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篇关于“诚信做人，勤俭做事”的演讲稿作为参考
急急急
这麼一个名流千古的人，其实，他从没想过让自己名流千古，他只想，原原本本做自己。
「做自己
」是的。
那是一个礼乐逐渐崩坏的年代，似乎，被后人称为春秋时代。
祖先虽是宋国贵族，但他却两袖清风，在那个价值与尊严都荡然无存的时代里，只有血液，还留有身为贵族的傲气吧
幸得，他还有一项能走遍天下的技能，那便是知识。
虽然他总告诉学生他喜欢风乎舞雩，但没有人发现他更爱深夜无人的星空，思索人生的意义。
有时他会感慨：如果没有这个乱世，他是否需要这麼飘荡流离
但是，没有这个乱世，他却永远可能醉生梦死。
「十五而志於学」，它比同年的小孩要更早熟，不是他看到什麼样的未来，只是懂得空想毫无益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这麼两句彷佛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却是他用生命刻画来的。
辗转求用，历经了大半辈子，做过「委吏」、「乘田」、「中都宰」，五十岁时，还曾经当过彷如宰相的司寇。
只是，他心爱的鲁国不肯重用，他只有黯然的率领弟子离去，周游列国。
这麼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应该是苦难吧
但是他活的快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吃东西嘛
贪点口腹之欲，人之常情，那又何妨
只要不过分即可。
「惟酒无量，不及乱。
」酒呢
偶尔来那麼一点，那也是人生快意
高兴的时候，他也会听点音乐，击节而歌。
与学生聊天时，他也会像个朋友般，拉著学生谈笑。
遇到学生能举一反三，他高兴的称赞，自己不小心发点牢骚，被学生指证，他也会立刻承认。
谁说他望之俨然
他从没端过架子，也没有刻意要装出道学样
他只是原原本本的，以他心目中的价值观过活。
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麼了
说「仁」，讲「礼」，主张「正名」，强调文艺的「兴、观、群、怨」。
这些，都是他用生命体验来的智慧，「朝闻道，夕死可以。
」好的东西，怎麼能不跟好朋友分享呢
是的，分享
不就是生命的分享吗
尽管没有太多的人听进去，他仍风尘仆仆，执意让更多人分享他生命的智慧。
有一天，他终於觉得自己老了
以往走惯了的田野大道，突然觉得遥远了
学生体恤的，刻意慢下了步伐，但他终於还是知道了，自己的年龄不再适合奔波。
望著那麼一大群跟著他的学生，总有那麼几个，是可以栽培的，自己年少的志向，就由他们去实现吧
自己老了，总要留些什麼吧
整理「诗」、「书」、「礼」、「乐」，并删鲁史、修春秋。
自己在星空下领悟得来的道理，不自觉的全灌在书中了。
他，不写书，却仍藉著整理书而把自己的意念灌注其中，一如千百年后不断追随的史笔春秋。
於是，也许大家爱称他至圣先师，可是，他永远还是喜欢那个志於学、孜孜不倦於礼，总被唤做「仲尼」的自己
请写一篇竞选高中学生会志愿者服务部的演讲稿
校外：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给老人嗑瓜子唠嗑啊之类的（然后还要清理瓜子皮- -#）；去工厂基层参观，与最底层的劳动者亲密接触，发扬主席“劳动最光荣”的传统；去各大院校参观，瞅瞅已经走入大学校园的幸福的学长学姐们的生活，激励自己发奋读书；下田体验农民生活，具体就是体验栽秧苗，腿跟上，抬起头的“栽跟头”过程；传统节日放假时去公园等公共场所做宣传，让大家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魅力；还可以晚上去摆个小摊，卖点小饰品啊，然后把赚来的钱捐给希望工程（前提是你米亏本，而且没被城管逮到）；近期应该会在植树节一起出去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贡献。
校内:在校内的一些大型活动，例如运动会，艺术节，各种比赛中奉献自己，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放光芒；尽力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以上校内和校外的活动只是一部分，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之团，刚刚起步，成员还很少，所以能想到的活动也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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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想到了新颖并且有意义的活动，请大声说出来。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的志愿者之团，意在于培养大家的社会实践能力，在高中这三年大好时光去干些有意义的事情。
来证明我们90后并不是只会画 火星文，玩非主流，装颓废，冷漠，狂妄，拜金的一代。
我们可以承担青春的责任，奉献自己的爱心，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为90后正名 这个团体是完全由学生组织，学生管理的。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可以真正为学生解决问题，真正由学生当家作主的组织。
以上就是我们志愿者团的有关内容，如果你具有奉献精神，有爱心，想让自己的高中生活过得充实且有意义的话，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以高职学生的苦于乐为题写一篇演讲稿
在老师、家长、同学眼中，我也许是个好学生——不打架、不去网吧、学医成绩优秀、有着弹钢琴这一特长……许多人都根据学生的表现、学习成绩等，分成好、坏两种级别。
提起坏学生，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抽烟、打架、喝酒这一类的男生、女生（占少数）吧
每每听到，我却不以为然，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副乖巧的样子吗
背着沉重的书包，按时回家，摇头晃脑地背诵着课文——是吗
如果是那样，我愿意转让“好”学生的座位。
没有人会想得到，看似文静、乖巧的我，心中隐藏着一个恶魔，他拼命地挣扎，想要离开这个困住他的笼子。
我想当一个”坏”学生，因为，它能够给我隐藏多年的叛逆一个足以发泄的地方，我很羡慕他们——那些所谓的坏学生。
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尽情放肆“愉快”后，提心吊胆地等待“暴风雨”的来临。
第二天后，见到对方时会意一笑，为挨打的人悲哀，为自己躲过鞭子而暗自庆幸。
我想当一个坏学生。
在课堂，大声说话，虽引来无数白眼，但换来阵阵欢笑。
在课堂上，被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导一番，下课了，依旧和那一群“狐朋狗友”勾肩搭背，情绪丝毫不会受到一丝影响，依旧是咧开嘴角，哈哈大笑。
也许这就是老师眼中的”屡教不改”的坏学生。
然而，一个好学生是做不到这样的，甚至，因为老师的一句批评，便可以闷闷不乐一整天。
我想当一个坏学生。
哪怕是因为老师赠给自己一个“芝麻官”，便欢呼雀跃。
课后，拉着哥们儿到街边一小摊大吃一顿。
然后如“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找着机会就“教育”那些平常学习好的同学。
虽然吗，这种热情不到三天就淡化了。
我想当一个坏学生。
在英语考试后，哪怕得了59分，也会为自己的分数离及格——60分，只有1分只差而在座位上高呼万岁。
待到所有人考试分数都明了时，揪住一两个学习和自己差不多的，询问分数。
如果对方比自己高出十几分，就会大声喊“XXX作弊”；如果，被问那人的分数比自己的分数更低，便在一旁沾沾自喜；如果，被问的几个分数都比自己多，便会坐立不安，非要找出和自己分数差不多的。
然而，对于比自己好是几倍的优生，对于他们那些77、100，根本都不放在心上。
这算不算是“不求上进”
即使是那些考了99的同学，不见得会比他们快活。
只是一个劲儿得埋怨自己为什么要粗心大意，只差一分就可以满分的遗憾。
诸如此类的事例是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些优生的痛苦甚至会比“坏学生”多。
由于自己考试时的不小心而唉声叹气的，那是好学生；由于自己突破60大关而得意的，那是坏学生；由于自己没带上三杠而忧虑的，那是好学生；为自己当上组长而开怀大笑的，那是坏学生；由于读书，在学校里认识的人寥寥无几的，那是好学生；想打篮球，随便一拉就是一大把的，那是坏学生……在这样的对比下，到底谁更好一些，相信大家都一目了然了。
好学生笑坏学生是“燕雀安知鸿雁之志”。
坏学生却说好学生“不懂玩乐，生活枯燥无味”。
虽然我承认，文中所写的，只是我看到的。
但是当“坏学生”的“好”处是在数不胜数。
那种“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坏，那种称兄道弟、狐朋狗友一箩筐的坏。
试想，在一个班集体中，如果少了这么一群“坏”学生，那么，就如一潭死水。
“想坏就坏”，坏得毫不掩饰，坏得毫无顾忌。
那样的坏，是谁也做到的，令我羡慕的坏。
偶尔看到哪一些三五成群的坏学生，那种想法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头。
我想当一回坏学生，想像他们那样任逍遥。
只要一天就好……
求演讲稿 急急急急
中国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 9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拉·沃德和物学教授勒内·杜博斯合着了一部警世之书，书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
两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思想，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无数，却只有一个星球来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
今天，“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1999年已是第27个世界环境日，其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的未来”。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万人的幅度增长，世界人口1999年达到60亿，到下个世界中期将达100亿。
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吨。
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达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
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
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比本世纪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环境生态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还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认为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问题。
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
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刚刚看到这份报告时，“我们采取的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曾确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世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对自然造成过度的伤害，已经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情况下，人类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奴役自然，还是应该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
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涉及到对人类基本文明的重造。
所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 既有制度优势，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但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又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像大跃进时代那样；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环境治理，可以大规模集中地在全国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但社会政治热点一变，那么下面也就悄然无声，地方政府是不会主动去牺牲经济发展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但现有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而且会有扩大的趋势。
既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充分总结欧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可能性。
但又有不发达的劣势，不但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上了许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初级工业项目，甚至实际上就是以牺牲环境而获得一定经济发展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环保意识，而造成了无法治理的环境局面。
这似乎在经济发展中又走了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难以超越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还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文化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在大多数人那里实际上还处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阶段。
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与金字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结合中，正显示着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还没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支持这种世界观的社会结构和机制。
因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在工业活动中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还以“左”的思维方式，计划体制的制度形式，在历史活动中造成了对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的伤害，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生机与活力。
显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树立起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观念的变革。
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代价的。
这种分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群的分化、阶级和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人类主体和理性意识的产生，使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主体而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并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概念逻辑去认识自然，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从事自身的生存活动。
正是这种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及其社会化展开，人类跨入了第一个文明社会——奴隶私有制社会，创造出了原始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
但奴隶社会的极端贪婪和种种残暴也促使了人们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的创始人物老子和庄子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的私有制社会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以及所产生的罪恶和苦难。
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内涵复杂而精微，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类社会也应该返朴归真，最终回到一种君主无为而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中去。
庄子则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私有制社会。
他一方面对那个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残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绘了一个人摆脱了“物役”，回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会。
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谓“齐物论”。
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美丑、是非等判断实际都是人的主观“我见”， 他举“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故事（《应帝王第七》）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得不安宁。
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无意志却无为而无不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舍弃和忘掉人工作伪的知识，回归人的自然纯朴的本性。
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宁，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道家虽然已经看到了技术（即“机械、机事、机心”，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影响，但道家更多是从社会的分裂、文化的作伪和自身的素朴自由的身心体验而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虽然其中充满着内省的智慧，如对私有制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人类的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理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双重作用的认识，以及保持素朴身心的种种体会，但道家的这种期望通过消解文化来澄清人心，使人回归一种近乎原始的存在状态的社会理想，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另一方面，道家在这其中所领会感悟的天（自然）人关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当有调适作用，而且对人们思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中国道家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则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
他与道家一样，都认为自然是无意志，无目的，但他不认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仅此而已。
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为君主是否贤明而变化，也不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而人的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社会是富强还是贫弱取决于每个人是否努力劳动。
正是在这种价值视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能够也应该适应天时地利去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创造出财富，使社会富强，人民安乐。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仅限于社会领域的当官的“有为”推向了自然领域，并因此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解蔽）和逻辑学思想（正名）。
值得思考的是，荀子还提出了“性恶论”和“礼仪法度”的思想。
这些与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有着体系性的内在联系。
如果对中国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话，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源期，似乎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古代希腊文化的原始的文化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同时也由于缺少对这种文化体系的本体论的学术支持，因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化体系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结出近、现代的自然科学之果。
相反，汉代实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后，中国古代这一文化体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国虽有众多技术发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发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能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发育生长出来，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也与这种文化体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发展有关。
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释道互补，最终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构，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以其“灭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题，担负着压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彻底关闭了自身体系发育自然科学视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将自然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的中华古代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文化不但由于缺损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心情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并没有因为伦理化中的“田园诗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工业化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自然” 在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基础上，希腊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更多表现出功利性的特征。
在世界思想史上，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通过对宇宙始基的追问开始的。
中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之说，最终形成了以“气”为统一的始基，以五行的变化为规律的物质观。
古希腊哲学通过一系列假定最后把宇宙始基规定为“存在”和“原子”。
“存在”的古希腊语转译为英语为“to be”即汉语中的“是”。
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后，对“存在”的探索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西方文化中的这个“存在”实际就是对自然说“是”（相当于老子的“道可道”），即以人的主体特性来对自然做出判断、认识和进行理性建造，形成“世界“的文化过程。
所以西方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以范畴的形式来为自然制定逻辑法则的哲学，所追踪的是人的理性所建造起的共相世界，表现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和驾驭意识，即后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所明确表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所要追踪的则是非语言逻辑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而“原子论”则形成了西方人的物质观，自然与世界被认为是由无数个自由的单质 个体所组成，它们相互冲撞、相互竞争、互相作用而形成了有形的物质世界，这里单质体的“一”与“多”，“一”只是无数个“一”中的“一”，而不象中国道家的“一”是唯一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开始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价值论的，是认识和假定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表明了希腊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假定：世界的存在的基础是个体性的，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发展及其秩序都是在个体相互竞争中形成的，而不象中国道家那样认为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尚的“道”即“一”或“气”所氤氲化育成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中，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表达了两种基本文化信念：在其本体论中，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宰，人的理性建造和绝对的理念世界，这显示了人类主体的内在尺度及人类精神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而在其物质观中，则强调了自然和自然本身的自我演化机制，认为世界秩序源自于强有力的自然个体的相互竞争的“天机”[①]。
这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宏观界定：人类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有机部分，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而生活和劳作[②]。
在希腊文化其后的发展中，其本体论在与犹太文化的结合中具有了人格神——上帝的形象，“上帝“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和人的绝对主宰；而其物质观则在其自然哲学的形式中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在十六世纪脱颖而出发展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原子”这种原来只是价值论的认识工具居然在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中变成了真在的东西，而其自古希腊开始的工商经济、城邦民主体制、古罗马的征战、及其后来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方民主法制制度，实际也无不是“原子论”结构的历史形态的写照。
进入十六世纪后，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世界重新挖掘和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并创造出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类的生活面貌。
然而，这不但意味西方人源自古希腊的那种主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价值意愿在数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等科学中被极大地强化，而且还通过科学获得了主宰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这个时期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使整个自然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步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他们认为，自然“一切都是给定的”，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严格按照轨道运行的，只要认识了这个必然性，把握了其中的规律，人类就可以像摆弄钟表那样控制和改造自然这部大机器了。
终于，随着最想赚钱，因而也最愿意利用科学工具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轰鸣、铁路的纵横、工厂烟囱的耸立、汽车的奔驰和原子武器的释爆，人类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工业化在给人们带来众多享受的同时，也将人类居住的地球带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全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热带雨林急剧减少、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和减少、大量物种消亡、以及美俄核武库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等等。
在传统工业化所引入的新纪元中，自然似乎在反抗人类，开始报复人类。
正因为如此，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了”，实际批判的正是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人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其后非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和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其文化本质正在于要摆脱于语言逻辑的牢笼，消除理性的束缚，复归人的感性生活，寻求人与自然的一种整体化的和谐的关系。
而十九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热力学的创立以及本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现代宇宙学、系统论、复杂科学等的出现和发展，实际已经开启了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科学之门，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奠定了科学基础[③]。
三、两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工业化及环境问题比较 进入二十世纪，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批判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的模式，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都有着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其环境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关的特点，通过两种体制中的环境问题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问题。
在从文化上来回顾西方工业化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推动的工业化都包含着一个价值论意义上的“绝对主宰”的影子，但其工业化却是在没有主宰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
这就是说，西方工业化在其价值本质上是为了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因而在其社会层面表现出了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价值心态，但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却由于一个个想称霸的企业主体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抗衡而使其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不可能称霸而由“市场合力”来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充分地表现了古希腊原子论的结构原理。
因此，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有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有企业业主这样一个个企业的“主宰”，同时在文化领域还有着自由主义为之摇旗呐喊。
然而，正是由于市场体系中的这种充分的个体意志自由、充分的理性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使得市场体系在其宏观整体上显示出了一种既没有绝对意志主宰，也没有自觉理性的性质，而是恩格斯所说“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历史合力”起著作用，因而使其变成了一种由“合力”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这正是西方工业化“先发、内生型模式”的文化特征。
因而，西方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实际也是由这个文化特征所支配的。
从文化上看，西方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工业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手段有关，但在其现实性上却是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说，欧美工业化中所产生的各类污染在本质上是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
二是在市场体系的条件下，企业的导致环境污染的自利行为最终又会被企业竞争中的一般化的自利行为所制衡，进而通过社会的意识化的过程而产生制约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和社会机制。
这就是说，市场体系中工业污染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政府理性指导下的市场竞争，而在企业自利的基础上产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机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环境污染是企业的自利行为导致的，而最终又是在企业自利行为基础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机制。
比如企业污染环境后会遭致公愤，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不利，而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又会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遭致政府的法律处罚和经济制裁，进一步发展又使清洁生产、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受到社会的赞扬和欢迎，而绿色环保运动和生态伦理的出现更是使企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遭谴责的不道德的行为。
这一切都会对企业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演化和生成出一种包含了环境意识的新的市场秩序。
值得强调的是，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等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只有在市场本身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物质和信息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
所以，在市场体系中，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的损益来影响和推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及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另一种文化特点。
一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模式中，企业被消解了财产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变成了整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被控的工业单位，而不再是一个经济主体。
因而，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不是一种个体，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既无自身意志自由，也无所谓理性（理性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的），更没有企业间的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企业实际只是政府部门经济职能的延伸。
因此，一切经济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计划指令来进行，整个计划体系中的经济运作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实施操作的。
从文化上来认识这个体系，不知只是一种文化的巧合，还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真的延伸，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的“气化论”的原理（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运化万物）。
这样，与欧美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相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在其微观的经济领域里恰恰是没有个体性的“主宰”的，企业没有自身的利益，没有人格化的企业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当然也没有企业业主的“主宰”，因而也就没有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竞争。
因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系统是一种没有自然发育、发展过程的，因而是没有自身秩序信息源，没有内在生命活动的人造系统。
二是在计划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经济结构，假定了一个超越了自身历史发展水平的高居的系统主宰和控制者。
由于计划体制的工业化系统没有内在生命活动、内在秩序信息和生命活动机制，因而必须造就一个外在的系统控制和操作者来推动这个系统运作。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社会管理者们“自我超越”，一下子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绝对控制者，在对西方工业化知识的非经验化的批判和借鉴中，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被假定为通过政府有计划地、科学地组织和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跨越市场化阶段，走一条多、快、好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这样，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在一个假定的历史前提下，以一个“至善”的社会理想目标，而自我赋予了绝对权力，成为不但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直接操作者。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本质上不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社会管理层在“至善”的价值理想推动下的一种意志化的历史活动[④]。
这里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即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工业化中，工业化本身所暗含着的“绝对主宰”的价值意愿与计划体制金字塔社会结构所包含着的价值意愿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共振（中国大跃进就是这种共振的表现），从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个大系统中极大地强化了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管理者在工业活动中意志化行为。
这就使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导入了一种没有制衡机制的社会架构中：工业化中的人的主体价值意愿缺少了市场化中的“市场合力”作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力量来制衡；计划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中的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化行为缺少了市场化的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市场的理性行为来制衡。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缺损了自然（包括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对人主体性的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在历史活动中这一瞬间了失落了大自然的法则。
然而，实践表明，这种社会架构中的工业化活动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都是一种危险的历史尝试：一种“至善”价值理想支配的没有制衡的意志化行为所推动的工业化虽然实现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增长，但其后不仅付出了低效益、资源浪费、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大规模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也在其力图使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科学化、秩序化、均衡化和道德化的唯心意志统制行为中，压制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如农民多养两只鸡也是不准的），阻碍了经济主体的发育，并在为保持这种无个体、无主体性的文化结构所进行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以及所宣扬的各种极左思想观念中对人民的思想感情造成了极大地误导和伤害，从而逐步把经济和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污染问题也与这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护士如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演讲稿
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一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党的纯洁性。
二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为了坚守党的生命线。
三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中国梦”的构想化为现实。
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着力解决“四方面问题”1、形式主义，群众反映最突出的是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追求形式、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2、官僚主义，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脱离群众，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缺少为人民服务的心态。
搞一言堂，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
3、享乐主义，群众反映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安于现状、铺张浪费，奢靡享乐，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
4、奢靡之风，群众深恶痛绝是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腐化堕落。
一些领导干部宗旨观念淡薄，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不强。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意见和建议（一）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
一是要加强政治思想理论、法律法规的培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员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
二是要加强干部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培训，引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干部开拓创新的意识和服务群众的本领。
三是教育干部牢记“两个务必”，树立公仆意识，筑牢宗旨观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是加强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的培训，增强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
（二）强化干部作风建设，提高群众满意度。
一是坚决纠正“四风”问题。
各个行业和部门，不等不靠，提前谋划，自觉对照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把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两手抓，两不误，切实扭转一些党员干部不办事、虚办事、假办事、办假事和久拖不办的官僚作风，严厉抨击那些形式主义、好人主义以及奢侈浪费等不良习气。
要大力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群众纪律，严肃整顿那些欺上瞒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自由散漫现象。
要通过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真正让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触动、行为上受到管束，真正实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活动效果，打造一支作风优良、业务过硬、亲民爱民的干部队伍，重塑人民信任和拥护的公仆形象。
同时，也要对群众反映的损害和侵占其利益、为官不廉不正的人和事、为民不求真务实的问题，积极回应，严肃查处，切实提升党的公信力和群众的满意度。
（三）深入基层，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充分调动群众参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在活动的每个阶段都要邀请群众参与，做到群众放心说，干部认真听，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搞好联帮带，为群众办实事、难事。
（四）以清廉的作风为民造福。
一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心中始终要铭记，共产党的官是人民公仆。
二是要正确行使权力，摆正权与责的关系，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群众谋福利，而不能成为谋取个人好处的资本。
三是要正确对待名利，摆正名与利的关系，把一切心思和精力用在为党工作为民尽责上，做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做廉洁自律的模范。
（五）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社情民意反映机制，要继续坚持党员干部大下访、蹲点办公、群众接待日等有效的工作制度。
要深化完善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坚持经常性走访，关注基层群众的现实需要。
二是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必须顺应群众期待、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决防止和纠正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办事不公、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等问题。
要拓宽党风廉政建设的参与渠道，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完善考核考评机制，加强运用监督成果，把考核考评结果作为党员干部评先评优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确保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四是建立监督机制。
要建立健全同级班子成员相互监督责任制，强化党内监督；通过设置意见箱、公开承诺、公布热线电话等方式，自觉接受外部监督，为群众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提供方便，强化社会监督。
鲁迅演讲过的演讲稿
有两篇《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的》 --1926年11月27日门集美学校讲 今天我有机会，到你们丽的学校，在这大礼堂里，跟你们谈谈，是非常高兴的。
我的话题是：聪明人不能做事界是属于傻子的。
你们初听这句话，或将觉得奇怪，但却是事实，过去这样，将来也必定是这样的。
你们放眼看看，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
可是他们不能做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
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
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所成就。
你们看看，当今的聪明人是不是这样
他们是专门为自己打算盘的所谓聪明人，这种聪明人是绝对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
你们看看，当今所谓聪明人，如段祺瑞、贾德耀等北洋军阀，只知勾结帝国主义者，屠杀无辜的爱国工人和学生，他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又如陈西滢、唐有壬等现代评论派，只会开驶新文化运动的倒车，镇压反帝爱国请愿的群众，他们是反动军阀的乏走狗。
他们会用 聪明作钢刀，见血去杀人；他们也会用聪明作软刀，杀人不见血。
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却能做出有害于国家的坏事。
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一种人是爱国者，是革命者，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
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
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人类社会中，居最大多数。
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世界的一切，都是从他们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革命青年学生，在群众中最有热血，最能奋斗，最肯牺牲。
黑暗的消灭，光明的出现，这种革命青年学生，常起最大作用。
但从过去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眼里看来，这些劳动的工农群众，这些热血的革命青年，都是愚民，都是傻子，惟有他们自己，才算是聪明人。
可是这些旧社会的所谓聪明人，是懒惰自私的，是荒淫无耻的，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而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各位文友、各位朋友： 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大家都清楚我的身世，我本是学医的。
但出了那次事后，我改变了初衷弃医学文。
自此也就牢记自己的责任写了一些唤醒民众灵魂让反动派胆寒的文字。
为此我也不知受了多少磨难历尽多少艰险，但我却心甘情愿，因为我的创作得到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与认可，尤其是毛主席对我极高的评价更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决心。
你们知道，即使在林彪、江青横行时，这个打倒了，那个批臭了，连二千年前的孔子都在劫难逃，可我却安如泰山。
我一直以为我会义无反顾的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可是，可是近年来，我痛心的发现这世界的变化太快了，变得让本来能洞察一切的我难以捉摸了。
我给大学生讲“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们笑得前俯后仰的情态与“先生何必认真”之类的话深深的刺痛了我。
我也常写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可报社推来推去竟没人要，是我江郎才尽文思枯竭，还是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百思不解。
后来有位当编审的朋友对我说：“你看你写些什么?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您老先生就不能改换脑筋多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原来如此
可我一贯的文风决定了我的写作习惯啊。
他还劝我多写些通俗小说，如言情、凶杀、侦破等小说的稿酬高得多，还有你那“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有很多人想了解个究竟嘛
我听后哭笑不得，如鲠在喉。
近两年来，你们一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向我泼污水竟成了文坛很时髦的盛事。
这其中若论狠劲非苏雪林莫属，若论痞劲王朔当之无愧。
如果他们挑毛病是出于“爱之深，责之切”我会感激不尽，但事实并非如此。
以王朔、苏雪林为首的一大批文坛健将好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非要食我肉寝我皮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
我闭门思过是否什么时候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但我查遍了我写的所有文章，实在没有哪一篇触犯过他们的先辈。
他们一支支匕首和标枪向我投来让我防不胜防哪有半点招架之功
他们有的指责我为什么同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为了激励同志誓死救国在东京投海自杀、一同回国的秋瑾为了革命事业慷慨赴难英勇就义，而我却苟且偷生；有的斥责我为何我的学生刘和珍等去段祺瑞政府请愿惨遭杀害，而我身为教师平时教导学生救国救民，关键时候却不敢随同（且不说带领）学生一起上街游行，事后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假惺惺的称赞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自己却“沉默啊，沉默啊”；有的挖苦说我不仅没有一点政治素质，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没有，眼睁睁的看着柔石、殷夫等好友被枪杀，为什么不组织人马去劫法场、砸囚车，只是念叨着“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有的讥笑我“9-18”事变爆发时正值壮年，为何不披坚执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却一边与学妻小许卿卿我我，一边吃饱了撑着没事落井下石的去“痛打落水狗”；有的责骂我红军长征时将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大渡桥边铁索寒”时我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抱着老婆睡大觉……如此劣迹斑斑竟然浪得虚名，还被那个不知被我灌了什么迷魂汤的伟人称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得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四最”实在应该换成“死罪”
朋友们，不知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我早已麻木不仁，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一个日薄西山的人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同他们计较，我只能像马克·吐温竞选州长一样偃旗息鼓、甘拜下风。
这些年来，我们一家靠着以前的稿费度日，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这我倒能挺住，可就是闲着没事做憋得慌啊
凭我的名气（不管是以前的好名声还是现在的坏名声）要拉拉广告赚点钱倒很容易，可是，我的人格决定我不会这么做。
大家知道，我的家乡绍兴因我而名声大振，财源滚滚，就是我笔下可怜的人物也被精明的商人抢注商标大发横财，据说“孔乙己”的身价已达数千万。
记得前不久成了大腕的阿Q拿着十万元现金要我为他正名重写一篇传记，被我义正辞严的拒绝了，我不能做对不起我的读者的事。
临走时他还气势汹汹的说法庭上见，说要告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与隐私权。
不过大家别为我担心，到现在我还未收到法院的传票，何况我老鲁也不是好惹的，他阿Q还有一张强暴吴妈的照片在我手上呢． 鉴于我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可一介老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时又找不到其它门路，我突然想起我以前学过医，这些年来一直未丢，何不重操旧业开个私人诊所呢?都说私人诊所的钱来得快，也赚他几年好给待业在家的子孙有个交待。
朋友们，我只能解释这些了。
为了生存，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从当初“弃医从文”到今日又“弃文从医”，在这人世间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你们不必为我感到悲哀和惋惜。
戈尔巴乔夫屈身为一家烧饼店作广告，人家市长都不干了宁可拜倒在刘晓庆的石榴裙下摇尾乞怜，我一个过了时的臭作家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本打算在报上登个“弃文从医”广告得了，可连登广告的千把元钱都拿不出，于是用一百元钱到点子公司买来了如此下策：与剧院联系，门票收入我与剧院平分，这足够我开诊所的资金了。
我再次衷心的谢谢大家，我对不起千万读者，等我诊所开业后各位可凭今晚入场券免费治疗五十元并得到我的签名。
在场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贵体欠安时光临敝所——致富路518号。
____曾经为救治像我父亲那样的病人而学医后来为拯救民众灵魂而弃医从文今天迫于生计返朴归真又弃文从医的永远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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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 退步原来是向前 演讲稿：退步原来是向前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首禅诗在人生的哲理上阐释了以退为进的道理，亦说明了谦冲为怀的宏大心胸。
班上学生常常为了绿豆芝麻小事，吵得沸沸扬扬，有时甚至闹得不可开交。
因此我经常会劝他们以退为进，不要斤斤计较，有时候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先哲曾经告诫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退后其实就是向前”的现象。
例如扔石头，手臂一定要往后拉一下，再往前扔，才会扔得远；再如：立定跳远，一定要先蹲下来，再往上跳，才会跳得远。
我们再仔细瞧瞧农夫插秧的动作，他们是一排一排退后插的，动作看来是向后退，其实成就是向前推进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首禅诗的意境了。
有一句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寒窗苦心钻研，韬光养晦，潜心修持，专心致志，戮力奋发，在艰辛寂寞的道路中，终于淬练出迈向高峰的能力与勇气，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越王句践决心兴越灭吴，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与越民同甘共苦，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十年前的愿望，复兴自己的国家。
举凡古今中外，在专业领域上卓然有成的科学家、艺术家，乃至企业家，往往都是尝尽了无数的辛酸和艰苦而造就的。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在研究电灯的过程中，有过上千次失败的纪录，因失败累积了无数的经验，终于获得成功。
王羲之刻苦自学的精神，在在令人动容；他精湛的书法艺术，来自长久的、潜心的训练，终于成就一代“书圣”。
进德修业，如果有谦冲、礼让、自我要求的心，就会不断的向前进步。
其实以退为进的“退”，是一种谦冲、礼让、自我要求的决心与毅力，不是退缩、胆怯、呆滞不进的鼠辈之类。
美国总统林肯十分重视大众对政府及他本人的批评，即便是骂自己的，只要言之有理，必定欣然接受。
有一次他和儿子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通过街市，林肯随口问一个路人：“这是什么
”他原本想问的是“这是哪个州的兵团
”，但没说清楚，路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的回答他：“这是联邦的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
”林肯面对路人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半点怒容。
大哉
林肯总统
豁达的胸襟，优雅的风度，何等高明的政治家呀
明代杨守陈的官职是洗马，是太子外出活动的先行官。
有一次，他告假返乡探亲，途中住在驿站，驿站长不知洗马是什么官，跟他平起平坐，并且冒冒失失的问道：“你官职是洗马，一天要洗几匹
”杨守陈故意答道：“勤快就多洗，偷懒就少洗，没有定数。
”不久，驿站长接到通报，说一位御史要来，他就叫杨守陈让出上房，杨守陈说：“等他来了，再让也不迟。
”御史到了，一见是自己的老师，立即向他行礼请安。
驿站长见状，慌忙扑倒在地，乞求饶恕，杨守陈却一点也不怪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