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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中国的国粹】演讲稿
诗词，中国的国粹 演讲稿【By Kaiser3344】 艺术来生活，又高于生活歌如是。
无论新诗与古其实质都是源于人们社会实践生活中的思维和感受，都是生活与劳动（劳动也是生活或者说是生活的一部分）的产物，是思想灵感的火花。
因此，诗歌应该是作者出自内心，反应自己及其社会实践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并且通俗易懂，接近大众而又高雅含蓄的一种文字记录或憧憬，如乐如歌，给人一种轻松自然的乐趣和享受。
无论是作者和读者，如果写诗和读诗成了如果有沉重的负担和累赘感，那就很难说有人喜欢和爱好诗了。
即使对于作者来说尽管写作过程要精心构思、遣词造句相对要花一定的精力或说有一定的难度，那也是与之兴趣、文化素养和学习习惯相匹配的结果。
诗歌尤其是古诗，给人留下难以诉说的想象空间，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古诗的内容主要就是田园的、边塞的、咏史的、怀古的、咏物的、行旅的、闺怨的、送别的等等。
无论哪样的体裁，其中饱含的深情、隐含的诗意却都是一致的。
就像一幅水墨山水，神韵是凌驾于画幅本身之外的。
诗歌也一样，甚至这方面要大于国画。
诗歌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不是用来吃的东西。
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和精神有关。
古代的士大夫、读书人借物言己、咏诗明志，这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种最能抒发心情的艺术表达形式。
而对现代人来讲，古诗里那种流水潺潺的不绝诗意就好似一个遥远的梦一样，点缀在我们曾经的记忆里。
这也许是古诗今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人们不再可能过以前那种枕戈待旦时、蜀道难于上青天、悠然见南山、可怜无定河边骨、国破山河在、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生活，而内心里还依依不舍，古诗的雄奇壮美、幽咽悲声就成了人们最好的心理寄托。
所以，古诗的内容和韵味在现实生活中一去不返，但它留给后人的精神影响还是随处可见。
从语言上看，古诗尽管是古人所创，古人的文字古人的“清规”，尚能让今人读来朗朗上口，清新流畅（如唐诗），这很关键。
据传，唐代大文豪白居易写诗常常送给老翁、老妪读，并认为如果他们能读懂才是好诗。
这里尚不考究此说的史实真伪，单从唐人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足以证明之，无论是李白、杜甫等名家名人之作，凡是好诗，历史生命较长的诗，无一不是脍炙人口之作。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就更更应该注重这一点了。
从格律上看，古诗并不是要用那些生僻与晦涩的文字才是古诗。
古诗之所以成其为古诗，是因为它有其特有的诗律，包括平仄对仗和押韵等。
而这种诗律不但不是多余的，从古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潮流而言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它不但不针对读者，而是针对作者和那个时期的文化需求的；不但不是用了诗律就增加了古诗的晦涩和读者的难度，而是增加了古诗的抑扬爽口和清新流畅之美，更加便于朗诵和流唱（古人唱诗啊）。
从起源上看，古诗更是劳动的产物。
如最古老的诗经作品，相当部分都是劳作的人们所发出的劳动号子及其当时吟唱所记录的内心呼号和哼颂。
这就使诗歌形成了从劳动中来，到劳动中去，反过来供人们以鉴赏和娱乐，给人们以激励和鼓舞。
从古诗作品本身来看也的确是如此。
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日照香炉生紫烟……”、“朝辞白帝彩云间……”等等随举几例，人皆尽知。
尽管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唐宋时期的作品，作者所生活的环境及其语言尚在文言时代，而他们的诗句尚能如此通俗易懂而含义深远，何况我们现在说当今语言的人写诗呢
确实看古诗有很多时候像是在看一幅山水或风俗画，古诗的神韵很多都表现得像用色彩和技法勾勒出来的。
边塞田园山水的不用说，就是《长恨歌》这样的作品，甚至都可以画出来。
这好似《清明上河图》可以用诗歌写出来一样。
古诗确实已经不再是诗歌乃至文学的重要部分，它余音袅袅的韵味却依旧缠绕在有数千年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毕竟，古诗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楼主】完全按照您的要求来的，适合您当前水平演讲，若您觉得满意，望多多支持哈
心系中华感悟国粹演讲稿600字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古人描绘的美好生活，，仙鹤长鸣，神鹿奔跃，日月轮回，世代不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方文化美德几千年长盛不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
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传统社会的美德教育往往最初从亲缘关系开始，靠的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又要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民族精神真正体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 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
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
惟有创新，才能发展;惟有创新，才能不朽。
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
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
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林则徐、谭嗣同、瞿秋白、方志敏、鲁迅、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绚丽诗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出现。
在我们宏伟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社会公德，也张扬着浩然的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这些是我们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道德和民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大事。
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努力把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
只有不断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并用它来哺育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振兴才会有希望。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有关中国画
漫谈现代书 谈到中源远流长，其造型之美、含义，远非其他国家字体所能媲拟。
中华书法艺术基於深厚之民族文化，渊源极古，自三代古文、先秦小篆、汉之八分、魏晋以降之行草，穷极变化、妍美绝伦，不独国人所赏，且驰誉於寰宇，堪称国粹中之瑰宝。
身为炎黄子孙，不可对这瑰宝视而不见，见而不取。
虽然不能人人学得专精，但也不要放弃欣赏这世界公认的一种独特艺术: 书法。
(more)...
中国画革新体现在什么方面
原因是什么
现代中国画与元，明，清时期的画有什么不同
蔡元培“实物写生”之重读 ——由黄宾虹、齐白石写生小品引发的话题 作者: 时间:2005-11-25 12:42:00文\\\/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在读博士）小品本为佛家用语，指略本佛经，后被借用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多指与大制作相对的、形式单纯而意味深远的小制作。
其于画中多以小立轴、册页、扇面、手卷等形式出现，更具一种把玩的性质。
古人小品多强调文人的幽雅情怀，追求清淡超脱的美感，多一种孑然世外的清凉之气。
然，观黄宾虹、齐白石之小品，却非如此。
相对而言，他们较之古人，于笔墨之外更多出几分生活的亲近感，显得生机些、盎然些。
或山水、或草虫，以一种敏感于生活的体味获得了古人所缺乏的真实性——一种写生感。
这种视觉经验的形成，与齐白石边拿螃蟹边作画的传言、以及黄宾虹的写生游历颇为吻合。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黄、齐二人的身上，扩而延之则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相对古人获得的一种别样的体会。
应该说，这种体会的获得，与二十世纪“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强调写生训练不无关系。
而其中，蔡元培提出的“实物写生”则是这一话题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蔡元培于19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中提及：“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1]该演讲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及《绘学杂志》，是蔡氏1917年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论及美术功能与价值之后，一篇专门针对绘画进行论述的重要文献。
相对1917年仅仅宏观论述美术功能的文章，此篇演讲所提出的关于绘画的观点更为具体而明确。
他于开篇提出希望，继而分析了中西画法入手方法之差异，进而指出所谓“西洋画采用中国画法”之现象，最后呼吁“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2]。
时下学界讨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时，多看重1917年《以美育代宗教说》。
但笔者认为，抛开宏观上蔡氏美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仅就绘画的微观角度而言，如果我们能将蔡氏列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此篇演讲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更清晰、也更直接地提出了要以西画“实物写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画的发展。
当然，蔡氏此论之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新所面临的共同话题——西风东渐。
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如1913年《申报》在推介书家王介凡时曾说：“近自欧风东渐，学者力求新学，不暇书法者百有九九，而求书法之精良者似有万难选一。
”[3]。
然而问题在于，西风东渐的大环境确实存在，但具体到中国画的创作，它的影响到底怎样
却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的问题[4]。
其实，就目前学界呈现出的资料而言，并没有资料能显现出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内部发展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西风”之“强烈”冲击而反映“强烈”
相反，众多资料却显现出1917－1919之前的中国画画坛内部是相对平静的，北京“宣南画社”、上海“青漪馆书画会”等传统文人雅集性的社团及画家活动仍是中国画之主导力量。
虽然其间亦有“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之言语[5]，然其立足点是将中国画作为一个中国文化遭遇外来压力下需要保存的单元，而不是指中国画内部需应对“东渐西风”来加以变革。
前引王介凡之例亦然，其所叹息者仅是针对“不习书法者百有九九”而发，并不是指书法内部对所谓“国粹”的离弃。
也即，此间中国画虽处西风东渐的整体文化环境中，但其内在结构仍然稳定，其发展方向显现出更多的自律性[6]。
但是，这种“相对平静”到了蔡氏此文的发表时，情况已有所改变。
蔡氏倡导写生的论调与1917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一并，都以“以西画写实为尚”的论调为理论之逻辑基础，矛头直指中国画内在的价值核心，将“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力从中国画的外围环境引入到了中国画内在发展与求变的方向上。
从而使中国画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内在的革新问题，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国粹”中的一种类型而需要加以保存的问题了。
至此，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足以引发我们反问——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皆非画界中人，他们的言论到底会对中国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谨慎的问题[7]。
翻阅民国二十一年姚渔湘编著的《中国画讨论集》，上述三文皆未入选。
该书对当时中国画领域较为重要的论述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收编，“搜罗海内名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加之以选择。
”[8]其选编的出发点为“现在研究中国画的人还是唐宋以前的思想，故步自封的在自己的园地讨生涯。
又学习西画的人，一味的抄袭西洋面貌。
于是彼此壁垒森严，不通音闻，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闹得学绘画得人，不是做古人的奴隶，就是为西洋画的肖子肖孙，尽毕生之力，不知其所以然，徒食古人糟粕，拾古人牙慧。
噫，亦良苦矣
兄弟有鉴于此，想着把中国画的理论，整理出一个系统，使后来研究中国画的人，不至走入歧途。
”[9]应该说，编者姚渔湘选择文章的视野是相对开阔的，而他选择的29篇文章亦是当时画界影响较大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以康、陈、蔡三人的社会影响力而未能入选其内，似乎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暗示了历史的某种真实性。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什么，而只是想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时应该采用的一种慎重态度——在具体的现象中分析并体会时人感受，并在这种感受的过程中，还原或是拼贴历史相对真实的面貌。
比如说，我们一味强调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序》的重要性，固然，提出这篇文章的价值或许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该文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则是不恰当的。
因为即便是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的徐悲鸿，似乎也并未认同或响应康氏观点。
徐氏于1918年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于文后附录：“近人常以鄙画拟郎世宁，实则鄙人于艺，向不主张门户派别，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逼真而已。
初非敢弃绝，遂以浅人为师。
且天下亦决无可以陈古人之撰造而拘束自己性能者，矧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艺人谓可皈依乎哉
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指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
同志诸君察焉，悲鸿仅启。
”[10]徐悲鸿深得康有为之提携，甚至他1917年与蒋碧微私奔日本亦曾得到康氏的支持，两者之交可见一斑。
且徐悲鸿1918年也正是得助于康有为弟子罗瘿公的介绍方才结识蔡元培，得以入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出任导师[11]。
但徐氏入北大后不久即发表这样的文字，全然没有任何赞同康氏年前对郎世宁推崇的意思。
而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康有为的文章流传有限，徐氏未曾读到；要么就是徐氏虽曾读过，但迫于画界传统力量之强大而未敢附和，甚至还因别人的议论而欲与郎世宁划清界限。
那么就此反观康氏之文，于是时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是足以让人怀疑的，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
这一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时，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而应在琐碎的细节中慎重寻找历史真实的足迹。
但是，诚如上文所言，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否定康有为、陈独秀文章的价值与意义。
以康、陈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发表这样的文字即使不能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亦足以在中国画的外围环境中催生一种求新求变的舆论影响[12]。
只是，这种影响的产生并不是某个孤立的现象所导致，也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显现的，而是与其它的诸多因素一起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
而在这些“其它的诸多因素”之中，蔡元培的这篇演讲稿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看，蔡氏此文较之康、陈之文更为重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更能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蔡氏当时身任北大校长，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且于1919年出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校董会主席[13]，于当时南北美术教育研究机构中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力。
可以说，他当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相对康、陈二人而言，是直接面对美术界的。
而且，他的这篇《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是在1919年10月宣布陈师曾辞离北大画法研究会后发表的。
陈蔡分道之具体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蔡氏于陈氏离去之际发表“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此类话语，似乎是有所指对的，因为其中所谓“名士派”恰是陈师曾所推崇的。
就此推测，陈蔡分手的背后可能有着两人画学主张不同的原因。
那么，蔡氏放离陈师曾，并于其离后发表如此言论，则足见其对北大画法研究会之重视。
故而，在具体的教学研究中，蔡元培亦当竭力推行他的画学主张。
那么，有了美术教育这样直接面对画界的中介，蔡元培之画学主张则势必会对画界产生一定的直接冲击与影响。
而这一点，却是康、陈二人所没有的条件。
确实，日后于中国推动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上前进的陶冷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则无一不与蔡元培之提携有关。
故而，在1917－1919年中连续发表的康、陈、蔡三篇有关中国画革新的文章中，蔡氏之文尤值我们关注。
那么，蔡文的重要性又具体表现为他怎样的观点呢
纵观其文，蔡氏强调“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
”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画“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所以他强调“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
”[14]也即他开篇所提出的“多作实物写生”之呼吁。
虽然蔡氏于文中未对中西画作出直接的价值评判，但其行文逻辑中却无疑隐含了“以写实为尚的西画，正是中国画革新之必备良药”这样的前提。
此种说法与康、陈二人颇有合拍之处。
也正是这种合拍，才使得三人主张不同于前人所谓“西风东渐”下的国粹观念，而是直指中国画内在价值核心的“西风东渐”。
然蔡氏之文相对于康、陈，则又超越了一种仅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论调，而是在“提倡写实”精神的口号之下，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训练方式——亦即写生概念。
那么，这种具体性也无疑使蔡文对于前述的中国画内在的稳定性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其实，“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并不新鲜。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它最早应出现于宋人著述中，多指赵昌所绘花鸟。
如“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15]；“正如赵昌花写生逼眞，世传为宝，然终非眞花耳。
”[16]此时写生，多偏动词性质，意指逼真描绘客观物象[17]。
至元人，则开始偏名词属性，如袁桷《徽宗梅雀图》中有句云“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
”[18]至明清，写生则成了花鸟画的一种指代性名词，如吴宽《为白郎中题荷花鹅图》中云：“前朝画学人如市，不独丹靑竞山水。
点朱涂粉擅写生，花鸟纷纷总良史。
赵昌名与黄筌齐，后来更称崔子西。
”[19]然，此时德写生却也开始偏离最初“逼真描绘”的含义，如钱谦益《雪里桃花次薛叟韵》中“朱门人面愁相映，紫陌尘埃恨欲销。
拟为写生谁下笔，王家还有雪中蕉。
”[20]王摩诘“雪里芭蕉”与赵昌之“写生花鸟”实是大相径庭。
另如钱大昕《作墨菊长卷出以见示幷属题》中有句“主人供写生，不写形写神，淋漓泼墨汁，下笔淸而淳。
”[21]泼墨之法“只为写神而不写形”，与“逼真”之差别，无须赘言。
由此可见，“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其意义是有所变化的：由描绘的方式变为画种指代；由求真描绘变为写神描绘。
但是，这种转变在时间序列上并非一种完全的前后继承与变化，而是时有混淆的，也即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固定界定的科学概念，与二十世纪专指实物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即使是最早的强调“逼真”概念的赵昌写生，也不是指“对景造型”的过程，而只是画面最终效果“接近真实”的一种描述。
如果说中国画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接近二十世纪写生概念的词汇，倒可能是某些用法下的“写真”一词。
如南朝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中曾言：“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
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
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冝点染即成数人。
以问童孺，皆知其名矣。
”[22]但联系当时的绘画实迹考察，此种对景描绘可能更接近于“速写”，而非实物造型写生[23]。
就此而言，蔡元培于1919年提出的“多作实物的写生”应与中国画史毫无关联，而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
但是，蔡元培却也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引入这种“写生”概念的人。
1915年8月31日——9月3日，《申报》广告栏连续刊登了“东方画会招收会员”的消息：“本会自露布后，入会者甚众，远途来会，寄宿者亦不乏其人，旧有宿舍，势不能容。
今特将会所推广，至课堂、宿舍、浴室等皆高畅清洁，颇合卫生。
尚有退闲室、阅报所、藏书楼，均布置适当。
课目有静物写生、石膏模型写生、人体写生、户外写生等。
本会正式开会日期系阳历9月5日，嗣后逐日可以入会，寄宿者尚有余额，幸希从速。
欲知详章，来会取阅，函索附邮票一分。
”[24]其中，明确提出了系统的写生训练，甚至还将其划分为静物、石膏、人体与户外四类。
东方画会是由当时上海图画美术院部分教师共同发起组成的，会员有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刘海粟、陈抱一、沈伯尘、丁悚等七人，“他们试图以画会的形式，来共同研究和促进西画运动。
”提倡以写生为宗旨，同年暑假还举行了到普陀山的写生旅行，是开中国西画户外写生的最早先例。
[25]除此之外，上海美专亦曾组织学生外出写生，例如1918年4、5月间，刘海粟便带领学生乘火车赴杭州西湖野外写生，并于6月1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举行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旅行写生成绩展”[26]。
而且，上述资料中的写生活动尚为户外写生，而从理论上推测，室内写生较之于户外应该更早，它应伴随着中国引入西方图画教学方式而被引入中国的。
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外来的学画方法，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还曾与以临摹为途径的中国画学习方法发生过一个相互混淆而磨合的过程。
试比较《申报》1914年、1916年同由上海图画美术院出版的《铅笔画》的发行广告。
1914年《铅笔画第一期》云：“夫画岂易为哉
然必须按部就班，始底于成。
铅笔画为习画之初步，无论钢笔、水彩、油画等等，悉从铅笔画入手。
顾市上好范本绝少，不足以诱掖后进。
本社有鉴于此，特出铅笔习画帖一种……”[27]西画之中，铅笔画为基础，本该以写生为法，出版画册只是为了丰富视觉经验，而绝无临摹之说。
但刘海粟等所出的《铅笔画》却是一个临摹的范本，并如字帖一般名之曰“铅笔习画帖”，可见中西学画的两个概念、两种方法相互影响下的意义混淆。
然至1916年《铅笔画第一、二集再版》的广告中，情况则有所改变，“学西画者必从铅画入手，如将铅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
但所临铅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稿。
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
”[28]此时，“铅笔习画帖”这样明显中国化的名称消失了，虽然也曾提及临习铅画，却开始强调这种临摹范本的写生概念。
两次广告的发布者同为上海图画美术院，那么前后说法的改变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者对于“写生训练”深入理解，同时也显现出“写生”作为一种学画造型训练的方式，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开始与中国传统临摹观念的混淆逐渐走向清晰的过程。
至1919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画学真诠》的广告云：“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内容着重铅笔画之写生原理和技法，附有图例。
”[29]此时，不再提及铅笔画的临摹问题，而是让人直接理解写生的原理和技法，可见对于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的理解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早在蔡元培提倡“实物写生”之前，西化概念的写生训练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传播过程了。
而且，有资料显示最迟在1917年，写生作为一个画种的名称概念也已形成。
1917年6月1日－3日，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职业教育，推动小学校的图画手工科教育，特征集各校作品举办了“手工图画展览会”[30]。
其征稿种类中有“图画科”一目，目录下分“记忆画、写生画、图案画、写生图案画（由写生变化为图案者）、制样画（系制作物品前预备之图样）、特别应用画（如适用于广告簿二信封信笺者）。
”[31]然而，明确了“写生”概念在蔡元培之前的一些传播情况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即这些写生概念与蔡氏所提相同吗
如果相同，那么蔡氏之说的价值或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如果不同，那么它们的差异又何在
应该说，蔡氏之“写生”与上述的“写生”同属学画过程中的“对物造型训练”，基本含义一致，也即蔡氏所谓的“描写石膏像与田野风景”与“石膏像写生与户外写生”都是一种对照实物进行造型训练的学画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问题在于，蔡氏所言对象是中国画，是“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其最终的希望是“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32]这是针对中国画的价值内核提出的革新之语，而他之前的“写生”却并非如此。
无论东方画会，抑或上海美专，所提倡的“写生”都是为了推动西画的发展，而非中国画[33]。
那么，这种差异也正是蔡元培“实物写生”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其意义与价值也同样如此。
诚如前文所述，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虽然处于“西风东渐”的冲击之下，但它自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却是相对稳定的，西画的写生概念只是在其外围通过西画的学习与推广而蚕食中国画的外在资源[34]，但对其内在的发展方向却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故而，在此情况下，蔡元培登高而呼，并依借美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具体的推行，其产生的影响自然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将“西风东渐”真正吹向了中国画的价值内核中，并从操作的层面上明确了这种“东渐”的具体手段。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蔡元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具备了一种不可回避的独特价值。
虽然，他并非画界中人。
当然，蔡元培产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史虽然最终多以个别性的现象作为历史意志的代表，但在其真正的演变与发展中，一个现象意义的产生却是与其它现象共同关联的，也即蔡元培的意义也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来完成的。
我们不能遗忘一个事实——蔡元培倡导“实物写生”之前，还有康有为、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对西画写实精神的鼓吹。
没有这样的前奏，或许蔡元培的独奏是难以奏效的。
当然，康、陈二人因为缺乏蔡元培于美术教育上的独特背景，无法直接对画界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他们在文化上的姿态与影响却无疑不是“西风东渐”由外在冲击走向对中国画内部发展产生影响之间的一组重要的音符；或许，他们对中国画震耳欲聋的高呼未必能得到直接的回应，但却无疑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过去更为清晰的要求中国画进行自我革新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促使中国画一步步走向二十世纪“革新”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康、陈二人，才使得蔡元培能够更为轻松地推动中国画“革新”的大门。
故而，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社会大环境下，逐渐松动自我内在的稳定性，应该是他们共同致力的结果，时间应是1917－1919——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概念。
--------------------------------------------------------------------------------[1]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3] 《美术大家王介凡莅申》，《申报》1913年10月31日。
[4] 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不是简单直线式，而是藏匿于相对复杂、琐碎的历史现象中。
但后世评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这种发展的丰富性，做出简单化的判断，并时常遗忘或误读历史本身。
具体而言，对历史的遗忘或误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将历史理解为简单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非此即彼的、阶段性发展与进化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到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的多重性与交织性；二、将历史视作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演进史，产生以少数现象指代整个历史的片面化观点，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构成因素的多样性与互动性。
于是，面对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的问题，我们往往会采用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论证或理解，并将这种影响扩大化，甚至可以无视它具体演变的细节与过程，就简单在一个时期段上套用一个语汇或概念，而不去细析这段时期内各种现象与因素之间的细微关系或隐藏的真实。
[5] “讨论书画、保存国粹”见于青漪馆书画会宗旨，见《海上青漪馆书画会小启》，《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 这种自律性并不是说，此间中国画的发展就是隔离外在环境的封闭与保守，而是指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自我肯定的姿态。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它却可能是开放而灵活的——面对东渐之西风，可以吸收西画因素以求改良，沪上任伯年对待西画的方式即为一例。
但这种姿态与后来“试图以西画拯救中国画”的革命，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结果亦然。
[7] 当下学界谈及中国画当时的状况，动辄援引康有为、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以作“革命”激扬之论述。
然据笔者了解，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这两篇文章直至八十年代经郎绍君先生、水天中先生的钩沉方才被大量引用。
那么，没有辨析这两篇文章对当时的具体影响，便言其文化上的标志性意义，是一种过于主观而危险的行为。
[8]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编例，立达书局1932年10月[9]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序言，立达书局1932年10月[10]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附录文字，原载1918年5月23－25日《北京大学日刊》[11] 参见杨先让，《有关徐悲鸿的一段公案》，《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12]但我们在阐述这种影响的时候应该避免不顾事实的扩大与泛化，将其简单化地贴上标签或口号，这是治史所应避免的主观错误。
[13] 参见李兰，《蔡元培与上海美专——试析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美术与设计》2005年第1期。
[1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15] 欧阳修（宋）《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卷2[16] 释德洪觉范（宋）《石门文字禅》卷23[17]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虽以写生为名，但其本仅为课子画稿，所谓“写生珍禽”始见于《宣和画谱》，其画所题之名亦为徽宗瘦金体，故此名应为宋代所定，非其原名。
[18] 袁桷（元）《清容居士集》卷45[19] 吴宽（明）《匏翁家藏集》卷12[20] 钱谦益（清）《牧斋初学集》卷5[21] 钱大昕（清）《潜研堂文集·诗集》卷7[22] 颜之推（梁）《颜氏家训·卷第下·杂艺篇第十九》[23] 将此例联系赵昌逼真之写生，倒也从某个角度上显现中国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某种“写生”的萌发，但无容置疑的是，这种萌发并未成形，其中原参考资料：\\\/view.asp?id=767
关于中国书法在陶器领域的结合演讲稿
大家好!今天我演题目是《歌国》高唱国歌走向未来国响凌云壮志；国旗飘扬，扬世纪豪情。
思绪随国旗漫卷，记忆在晨风中长歌。
回顾中华，历经民族屈辱与沧桑。
“起来，不愿做奴录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平津危机!华北危机
中华民族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踩踏着中华的躯体，民族危机之时，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一时旗帜如海，标语成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亲自治
”的口号场，如阵阵春雷，震天动地。
再一次奏响了时代的强音，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时光冲淡了悲愤的呐喊，岁月吹散了弥漫的硝烟，但那奉献的精神和爱国的豪情，永远沉淀在沸腾的热血之中。
风风雨雨，祖国已从稚嫩走向成熟；艰苦创业，历史已揭开了新的篇章。
展未来，长征接力有来人，世纪轮转代代新。
我们今天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是跨世纪的新一代，面对先人与后辈，面对历史与未来，容不得有半点懈怠与彷徨。
志当存高远，沉醉于昨天只能让我们踌躇不前。
既然沉睡的“雄狮”已经惊醒，我们面对前程只能奋力开拓
既然紧闭的国门已经打开，我们的未来只能是除旧布新
先辈们以无数的青春热血为我们创下千秋基业。
告慰英魂，我们更应该昂首向前
让我们挽起青春的臂膀，让我们放飞绚丽的梦想，让我们高唱国歌走向未来，共创世纪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