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演讲稿范文4篇
本文目录1.检察院演讲稿范文2.检察院副处长就职演讲稿3.检察院中层干部演讲稿4.检察院三八妇女节演讲稿公众演讲 “忠诚、公正、清廉、为民”是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
忠诚，就是：忠心、诚实，为民乐于奉献，为公恪尽职守。
忠诚是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的基石，是公正、清廉、为民的内心统领，它反映着检察干警的敬业精神、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它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检察队伍整体形象的主观认知，它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治的敬仰、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广义的忠诚，没有肤色，不分职业，古老而又年轻。
苏格拉底之死，是他用生命坚守对法律理想的忠诚信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对祖国的忠贞热爱;杭城司机吴斌用鲜血生命诠释出了奉献、用职业忠诚浇灌出了奇迹;面对校门口四车连撞，最美女教师---佳木斯语文老师张丽莉，将学生将学生推向一旁，自己却被压在了车轮下，她情急之下的壮举是本能，更是爱心、无私、责任和职业信仰。
英雄们用青春、用生命、用忠诚信仰，一次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忠诚，是党、国、人民对政法干警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检察干警共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自觉维护、坚决捍卫党的领导、服务服从党的国家工作大局 没有惊心动魄的搏斗，没有庄严神圣的审判，我们的检察工作平淡而又不平凡。
就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前辈、同事，怀着对党国的忠贞，对人民的赤诚，
如何编写县志
县志初稿的编写要坚持存真求实，科学客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规律，述而不论；以事系人，生不立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重视经济，注重人文，更要重视资料的收集。
在资料收集齐全之后，要反复熟悉资料，反复熟悉篇目。
做到胸有成竹，先编什么，后写什么，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一、文体：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
文字表述要科学，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避免文学描写，词藻堆砌。
避免文言文、白话文夹杂，比如：“简而言之，地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
”二、体裁：方志体裁是记述体裁，古人所说：“述而不作”，“不作”就是不作直接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上届编修《中江县志?人物传》中共列45人，其中有专家、学者、廉吏、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能工巧匠……但也有劣迹昭彰的谢百城、曾望尧、吴贯之、刘庆刚等4人，详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寓“惩恶扬善”于《人物传》中。
再如《谢百城传》：写了他先期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又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又在靖国军石青阳部作顾问，任过蒋介石总司令部咨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秘书、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谢与阎锡山研究攻守策略，刘邓大军进入川东，谢回中江召开8次参议会，与当时的县长彭心明、县党部书记曾望尧等，组织4个临时警察中队，购买电台、枪支，全县分9个临时游击区，9个指挥所，抵抗解放中江。
中江解放后，潜逃成都，后逮捕归案，依法处决。
通篇找不出评论的语言。
但读者读后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特别在此文最后用“依法处决”4字，画龙点睛地给他客观地作出了评论。
三、行文：行文就是组织文字表达意思。
如何表达，概括地说，就是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准确等五个方面。
1、严谨：严就是严密，谨就是谨慎，严谨就是尊重客观实事，实事求是。
对历史事实不作任意拔高，也不作故意贬低，更不能笔下生花。
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展开，恰当记述人物和事件。
其次，一部志书，人、地、物名、时间和数据是大量的，最容易发生错乱，因此要认真核对，做到有凭有据，准确无误。
再次，语句要鲜明易懂，不宜用语句含混、数量不清的含糊词语，例如：“面貌一新”、“圆满结束”、“逐渐恢复”等。
臆测性的词，也不可用，如：大概、可能、估计、极其、特别、差不多、最、很等。
更不能用笼统的时间概念词，如：近来、近期、以前、很早、目前、至今、曾经、早些时候、当时等。
简称用语第一次要写全称，夹注简称。
如：“三反”、“三支两军”、“三中全会”、“三个代表”、“生资公司”、“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三反”的全称。
支工、支农、支商、军管、军训是“三支两军”的全称。
不先写全称，年深日久，后人无法看懂，不知所云。
用语要贴切，表达要准确，方志语言的严密，虽不象写论文那样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但必须准确地反映和表述客观事物的逻辑联系。
方志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用语必须概念明确，毫不含糊。
张冠李戴、偷换概念、歧义丛生，这是必须努力避免的。
2、朴实：朴实是志书语言风格的基本要求，语言要朴实无华，淳美自然，在行文中要摒弃浮辞，不堆砌词藻，不故弄玄虚，不用描写、夸张、渲染等修辞手法。
如：河北省新编《井陉县志》叙述聂荣臻救日本姑娘的故事，全文是：“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司令员派洪河槽民兵李北堂，将在西王舍救出的2名日本小姑娘（一九八O年得知是美穗子姐妹）送往井陉车站转交日军。
”全文共64字，把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经过和结果交待得清清楚楚，无一点描写和夸张。
方志学家提出，不要偏尚文辞，不要妆点名胜，不要浮记功绩，不要文史混淆，不要舞文弄墨。
地方志不同于文学作品，它完全用事实说话，靠资料翔实可信而发挥功能，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使用描写、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
也不能象写论说文那样使用设问、反问等手法。
在地方志中滥用修辞，将会失去地方的语言特色，影响志书的科学性效果。
3、简洁：志书语言要科学，做到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多，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少。
句无冗句，章无赘言，不枝不蔓，不转弯抹角，做到要言不烦，文约事丰。
文贵精、不贵多。
一九八三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
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的方面都讲到了。
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要惜墨如金。
”举个例子：有两个人同是给远方的弟弟打电报，说是他的父亲病了，要他弟弟迅速回家的事。
一个写的电文是：“父亲的病很重，你快快回来”。
另一个写的电文是：“父病重速返。
”意思都一样，一个写了11个字，一个只写了5个字，字多的比字少的多花一倍多的钱。
这就说明文字简洁的重要，同时也说明，文字表述必须经过提炼，犹如矿石经过冶炼捶打，才能制成各种器物一样。
用文字来表达命意，经过炼意、炼词才能成为文章。
对于收集的资料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经过核实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的语言要做到“词达而已矣”。
于事无补的冗词赘句，要舍得忍疼割爱。
志书的行文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意尽则止，不要啰唆。
围绕主题，不枝不蔓，多用短句，少用关联词语。
例如：“如果、那么、之所以、……因为等等。
多用短句，同时也要做到长短句的平衡。
总之，文字要简洁，要精雕细刻，在炼字、炼词、炼句上狠下功夫。
4、流畅：志书语言的流畅，是指志书语言的连贯性，读起来很通畅，段与段之间意思要连贯。
在每一段落中，句与句，词组与词组相互连接，一脉相承，前后贯通。
志书最常见的段落、层次有三种关系：①递进关系；②并列关系；③时间先后关系。
重点理顺各段落内部词句之间的条理性、逻辑性。
通俗地说，即一段话里哪句先说，那句后说，不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言不答后语。
志书的语言流畅，要尽量避免使用拗口的词，选词造句要顾及音律，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音调和谐，看起来舒服，听起来悦耳，一个节奏上下贯通，左右合拍，音调和谐，富于变化性，又有节奏感。
5、准确：准确用语是志书的生命，含糊不得。
行文中一律用第三人称，不得使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乡或本省、本市、本县、本区、本乡，一律要用全称。
区域性概念的名词也要准确运用，如：“全市”、“市区”，全市包括城区、远郊区和所辖县（市）。
市区包括城区和近郊区，不包括远郊区的所辖县(市)。
忌滥用形容词、副词、能愿动词、判断词和假设文词。
不使用因为、由于、只要、只有等因果复句和条件复句。
也不宜使用希望、望、能、能够、可能、会、应、应该等能愿动词。
再如“解放前”、“解放后”的用法都属于概念不清，解放后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些语意含混、交待不清的词要尽量避免，如：“有人认为”、“多数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等。
还有一些词语是集合名词。
如“组织上”、“上级”、“贫下中农”等。
志书行文要是什么组织就是写该组织的全称，是哪级就写哪级，是哪级领导就写哪级领导。
不能笼统的说某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应该写清楚，是贫农就是贫农，下中农就是下中农。
对概念不清楚的时间代名词，要避免使用。
如“今年”、“明年”、“明天”、“本月”、“上月”、“最近”、“过去”等。
还有如：“七、八年”、“三四天”、“三年多”、“五年前”、“三天以后”等。
四、书写：文稿书写要整洁，内容要完整，用字要准确。
1、文字书写，一律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层次清楚、标题醒目，全书的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篇与篇、章与章、节与节是并列关系。
篇辖章，章辖节，节辖目，均以事命题，标明顺序号码。
篇、章、节冠以第一、第二、第三与标题同占一行，居中书写。
序码与标题之间适当空格。
节以下的目是否要加序号，根据内容来确定。
2、数字书写，阿拉伯数字可按照统计局统计使用的数字和单位。
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的一律使用汉字书写。
定型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作为语素的数字，如“一律”、“一方面”、“十滴水”、“三叶虫”、“四季豆”、“星期三”、“四氧化三铁”、“八国联军”、“一二O师”、“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九三学社”、“十月革命”、“十一五规划”、“五路一桥”、“七上八下”、“第三季度”、“第四方面军”、“十七届一中全会”等。
非公历记年一律使用汉字数字，但要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
如清咸丰十年九月二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民国五年（1917年）等。
表示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的，如“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六一儿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
3、引文注释：在文中注释的称夹注。
在页末注释的称脚注。
脚注一般来用①②③……标注符号。
在文中引文要注明出处，如：《农业合作社问题》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3页。
又如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见（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4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等。
4、标题：地方志的标题，力求简明准确，以事命题，避免雷同，标题以名词或词组，或短语构成。
①不写教科书式的标题；②不写通讯报道式的标题；③不写工作总结式的标题；④不写章回小说式的标题，不写广告或指示性的标题。
标题是纲，纲举目张。
五、十忌1、忌写新闻报道式：新闻是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
它包括消息、通讯、新闻特写等，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多数以倒叙的方法，先述结果、后叙事实。
通讯比消息更详细、形象，报道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方法除叙述外还可描写、议论和抒情，而方志则要按时序叙述，最忌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
因此志书不能采用新闻文体的三段式（导语—主体—结尾）。
2、忌写汇报总结式：志书行文切忌写成工作汇报或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是一种应用文体，一般要介绍基本情况，简述工作过程，列出成绩和取得的成绩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概括经验教训，提出努力的方向等。
方志也要反映经验教训，但记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让读者去归纳。
3、忌文学描写：有一部县志的《文化志》对当地一座新建的公园这样写道：公园……以“春”字作为全园主题，展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春回大地之意，定园名“留春苑”。
……人们扶老携幼涌向新园。
“留春榭”倒映在云影波光中，与湖面上的荷花灯交相辉映；湖心有“集翠亭”，沿岸有“闰泽亭”、“寄畅亭”……。
“梅岭”、“桃峰”傍城垣逶迤起伏，巧夺天工……。
这完全是一篇散文，格调与志体不合，文中的“春回大地”、“云影波光”、“交相辉映”、“逶迤起伏 ”、“巧夺天工”，完全是流金溢彩的语言，反转掩盖了“留春园”的真实面目，志书是用朴素语言，白描记述。
4、忌穿靴戴帽：志书的行文，不穿靴、不戴帽。
我们常见的工作报告，一开头就先戴帽子一大堆。
如：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在某某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某某的支持下，然后报告相关内容，结尾总是穿一套靴子：“我们在某某旗帜下，取得新的胜利”或“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高举某某旗帜，奋勇前进”等等。
5、忌记流水帐：志书是著述，不是帐薄，是通过编纂史料，把断限内的事物揉合在一起。
一方面采用记述方法，以时序为主线，能看出事物的演变过程及其来龙去脉；一方面记述重点，突出规律，防止挂帐式的记述。
有个县的县志，在《政治篇?公安》章中有个条目叫“严打”斗争。
该条目从续志的上限至下限，逐年记述春秋两次战役中的若干次专项治理，出了多少警力，打掉多少犯罪团伙，抓获多少各类犯罪嫌疑人，缴获非法枪支、管制刀具、收缴毒品和赃款、赃物的数量，年年作流水帐式的记载。
读起来千篇一律，毫无重点，犹如嚼蜡，惹人心烦。
6、忌画蛇添足：志书的原则是“述而不论”表明观点不靠议论，而是靠史事说话，更不能引证马列、著作，引证名人言论或科学上的定理、定律来做论据。
要对客观状况的是非功过、得失、兴衰、经验、教训等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通过大量确凿的事实，让读者从中得出结论。
7、忌空发议论：志稿的编撰，力戒夹叙夹议，空洞无物。
如某县的《人口志》中有这段记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以前，并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加之，“重男轻女”、“传宗接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对县内开展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极为不利。
”这种记述纯属议论性的语言，空洞无物。
用各地的共性来代替本地特色，离开本地特色之本而不着边际的空发议论，是志书的大忌。
8、忌以志代教：志书不是教科书，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如某县志《文化志》在记述“民歌”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民歌，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演唱者用它抒发情怀，减轻疲劳，丰富和活跃劳动情趣和气氛。
民歌大体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类。
山歌有高腔和平腔之分，节奏自由，音调悠长，音程跳度大，较多使用延长音，高亢婉转，豪放粗犷。
小调流行城镇乡场……。
”这么一大段文字完全是传授民歌知识，近于音乐学院的讲义，缺乏史料性，更没有地方性。
有的志书，在记述具体事物时，先要作一番名词解释。
如《土壤》记述黄壤土，是石灰岩、砂岩、页岩、变质岩和第四代砾石层粘土等，经冰水堆积，在亚热带气候下发育而成。
又如：检察院是国家法院的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
把志书当成教科书，当成名词解释的词典，根本不是志书记述具体史事的内容。
9、忌溢美拔高：志书语言，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拔高，不溢美。
如有的志书记述产品，爱用国内首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经济实用、具有多种功能，远销多少国家和地区。
记地区离不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记人物则从小如何如何，死后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领导爱讲“事必躬亲”，说领导讲话时必加“重要”二字，如此等等。
10、忌故弄玄虚，有的志稿，往往引经据典，空谈原委，看似高深，洋洋洒洒，实则全是水分。
某县《政法志》中写，“警察”则追溯到“源于姬周司市之职”；写“司法”则从商君立法说起。
写公路先写“周道如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越时而书违反修志章法。
县志编写除上述之外，修志者还要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学点逻辑学、语法、修辞。
逻辑学管的是对不对，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
用好标点符号也很重要，标点符号用不好，也是会影响志书质量的。
如何做一个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老师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
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
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
——题记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
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
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
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
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
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
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
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
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
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
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
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
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
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
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
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
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
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
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
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
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
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
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
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
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
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
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
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
“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
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
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
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
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
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
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
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
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
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
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
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
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
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
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
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
”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
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
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
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
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
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
”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
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
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
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
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
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
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
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
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
“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
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
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
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
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
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
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
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
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
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
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
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
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
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
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
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
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
“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
”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
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
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
“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
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
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
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
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
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
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
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
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
“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
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
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
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
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
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
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
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
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
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
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
”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
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
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
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
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
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
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
（刘心稳）
10月6日是什么节日
1807年10月6日，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用由250个伏打电堆组成的电池组，将苛性钾熔融电解成功，人们首次看到了金属钾。
不过由于金属钾很活泼，直到几天后才真正的获得了这种银白色的金属。
1927年10月6日，由艾尔·乔森主演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中的动作有点机械化，声音和动作往往不能配合，但它却开创了有声电影的新里程。
1958年10月6日，美国核潜艇“海狼”号在水下连续航行两个月，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
1959年10月6日，前苏联宇宙飞船“月球-3号”探测器，发回第一批月球背面传真照片，人类第一次看到了月球背面的真面目。
2006年的10月6日:老人节 今年10月6日是中秋节日 哈维·华盛顿·威利：一个食品安全先驱者的光荣与梦想 时间：2008年10月06日18:00 关键词：食品安全、先驱、“纯食品药品法之父” 内容摘要：现在的美国，几乎是世界上对食品、药品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有着100多个分支机构的FDA，有几千名科学家在为它工作，护卫着人们的餐桌和健康。
可是，一百多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和药物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他们的安全状况比当下的中国更让人揪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食品安全引发全民关注的今天，一个美国人的故事可能值得我们关注。
这个人，被誉为“人丛中的一座高山，好斗的一头雄狮”。
是他，直接推动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的立法，因此被誉为“《纯食品和药品法》之父”。
这个人，逝世26年之后，美国政府特地发邮票来纪念他。
当然，直到现在，他一手创办的美国官方分析化学师协会（AOAC International），依然以他的名字来颁布大奖。
很多美国人说，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们的餐桌安全多了。
这个人他创立的机构，后来演变成为举世闻名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他，叫Harvey W. Wiley（下简称“威利”），一个值得我们今天来纪念的人。
一个让人愤怒的年代 现在的美国，几乎是世界上对食品、药品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有着100多个分支机构的FDA，有几千名科学家在为它工作，护卫着人们的餐桌和健康。
可是，一百多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和药物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他们的安全状况比当下的中国更让人揪心： 利欲熏心的商人把苯甲酸钠注入坏了的西红柿中，防止它继续腐烂，泼洒硫酸铜使蔬菜看起来更鲜嫩；肉类加工企业用硼砂除去烂火腿的臭味；而所谓的草莓酱是没有一点果肉的苹果皮加上葡萄糖制成的…… 面包商人为了节省面粉，竟然在原料中加入粉笔末、尘土和融水石膏；还有人在红糖里掺杂碾碎的虱子（表面看起来非常像红糖）；至于罐装火鸡里没有火鸡，橄榄油实际上是棉籽油这类的欺诈行为，更是数不胜数。
1905年，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看到的场景让人震惊：“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乡村集市上亲眼见证食物生产过程的场景一去不返，为了赚取更高利润，企业主们肆无忌惮在食品中添加各种添加剂和替代物。
一个能说明当时情况的事例是，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组织骑兵队奔赴古巴，结果，战争中没有让士兵倒下多少，而国内供应的变质肉罐头，却“成功”地让数千名美国士兵病倒
1899年，美国陆军总司令迈尔斯将军（General 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联邦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这些牛肉罐头比敌人的子弹杀死的士兵还多
与食品安全失控相似，当时的药品安全也让现在的美国人尴尬。
比如，丽迪亚·平克汉姆（Lydia Pinkham）这个美国很有成就的医药专利所有人，声称她的植物合剂，可医治从神经衰弱到子宫下垂的任何妇女疾病。
但其实，她的蔬菜合剂20%是酒精，成千上万个宣誓戒酒的女人，都在饮用。
还有一种称为“Liquozone”的灵丹妙药，其实99%是水，再加上一点硫酸增加气味，却声称可以治疗37种疾病。
在马萨诸塞州医学会年会上，一位医师说：我坚信，如果把今天我们使用的所有药物全部倒入海里，那样会对人类健康更有益，却会把海中的鱼统统害死。
这时，威利出现了，当时他的身份是，农业部化学局的首席科学家。
一个斗士的执着努力 一百多年后，我们已把“威利”当成成功推动食品、药品立法的先驱，但在当时，他工作的艰辛难与外人道。
“我推动纯净食品和药品立法，被认为是古怪的人才从事的工作，很多人认为我缺乏基本的商业常识。
”有时，威利会这样向周围的人小声抱怨。
作为一名兼通药学、医学的专家，1844年出生的威利先后在印第安纳医学院、哈佛大学学习，后在普度大学任教，他很早就注意到罐装食品为延长保存期，而加入各种化学添加剂，这对人体非常有害。
在1883年被邀请到农业部化学局担任首席科学家以后，他开始向让人愤怒的食品安全状况开战。
在他的主持下，化学局出版了由八部分组成的“食品和食品掺假”报告，揭示出许多食物都普遍存在掺假问题。
在威利看来，美国经济结构的变迁，促使了食品、药品供给的转型，他把那些所谓的秘方、药膏、药械中充满了鱼目混珠的情况，称为“最卑劣与无耻的恶”。
在1902年担任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后，威利进一步行动，把一批有志于改革现行食品监管制度的志愿者组织起来，将一些常见的添加剂，比如硼砂和苯甲酸纳，注入到他们身上，看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些志愿者被称为“试毒小组” （Poison Squads）。
结果，证明那些添加剂对人体非常有害，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威利希望通过严格的药品立法，规定所有药品都要在标签上真实说明所含成分。
但是，当时的美国，奉自由放任为圭臬，认为宪法中的商业条款不允许联邦政府去规制产品生产——在1879年1月20日到1906年6月30日，美国国会规制食品和药品的动议有190次之多，但却屡遭挫败。
威利深感他所作的一切，犹如登山爬坡。
他指出，或许，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让农业部化学局以及其他管制机构，去理解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的意义。
为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开始联合联邦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并常常举行各种演讲，指出掺假食品的巨大危害。
此外，他还向意见领袖们提出建议，要控制各州之间药品和食品的商业销售，因为“我发现我们每天消费的食品充满有害的细菌，以至于我都不敢去餐桌”。
在1905年至1906年间，威利在克林斯周刊上写了十二篇文章，来揭露药品掺假现象。
此外，威利还去游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颁布一部法律“以管制州间贸易中的食品、饮料和药品的掺假和伪造商标行为”。
而罗斯福总统也正为食品安全的事情发愁——一个略带戏虐化的故事是，一天早餐，罗斯福总统看到记者厄普顿•辛克莱描写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小说《丛林》（Jungle），读到那些令人作呕的段落，一下跳了起来——吐出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又把盘中剩下的香肠抛出了窗外
一项法案的出台和修正 鉴于以威利以及“扒粪”记者们造成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罗斯福总统命令劳动部部长Charles Neill和社会工作者James Bronson Reynolds，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
调查结果让人震惊，当报告公诸于世的时候，引发了更为强大的舆论风潮。
同时，在威利的影响和带动下，美国医学会也以自己的方式向国会施加压力——它向每一个参议员提交了一份呼吁食品药品立法的陈情书。
在1905年12月，罗斯福总统也向国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建议应该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对州际贸易中标签不实的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品予以规制。
这样一部法律将保护正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
” 1906年6月30日，在失败了100多次之后，威利参与最后一稿拟定的《纯食品和药品法》，在美国国会以63票对4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尽管法律中并没有出现威利的名字，但他还是被认为是这部法律的真正作者。
这部法律，奠定了美国现代药品法的雏形与骨架，直接催生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同一天，《肉制品检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获得通过。
《纽约时报》欢呼：“民众可以享受纯净食品和真正药品的时代来临了
” 然而，威利深知，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因为，《纯食品和药品法》禁止食品掺假，但对药品的管理却仅限于标签真实无误——药品可以宣传它的疗效有多么神奇，无论说法有多含混都行
当威利麾下的化学局来执行法案的时候，还遇到了尴尬——他们起诉Cuforhedake Brane-Fude药品，因为它的标签有歧义，但是胜诉之后，700美元的罚款，很难与该公司从这个药品中赚到的200万美元相比
在威利时期，农业部化学局人员从110人发展到146人，经费也从155000美元达到 963780美元，搬进了自己的大楼。
但是，农业部内分别成立了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the 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和科学专家顾问仲裁委员会（the Referee Board of Consulting Scientific Experts），而且，化学局的很大一部分职权还被法院取消。
1912年，威利黯然辞职——“因为他的基本原则，纯食品和药品法已名存实亡，已无力惩罚贴假商标的制造商以及掺假食品。
” 威利的离去，被人们惋惜地称为“厨房里的保护神没了”，很多妇女哭了。
让人欣慰的是，68岁的威利虽然离开了政府，但这位斗士并没有离开他为之奋斗的食品安全事业，他去了《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继续自己的努力——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对政府进行监督。
在掌管这份杂志19年的时间内，他和同仁一起对独立地对肉、面包、面粉等进行检测，并将结果公布在杂志上，逐渐形成了杂志富有责任的品牌形象——直至今天，《好管家》杂志依然在消费者那里留有美好印象。
就在去世前的前三年，威利还发表了烟草可能致癌的看法，并使《好管家》杂志比“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说法早12年拒绝刊登香烟广告。
也是这一年，由农业部化学局重组而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诞生。
1930年，86岁的威利逝世于华盛顿的家中，后被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在他死后20多年后，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以他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来纪念他对《纯食品和药品法》的贡献，不仅与此，美国多处建筑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很多美国人说，提起食品安全问题，他们就会想起一个先驱者的名字——威利。
1986年10月6日，前苏联一艘核潜艇在大西洋百慕大群岛海域失事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