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演讲的原文及翻译。
谢谢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演讲是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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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翻译人员现场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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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震惊了世界。
顾维钧是辛亥革命后敢于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历任民国内阁总理、外交总长、外交部长、驻美英法大使等职。
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亲历和目睹了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风云际会、众多重大事件。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即将午餐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突然来电话秘密告诉顾维钧：在上午召开的五强十人会议（包括五强首脑与外长）上，日本已提出将由它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午后的会议将听取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的立场，通知即将发出，中国代表应立即准备发言。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强盗逻辑，中国代表团本该早作准备，而令人痛心的是竟然忙于内讧，把自己使命搁在一边，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讨论过应对的策略。
现在离开会不过三个小时
顾维钧放下电话，心情沉重得像挂上了铅块。
餐桌上，顾维钧转达了这个消息后，平时为争名夺利而吵吵嚷嚷的代表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
秘书长岳昭?提议，由他去把陆徵祥请来拿主意，这样重大的事，自然应当由总长拍板。
陆徵祥这天刚好生病在床，饭都没有来吃。
岳昭?出席不久就回来说，总长病得爬不起床，说是下午的会议由哪两位代表参加，哪位代表发言，请诸位自行商定。
“我不去，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施肇基回绝说，并把脸转向了顾维钧，“假如派代表去，你应当去。
你对这个问题素有研究，早有准备。
” “时间紧迫，诸位务必不要推让。
”顾维钧只能提出自己的人选。
“王博士既是第二代表，在陆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应由王博士代表中国发言。
……” 曾为序列的排名争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主角，这时的表现，都特别“谦让”。
“还是由王博士和施博士去。
”顾维钧刚把话说完，回头一看，施肇基人已不在；据看见的人说，他已离开餐厅回卧室了。
这时已是下午二时半，离会议召开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也正是这时，和会秘书处才迟迟发来正式通知，要求中国代表团报送出席下午会议的代表名单，立刻赴会。
一边通知这样紧迫，一边又临阵脱逃，当时的局面是令人懊丧的。
“我们应当表明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立场，这是我们神圣的、不可放弃的权利。
”顾维钧严肃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代表团还有何颜面去见国人。
”他也着急了，把话都说绝了。
“那、那……我和你去。
”王正廷自知不好也不便脱身，勉强表了这个态。
然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决不发言。
” 时间已不容犹豫，顾维钧唯有挺身而出了。
“我不否认我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但是代表团没有讨论过。
”为了表示对王正廷的尊重，他又提议：“当主席团邀请中国代表团发言时，我还是请王博士首先站起，由你介绍我顾某作为代表发言。
” 这场相互推诿责任的闹剧终于划上句号，而时间只剩匆匆赶路的二十分钟了。
会议是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的。
法国总理克列盂梭是十人会议的主席。
右边坐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相贝尔福，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意大利总理奥朗多和外长，在主席对面就座的是一大群日本人，包括它的首席代表西园寺和牧野，中国代表被指定在主席的左边就座。
会议开始，由日本的牧野发言。
牧野重弹老调，态度非常傲慢：山东租借地早已由德国转移到日本。
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与中国已经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指二十一条）。
总之，这一问题已无须赘言。
紧接着，不让人有一点思考余地，克列盂梭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中国代表是否准备发言。
这当然是日本与英、法相互勾结，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
顾维钧和王正廷商量后，由王正廷起立发言： “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
” 在威尔逊和蓝辛的支持下，克列孟梭这才宣布休会，明天上午复会，听取中国的立场。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会议还是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也还是昨天下午的场面。
人们已经注意到顾维钧的手中没有发言稿，但发言出口成章，英语流利，词藻准确。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
因为不愿意虚费会议的宝贵时间，我只愿提出广泛的原则。
至于技术细则，我将送至照会，详细说明。
”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
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
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
德国舰队曾占领山东海岸，其军队随即侵入内地。
它敲索租借地，充作撤军的代价。
它借口有两位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遇害，便出此行动。
而遇害实非政府所能控制。
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义的和平条件之一。
反之，如和平会议采取不同的见解，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这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 “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
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上，住有三千六百万人民。
人口的稠密产生强烈的竞争，而极不适宜于殖民。
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剥削当地人民，而非真正的殖民。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
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
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 接着，他又有理有节地继续说道： “中国很明了日本英勇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
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它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
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牵制德国，这个敌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远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
中国尤其感谢这些协助，因为山东的人民为了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和牺牲，尤其在征募人工和各种给养方面。
” “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难疏职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将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
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 他的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中国代表团的同仁们都站起来了，向他送来满怀敬意的目光。
威尔逊和蓝辛迈着急步过来跟他握手祝贺。
威尔逊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演说。
” 英国的劳合·乔治、贝尔福也跟着走来握手道贺。
更想象不到的是，日本的西园寺先生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来和他握手。
无论什么民族，真理的感召力都是强大的。
离开会场时，中国代表们又被记者包围了。
虽然说十人会议是保密的，但第二天，法国、英国、美国的报纸都以最显著的版面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发出的中华民族的呼声。
国内各省、各地学生和民间团体的声援电报，更似雪片般飞来。
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是怎样与日本代表谈判的。
他说了什么?具体的语录
具体不怎么记得，只记得：日本代表拿出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宣称日本对德国占领的山东的主权已经被中国“政府”移交给日本了，日本代表气势咄咄逼人，在场的列强都偏向日本。
第二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话了。
他拿出日本代表的怀表，日本代表说他是偷了他的怀表。
顾维钧说，姑且算他偷了，但日本抢占山东的行为不算偷吗
（简略）这些话让日本代表无言以对。
之后，顾维钧说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孔子对中国来说就像耶稣对基督世界来说一样重要，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基督世界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这句话赢得列强的掌声和赞许，形势变的对中国有利......
谁能介绍一下顾维钧的生平和主要作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
举国上下顷刻之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盛大的庆祝活动频频举行，人们齐呼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
在国人的眼里，中国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的漫长寒冬就要过去，在这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必将还中国一个公道，取消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然而，巴黎和会迅速把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
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无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1919年5月4日，愤怒的青年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发展到6月3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中，一位非常年轻的代表--顾维钧在和会的外交和最后的拒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往事中国》第三集讲述的就是顾维钧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巴黎和会的外交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曲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历史。
一、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
中国正好是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
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
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
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
（你还算是个绅士吗
）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
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嘹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
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
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
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
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
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
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
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
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
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三、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
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
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
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
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
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
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
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
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四、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
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
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
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
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
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
这一年，他31岁。
五、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
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
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
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
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
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六、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货物王正廷出席。
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
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
因分赃不均。
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
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
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七、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
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
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
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
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
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
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
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八、 尾声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
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关于巴黎和会的电影，要陈道明演的
《我1919》 剧情简介 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初国驻美作为本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更企图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
辩论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从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由此获得全世界与全国的一致称赞。
为争取在法华工的同工同酬，顾维钧的好友肖克俭在巴黎组织游行罢工，遭到法国警察逮捕。
获释之后，他仍然积极投入唤醒民众的工作。
然而，他和朝鲜革命者一起爆炸日本代表团所住旅馆的偏激行为使朝鲜和中国成为舆论矛头的指向。
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
国内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肖克俭等人也在巴黎集会抗议。
而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逼迫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徽祥等人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出走，代表团仅剩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人仍在坚持外交斡旋。
肖克俭眼见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中国的现状，愤然给爱妻留下遗书，在凡尔赛宫广场举火自焚。
顾维钧受了感动，说：“山东是中国的，我们拒绝签字
”
求解：有关巴黎和会之后中国的山东问题。
由于中国代表团的离席，山东问题并未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
在之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讨论了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和废除“二十一条”，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
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的既得利益；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
这样，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也就是说主权收回来了，日军也撤军了，但中国必须开放山东为商埠，从经济上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一战葡萄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营中，葡萄牙是属于协约国中的一员的。
1915年1月，葡萄牙国会投票通过与英国和法国结盟，但并没有直接参加对德作战，只是对英国陆军和海军给予协助。
1916年3月9日，德国向葡萄牙宣战，同年，葡萄牙派出了一只367人的远征部队赴法国前线参战，在整个战争当中，葡萄牙军队一共作战17次（其中11次是只打炮的呵呵）只有6次 和德国军队交上了火，共伤103人，亡9人。
呵呵，从些数据里边就可以看出，葡萄牙参战只是象征性的他们参加了巴黎和会，代表团2人，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莫里斯，在巴黎和会上，德属东非的基翁戈被委任给葡萄牙统治
《建党伟业》中陈道明的片段是截取《我的1919》
只是巴黎和会部分是截取的，其实无所谓都是一家人出品导演也是一个人，同一个人演的。
重拍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好，再说为了一段已经存在的素材还大费周章的重拍（前提是一帮剧组的人跑趟法国）换谁也这么干。
而且重点是当年的素材太tmd经典了。
山东主权问题由来
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迫使签定了有关条约。
日本参加和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在进一步确认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合法性。
1919年1月27日和2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
日本全权代表手持一份份文件，诡辩日本应该按照这些文件的相关条例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力和财产。
这些文件大多是1914年至1918年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主权归属的部分。
包括等。
面对日本代表的虎视眈眈，中国代表团一致推举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的发言。
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缓缓走上讲台，神色镇定，代表国家和民族脱稿作出了强有力争辩，他的论点主要有三：一，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主权，就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二，战时中国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被迫的，这些条约的基础并不合法；三，根据公法法理，中德宣战，意味着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已被中国收回，德国在中国既然已无权利，又何谈日本的继承问题
这一精彩发言赢得了除日本代表外的与会代表的一片掌声。
第一回合，中国胜利了
档案箱的失踪 然而，对于看重证据的西方国家代表来说，的发言，虽然精彩、也情理备至，证据却不足。
于是，巴黎和会的主席团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一周之内就在会上所发表观点提交一份书面声明，并将能证明这份声明的中日问题档案文件附于声明之后。
鉴于顾维钧的出色表现，中国使团决定由他主要负责书面声明的准备和起草事宜。
顾维钧，字少川，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
1905年留学美国，获国际法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先后任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参事。
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参加巴黎和会前他任驻美大使。
对于具有较多国际外交经验的顾维钧来说，他深知，这份书面声明对于中国阐明山东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深知，在巴黎和会中有最终决定权的只是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中国的书面声明要想说服这些西方国家代表，关键在于附在声明之后的那些档案文件。
于是，顾维钧在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之后决定，为使声明具有说服力，必须在声明后附上中日之间自1914年至1918年所签署条约和协定的所有档案资料。
就在顾维钧等人忙着搜集档案资料时，问题出现了。
从北京启程时，中国代表团为了有所准备，曾经带有一个密码档案箱。
箱内装着若干从外交部调出的，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的绝密档案，其中包括许多连中国驻外使团都不知道的，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些密约及各种借款协定的原件。
这个档案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但是，当中国代表团真正需要它时，却发现它不翼而飞了。
它是什么时候丢的
在哪里丢的
何人所为
据中国代表团推测，它在日本丢失，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取的可能性最大。
档案箱中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因为这些文件中的内容涉及许多日本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这些文件暴露于巴黎和会上，将对日本十分不利。
而中国的档案资料不全，日本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来说事，这无疑会削弱中国方面说辞的说服力。
而且，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中国代表团是坐船横渡太平洋到达巴黎的，其中轮船要分别在日本、美国、英国及法国停靠，很多成员说，到达美国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这个档案箱，所以，它很可能是轮船在日本靠岸时，就被日本情报人员窃取了。
如果它真被日本拿走了，日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更别提归还给中国人。
但即使还有一丝希望，中国代表团也不能放弃。
有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在到达美国纽约港码头时，好像还见到过它。
根据这一线索，中国代表团分别致电华盛顿和纽约领事馆，电询此事。
纽约领事馆的总领事邹玉成立刻联络美国方面轮船行李处的负责人和码头上的管事人，结果却是空手而归。
之后，虽然经过百般查找，始终没有找到。
至今，这个档案箱失踪事件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为了使资料尽可能完备，中国代表团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用电报的方式将中日之间涉及山东问题的文件传到巴黎。
而外交部却答复，档案箱中的许多文件是原始档案，无备份，只能尽可能将和会开幕前几个月内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送给代表。
顾维钧在整理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很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从北京发过来的协定内容很长，电报又要经过破译，而且常常还会因为电报字迹不清或有所遗漏而不得不再次电询。
虽然按照代表团的要求陆陆续续传了一些文件，但资料最终都不全，特别是中日之间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应该说，这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争夺山东主权制造了障碍。
对于这次准备书面声明及附件的经过，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自己“颇感孤立无援”。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的巨头英、法、美三国根据日本提供的所谓“证据”——1915年中日签订的《关于山东条约》、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等不平等条约，作出决定：“德国在胶州及山东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予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的责任，并将之写入《协约参战各国对德合约》中。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对中国是极其不公正的。
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国内也随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浪潮。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虽然，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山东问题上作出不利于中国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弱国无外交”；虽然，在1920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山东主权。
但巴黎和会上的档案箱失踪事件对于20世纪之初缺乏档案意识的中国外交界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原载于中国档案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