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的演讲稿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无法彻底割裂开的。
传统文化一般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延续性等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联系的伦理型文化，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旧时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确实有许多糟粕；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几千年的文明载体，记录着民族历程的轨迹，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因此它必然蕴藏有精华。
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认知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和升华。
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极其丰富，有些内容是很难用精华、糟粕概括之，“善用”之即为“精华”，“恶用”之即为“糟粕”。
吸收传统文化，不仅有情感、方法问题，还有主观认知和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批判传统文化，在剔除其糟粕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批判、否定过之而鉴别、吸收不足，倒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使我们抱着金盆讨饭吃（“文革”中甚至一度形成文化荒漠），没有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光彩，没有充分发挥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应有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全盘排斥“传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①列宁也说：“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②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③他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④。
因此，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弘”之目的。
认为，每个传统社会的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化的可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文化支持系统，应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他主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⑤。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们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提出：“对于我们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我国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已经进入“小康”却并不满足仍继续奋进、全面建设“小康”、努力进一步提高小康水平的国人们，“妄自菲薄”日渐减少，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建设现代文明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
人们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要抹杀它的文化传统，造成清一色的世界文化，而是要求依据现代化的新要求，给它的文化传统不断地灌注以时代性的内容，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⑥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钻研、鉴别、剔除、吸收、融化、发展工作做得确实不够。
在中小学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内容并不多，而且高中文理分班，那么理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确实不高。
在社会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气氛日渐兴起的氛围下，他们有钻研、学习传统文化的愿望和要求。
前几年同济大学有一些工科博士生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自发地组织起来，钻研古代典籍，他们认为收获很大，谁知不久其中竟有几个人先后“信”了佛。
这件事对我们文科尤其思想理论课教师触动很大，认识到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仍然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或者引导。
这些年来，我们同济大学针对学校理工学科多的状况，注重开展人文教育。
同济大学前校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同济大学校长任上高度重视同济的人文教育，她表示赞同杨叔子院士关于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的观点，提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并认为“人文教育是一切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铸造崇高人格的最为直接的教育内容之一。
”我们学校推行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中心的教育，实施“知识、能力、人格”的培养模式。
因此，学校组织学有专长的师资力量，开设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选修课程，还经常性举办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学术报告或者讲座，并组织编写了《诸子百家》、《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导引》、《宗教与文化》等“大学人文社科丛书”（由顾钰民教授主编）以及《中国文化史教程》（朱恒夫教授著）等教材用书。
小生产成汪洋大海的中国所形成的“传统”，注重“经验”，尊老敬祖，崇尚先贤，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具有保守性、滞后性，会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那么，传统文化进课堂，会不会对创新教育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呢
江泽民1995年5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盛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他再次指出：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尤其强调创新问题，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
”创新，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一个人内在素质的重要内容。
没有创新的意识，就不可能有创新的行动。
任何发现、发明都离不开创新，没有创新，任何新的知识都不会诞生。
可以说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同时也是一种过程，一种精神。
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是获得进步的最基本要求。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属于人文素质范畴，重在教育和培养；创新思维，属于认识论范畴，重在熏陶和训练。
因此，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
”创新是教育活动生命的源头，它既是教育自身存在的本质特点，也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我们不可能教授给学生人类的全部知识，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他们敢于创新；必须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方法，使他们善于创新，能够在汲取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当然，创新教育不可能“速成”“技能”，不可能靠一门专门课程就能使学生获得并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养成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培养、训练，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和训练过程。
在这方面，各种课程都会有所作为、有所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考虑，我们在人文素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讲授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时，尽力避免其产生束缚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在内容的选择、视角的切入、讲授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等方面狠下功夫，采择精华，运用良法，熏陶、培养、训练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在这方面，我们虽然不是刻意追求，但是确确实实是自觉为之。
根据我们的做法（并不限于笔者个人的）和想法（主要是笔者个人的），得出几点基本体会。
1、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氛围，养成思辨、争鸣、交锋的习惯和能力，是创新的基本前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引来百花齐放。
众多文人学者，各自以独特的视角，对宇宙、社会、人生、人性、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军事、伦理、道德、逻辑等诸多领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他们怀有浓厚的创新意识，以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超越时代的睿智卓识，创立各自的思想、学说。
同时，他们之间展开热烈争辩，在百家争鸣之中，通过对立或不同思想间尖锐地交锋和碰撞，相近思想、认识、见解间的交流和切蹉，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及《周易》等“百家”学派、学说，从而使先秦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必然会发人深思。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是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的极为重要的社会条件。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的思维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思想，只有在交流、争鸣、交锋、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闪出光彩。
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是活跃思想、产生新思维、形成新思想的温床，是知识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
这种社会土壤的产生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使然，其中作为社会人的个人主体因素的作用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才能产生创新思维。
要有“争鸣”的意识、愿望和要求，学会交流，敢于交锋，在交流和交锋中学习思辨，提高思辨能力。
要敢于怀疑，敢于批判。
通过怀疑、批判、交流、交锋，提出问题，提出见解、观点、主张，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唯上、不唯贤、不唯书、不崇洋、不媚俗，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
同时，又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善于吸收不同意见，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2、继承、吸收是创新的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⑦。
《诸子百家》的作者同济大学教授朱义禄先生也说：“人类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前人提出的见解，在后人那里，作为一种思想材料，成为构建学说的出发点。
”⑧从一定意义上说，继承、借鉴、吸收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创新是在继承、借鉴、吸收基础之上的创新。
创新要以“传统”为基础，要以客观现实存在为出发点，了解传统，把握现实，才能超越传统，才能提高和发展。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形成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其烙印是无法抹平的，其影响是随处可现的。
我们只有学习、钻研传统文化，弄通弄懂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判断和鉴别它，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民性，熟悉我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
由此，才能清楚创新的需求，确定创新的目标，把握创新的方向。
这样看来，传统文化知识，可以为“创新”铺垫“基础”。
同济大学建筑学科是长项学科，就以建筑学为例，了解根植并相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思路、风格，对于发展现代建筑保持民族风格来说，将不无裨益。
比如，我们在《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讲授过程中，分析、江泽民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分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继承、发展的方面，分析、江泽民关于弘扬民族精神的论述及其精神实质，还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进程及各种比较先进的思想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影响、作用的了解、分析，深刻理解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命题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由此帮助学生树立继承、吸收、借鉴是为了创新——创新离不开继承、吸收、借鉴的观念，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自觉性。
3、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比较清晰的演化轨迹。
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史学、医学等等，无论是其思想、理念，还是其具体内涵，都是动态的，其自身都有一个产生、演变的过程。
就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三教”（儒、道、释）“九流”（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尤其“三教”来说，在中国这块社会土壤上产生或者扎根之后，便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演化。
比如儒学，孔子创立之后，其嫡传弟子孟子加以丰富，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发展，使之发扬光大；到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陆（陆九渊）王（王守仁——阳明）“心学”，其内涵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再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一度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抵制，但它吸收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即“中国化”之后，便扎下根来，获得较大发展，并先后形成天台宗、慈恩宗、禅宗、净土宗等诸多流派，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尤其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有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历经数千年历史沧桑的洗炼，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我们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介绍各门学科发展演化状况，分析其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重点剖析创立学科和影响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人物，探讨其之所以有所作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意识是一个人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人生路漫漫，只有具备创新精神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据此，鼓励学生要勇于进取，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4、利用传统文化训练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其方法也会因人而异。
但是，一般说来，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学习、吸收、借鉴过程中，对已知命题、理论、定义、定理、公式、观点、知识、经验等等，产生了怀疑或者不满足，搜寻理由、证据对所怀疑的东西进行否定，经过发散思维活动，调动自己的一切主观能动性，异想天开，标新立意，创立自己的立论、命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创造性思维，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提高。
或者对已知的命题、知识等有所感悟，引发深思，浮想联翩，穷思冥想，经过归纳演绎，综合提炼，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将自己感悟的东西升华、提高，使之光大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必须切合新的时代精神，从现代文明的视角，运用新知识、新观点、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剖析传统文化，阐释传统典籍，才能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
正如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所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活人”。
我们在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不仅对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而且，对一些典籍原文的理解，也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传统的解释，要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知识、新理念，并按照自己真实的领会、感受、理解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提倡争辩，鼓励创新。
这样既活跃了学习气氛，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比如，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这段话时，有位学生提出了新鲜“见解”。
他认为这段话应当都是讲做“学问”的，那么意思应该是：学问、学识、学说经常被应用于实践，这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本来是自己学术上的对手、论敌，受自己“学问”的感召，完全接受自己的学问、观点，愿意与自己结成（学术）朋党，这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
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做学问，有了很多真知灼见，世人仍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但自己并不生气，仍不气馁，继续坐得住冷板凳，潜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不是也称得上“君子”吗
他必将成大器啊
这位学生特别强调，“习”，不应当理解为学习，学习用“学” 而不会用“习”，它应该被理解为实习、实践；“朋”，不应当理解为朋友，朋友用“友” 而不会用“朋”，它应该被理解为朋党、同党，传统中国党同伐异，“对手”若能成为同党，怎能不令人高兴；“远方”并非指空间距离，而是指心灵距离、学术距离。
心灵上、学术上隔着非常大的距离，即为自己学术上的“反对派”，现在反过头来向自己“靠拢”，成了自己的“朋党”，确实令人高兴。
我们不能说这位学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无懈可击，但它确实新鲜，比较活泼，说明他思想活跃，动用了“创新思维”。
尝试利用传统文化知识，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确实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不妨一试。
传统文化进课堂，运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培育和创新思维的训练，我们也刚刚起步，还需要进一步地实践和探讨，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必能取得更佳效果。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演讲稿
各位同学:你们好
今天我演讲的话题是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对于使命和社会责任，，也许你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你们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至于什么使命和责任要交给那些伟大的人，如果你们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马克思曾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无所谓，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与现存的世界的联系而产生。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使命和责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使命。
抗战的年代，人们有救亡图存的使命，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的时候，当代大学生的使命变了。
不再是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当然更不是没有使命。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肩负的使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过这样一个使命，似乎有些遥远，不切实际。
我认为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年轻人，是国家最新生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
这就对大学生的职责有了比较高的要求，首先对自己专业知识的掌握，这是最本源的任务和使命，和一切的基础。
其次是对大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只有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够符合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要求，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因而我们当代当代大学生要着眼于自身的全面发展，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用“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综合素质。
再次还要接受较高层次文化的熏陶，这是一国一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
你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大学生在文化变革中扮演的都是保守者的角色。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责任。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抑或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责任。
首先人应该对自己负责。
人生在世，虽然活着不全是为了自己，却有着对自己的责任，那责任是别人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
对自己负责，就是要做一个无悔无愧的人。
人活着，短暂几十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名成家，也不是成名成家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所以，对自己负责，远不是成名成家那样简单，而是要活得充实，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而价值何在，也许只存在于自己的心中，也许在别人的评价中。
总而言之，不能让自己委屈，也不能让自己遗憾。
同时，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大学生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对家庭的责任。
尽管家庭并没有刻意要求。
而正是因为此前对家庭尽到的责任太少，成为大学生后，就更应该增强责任心。
家是一个一出生就有的小环境，是一个永远的归处。
都说“当你失意时，第一个想到要回去的地方就是家”。
家庭成员之间是没有功利的纯正的关系，是都甘愿为其它家庭成员奉献的。
所以，尽一个家庭成员应尽的责任，既是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的报达，也是给予自己心灵的反馈。
对国家，同样有着责任。
且不论公民的义务，单就国家的培养来说，知恩图报就已经是必然的了。
对国家的责任，也就是历史使命。
天下兴亡，匹夫有则，更别说是国家为之投入了的大学生，更别说是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
也许这一目标是远的，可是，只要坚定不移，就也是近的了。
作为国家的人民，作为未来的接班人，我们无法也无须逃避我们的使命。
只要能够坚持着自己的方向，所有的人一道努力，就不会有无法实现的目标。
而社会主义中国，才是我们奋斗的热土，才是我们永远的向往。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一个无愧无悔的人，作为大学生，生在一个和平年代的大学生，肩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才能使人散发光彩。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演讲稿(当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军人社义荣辱观心得体会-军人八耻 分类:默认栏目 胡锦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发表以来，全军各级党委和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日前，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
这是当前全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胡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方面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推进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辱的基本看法，是善恶、是非、美丑等价值观念在一个时代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行为和自律的标尺。
古人云：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
一个人只有知荣而为之，知辱而不为，才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一个社会只有树立了是非分明的荣辱观，才能成为文明和谐的社会。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遭遇几多巨变，中华民族总是坚守着对真、善、美的崇高追求，从而铸就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支柱。
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使之产生了新的深化和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是好的。
但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迫切要求我们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打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军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荣辱观是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崇尚荣誉是军人永恒的价值追求。
军人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为职业，身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最能体现大忠大义，最能彰显荣辱观。
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把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历来推崇严守纪律、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等高尚道德，更是其本质的体现。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具体体现，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还要看到，军队是青年相对集中的先进群体，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对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我们一定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军队长远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通过开展多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活动，组织部队认真学习胡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官兵深刻领会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掌握“八荣八耻”的要求。
要帮助官兵划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知道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明确军队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肩负的责任，增强践行“八荣八耻”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努力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模范实践者，力争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要躬行实践，见诸行动。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
道德教育和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知与行相结合的过程，其中实践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八荣八耻”转化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化为立身做人和建功立业的自觉行动。
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到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贯穿到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项建设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使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军营深入人心，蔚成风气。
各级领导干部要对照“八荣八耻”的要求，认真查找思想作风、道德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在躬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上为官兵作表率。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各级党委和机关一定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常抓不懈。
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学习贯彻党章结合起来，同践行军人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同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结合起来，通过深入扎实的学习教育，使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成为广大官兵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起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高校干部学习八荣八耻的体会 分类:默认栏目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精辟概括，导向鲜明，内涵深邃，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发展，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理和美德的崇高而纯粹的追求。
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总是把个人的荣辱融入到捍卫民族利益、实现民族振兴之中，前仆后继、舍生取义。
这种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
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更加重要。
在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特别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对人的素质、品格、道德观念、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道德领域，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提出了哪些应该提倡，还提出了哪些应该铲除，昭示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提出了社会进步的目标。
）当前，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违法乱纪和不道德的现象，有些问题已经比较严重。
这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冲击，损害了社会风气，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倡导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胡锦涛总书记社会主义辱观的提出，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体现了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点和时代要求，是凝聚人心的坚强纽带，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全体公民为人处世的精神指南，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青少年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帮助他们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塑造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就是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塑造祖国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高等学校承担着重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阵地，理应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切实发挥好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在高校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们要把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只有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与各门课程的学习有机结合，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我们要把“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准则，激发大学生的崇高精神追求，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大学生生动的道德实践，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美好的思想道德在大学生中蔚然成风，使大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我们要把胡锦涛总书记阐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到学校的师德建设之中，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师德建设是高校永恒的课题。
为培育高素质人才，高校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修养，还要有较高的品德修养，良好的师德，能够感染和激励学生，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师德建设有机结合，才能不断提高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以德育人的优良传统和校风。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启功先生阐释的含义就是：“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 它体现了一种求真创新、为人师表、追求卓越人生的精神。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校训教育有机结合，大力加强师德建设。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活动，是我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加强领导，精心安排，组织广大师生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要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要发挥人才优势和理论研究优势，围绕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为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把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教师考评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指标，引导广大教师注重品德修养，追求学术创新，讲究学术道德和节操，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承文明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医院学习贯彻八荣八耻讲话精神的体会 分类:默认栏目 各位领导，同志们：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这看起来简单朴实的字眼，却寓意深刻，凝炼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精髓，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新的觉醒。
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我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进行学习，感到很受教益。
” 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人性沉沦，道德滑坡，虚假丑恶，不知廉耻，甚至以丑为美等社会现象，表面上看，这是社会转型，旧的价值观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之一，但究其根本，还是人的荣辱观念日渐模糊、淡薄的结果。
另外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的道德建设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
一些人以居豪华住宅为荣，以坐名贵轿车为荣，以食山珍海味为荣，以喝高档洋酒为荣，以穿名牌服饰为荣，以进娱乐场所为荣，以升官做官为荣，以前呼后拥为荣，以游山玩水为荣，以身有靠山为荣。
拥有了这样的荣辱观，就必然正反不分，是非不辨，把光荣看成耻辱，把耻辱当做光荣，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冲击，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一个社会要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进行。
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
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将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一个人没有精神也是不行的。
胡总书记及时地提出的“八荣八耻”，切中时弊，如同一把尺、一杆秤，量出了是非、善恶和美丑。
尤其是在我们认识模糊、思想动摇、行动犹豫的时候，用这把尺量一量，用这杆秤称一称，心就会亮堂起来。
辨明是非，找准目标，不走歪路，不跌跟头。
我认为“八荣八耻”把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美德的传承和新时期要求结合起来，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行业，通过我多年的从医工作体会到，医院无论出现好事，还是坏事，都容易成为社会的焦点。
医疗工作者是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贯彻实践好“八荣八耻”尤为重要。
近些年来，一些不健康的、不文明的现象在医院滋生，诸如“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败坏了医疗行业的职业形象，因此“八荣八耻”对于医疗服务业的现状而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更应当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牢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荣辱观，不但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动上，努力为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作出榜样。
“八荣八耻”中首要的一条，便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把爱国与否作为一条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来看待。
爱祖国，这是对任何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这一点不容有任何含糊。
热爱祖国最重要的是见诸行动。
我谈一下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除了热爱祖国的文化，自觉维护祖国尊严外，还必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自身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技能，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一切以病人的利益为中心，我想是医学工作者热爱祖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服务人民为荣”，要求我们坚持以民为本，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一名医生仍然要以“救死扶伤”、“一切为了病人”为自己的天职，不能忘了这个“根本”，不能认钱不认人，把“为人民服务”变味为“为人民币服务”。
医务工作者有义务在工作生活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贯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良好风尚。
比如宣传医学科普知识，坚持科学精神，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严密性和规范性。
对违背基本科学事实和规律、弄虚作假、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要坚决反对各种虚假医疗广告，揭露非法医疗结构的坑害病人的行为，以维护病人的权益，维护科学的严肃性。
我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荣辱观对一个人的成长、事业的成功与否，相当重要，对社会各行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个人不付出辛勤的劳动是不会有所收获的，不会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不会掌握娴熟的技能，在事业上也就不会有所成就，也不会对社会、对人民做出什么大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讲求的团结合作，拿我的工作来讲，如果没有同事的帮助协作，即使我有通天的本事，自己也不能完成哪怕是一台大手术，更谈不上取得什么科研成果了。
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从古至今，离开了诚实，人就会言而无信；而言而无信，往往会践踏道德，漠视文明。
远的不说，看看周围便可发现，诚信流失者还不在少数，如借钱不还、坑蒙拐骗及说假话、欺上瞒下现象时有发生；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现象也屡禁不止；更有甚者，完全陷入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之中。
人人都可以追求合理的利益，但不能忘记基本的道义。
在物欲面前，在喧嚣声中，我们要大力弘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社会风气，使人们明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仰天不愧于天，俯地不负于地。
从现实来看，害怕艰苦、贪图安逸、铺张奢侈等思想、作风和行为，还往往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作为医务工作者要时刻提醒自己“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不迎来送往过分讲规格，不请客送礼特别讲排场，做到不把挥霍浪费当成了潇洒，不把把节俭朴素当成了寒酸小气，不贪图安逸、讲究享乐、追求奢侈。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唤醒的是人的良知，彰显的是道德自律的力量，倡导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道德观。
遵纪守法的底线是道德良知，是社会主义法治道德观。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要爱自己这张脸，首先就应当用道德自律去遵纪；要顾自己这张面子，必须得用正确的荣耻观去守法。
医疗卫生行业作为窗口单位，整个行业要“八荣八耻”作为行业运行的核心准则。
我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医务工作者，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作出表率，以“八荣八耻”为行为处事的标杆，更应时刻树立“以服务人民为荣”的思想，尽其所能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为树立行业新风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工人学习贯彻八荣八耻精神的汇报和体会 分类:默认栏目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座谈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我觉得，总书记的讲话令人充满力量，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鼓舞。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同时又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是不行的。
胡总书记及时地提出的“八荣八耻”，对树立正确价值观，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起点。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一员，我们必须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记总书记“八荣八耻”的教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崇高精神追求，以学成过硬本领、努力报效祖国为荣，“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工人更要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当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体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艰苦奋斗、为国争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八荣八耻”的第一条就是要以热爱祖国为荣，其实，爱国之心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关键在于怎样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作为一个一线产业工人，我想，热爱祖国就是要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知识技能，立足岗位，为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经历过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那时我们公司第一次引进国外纺纱设备，我向外方调试人员索要操作手册，客气的语言换来的却是对方满怀戒备的拒绝。
洋人的傲慢和自私，大大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当时我心里感到特别难过，我想，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落后就要挨打,一名工人技术水平落后同样没人瞧得起。
所以，我下定决心：“学”，要刻苦学
为中国争口气，超过外国人。
从此，我订下学习计划，每晚必须看一个半小时的技术书籍和有关资料，常常是捧着书进入了梦乡；为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我参加自学考试，专攻计算机应用技术。
攻下大专学历以后，又去攻读本科专业。
同时，我还特别注意针对企业需要广泛搜集资料，潜心研究进口设备，了解跟踪国际纺织机械电气自动化技术的最新动态。
为国争光的机会终于来了。
1997年，公司进口的德国气流纺纱机的中枢系统―――变频器烧坏了，急需更换。
这种变频器价格高达9万元，德方在中国没有现货供应，订货周期长达两个多月。
我和同事们经过测试、分析、测算，决定向“洋设备”开刀，采用类似的国产变频器替代，近三天的时间完成了上百个技术参数的修改后，机器终于恢复了正常运转。
消息传到德国公司总部，对方全然不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自己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派人专程飞来常州黑牡丹考察，亲眼目睹后，严谨的德国专家不禁跷起了大拇指：“中国工人了不起
” 我觉得，“八荣八耻”的精髓是服务精神，服务祖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一个人只有将自己的生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到一起才有意义，才能体现人生价值。
总书记的倡导告诉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良好道德是国家先进的显著标志，要使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能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接轨。
那么，作为我们产业工人，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电子信息化时代，社会的突飞猛进催促我们不断锻造自我，磨炼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充实自己的道德涵养，升华自己的精神气质，最终练就一身为全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句话我感触尤其深刻。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不断攻关，不断创新，不断提高产业的技术竞争力。
我们公司的“邓建军科研组”是一个崇尚知识、团结互助、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集体。
为使生产靛蓝牛仔布的关键设备功能最大化，我和我的伙伴们合作，先后对染浆联合机进行四次改造，从而率先在国内解决了连续生产不用停车这一难题；我们在洋设备面前敢于创新，在世界性难题面前敢于冲击，用变频技术改变了世界先进棉纺装备清梳联合机运行的经济、安全性能；我们采用电子与气动技术的完善结合，使“黑牡丹”牛仔布的预缩率精度稳定的控制在2.5％以内，优于3％的国际标准。
我总结了传统的检测和控制方法，创造性地把电化学原理与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运用到纺织品印染领域，科学地消化吸收并整合了相关研究成果，成功地研制出“染液组分在线检测和控制系统”，并经过一年多来在工业化生产的应用实践，证实了该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科学、合理性，以及能大幅度提升产品质量的功效。
该项目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2005年底以证书号第747635号授权专利。
18年来，我们参与的技改项目达400多个，其中我本人独立完成145个。
当今世界纺织行业公认可用于色织行业的18项最新技术，“黑牡丹”已成功应用15项。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能力，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迫切要求我们产业工人顺应形势发展，争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力军中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我是恰巧赶上并参与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荣幸地以唯一的创新技术工人的身份跻身2005年度中国纺织十大创新人物。
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作为一名企业的蓝领技术工人，要竭力服务于发展经济的生产建设，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新一代知识型职工职业道德的核心要素。
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变得对产业工人素质现代化的要求日益强烈。
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产业工人的平凡劳动，始终与一个伟大的时代紧密相联。
发展的中国，需要产业工人彰显整体知识化，开放的神州，要求中国的产业工人向世界展示昂扬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断体现工人阶级先进性，才能表达出中国工人阶级独有的宽广胸怀和独特的精神境界。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论“八荣八耻”的讲话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指导我们工人阶级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面对世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蓝领技术工人，我将学习不断，继续以全新的知识来提升自己的文化技术素质；我将创新不止，继续在技术工作的实践中，提高中华民族的技术竞争力；我将创业不停，在掌握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技术，努力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先进技术领域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努力做到不负共和国脊梁的历史使命。
我认为，这些就是?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如何写先进班集体演讲稿啊，高中的。
给个提纲就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家早上好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题，讲解我们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发表以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
胡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要求广大青少年，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军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荣辱观是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崇尚荣誉是军人永恒的价值追求。
军人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为职业，身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最能体现大忠大义，最能彰显荣辱观。
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把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历来推崇严守纪律、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等高尚道德，更是其本质的体现。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具体体现，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还要看到，军队是青年相对集中的先进群体，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对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我们一定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军队长远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凤姐即王熙凤，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
凤姐在贾府几乎是个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角色，她自从嫁给贾琏，就让琏二爷在荣国府的地位倒退了一射之地；林黛玉一进贾府，就不禁对这个表嫂的谈笑哭哄的作风暗生纳罕……可以说，从一出场，凤姐这个人就透着让你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她应当说是当之无愧为《红楼梦》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先说凤姐的美貌，她的出场描写是：三角眼，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她的穿着当然更是极尽华丽雍容；这是正面描写。
贾瑞见了凤姐，居然敢起非念，想是凤姐的魅力难挡；贾琏和鲍二的偷情之后，闹了一天，看见凤姐“黄黄脸儿”，倒觉比往常更可爱；刘姥姥见了凤姐自然是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动作才好……这些又都从侧面描绘了凤姐的含威夹媚的美貌；应当说，这样一个美人完全区别于宝钗的“冷”和黛玉的“病”，她更容易激起世俗男人的愿望，更象一个真实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美人。
妖娆哥真名：董德元，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 远看，他身着李孝利款白色时尚T恤和玫红色紧身休闲裤、腰系镶腰带，同时又留着齐刘海女士发型、掐着兰花指、脚踩着猫步，动作妩媚俨然一位人到中年却风韵犹存的大妈。
近看，他脸上的胡茬密密麻麻，而紧身裤也更是让其男儿本色显露无疑。
这个妖娆哥也经常在古文化街乔香阁周围逛街。
刘著[2]，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目前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09级在校学生，2010年快乐男声南充赛区选手。
因参加海选时着烟熏妆，蓝色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备受关注。
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女性化的表演，出尽了风头。
不过最终入围120强的“个性选手”，只有来自南充的选手刘著。
相比其他几位反串的“伪娘”，刘著除了身份证的性别之外，几乎难辨男女。
不论是唱歌还是平常说话，都是嗲嗲的女声，让人非常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