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大钊的演讲稿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
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
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
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 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
十指连心啊，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
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
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
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
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
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
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
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
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
信中写道： “……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
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
”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同志。
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
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
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
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关于纪念李大钊的文章
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将于2004年10月大钊同志诞辰之际召开，会址在河北(地点另行商定)，规模约在百人以内，并确定学术研讨会的中心主题为：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
李大钊既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继往开来、名重当世的学者。
他无论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研究探索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问题，还是作为学者、教授，研究探索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革新与创建新文化的问题，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思想性与革命性统一的品格。
李大钊生活在东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冲突、交融和新旧文化思潮激烈动荡、斗争、转型的20世纪初叶，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文化思潮斑驳迷离，他以学者的睿智与革新者的勇气，始终站在先进学术、文化思潮的前头，尤其是在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中，他的文化思想、学术理论研究，更是“月异岁新，与时俱进”，代表着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
纵观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李大钊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体系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先驱。
他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不少精彩的创见，对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因此，利用一次学术盛会，相对集中地疏理、总结、研究、讨论李大钊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和历史地位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研讨会的主办方希望对李大钊这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提出此次学术研讨会以《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为主题，是说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并非会议的全部。
其它有关李大钊方面的研究论文，会议一概欢迎。
本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与会者，沿用征文遴选的办法，凡提交论文者，经筹委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达到相当水平的，即正式邀请参加会议。
征文截稿期限定于2004年8月30日（理事会理事和特约稿件除外）为止，并希望于2004年1月中旬前，将准备撰写的论文选题及文章要旨通知李大钊研究会办公室。
并敬请各地李大钊研究会和本会理事给予鼎力支持，帮助在各地组织、约请会内外学者撰稿。
参考题目： 1.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及其对当代学术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
2.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建设的贡献与深远影响。
3.李大钊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引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历史性贡献，及其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理论建树与深远影响。
4.李大钊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贡献及历史地位。
5.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及其所代表的前进方向。
6.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7.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品格。
8.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确立。
9.李大钊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学术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及其与近、现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10.李大钊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态度及其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11.李大钊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及其所呼唤的建立第三种新文明的内涵。
12.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及其重要价值与启示。
13.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他代表人物的比较研究。
14.李大钊与《新青年》等刊物的专题研究。
15.李大钊在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教育、道德伦理以及新闻、图书馆等学科领域中的开拓性工作、理论建树及其学术地位与影响（希望学者分科的作深入的具体研究与分析）。
16.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
17.李大钊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的思想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贡献。
18.李大钊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
19.李大钊主张理论研究、革命工作应“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及理论实践。
20.北伐战争时期李大钊在北方的外交、政治、军运活动，及其作出的重大贡献。
21.李大钊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
22.李大钊伟大人格力量对当今共产党人的警示。
看看可不可以哦
关于李大钊简短的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
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
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
”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
”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
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
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
”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
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
”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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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形容专制社会执政者迫害政治异见人士而导致的社会不安氛围；李先生原名寿长（关于李大钊的名字，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附录《李大钊生平活动简表》记载：1895年，李大钊的私塾先生单子鳌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
以后改名大钊，字守常。
这里所说的寿长，究竟是有其名，或是记录、印刷之误，尚待查证），直隶蓝田人（李大钊实为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
此处记录稿有误。
因“乐亭”与“蓝田”读音相近，故将“乐亭”误写为“蓝田”）。
七岁时即父母俱亡（关于李大钊父母逝世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说。
这主要根据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英语班上写的一篇题为《我的自传》的作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中说：“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
另外，李大钊1927年被捕后，在监狱中写了一份《狱中自述》(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其中也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二是“遗腹子”说。
这主要根据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李家祭祀牌位。
这个牌位记载李大钊父亲李任荣逝世于“光绪十五年三月”，公元为1889年3—4月间，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故称“遗腹子”。
另外，李大钊的女婿贾芝研究李大钊生平多年，许多材料出自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他在《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中也说：“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
在他降生以前，他的父 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母亲生下他以后不满一百天，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不久离开了人世。
”此处所说“七岁时即父亲俱亡”，如果记录和印刷无误的话，似可作为“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之说的佐证），亲旧亦甚少，孤苦异常。
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此处有误。
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间为1907年，即其十八岁的时候），曾领导全体学生从事立宪运动，与同学白坚武等有该校三杰之称。
民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不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据《李大钊传》记载，李大钊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民五(年)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常执笔为文（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1916年春在日本写的《青春》，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
(民)六年，办民彝杂志（《民彝》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
1916年春开始编辑，5月15日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的论文）。
先生曾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氏，旋又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从事研究，可见先生之热心政治运动（关于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有的说是在“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贾芝：《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还有的说是在1916年(见《李大钊传》第228页脚注)。
但这里说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之先，而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于1914年，那么，神州学会成立最迟在1914年。
另外，高一涵后来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中清楚地写道：“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
”据此，可以断定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当在1915年1月“二十一条”签定之前。
那种认为神州学会成立于“二十一条”签定之后或成立于1916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袁氏死后，先生返国（关于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据《惺庵日记》(惺庵即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白坚武)记载，是1916年5月。
(转见刘野：《李大钊同志自日本归国的日期》《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时汤化龙欲搜罗国外留学生鼓吹革命，创办晨钟报，请先生举其事（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的时间为1916年6月至9月）。
后因汤与孙洪伊意见冲突，汤渐与保守派接近，先生乃毅然脱离该报(即现在的晨报)。
旋又与章士钊编辑甲寅，因章勾结政学系，不久亦去（李大钊担任《甲寅》日刊编辑的时间为1917年1月至5月。
在这五个月里，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篇）。
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此处所谓“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有误。
据高一涵自己后来写的《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记载：“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
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
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
守常设法送他逃走。
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这说明李大钊并没有到武汉讲演。
据查，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觉悟社邀请曾到天津讲演过。
这里所说的“到武汉讲演”，可能是到“天津讲演”之误）。
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1919年暑假，李大钊曾经回到故乡乐亭，后来又去了昌黎五峰山）。
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处“途中”指的1920年1月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的途中。
由于乘坐的是骡车，从北京到天津需要好几天时间。
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因此，在途中共同商讨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奉直战后，白坚武与吴佩孚勾结，下令通缉先生等，先生乃逃往苏俄，至国民军入京时方返国在京主持北方民众运动（1924年5月，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避往昌黎五峰山。
6月秘密回到北京后，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初冬回国。
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李大钊负总责）。
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据《李大钊传》和李星华著《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记载，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之后，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
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时，李大钊曾被人群挤倒，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
先生温和浑厚中有侠义气，故朋辈多敬而畏之。
至其学术思想，文字散见各报章杂志者甚多不赘。
李大钊的革命事迹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
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
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
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
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
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
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
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