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作文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队伍，他们在茫茫壁上风餐露宿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为了祖国的未来，他们坚持搞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突破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坚强决心。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给予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主题宣讲讲稿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主题宣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主题宣讲讲稿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资讯产业」等。
载人航天精神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高度凝聚，是中国航天事业在新世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神舟号飞船系列之一。
“神舟六号”与“神舟五号”在外形上没有差别，仍为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的三舱结构，重量基本保持在8吨左右，用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进行发射。
它是中国第二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也是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多天”任务的载人飞船。
增加学习内容： 抗洪精神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英勇的抗洪壮举孕育着伟大的抗洪精神。
伟大的抗洪精神诞生在九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更是我们应当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近年来，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靠的是全市上下高扬伟大抗洪精神这面旗帜；现在，加快推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要靠弘扬!
“两弹一星”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
1955年秋天，钱学森历磨难，从美国回到了祖国。
从此，他把自己的一腔报国之情融入中国的建设之中。
这年冬天，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来接待他。
在校园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脚步，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起来。
陈赓大将从旁边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
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 也许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叶帅希望钱学森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爽快答应，并起草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
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通过。
1956年2月的一个周末，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导弹问题。
叶帅直截了当地向钱学森提出，希望他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随后，叶帅便带着钱学森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
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 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钱学森体会到党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 几天以后，也就是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 ”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
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
《意见书》还写到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项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
关于邓稼先的演讲稿
邓是中国核武器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导者，被称为“两弹元。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两弹一星感人事迹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
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四乡八里第一个公费中学生。
20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直接转入本科学习。
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到北京大学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
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
在顾、饶二位导师的精心锤炼下，郭永怀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
1940年8月，经过一番周折，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
1941年，郭永怀又赴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 郭永怀携全家回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主席亲自接见他和家人。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
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
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