。
你可曾留意过旭日东升、清晨破晓的情景吗?看到黎明的曙色渐渐增强，直到红日涌现，转而强烈明亮、一直到它收敛最后一线光芒，那是多么灿烂呀! 但你可曾留意过它被乌云密盖时，一片昏暗的情景吗?那是多么的暗淡呀!若再加上倾盆大雨降临，便如把一切希望都冲淡。
你曾留意过万籁俱寂的夜景吗?那是多么的死沉、寂静、寒冷及可怕呀! 人生的旅途，莫过于这些情景，充满荆棘，变幻莫测。
人生也必须经过这种挫折，接受考验，才能雨过天晴，散发出更灿烂更美好的光采! 成长，是一个人在他漫长人生旅途中自身的演变。
成长能令一个人的思想更成熟，使人凡事都懂得要三思而后行。
成长能使一个人更明白事理，辨别是非，懂得如何在别人有危急的时刻，施于援手。
若你思想成熟，对任何事都先想一想，凡事替别人想一想的话，必能培一份细密的心思和宽大的胸怀，谁说成长不是一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