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与发展600字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鸭绿河农场学校的教师潘蕾。
高尔基曾经说过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
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所以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唯书籍不朽。
读书是一种幸福，读书是一种享受。
徜徉在书的海洋中与高尔基一起感受“海燕”的勇猛,矫健,英勇无畏；漫步在书的池塘边和朱自清一同欣赏“荷塘月色”中光与影的和谐旋律；跋涉在书的沙漠里同三毛一起经历撒哈拉的苦难和浪漫。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书，世界将不会如此精彩，不读书，我们将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1万2千年前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就不懂得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我们将永远用天狗食月，解释着日食月食的自然现象。
在抗击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将寸步难行。
无数圣贤之士的杰出思想，也将随着先人的消逝长埋于地下。
我们依然在困顿与蒙昧中摸索前行。
当前，历史的车轮已把人类载入了新世纪，读书对于我们的意义更是不可或缺。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它指引着我们用知识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创造未来。
我们的工作关系国家安定、社会发展、人民安康，这需要极强的工作能力、科学的工作理念和先进的工作方式；一个光有热情而不好学、无才情的人，是不可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的。
当今社会科技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也许，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无知的人。
不读书，我们就无法了解最新的信息，就无法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就无法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只有多读书、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我们在困难面前，才不会束手无策。
“书籍就像一盏神灯，它照亮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读书是我们工作得力的助手。
踏上工作岗位后不久，原本对教育信心满怀的我不禁有些沮丧，因为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只有证件却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驾驶员。
课堂上，学生交头接耳，甚至玩耍打闹，我一再喝令他们坐好，注意听，却没人理会，课堂上乱糟糟的。
我焦急，气愤，无奈„流泪。
无助的我，打开了书。
书中说“假如你失败了，请不要哭泣，这也许是你成功的起点”，高尔基告诉我“ 只有满怀自信的人，才能在任何地方都怀有自信沉浸在生活中，并实现自己的意志”。
魏书生说：“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埋怨叹息是没有用的，要勇敢的面对，改变自己。
”这些话犹如暗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了我希望，让我的心中重新充满了激情。
慢慢的我体会到了做教师的乐趣，再不会被那群小家伙气得团团转，而是开心的仿佛领着一群小鸟，在知识的殿堂中自由飞翔。
“书籍是生活的加速器。
”新事物、新知识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一个人要想跟上时代潮流，不断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就必须重视读书、善于读书，通过读书开阔胸怀和视野、提高素质和能力。
读书抓好了，新事物、新知识了然于胸，新情况、新问题心中有数，干起工作来就会游刃有余、信心百倍。
相反，如果不愿意读书、不注意读书，总是满足于那点老本，对新东西一知半解，干起工作来只会墨守成规、缩手缩脚。
面对当今这个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知识更新不断加速的时代，只有不断读书、终身学习，才能始终保持开拓进取、蓬勃向上的朝气。
培根曾经说过“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
读书是人生最好的学习，特别是当前，在我场加快推进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肩负着建设美好新城的历史责任，更要多读书，读好书，勤学习，善动脑。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朋友们，真诚地与书交个朋友吧
让读书之花，开遍我们每一方纯净的心田，香满鸭绿河每一寸富饶美丽、文明和谐的热土
急求一篇以“我与祖国共奋进，我与时代同发展”为主题的演讲稿
尊敬的评委、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我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激起千层浪，轻院学子扬帆起航。
0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长卷上难忘的一页。
百年罕见的冰冻灾害，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波及全国的旱涝灾害，给中华大地的上空笼罩了一层阴霾。
但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抗击自然灾害的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08年的中国在灾难中顽强不息，更在成功中厚积薄发。
奥运成功的举办，具有两千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年传承的灿烂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人类气势恢宏的新篇章。
神七完美的升空，中国古老的飞天神话与现代的先进科学激烈碰撞，炎黄子孙的千年梦想在浩瀚的星空中绚丽绽放。
更令人振奋的是，0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
改革开放是一篇壮丽的史诗，它记录了中国三十年的峥嵘岁月，讲述了在中华大地上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描绘了祖国国富民强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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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二战推动时代进步的演讲稿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规模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英国首相邱吉尔抛弃一贯的反苏立场，宣布将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他的演讲对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下面就是这段经典的演讲：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 。
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
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况对照下，都已暗然失色了。
在这一切头晕目眩的突然袭击背后，我看到那一小撮计划，组织和发动这种造成直接造成人类极大恐怖的恶棍。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
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党羽谈判。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俄国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也是美国的苦难。
正如俄国正在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
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
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关于新时代的演讲稿
关于新时代的演讲稿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渡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那些往日的苦难，在似水流年的荡漾下随波轻轻地逝去，迎来的是新的征程，是幸福的喜悦。
跬步致远，滴水成海。
一个时代的浩荡征程，总是由亿万人民勠力书写。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上，总书 记说：“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这话有两重含义：一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汗创造了这个无与伦比的新时代；二则，这个壮美辽阔的新时代当庇佑并共享于每个为之奔走的中国人。
而作为新时代的主人的我们，自然也要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新时代的我们必须要有坚定正确的信念，信念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存的灵魂。
只有有了信念，我们才可以实现自己理想，只有有了信念，我们才可以不负众望，担起国家的未来，只有有了信念，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是信念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要将信念内化于心，时刻牢记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行。
新时代的我们必须要有担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我们要把个人的发展与家庭，祖国的发展紧密结合，肩上扛起责任，做一个敢于勇于担当的少年。
新时代的我们必须要勇于创新。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在信息化时代，我们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好好学习，利用所学知识，适应新时代，发展新时代，引领新时代。
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只有创新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600字
【我的中国心】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
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岁月的长河淌过浸透血泪和屈辱的近代史，历史的渺渺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
近半个世纪的求索与攀爬，沧桑印证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段艰苦的岁月已渐行渐远。
但12月13日这个饱蘸鲜血的日子，我们怎能忘记，我们的孩子更不可忘记。
12月12日下午，小学部五年级全体师生在校学术报告厅举行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活动。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里，孩子们又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2月的天气已令人战栗，在几天的演讲准备过程中，每个孩子都忙得热火朝天，从收集资料，到撰写演讲稿，到班级选拔。
他们一次次走进了凄惨的岁月，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令他们痛恨了无数次。
演讲中选手们慷慨激昂，从万历帝到努尔哈赤的铭文明亡清兴，从康乾盛世到咸丰帝火烧圆明园，历史的光辉与惨淡印在他们沸腾的爱国之心。
近代的屈辱历史，南京大屠杀血琳琳的惨案令每一名同学痛彻心扉，回首那段充满血光的历史，那段涨满血泪的国仇家恨，胸中燃起无限的尊严与责任。
同学们情动于衷，情不自禁的唱起《我的中国心》。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落后就要挨打。
”“灾难唯有进步来补偿，尊严唯有奋发来捍卫
”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奋力拼搏，振兴中华”在孩子们的誓言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看到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沉重的历史责任感。
虽然活动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对于同学们的是无限的鼓舞，他们暗下决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努力学习，振兴中华”。
【】同学们，处在21世纪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会忘记，几十年前日寇对我们中国的大举侵略，使多少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华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使一条条英勇的生命消逝在黄沙战场，使无数大好河山在几年时间就全部沦丧……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7·7卢沟桥事变”。
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
抗日战争长达8年之久，革命先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可是，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赵尚志、刘胡兰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成为我国痛苦的历史回忆，把仇恨和耻辱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中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不会忘记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不会忘记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的一文不值；更不会忘记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夺走了许多奇珍异宝，抢走了中国的名人书画等。
1860年10月18和19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最美丽的建筑变成一片灰烬。
60年前的战火硝烟虽已散尽。
但历史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财富。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只有我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祖国才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发达。
【】亲爱的同学，敬爱的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屈辱的历史。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犯下了不可磨灭的滔天罪行。
南京大屠杀，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70年。
我们又怎能忘却，70年前的那一天，可恶的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
三十五万无辜的南京老百姓们，在短短一周内，成为了疯狂的刺刀下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任凭侵略者在他们身上残暴地发泄着。
圆明园，一个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就这样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又被一把大火烧毁，付之一炬。
那其中凝聚着我们中华儿女多少的心血与智慧啊。
那些狰狞的表情，猖狂的笑容，无一不揭示着他们那没有人性的躯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洗涮了一百年来被挨打的耻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回了我们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中华民族由一个背负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重压，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成为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令世人瞩目的民族。
乱翻的乌云扫清了，祖国迎来了一个黎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望着每天与朝霞一道升起的五星红旗，谁又能忘记在70年前，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呢
为了祖国领土完事，为了民族的尊严，战士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怎能可以忘记呢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不能忘记以前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忘记了国耻。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青少年只有将国耻铭记在心中，以此为动力，奋发图强，学习更加精益求精，不怕吃苦，肯下苦功夫，报着“为中华之掘起而读书”的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求索与奋进，创业与搏击，无不可歌可泣，激励今人，昭告后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弘扬，对先辈业绩的追思与兴大，必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流入强大的动力。
我们是21世纪的接班人，我们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迈开沉着而坚定的步伐，向光辉的未来继续前进。
最后，让我们高呼“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自己思想进步的演讲稿
大家好,伴着夏日激情阳光,我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小男孩,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争做四好少年的独特感受,我演讲的题目是:“立志奋发向上,争做四好少年”.阳春三月,当我聆听了爷爷热情洋溢的贺信,当我在“争做四好少年”的启动仪式上举起庄重的右手时,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那一刻,我决心要做一个四好少年.热爱祖国,理想远大.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又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无论是改革开放的风头浪尖,还是百年奥运梦想成真；无论非典肆虐,甲流横行,还是汶川地震,玉树哭泣.儿女始终与国家不离不弃,这是血脉相连、情思相牵的爱.我深深的知道,这就是爱国.”总理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愿.我们更应在我们最美好的年纪,树立起建设强大祖国的理想,振我中华,扬我国威!为明天,为祖国,做一个四好少年.“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做国家栋梁之材是我们每一个少年心中的远大理想,可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靠的是什么?靠实力,靠真本领!有实力才有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勤奋学习,追求上进”.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我们有精力,也有时间去奋斗,只有现在勤奋学习,把该学的知识学扎实,学牢固.让知识的清泉流入心间,让无聊低俗的浊流远离身边,将来才能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升上更高,更广的一片天空!
中国精神演讲稿
弘扬中神演讲稿 中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几篇关于弘扬中国精神的演讲稿，欢迎阅读。
矫健的苍鹰扇动着双翅，无畏的目光点亮前行的道路。
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让久储的梦想复活，闭上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一起来飞翔
在这祖国迎来63岁华诞之际，让我们为它高歌一曲。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理想”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在这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支撑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繁荣。
这就是五千年中华民族亘古久远的民族精神——中华魂
中华魂，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它使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面对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奋斗的是中华魂；面对凌辱祖国的尊严，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的是中华魂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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