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演讲稿关于古代中国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代写论文教育家，给后人留下珍贵的教育理论遗产，他的教育观注重在人格塑造上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注重因材施教；他关于人的培养要以德育为导向的见解，直至今天对我们教育下一代仍有其理论指导意义。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生大部分光阴课徒讲学，以他超群的智慧与不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民族历史中“至圣先师”的地位。
今天，我们回顾审视孔子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方法，仍然可感受到它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人格塑造提升与知识传授讲解结合的教育理念 孔子作为教育家，他事业的着眼点，不是孤立地向受众讲解一些知识点，而是将知识学问的传授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展人生观导向教育，讲解如何做人这一人生大课题。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的。
据当代注释《论语》的杨伯峻先生统计，一部《论语》提及“仁”这一概念有一百零九次之多。
《论语•述
语文演讲的题目，中国古代儒学教育为什么没有很好的重视民众教育，求3-5分钟演讲稿
Thought of Confucius in Chinese history of great significance, has already affecte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in China, Confucius's position in history is also very high. Now, more and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start studying Confucian culture. Confucius, are worthy of great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China! (注：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很高。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学习儒家文化。
孔子，不愧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
）
五分钟演讲稿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为世界、尤其是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的教育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高度先进的军事装备等各个方面的令人注目的成就。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统一的经济模式中，使市场、资本、技术及消费逐渐一体化；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阻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信息。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被卷入，事实上中国正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以便能够从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上，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维护封建社会、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制度化的儒家纲常伦理——三纲和五常思想，强化等级尊卑，强调绝对的义务关系，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解放，它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遏制着民主政治的实施。
无须讳言，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确有许多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它们将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解体而日益失去控制力和约束力，化为历史的陈迹。
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依然有很多方面有其超越而恒久的意义，它注重人的精神生命，追求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信仰者和实践者；它注重现实人生，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济世事业为价值取向，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修身济世，成己成物，齐家治国平天下，赞天地之化育，刚毅有为、积极进取的思想；在现实中实现永恒的生命价值和不朽的精神世界的观念等。
这些思想在现实中依然有其价值。
东方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儒家文化的人性本善、见利思义、勤勉协同、修身齐家为精神支柱，迅速发展经济，它们在发展中表现出欧美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较为协调的劳资关系、注重群体利益、家庭意识、高储蓄等特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⑴。
诚然，东方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引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市场机制、良好的法律秩序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成功地吸收同化西方体制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⑵。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法律、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家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儒家文化中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上。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失衡的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之间找到和谐。
文化的较量不能代替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是基础，所以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儒家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
儒家思想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为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和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各种文化、力量的平衡与统一。
历史上，儒家文化在保持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佛道文化，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及西方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在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法律制度，以弥补我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形成的等级、盲从、人治、独裁、专制等弊端，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能够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思想，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在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开展国营、私营、合营、合资、外资等多种经营模式；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积极吸收融会异质文化，形成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发挥儒家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目前处于经济中心的美国和欧洲文化影响到亚非拉广阔的地区，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使西方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某种程度的西方化。
但是经济的一体化绝不会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世界上主权国家、主体民族依然存在，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相反，目前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发起保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运动，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拉美地区的本色化运动、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运动、东南亚地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无不表明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都在积极开展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只有在承认多元性、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才能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无视国际公约，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以强凌弱，使对和平盲目乐观的人们猛然醒悟，陷入沉思；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战乱中，他们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而相互敌对，相互冲突；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各自的目的而制造流血、恐怖事件，使黎民百姓受苦遭殃，命归黄泉；使无辜群众丧失家园，颠沛流离。
儒家主张以和为贵，一方面承认差别，“和而不同”，对个人而言，承认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对民族国家而言，承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就文化而言，承认每一种文化的客观存在性。
另一方面，以仁爱为基础，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⑶；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⑷。
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个人、民族、国家关系，进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礼之用，和为贵”⑸。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有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承认差别，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中，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自由，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性和尊严，为我们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尊重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也无论其人数的多少——的尊严、传统、文化和权利，维护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让每一个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应是我们民族平等政策的核心。
目前我国政府较好地实施民族平等政策，缔造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避免了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生的种族、民族仇杀事件；承认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对我们实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政策大有裨益。
发挥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好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单个民族或单个国家），而且有利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第三，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历史上儒家文化确有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坚持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以神为本位，把爱人视为人的本性；坚持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⑺坚持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管理者）以人与生具有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为出发点，进行统治或管理，广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⑻把保民、养民作为统治者德政的标志。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处在起步阶段，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要避免历史上的专制、人治、盲从等错误行径，就应积极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与荣耀；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而不是当政者的权益；努力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充分体现民意而不是少数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允许有不同的政见和意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声音、、、、、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非简单实施仁政。
但根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公正，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基础上的仁爱，却是施政的基础之一。
现代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仁政，而且需要健全的法治，完备的、真正有尊严的法律来引导人、约束人，才能保证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现代化的挑战及儒家文化的回应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2000年世界上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60：1，是十年前的6倍。
据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
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达2,6万美元，而全球依然有12亿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人们日益发现西方文化指导下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非洲等一些不发达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等；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家庭、亲情、博爱的价值被商品利益所取代，唯我主义、享乐主义、贪婪、急功近利的泛滥，人性的异化，贪欲的膨胀，霸权主义的横行；现代高科技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随之滋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毒品、暴力、色情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伴随电子高科技滋生的“黑客”的肆虐，给政治、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困扰着人类，使人类的发展蒙上阴影。
发掘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兴起东方文化热，印度哲学宗教在西方的风靡，东亚的禅宗气功的盛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在西方的倍受欢迎，这都表明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能够为解决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提供疗救之方。
当今世界，儒家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营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身心和谐）关系，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
第一，有助于防止或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和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西方文化始终把世界二元化，把人与自然对立，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作为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尺度，因而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现代化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界进行的掠夺式开发，使得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土地的大面积沙漠化，大量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臭氧层的遭破坏、全球气温的转暖，这些无不使人类的生存遭到威胁；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天人关系的主旨，把天地的和谐——天人合一视为最高境界，《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地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自然未变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以达到天地的相互调适。
中国先民看到了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所以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以天地人为三才，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积极作用，追求万物昌盛、天人共安的境界。
第二，有助于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儒家注重家庭注重亲情，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把家庭、家族的稳定与和睦作为社会稳定的前提，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爱护，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婆媳和睦，这有助于缓解现代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的紧张与压力。
坚持由亲情出发的仁爱原则和互惠互利原则，将家庭之爱、家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泛爱众”，“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邻里之间、朋友之间讲求礼仪、互相敬让，以仁义礼智信为规范，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
注重团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使现代工业中企业与员公、企业家与工人之间不惟是纯粹的雇佣与被雇佣的金钱关系，不惟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企业与员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因素，有助于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
第三，有助于防治和解决人性异化问题。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人的精神追求与身心和谐，注重人的道德情操。
这对医治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弊端与趋向，如意义的迷失，精神的危机，人性的扭曲，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均有积极意义。
结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而又艰巨的。
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要根治几千年的封建余毒，要解决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儒家文化难免会显得苍白而无力。
至于儒家文化中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不再赘述。
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演讲稿散文
儒家有用，是的，可惜那是对统治阶级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打压和淡化儒家思想，是个正确的选择。
儒家文化的朗诵演讲稿，急求
中华文化特别是诗歌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这深厚而辉煌的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
其中有治国安邦之策，有教子理家之道，有志庆寄情，有述怀言志，有咏物喻理，有讽喻记史。
字里行间蕴涵着丰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哲理。
“造烛求明，读书求真”，让学生尽早熟读一些有价值的诗歌可以直接引导学生探索人生本源，便捷地汲取到人生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上，得以迅速成长。
我们班级自一年级入学以来采取不同形式让学生诵读了诗歌、名言警句数百首，而本次以“中华古诗文诵读”为主题的班会正是这一活动的拓展和延续。
此次班会的目标是使学生加深对中华古诗文的了解，在主持人的引领下从学习、咏物、叙事、抒情、言志、喻理等几个方面入手帮助学生理解，并借此丰富学生的知识含量，锻炼学生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与此同时也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整节班会课所囊括的中华古诗文词句近百首，通过形式多变的诵读和表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注意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班会活动中。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所以第一部分孔子《论语》中有关学习方面的的精彩言论，借此还可以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刻苦钻研，还要不耻下问、学思并重。
第二部分是诵读以咏物为主题的诗文，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事物形象浮现在学生的脑海里。
第三部分是本次班会中的一个亮点，以表演小话剧的形式将叙事诗中的名篇曹植的《七步诗》创作情景再现出来，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人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古代文学家将各种感情刻画得非常细腻。
第四部分从亲情、思乡情两个方面将抒情诗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诵读的形式多样，独诵、小组合诵、全班合诵、班主任老师诵读等等。
古代诗文中，有许多作品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到现在还指导着我们的思想、行为，所以第五部分将古诗文中蕴涵哲理的诗句提炼出来借助小品这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
然后精选二十四则经典名句诵读将本次班会拉近尾声。
演讲稿：我最崇拜的一个人
我眼中的东坡 -------------------------------------------------------------------------------- 2006年3月16日 14:21:11 作者: 风铃 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
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而我，也十分钦佩他。
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
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
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
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
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
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
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
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
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
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
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
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
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
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
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
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
因而也从不恨人。
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
与此同时，我觉得，苏东坡为人处世也十分的直爽。
每当他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
”有一次，他因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 他，就是这样的守正不阿，这样的放任不羁。
在苏东坡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之时，他受到了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
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但他也从不后悔。
因此苏东坡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他所有的朋友辈都望尘莫及。
由此看来，你就不能不觉得苏东坡是一个十分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了。
在此，还有一个令我为之震撼的苏东坡的事迹： 当苏东坡迅速衰弱下去的时候，家人都发觉了他的呼吸已觉气短。
根据风俗，家人是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的，好能容易地看他的呼吸。
在这时全家人都在屋里。
那个方丈走得靠他很近，此能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
”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
”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这是他的道教道理。
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其实，苏东坡是很容易就能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的。
他曾在雪堆的墙上门上，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 所以，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
他并不精于自谋。
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
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
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
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
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
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他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 苏东坡带给我的感觉，在我看了《苏东坡传》后就感触更大了。
其中，以上这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对此颇有同感。
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他，就是苏东坡。
我眼中的苏东坡。
求演讲稿 急急急急
中国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 9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拉·沃德和物学教授勒内·杜博斯合着了一部警世之书，书名叫“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
两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思想，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无数，却只有一个星球来让长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脑思考，用嘴表达意愿的高等动物生存，如果人类自毁家园，明天我们将无处容身。
今天，“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每年的6月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1999年已是第27个世界环境日，其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人类的未来”。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人口正以每年9000多万人的幅度增长，世界人口1999年达到60亿，到下个世界中期将达100亿。
全球已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每年流失土壤约240亿吨。
全世界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达1000多万吨，重金属几百万吨，还有数不清的生活垃圾。
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
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比本世纪初增加了25%，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等。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90年代初环境生态的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还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痼疾，而不认为在中国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问题。
中国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似乎理解得太晚了些。
在《只有一个地球》中文版的序言中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刚刚看到这份报告时，“我们采取的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
我们曾确信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今天世人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人类工业化对自然造成过度的伤害，已经引起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情况下，人类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和奴役自然，还是应该尊重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
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涉及到对人类基本文明的重造。
所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 既有制度优势，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但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又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像大跃进时代那样；可以快速动员和集中资源进行环境治理，可以大规模集中地在全国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但社会政治热点一变，那么下面也就悄然无声，地方政府是不会主动去牺牲经济发展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如果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不但现有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而且会有扩大的趋势。
既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充分总结欧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可能性。
但又有不发达的劣势，不但许多地方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上了许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初级工业项目，甚至实际上就是以牺牲环境而获得一定经济发展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后，因缺少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环保意识，而造成了无法治理的环境局面。
这似乎在经济发展中又走了欧美工业化的老路，难以超越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还是先污染后治理。
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的古代哲学思想的文化遗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在大多数人那里实际上还处在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阶段。
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与金字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结合中，正显示着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还没有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支持这种世界观的社会结构和机制。
因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但在工业活动中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还以“左”的思维方式，计划体制的制度形式，在历史活动中造成了对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的伤害，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生机与活力。
显然，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树立起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意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观念的变革。
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代价的。
这种分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群的分化、阶级和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在精神领域则表现为人类主体和理性意识的产生，使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主体而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并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概念逻辑去认识自然，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从事自身的生存活动。
正是这种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及其社会化展开，人类跨入了第一个文明社会——奴隶私有制社会，创造出了原始社会所不能想象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
但奴隶社会的极端贪婪和种种残暴也促使了人们开始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的创始人物老子和庄子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的私有制社会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以及所产生的罪恶和苦难。
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内涵复杂而精微，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宇宙、自然本是混沌同一的，因而分裂了的人性和人类社会也应该返朴归真，最终回到一种君主无为而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中去。
庄子则比老子更深刻、更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私有制社会。
他一方面对那个由于统治者的贪欲、残暴所造成的“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另一方面他又描绘了一个人摆脱了“物役”，回归了人的自然本性的 “至德之世”的原始理想社会。
他的基本理想就是所谓“齐物论”。
他认为万物本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所谓高低、贵贱、美丑、是非等判断实际都是人的主观“我见”， 他举“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故事（《应帝王第七》）说明，由这些“自我观之”的功利心态去改造自然，就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而社会也就会分裂而变得不安宁。
所以，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天地自然并无意志却无为而无不为，造就了一切，因而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舍弃和忘掉人工作伪的知识，回归人的自然纯朴的本性。
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宁，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道家虽然已经看到了技术（即“机械、机事、机心”，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影响，但道家更多是从社会的分裂、文化的作伪和自身的素朴自由的身心体验而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虽然其中充满着内省的智慧，如对私有制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人类的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理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双重作用的认识，以及保持素朴身心的种种体会，但道家的这种期望通过消解文化来澄清人心，使人回归一种近乎原始的存在状态的社会理想，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另一方面，道家在这其中所领会感悟的天（自然）人关系，以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但对于今天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浮躁的精神生活当有调适作用，而且对人们思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中国道家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则提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
他与道家一样，都认为自然是无意志，无目的，但他不认为自然有什么神奇，也不值得崇拜，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在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仅此而已。
因而天是天，人是人，“天”并不为君主是否贤明而变化，也不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而人的社会也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社会是富强还是贫弱取决于每个人是否努力劳动。
正是在这种价值视野中，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能够也应该适应天时地利去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创造出财富，使社会富强，人民安乐。
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功利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仅限于社会领域的当官的“有为”推向了自然领域，并因此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解蔽）和逻辑学思想（正名）。
值得思考的是，荀子还提出了“性恶论”和“礼仪法度”的思想。
这些与其“天人相分”的功利思想，与其认识论和逻辑学思想有着体系性的内在联系。
如果对中国古代墨家和荀子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的话，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源期，似乎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古代希腊文化的原始的文化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同时也由于缺少对这种文化体系的本体论的学术支持，因而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化体系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结出近、现代的自然科学之果。
相反，汉代实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后，中国古代这一文化体系就消亡了，因而其后中国虽有众多技术发明，但并不能形成科学体系，形成一种科学发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没有能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发育生长出来，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也与这种文化体系的消亡，以及其后的文化发展有关。
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释道互补，最终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主流文化的建构，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以其“灭人欲，存天理”的文化命题，担负着压抑人的情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支持封建金子塔式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使命，并因此以道德上的“天理”彻底关闭了自身体系发育自然科学视野中的“天理”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将自然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的中华古代文化。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文化不但由于缺损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育的基因而不能在近代生出与世界同步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得不借助外力以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心情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并没有因为伦理化中的“田园诗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工业化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所有警示走出另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文化中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现代发展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自然” 在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基础上，希腊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更多表现出功利性的特征。
在世界思想史上，主要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通过对宇宙始基的追问开始的。
中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之说，最终形成了以“气”为统一的始基，以五行的变化为规律的物质观。
古希腊哲学通过一系列假定最后把宇宙始基规定为“存在”和“原子”。
“存在”的古希腊语转译为英语为“to be”即汉语中的“是”。
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后，对“存在”的探索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西方文化中的这个“存在”实际就是对自然说“是”（相当于老子的“道可道”），即以人的主体特性来对自然做出判断、认识和进行理性建造，形成“世界“的文化过程。
所以西方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以范畴的形式来为自然制定逻辑法则的哲学，所追踪的是人的理性所建造起的共相世界，表现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和驾驭意识，即后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所明确表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所要追踪的则是非语言逻辑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而“原子论”则形成了西方人的物质观，自然与世界被认为是由无数个自由的单质 个体所组成，它们相互冲撞、相互竞争、互相作用而形成了有形的物质世界，这里单质体的“一”与“多”，“一”只是无数个“一”中的“一”，而不象中国道家的“一”是唯一的“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
值得说明的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开始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价值论的，是认识和假定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表明了希腊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假定：世界的存在的基础是个体性的，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发展及其秩序都是在个体相互竞争中形成的，而不象中国道家那样认为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尚的“道”即“一”或“气”所氤氲化育成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中，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表达了两种基本文化信念：在其本体论中，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宰，人的理性建造和绝对的理念世界，这显示了人类主体的内在尺度及人类精神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而在其物质观中，则强调了自然和自然本身的自我演化机制，认为世界秩序源自于强有力的自然个体的相互竞争的“天机”[①]。
这显示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宏观界定：人类归根结底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有机部分，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而生活和劳作[②]。
在希腊文化其后的发展中，其本体论在与犹太文化的结合中具有了人格神——上帝的形象，“上帝“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和人的绝对主宰；而其物质观则在其自然哲学的形式中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在十六世纪脱颖而出发展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原子”这种原来只是价值论的认识工具居然在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中变成了真在的东西，而其自古希腊开始的工商经济、城邦民主体制、古罗马的征战、及其后来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方民主法制制度，实际也无不是“原子论”结构的历史形态的写照。
进入十六世纪后，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世界重新挖掘和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并创造出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类的生活面貌。
然而，这不但意味西方人源自古希腊的那种主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价值意愿在数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等科学中被极大地强化，而且还通过科学获得了主宰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这个时期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使整个自然在西方人的眼里逐步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他们认为，自然“一切都是给定的”，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严格按照轨道运行的，只要认识了这个必然性，把握了其中的规律，人类就可以像摆弄钟表那样控制和改造自然这部大机器了。
终于，随着最想赚钱，因而也最愿意利用科学工具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轰鸣、铁路的纵横、工厂烟囱的耸立、汽车的奔驰和原子武器的释爆，人类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工业化在给人们带来众多享受的同时，也将人类居住的地球带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全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热带雨林急剧减少、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和减少、大量物种消亡、以及美俄核武库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等等。
在传统工业化所引入的新纪元中，自然似乎在反抗人类，开始报复人类。
正因为如此，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了”，实际批判的正是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人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其后非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和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其文化本质正在于要摆脱于语言逻辑的牢笼，消除理性的束缚，复归人的感性生活，寻求人与自然的一种整体化的和谐的关系。
而十九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热力学的创立以及本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现代宇宙学、系统论、复杂科学等的出现和发展，实际已经开启了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科学之门，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奠定了科学基础[③]。
三、两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中工业化及环境问题比较 进入二十世纪，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批判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的模式，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都有着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其环境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关的特点，通过两种体制中的环境问题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问题。
在从文化上来回顾西方工业化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推动的工业化都包含着一个价值论意义上的“绝对主宰”的影子，但其工业化却是在没有主宰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
这就是说，西方工业化在其价值本质上是为了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因而在其社会层面表现出了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价值心态，但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却由于一个个想称霸的企业主体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抗衡而使其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不可能称霸而由“市场合力”来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充分地表现了古希腊原子论的结构原理。
因此，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有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有企业业主这样一个个企业的“主宰”，同时在文化领域还有着自由主义为之摇旗呐喊。
然而，正是由于市场体系中的这种充分的个体意志自由、充分的理性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使得市场体系在其宏观整体上显示出了一种既没有绝对意志主宰，也没有自觉理性的性质，而是恩格斯所说“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历史合力”起著作用，因而使其变成了一种由“合力”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这正是西方工业化“先发、内生型模式”的文化特征。
因而，西方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实际也是由这个文化特征所支配的。
从文化上看，西方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工业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和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手段有关，但在其现实性上却是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说，欧美工业化中所产生的各类污染在本质上是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
二是在市场体系的条件下，企业的导致环境污染的自利行为最终又会被企业竞争中的一般化的自利行为所制衡，进而通过社会的意识化的过程而产生制约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和社会机制。
这就是说，市场体系中工业污染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政府理性指导下的市场竞争，而在企业自利的基础上产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市场机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环境污染是企业的自利行为导致的，而最终又是在企业自利行为基础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机制。
比如企业污染环境后会遭致公愤，而对企业的市场竞争不利，而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又会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遭致政府的法律处罚和经济制裁，进一步发展又使清洁生产、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受到社会的赞扬和欢迎，而绿色环保运动和生态伦理的出现更是使企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遭谴责的不道德的行为。
这一切都会对企业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演化和生成出一种包含了环境意识的新的市场秩序。
值得强调的是，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等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只有在市场本身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物质和信息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
所以，在市场体系中，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的损益来影响和推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及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则表现为另一种文化特点。
一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模式中，企业被消解了财产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变成了整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被控的工业单位，而不再是一个经济主体。
因而，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不是一种个体，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因而既无自身意志自由，也无所谓理性（理性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的），更没有企业间的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企业实际只是政府部门经济职能的延伸。
因此，一切经济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计划指令来进行，整个计划体系中的经济运作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实施操作的。
从文化上来认识这个体系，不知只是一种文化的巧合，还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真的延伸，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的“气化论”的原理（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运化万物）。
这样，与欧美市场体系中的工业化相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在其微观的经济领域里恰恰是没有个体性的“主宰”的，企业没有自身的利益，没有人格化的企业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当然也没有企业业主的“主宰”，因而也就没有利益的驱动和利益的竞争。
因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的工业化系统是一种没有自然发育、发展过程的，因而是没有自身秩序信息源，没有内在生命活动的人造系统。
二是在计划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经济结构，假定了一个超越了自身历史发展水平的高居的系统主宰和控制者。
由于计划体制的工业化系统没有内在生命活动、内在秩序信息和生命活动机制，因而必须造就一个外在的系统控制和操作者来推动这个系统运作。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社会管理者们“自我超越”，一下子成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绝对控制者，在对西方工业化知识的非经验化的批判和借鉴中，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被假定为通过政府有计划地、科学地组织和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跨越市场化阶段，走一条多、快、好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这样，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们就在一个假定的历史前提下，以一个“至善”的社会理想目标，而自我赋予了绝对权力，成为不但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直接操作者。
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本质上不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社会管理层在“至善”的价值理想推动下的一种意志化的历史活动[④]。
这里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即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工业化中，工业化本身所暗含着的“绝对主宰”的价值意愿与计划体制金字塔社会结构所包含着的价值意愿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共振（中国大跃进就是这种共振的表现），从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两个大系统中极大地强化了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社会管理者在工业活动中意志化行为。
这就使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导入了一种没有制衡机制的社会架构中：工业化中的人的主体价值意愿缺少了市场化中的“市场合力”作为一种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力量来制衡；计划体制的金字塔结构中的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化行为缺少了市场化的平行网络结构中的市场的理性行为来制衡。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主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缺损了自然（包括社会领域中的自然）对人主体性的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在历史活动中这一瞬间了失落了大自然的法则。
然而，实践表明，这种社会架构中的工业化活动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都是一种危险的历史尝试：一种“至善”价值理想支配的没有制衡的意志化行为所推动的工业化虽然实现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增长，但其后不仅付出了低效益、资源浪费、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大规模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也在其力图使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科学化、秩序化、均衡化和道德化的唯心意志统制行为中，压制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自然生机”（如农民多养两只鸡也是不准的），阻碍了经济主体的发育，并在为保持这种无个体、无主体性的文化结构所进行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以及所宣扬的各种极左思想观念中对人民的思想感情造成了极大地误导和伤害，从而逐步把经济和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污染问题也与这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求关于中国四大宗教的演讲稿，内容简洁精练。
不少于1000字
我不在意是否能拿到分数，举手之劳，自己整合吧 论中国宗教 之所以写这个文章是我十多年来思想中国问题的时候碰到了宗教问题，就持一个业余研究的态度进入了宗教领域。
而我研究宗教的出发点是研究中国社会的病理，所以我的一切关于宗教的认识暂时不涉及宗教学术。
宗教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因为人有拜神的天性，这是人的一个共性。
人类重来没有停止过探讨神的努力，真正控制一个社会群体行为的是他们的神。
人类也以自己的习性和祈望塑造有形的神，并崇拜。
拜神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人的精神生活中不能没有神，没有神，人的行为就会处在一种游离式的病态。
而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没有共同信奉的神，这个社会就会处于同样的游离式病态。
所谓游离式病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没有自我的状态，或者是自毁状态。
没有自我的社会状态就表现出容易动摇的，不稳定的，分离的，自卑的和颓丧的社会意识。
人类探求神的欲念和目的是相似的，但因种群的特质不同，导致再现神的形像不同。
探求神的努力就象画鱼，欧洲人画了一条每个鳞片都和真鱼一样的鱼，但是看上去还是死鱼。
中国人画了几条线，没有一个片段和真鱼一样，但看上去却是一条活鱼。
而印度人画不出一条鱼来，他认为想鱼便是画鱼。
欧洲人探求神的结果是塑造了具象的神。
神就是父。
父是有德的，父的德高于一切。
中东人探求神的结果是塑造了抽象的神，神是空，佛不是神，但是是通神(悟空)的超人，佛知道神是什么。
万尊，千尊，世尊都是不同程度接近神。
这接近是灵界的，跟那个皮囊形像是无关的。
佛和神的关系是秘密的，人想知道这个秘密只要修(佛)法就可以了。
而中国人的神是个意向神。
神是被感知的。
神的形像是微乎其微到无，是以人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的形式存在的。
翻看道德经对神的定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趋近于无的东西，是所有物质的本。
到此，神的形像其实很明确了。
不是有人在还在圣经里探讨到神其实就是光么。
没准神比光还小呢。
这个学术的问题我就不多阐述了。
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
可是中国人的神又在哪里呢
中国人从最早的祭天依始，就倾向于尚“自然”为神。
而“自然”好象不能叫做神。
中国这个山有势水有情的土地，深深感染中国人，陶冶中国人，造就中国人。
所以任何“神”的形象都不可能代替中国人心中“自然”的形象，任何爱“神”的感情都代替不了中国人爱“自然”的感情。
中国人探讨神的步伐止于自然。
其实中国人已经从自然的提示里认识了神，中国人不仅发现了超自然的神，更发现了神存在的方式。
领悟了神的“道” ，---也就是神的路，神的方法。
中国人已经知道神就是那个你能想象出来的（或者无法想象出来的）最小最小最小形态存在的，因而好象是极弱的。
可是神的道是永恒的，强大的。
对人来说神的意义就是“能用其道” 。
要想做到能用其道，效法自然就可以了。
神的道都在自然里，看得见摸得着。
能得“道” 就能永久。
得了道，就能安居。
所以中国人的精神最高境界是容于自然。
当我合上各类宗教的经典，思想着拜会过的神，我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各类宗教都在探讨的神就是同一个神，就是我们的造物主。
而只有中国人认识造物主的真相。
现在我们回头来探讨老子和他的道德经，释迦和耶酥以及他们的宗教。
(关于这一节，我大略阐述一下观点，大量的引经据典的论证有待于补充，我将在中国未来文化与宗教的篇章里列举) 有神和对神的崇拜是宗教的根基。
我们可以说认同某一宗教的真理性就是信仰。
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就声称自己信奉的是真理。
然而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尽管用了很多比喻，事例，还是由于道理太深刻而无法准确表达，难免就被肤浅化，世俗化，而深刻的真理一旦被解释得庸俗了，怀疑论者就称其为虚伪和迷信。
耶酥，我们今天看来他好像是个私生子，经历不幸的童年，在20几岁的时候，在旷野里不吃不喝40天悟“道”，从此开始传播福音，福音讲什么
福音在宣讲神的德。
“德”--THE VIRTUE OF GOD 上帝的行为和意志，通篇的新约耶酥都在讲这个“德”，大到帝王之德，小到村妇之德。
通篇的故事都在说：有德就有福了。
释迦摩尼是一个王子，一个富家的浪公子，在20多岁的时候突然离家出走了要去传道，他在菩蒂树下不吃不喝40天悟“道“，树立佛陀，创立佛教。
佛是什么
佛是神的法。
THE LAW OF GOD，佛法无边，佛教再三强调版依，戒律，修行。
塑守法的模范-各样的佛陀。
看来释迦王子只负责宣讲如何守法。
老子，据说名李聃，在周朝为官，不知道什么时候写道德经后，从办公室出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死于何时何地未可知。
出走的时候好像在30岁左右。
大概也到什么地方不吃不喝40天，可是他可能饿死了。
道德经说什么呢
道德经说的是神的路，THE WAY OF GOD. 道德经也说了神的德和神的法。
道德经就是神的道德法。
老子如果活着，应该主要负责讲道。
我们看到尽管耶酥告诫过多次不要把神塑造成偶像崇拜，但是信奉耶酥的人们并没有停止造神像，而且造了一个非常具象的神像。
释迦牟尼也没有主张朝拜偶像，修佛法成佛是接近和认识神的途径。
不过成了佛的人都是认识神的模范。
所以信奉释迦牟尼的人们有了具体的模范朝拜，而停止了给神造像的努力。
这就是他们轰轰烈烈的宗教(造神)运动。
中国人2000多年来说不清楚是否有自己的宗教。
中国人探讨神的活动没有导致造神像的宗教运动。
而是形成文化意识。
老子说神的形像是“无” 。
我们有个“无”神。
请大家明白，我们有个“无”神，不是我们没有神，而是我们没有给神造像去朝拜。
“道”没有轰轰烈烈的痴迷者，卫道者，传扬者，“道”至“虚极”，守“静笃”“没身而不殆” 。
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是“道”的传播者。
任何神像都“大”不过“无”，任何宗教都“大”不过“道” 。
只有“道”，你身在其中，却“不知有之” 。
所以各类外邦宗教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到了中国就会在中国的无形的“弱“如水的道的文化中浸泡起来。
成不了气候。
那个无所不能的耶和华偶像上帝，那个能跟佛秘密来往的宇宙神到了中国人的这个小到无穷小大到无穷大的万物之始的神界里，都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我们难到还不愿承认道是全世界最高境界的宗教么
老子，耶酥和释迦在同一个时期做同样的事，述说同一位神。
佛经和圣经可以说是“道德经”的展开。
“道德经”是圣经的精华，是佛经的精华。
在未来的汉语里，别的都将称为圣书，只有[道德经] 堪称为[圣经]。
所有的宗教(造神的做为)作用都在於增强宗教载体的自信力。
祷告，烧香，朝拜无不是。
从宗教的起源来看，一般是一个没有自信的或自信力不强的群体最容易造具象的的神，借助于偶像来强化自信心。
而一个自信的群体是不热衷于造神的。
而只有中国人没有给神塑像，载的是一个弱如水的“无”神。
在一个逞强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强大的自信力，如何能载这样一位只处弱势之神呢
比如一个很自信的人总说自己是不信神的。
这个世界，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
所谓不信神的人，是不朝拜神像的人。
所以从中国人认识了神，而没有去造神像说明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群体。
一个自然中国人和一个自然美国人在一起，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中国人总有办法拯救自己，而美国人就会把一切交给上帝。
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用神的“道“了，而美国人还不知道神在哪里。
当然了有智慧的人会表现出自信，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自信，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容易动摇的和自卑的颓丧的人们。
如果我们有这么强大的高尚的一位神，我们又是极有智慧的群体，我们怎么总是觉得自己是在酱缸里存活呢
我们怎么总是自相残杀呢
为什么总是一副奴才象，在那根本就没有自信心的群体面前去表现自卑
中国人没有走自信民族的光明道路，反而在自卑的黑暗里徘徊。
怀有自信心的和对自然的感情使中国人没有造骇人的“自然神像” 去崇拜，於是拜神的本能驱使中国人崇拜祖先，对祖先的敬畏代替了对神的敬畏，形成了“家长意志” 。
家长意志就是服从意志，服从意志就是牺牲自我。
中国社会就这样忽视了神。
如果老子活得久些，也能象耶酥和释迦一样传道，中国人是不会误入朝拜祖先的歧途的。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确立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就逐渐消失了。
中国人由一个本然自信的群体被牺牲自我的宗教意识统治了2000多年。
中国人个体因牺牲自我而自卑，总是处於一个反抗自卑又无从寻回自我的颓丧状态。
儒家宗教强化了祖宗崇拜，并把对祖宗的崇拜制定为社会行为法则。
在这个法则下，中国人从两岁起就开始精神阉割，这样，一个自然的中国人和社会型的其本身，在无比痛苦的自信与反自信的斗争病里生活到死，一辈子都在沮丧和压抑里，从来没有轻松过。
由此构成的社会群体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病态社会里挣扎。
敬畏和崇拜祖宗是天经地义的（本能趋使的崇拜意识），却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反其道的。
儒家的似道而非道思想使中国人意识不到崇拜祖宗会错在哪里。
中国革命同任何外国革命都不同，中国的革命是一种病态发作，中国历代革命耗尽了中国人的才智，是唯一一个革命倒退的民族。
2000多年的革命者的悲壮故事，写满了只是对自己的仇恨。
革命者用一个能找回自我和自信的主义进行革命，革命胜利了，自我找回了，自信心恢复了，团结状态的中国人开始强大了。
可是任何坚强的主义，在中国的道的世界里，都有“信不足”的缺陷，都会被融化，越坚强的主义融化得越快。
最终融化到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当主义融化的时候，敬畏祖宗的意识就增强，增强的目的是希望在祖宗那里找回主义，也就是找回自信和自我。
因为中国人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丢失的自信，自信丢到哪里去了。
回到神，可是中国人的神好象是更没有自信的弱者，因为中国人的神是无像的。
所以就更一味的尊崇祖宗，抱着祖宗的大腿不放。
这恰恰使牺牲自我的速度加快。
失去自我的中国人变得软弱游离，道德法一并沦丧，颓废和堕落开始蔓延。
另一轮革命的岩浆就开始酝酿。
到此，我们应该明确了，中国人要回归自己的神。
要放弃崇拜祖先。
让儒家思想彻底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去。
让我们2岁的孩子回到自然界，---也就是我们的神界，自由成长。
不要再用暴力和恐吓等任何方式胁迫他们牺牲自我。
回归到我们的神，寻回自我，中国人才能走出自卑的黑暗，看到做中国人的光明，走上强大的道路。
为此，我们要做点事，要去革命，做最后一次革命，不仅是针对现在的腐败的统治阶层，更重要的是针对长在中国人神经系统里的，通过生殖细胞转移的那个病毒。
我们要宣讲我们的神的道德法。
但是不能用所谓民主宗教，所谓的共产主义宗教，不用约翰的话或路加的故事，因为所有这些思想和故事，都有社会背景内涵，都是污浊的比喻，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说教的原意和作为例证的力度而导致对神的误解，用我们的故事做比喻也会对外族外帮的说教作用减弱，就象我们不易理解马太福音或者启示录一样。
我们知道唯一的不变的故事和法则就是神的“道” ，他在自然界里。
我们就是要做点事，继续老子要做没做完的事，把大自然里无穷无尽的例证写出来，给在黑暗里的人们讲来听。
自然的例证永远是不过时的，有说服力的。
中国人的神是极强处极弱的。
只有强者才敢於处弱势。
回归到神，中国人就会以其智慧和自信，依神的道德法走向极强。
极强处极弱就是中国人主宰世界的准则。
道，我们的国教。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回顾近代宗教发展史，为做好宗教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演讲的题目是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回顾近现代宗教发展史，为做好宗教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kē）”。
自鸦片战争起，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贯穿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和突出主题。
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走过90年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回顾近现代宗教发展史，让我们清醒地了解到中国宗教政策的最终确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宗教具有特征。
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
到了封建社会，就形成了封建等级社会固有的“封建宗法性”特征。
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宗教又多了个“洋教”特征。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传统宗教在国难当头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挣扎，这时基督教和天主教却大规模传入中国。
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蒋梦麟语）一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倚恃“治外法权”的庇护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控制着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
二、发起挑战 对“封建”特征的挑战，始于“戊戌变法”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
人们也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
天主教界人士主张天主教“中国化”。
基督教界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
三、走向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终结。
蓄势已久的中国宗教的自我革新，在新中国、新社会再度爆发了。
基督教、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1950年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宗教人士，当他听到多年来基督教界的理想是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时，总理欣然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
中国基督教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1957年2月，中国天主教召开了为期40多天的教友代表会，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伊斯兰教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改革总体上是和平、谨慎地推进的。
藏传佛教改革在西藏特别强调“慎重稳进”，最初是采取“和平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
直到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平叛的同时，才调整为“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缓改”。
在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协商，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
汉传佛教和道教也进行了改革。
剔除了“教理、教制、教产”方面的封建宗法因素，废除了危害下层僧侣身心健康的陈规陋习，消除了寺观内盛行的封建迷信等不良现象。
通过民主制度改革和独立办教道路的选择，中国宗教不再是作为帝国主义附庸或被统治阶级控制利用的工具，而是恢复了本来面目，保有其基本信仰和教义、维持着与其自身特点相一致的宗教制度和礼仪、能自主地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宗教；是真正体现爱德、弘扬文化传统的宗教。
1993年，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过去进行的宗教制度改革，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革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方面革掉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
” 四、政策理念的确立 有过失误，教训更深刻；有过反复，原则更坚定；有过曲折，认识更清晰。
勿庸讳言，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有过“左”的失误。
“文化革命”实际成了“革文化命”，其中包括“消灭宗教”的运动，教训深刻、代价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巨大努力中，数座寺观教堂得以迅速恢复或重建。
如果说，“消灭宗教”的荒唐是“史无前例”的，“落实政策”的努力又何尝不“惊天地、泣鬼神”
经过如此的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此番全民族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来得更为自觉、坚定和深沉。
积累60年之实践，回顾100年之历程，展望新世纪之发展，要讲中国的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基于对广大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真诚的尊重，基于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也是基于对全中国人民意愿的真诚的尊重，基于中国曾经长期受过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对自己的党员进行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的教育；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的研究，也已经出现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
以中国之大，难免局部不出一点问题。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责任，就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也即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
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基本方针。
最后，我们坚信在以张忠为局长的局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局同志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我局的工作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开创出新局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