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事迹的演讲稿 800-1000字左右 在线等
文章标题：九一八事变屈辱的中国历史演讲 屈辱的中国历史：我向你诉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今年,景德镇、临沂、十堰、成都等上百城市都鸣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是首次在9月18日鸣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 九月,与许多 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国人刻骨铭心! 1842\\\/8\\\/29,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到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到；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文秘港”还有更多精彩文章等着您!]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然而,以往的宠儿如今却失落了,史学危机的话题并非危言耸听,历史教育的延误、式微和堕落的困境令人揪心,我愿与大家一样为之关注、探索和分享.我试图让历史教育不再尴尬,不再窘迫,不再令人藐视,于是从彷徨到呐喊、困惑到醒悟；从疑惑到求索.我力求让历史能够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补品,让学生在成长中通过历史的学习而唤醒自己,认识自己,张扬自己,营造一个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特别是有独立人格的“人”.由此,我有了执着的信念要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克服松懈、安逸或畏难心理,力争做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立志要把课上出味道来,教出历史的深沉、宽厚与博大,尽情展现其宽阔、生动和精彩,发掘真善美的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任千古风流人物,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世间过客.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只是这一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星转斗移、物似人非的感叹,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将会给你一个制高点.历史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记忆中的历史.客观历史早已看不见了,但记忆中的历史还在,我们可以随时摄取,随时揣摩,可以感悟,可以反刍,这对人类现在、未来的发展,未尝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结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历史消失的只是时间,永不消失的却是后人对千秋人事的缅怀.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远引以为戒.《论语》曾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不就是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时刻照看着这后视镜缓缓向前跋涉?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说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可能沉重但旅程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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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坐在这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也许你觉得很平常；在和家人们坐在一起吃饭、说说笑笑，也许你觉得很平常。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平常的生活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就没过上平静的日子，为了改变命运，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了一百多年，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崭新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凝聚了先辈们的艰辛的探索，无数英烈为之付出了生命。
革命先辈们不屈不挠、坚韧不屈的英雄气概，就如《囚歌》中的一句话，“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让我看到了革命先辈们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毫不屈服的高大形象。
革命先辈们视死如归，永不屈服的精神，难道不足以让人敬仰吗
为了后人的生活能平静、幸福，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难道不足以让人敬仰的吗
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志向，不辜负老一辈对后人的期望，时刻准备着，为实现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贡献自己的青春，为壮丽的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让未来的祖国更加强大、美好。
缅怀先烈 继承遗志 加区一小 五年四班 李佳妍 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老师就严肃地对我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今天是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借扫墓之机，回顾过去，重温历史， 我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那森森白骨触目惊心，侵略者的暴行惨绝人寰，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酷行令人发指。
但我也看到了那些英雄在敌人面前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我们家喻户晓的赵尚志，杨靖宇，刘胡兰……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信念而献身了。
赵一曼，一个看上去清雅、秀气却刚毅的女子。
凶残的日本人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她受伤的伤口。
在她的十指里钉竹签，拔出后还用烧红的铁签去扎，用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往她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用烙铁直接烙烫她的身体，甚至用类似凌迟的活剐——剥她的肋骨。
这让我不寒而栗，令我发抖。
在她被执行死刑时已是骨头外露，身体已多处炭化。
一个女子，如何承受
而她做到了，为了持守的信念，为了持守的尊严。
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的死挽回了我们民族的新生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屈辱和抗争的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逝去的先烈 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年代。
我们的国家正日益强大，越发受世人瞩目。
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珍惜这美好的生活，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建设祖国。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记住历史，好好学习用我们的知识去创造未来。
缅怀革命先烈 做一个有道德人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第一小学五年二班 侯星宇 读着叶挺的《囚歌》、陈毅的《梅岭三章》、刘伯坚的《带镣行》......心情非常沉重, 又是一个让人怀念的日子，外面下着雨，有道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让我想起你们——共和国英雄: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秋瑾;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枪眼的黄继光,守纪律的邱少云等等,“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苍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
历史的长河记载了多少英雄的事迹，有多少人为了保卫祖国和家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走了，但的事迹会幻化成永不磨灭的丰碑高高矗立在我们后人的心中,你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献上这一束鲜花，表达我对你们无比的崇敬
” 今天早晨,我们学校组织大家进入中华文明网“网上祭先烈”的活动，就是希望同学们在瞻仰烈士的同时，汲取革命先烈可亲、可信、可敬、可学的感人事迹，从而使自己成长为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的接班人。
此时此刻,我们悼念无数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英勇捐躯的英雄；品读革命先烈的信仰、坚贞、崇高和不朽；铭记源远流长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为自己积极而幸福的人生作准备，勇敢地为将来服务和奉献社会蓄积力量，就是我们无悔的选择。
让我们把爱国爱民族的高尚情怀融入到爱校爱集体的具体行动中来，让小事洗礼我们的灵魂，让英烈见证我们的成长。
追往惜今,诉不尽我们对先烈的无限怀念，念不完我们对明天无限的憧憬，我们信心百倍，壮志豪情。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 我们一定要长怀感恩之心，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抱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自觉遵纪守法，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模范践行公民道德规范，完善人格品行，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脊梁，我发誓: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保护环境，乐于助人，勤奋好学，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的水平就只有这些了，拜托加我分吧
中国近代史十分钟演讲主题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主题的演讲稿
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年）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
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
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
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1年，等12 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
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急需一个红色革命故事的演讲稿，要在5-8分钟讲完
红色经典，不灭的精神 曾几何时，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响起了红军“嗒嗒”的马蹄声；曾几何时，冰封雪盖的夹金山上，驻扎着红军长征的营地；曾几何时，峰峰如剑，直入云霄的娄山关前，流传着红军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岷山到草地，从瑞金到湘江，从遵义到延安，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转移，剑锋直指日寇，血染华北，挽救民族于危亡。
在茫茫的沼泽地，多少红军将士相继倒下、却义无反顾，他们的信念从不曾动摇；枪林弹雨中，多少革命前辈扎紧伤口重赴疆场，勇往直前，他们的灵魂永存。
他们是英雄，是路标，他们是丰碑
我不能不被他们所感动和震撼。
万里长征路，是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经典。
其中的血雨腥风、艰苦卓绝是和平年代的学子难以想象的。
险恶的环境，粮食的短缺，后有追兵，前途漫漫。
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和绝望。
红军从艰难险阻中一步步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而长征留给后人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它蕴藏着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永恒追求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把目光投向自己，我们的人生不也像一次长征吗
我们是即将携笔从戎的国防生，无数次，我问自己，为什么选择军人这个职业
无数次，我肯定了自己：这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人生的历练。
选择军旅，红色的肩章意味着我们比普通大学生更多了一份责任与光荣；投身国防，我们任重而道远。
赋予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是长征精神。
它涵盖了很多层面：面对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惰性，战胜自己的恐惧，挑战自我极限。
面对家庭，朋友，同学间的矛盾，我想：更应该从大局出发，以诚信为本，协调人际关系，舍弃小我，成就大我。
面对事业、成就、前途上的迷惑，必须坚韧顽强、勇于开拓，不达目的誓不退缩。
正是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代中国革命者前赴后继，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与时俱进、昂首阔步掀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
七十年的风雨，七十年的追求，七十年的缅怀，七十年的奋斗。
祖国已发生沧桑巨变，足以告慰先烈英灵。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万里长征，红色的经典，那英勇的足迹，深深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史册中，为红军的后人们永远铭记和传承；那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激励中国人民走向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
雷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
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
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
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
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
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
一九五零年夏天，乡政府保送孤儿雷锋免费读书。
一九五六年夏天，从荷叶坝小学毕业，几年里，雷锋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受到师生的的一致好评。
他帮助落后的同学，爱护集体的粮食，并与坏份子做斗争，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在毕业典礼上，他上台发言，毅然要求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锋来到困山湖农场当了一个拖拉机手。
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锋来到鞍钢做了一名C－80推土机手。
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锋来到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
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辽阳日报>>报道了雷锋抢救水泥的事,赞扬他舍己为人的事迹.雷锋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了一年零二个月,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
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
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
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
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
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
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
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
百岁将军孙毅的传奇故事2003年7月5日，德高望重、声闻遐迩的老将军孙毅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他活了整整100岁。
提起孙毅，在军界和青少年中无人不晓。
年长的同僚称他“孙胡子”，年轻的军人称他“胡子将军”。
“孙胡子”绰号的来历1920年10月，孙毅高小还没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就离开家乡出去找事做。
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改成了孙毅。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
在旧军队中混了四五年，孙毅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朋友———赵博生。
那时孙毅在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处做少校参谋，而赵博生是26路军的参谋长。
1931年12月14日，孙毅在赵博生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孙毅入了党，在红军学校担任训练部和俱乐部主任。
每逢重大节日，学校都要举行文艺演出，叶剑英校长常常亲自拉二胡。
有一次，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编了一个活报剧《活捉敌师长》，因为敌师长陈时骥蓄着小胡子，而孙毅当时正留着胡子，所以，挑演员时选了孙毅。
于是，孙毅生平第一次登台演起了节目。
演出很成功，赵品三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千万别剃掉胡子，下次演节目还要找你
”孙毅的胡子也果真再没有剃，一直伴随了他一生。
严格的军旅中是不允许留胡子的。
我军的开国将帅中，被破例准许留胡子的除孙毅外还有3位，他们是元帅贺龙、上将李克农、上将王震。
孙毅有一次遇上了迎面策马而至的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
朱总司令勒缰下马问道：“为啥要留这胡子
”孙毅回答道：“人遇到危难时，身上的油跑了，肉掉了，就这胡子不跑，还一个劲地往上长。
这胡子的义气，像人的精气神，剃不得
”朱老总听罢好一阵开怀大笑。
最后，他嘱咐孙毅，留下这胡子，别人有意见，你就说是我朱德和破例让你留的。
这两件事之后，红军中“孙胡子”的外号也就传开了。
包八斤的班里有个同学叫斯琴，生活非常困难，八斤不仅经常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还主动号召同学们募捐，为斯琴解决了学习用品。
有一年，小斯琴患了肺炎，先后在哲盟医院和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这给本来就生活困难的斯琴增加了更大的负担。
八斤把自己买衣服的钱全部捐出去，还发出了倡议书。
在八斤的号召下，全校师生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加入资助行列，短时间内解决了斯琴的全部医疗费。
1993 年12 月9 日下午，哈日干图飘起雪花，刮起大风，学校怕发生意外提前放了学。
等同学们走后，八斤把所有门窗关好，冒着风雪往回走，忽然听到风雪中有小孩的哭声，他不顾一切朝哭声跑去。
在风雪中找了好长时间。
他终于在一个沙湾里找到了迷了路被风雪吹走的小姑娘。
当他将小姑娘背到她们家的时候，自己的手脚已失去了知觉。
1994 年12 月的一天，八斤与往常一样最早来到教室里点着火炉复习功课。
突然听到外面的人们喊：“着火了
二年级教室着火了
”八斤跑出去一看，只见二年级教室房顶上燃起了大火，他奋不顾身脱掉棉袄冲进火海，兄弟班级的师生们也相继赶来，奋战了一个多小时，大火被扑灭。
事后，他被苏木和学校评为“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的赖宁式的英雄学生。
”1995 年夏天，哈日干图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的袭击。
7 月21 日，参加了一上午抗洪救灾劳动的八斤，乘下午的功夫去找老师商讨假期作业的难题。
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听到有小孩喊：“决来人啊，有人落水了
”八斤像离弦的箭一样飞跑过去。
看见路边水渠里露着个人头，原来是村里11岁的阿木古朗不慎掉进了水中。
八斤不会游泳，但毫不犹豫地潜入水中，他几次将阿木古朗推上岸，可是又一次次地滑下去。
最后，他用尽全部力量又一次推了上来，在岸上几个孩子的帮助下，阿木古朗被救起，而八斤已却精疲力竭地沉了下去。
岸上的几个孩子哭成一片，听到消息的人们及时赶来救起了八斤。
八斤先后被评为通辽市“十名优秀少先队员”、通辽市“百名优秀少先队员”、内蒙古自治区“十佳蒙古族少年”、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等。
1995年他应邀参加了“通辽市优秀少先队夏令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