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谁说的
齐家治国平 [关于作者] 学》原为《礼记四十二篇。
宋朝程颢、程颐兄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
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
“大学”是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
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
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
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
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
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
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
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
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
[原文]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此谓诚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喧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
」《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作新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
此谓知本。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下一句
正心、、齐家、治国、下《礼记·大学》 原文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先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
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影响始终不衰。
《大学》全篇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实际是秦汉时的儒家作品，是讨论古代汉族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在宋代以前，《大学》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大学》遂成为儒家经典中重要的篇章，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为“四书”之一；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1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且“四书”中以《大学》为最易晓，故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大学》着重讨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后人称之为“三纲领”；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称之为“八条目”。
为进一步服务于理学思想，朱熹加了“格物致知”一章，为《大学》原文所无。
今天读《大学》，我们大可抛开理学家之庄严面目与经学家之道德衣冠，想象古人或正襟危坐，或颠倒衣裳，严肃而真诚地反省自己，并不厌其烦地记录自身感受，以示同侪后辈，用心可谓良苦。
我们也可以尝试走近
理学什么时期开始了世俗化和社会化趋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南宋中后期二、孝宗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思想获得空前发展，学理上的建构日臻完善。
随着张拭、吕祖谦的去世，“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后继乏人，相继凋零。
此后，“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其中尤以朱学为盛。
朱、陆在世之时，理学便成为社会上的“显学”，影响在逐步扩大。
南宋中期尽管爆发了“庆元党禁”，理学家在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的传播产生太大阻力。
党禁中对理学的打击并未完全奏效。
如庆元三年(1197)二月，朝廷曾下诏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为“伪学之党”，并在科举考试时“策问伪学”。
考生张泳有志于濂洛之学，对策“诋排异端，力主朱子正学”。
党禁期间，士人对理学的学习、对理学家的倾慕也未被遏止。
如张渭在《宋元学案》中分别被列入“慈湖学案”和“东莱学案”。
根据杨简《铭张渭叔墓》的记载，张渭接受陆氏心学正是在“党禁”方炙之时，而且“不远数百里”来从学。
党禁之后，理学传播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
嘉定时期，宁宗在理学家的一再请求下，先后赐予理学宗师谥号，加以追认旌扬。
理宗更是公开嘉奖理学，在淳佑元年(1241)的诏书中，对程朱之学作了公开认可，最终促成了理学对朝野思想之流贯。
但理学的广布并没有带来学术繁荣，相反理学的学理建构已趋于停滞。
朱熹弟子众多，南宋中后期影响较著者有黄榦、陈淳、魏了翁、真德秀、“金华四先生”及黄震等。
但这些朱门后人在学术上光大之功有余，开拓之力不足。
王夫之指出：“朱子没，而嗣其传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陆学曾兴盛一时，成为南宋中后期唯一能够与朱学相抗衡的学派。
由陈淳《与陈寺丞师复》、陈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可知，兴起于江右的象山之学，嘉定时期已经在江左十分兴盛。
陆学的继承者，无论是“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同样没有在心性之学上有所创获。
而且陆学在取得短暂“辉煌”之后，很快便被朱学“消解”，故黄震说：“今未百年，其说(陆学)已泯然无闻。
”南宋中后期理学家虽未能在学理建构上有所建树，但他们却全面展开了“躬行”，将理学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
对此明人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三、南宋中后期理学家多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如李燔因史弥远废皇子竑事罢归。
此后，“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
他所荐举的这些人，除叶宰的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一人的理学渊源均很清晰。
此期众多理学家官居高位，这为理学向政治辐射提供了保障。
如真德秀曾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其在朝之日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政事管理之中。
又如曾任左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等职的郑寀，他对义理的体认“每于谏书、讲卷发之”，皇帝对他的讲解也甚为满意，认为他“议论忠实切至”。
又，此时不少理学家能将政治理想融贯到学术著述之中。
如理宗“端平更化”之时，将真德秀召入朝，希望他能扭转国家的衰退之势。
而真德秀入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大学衍义》。
这看似迂腐的作为，恰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大学衍义》乃有为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一旨趣在真氏《西山读书记》、《政经》等书中也有体现。
此时理学家的“躬行”还表现为，将学术思想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人生推进。
欧阳守道说：“某杜门穷居，常深有感于当世之故。
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类必有所依以生。
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类所依以生者圣贤。
而圣贤所以生人类、立天地，依于人心之理义。
”既然理义是立天地、生人类的依据，则躬行理义就可以通古今、知来者。
如此，士人可以通过研习理义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并实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
因而，理义和科举相比，前者的意义更为远大。
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专心于理学而放弃科举的士人，如南康府的周谟、余宗杰、李辉、刘贲，“四人同学于文公门，并有时名，不慕仕进”。
又如詹廷坚：“从诸老游，根源伊洛……每曰：‘正心诚意，吾性所当尽也。
修身齐家，吾身所当践也。
科举可为吾累乎?’”又有徐子仪，将理学的要义用之于现实，不以“穷达易其志”，能够“事亲孝，为兄友，处族义，与乡和”，使“乡里称善人”。
徐氏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理学深入民间、深入人心的表现。
这种将理学落实到现实生活，自然迎合了下层社会的需要。
如“乡先生”周允成在家乡从事教学活动，极大促进了理学在当地的传播。
其生徒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成人者不可胜计”。
其授徒讲学实为理学思想向生活、向人生落实的重要方式。
除了教学之外，周氏还整理天文地理、阴阳杂技、医学卜筮、稗官小说等书籍，这类书籍虽属民间日用，但周氏认为它们“有合于道”。
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
其讲学、授徒、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
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
如陈淳“顺亲有道，世俗多用浮屠。
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周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吾平生圣经贤传，心体躬行，自觉超逾释老。
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要设立特定的形式。
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出现了形式化倾向。
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高度程式化。
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严重。
如王柏“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黄灏“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李燔“被服布素，虽贵不易”；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侧”，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