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个人事迹的演讲稿500字
第三、有事为证。
说几件事情看看文化的底蕴是如何修炼和怎么转化的。
1、建国之初，进得城来，环境始为安定，条件大为改观，沉湎于书法之中。
有一个经典情节颇能说明他沉湎之深，他从大收藏家张伯驹处借来一个海内孤本，陆机的《平复帖》，说好借一个月，天天有空抓紧临帖，到了第29天，张伯驹竟然径直打电话给，提醒毛说你借我那个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等于是给毛一个通牒。
一听很生气，说不是还有一天嘛，你着什么急啊。
由此可见张伯驹和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较真的人。
一个是你借了就得还，哪怕你是皇帝。
一个是我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决不食言，你29天催什么催
其实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过从甚密，多半也是诗词唱和、切磋书法。
2、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贻九主编的《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建国后的20多年中，评点圈阅的1662首（篇）诗词曲的目录。
远至上古的逸诗如《击壤歌》、《卿云歌》、《尧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经周、秦、汉、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还有许多一般诗人，甚至称不上诗人的诗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缕衣》、7岁女子的《送兄》、太上隐者的《答人》等等。
足以见出阅读视野之广阔，同时又不乏精读者。
比如，毛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每句旁都画了曲线，每句末都画圈或双圈，并写下了100多字知人论诗的评语。
另外，圈阅之后是背诵。
今天在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手书的古诗手迹一共是117首，其中书写了两千年以来58个大诗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
这些诗是在什么情况写下的呢
在毛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大书案，工间休息时毛就到这里，作为调剂，拿起毛笔，信笔就写，既是练字，又是默诗。
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像600多个字以上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算是大作品了。
这时毛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提起笔来就能默写这么多经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记忆天赋，也足可见出他对诗词下的功夫之深。
决非一般的雅好，业余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
（41） 还有一个小诗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印发华东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 当时毛是默写而成，事后工作人员查对，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是年，70岁。
(42) 再说81岁的，此时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但是毛又须臾不可离开书本。
怎么办呢
只有选一“侍读”。
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里面选定一个名单，由张玉凤念给毛听，毛听后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荻来试试吧。
”芦荻，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
毛为什么挑中她呢
因为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人选注的《历代文选》，其中《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等篇为毛所喜爱，而这些篇目都为芦荻所选注，因此毛记住了芦荻，而此时芦荻又正巧调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缘啊。
芦荻第一次去见毛，卧床的毛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
”不等芦荻回答，便自己背开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 笑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
”然后从刘禹锡说起，表示欣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接着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等等，进而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
最后说：“该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芦荻毫无准备，就凭着记忆背，引起兴味盎然，又谈起江淹的《别赋》及《触詟说赵太后》。
兴奋异常，下床踱步，边踱步边吟诗，走了三圈。
从夜里10点18分到凌晨1点，大夫劝阻不住，谈兴正浓的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
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
”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
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
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
(43)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
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
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
”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
（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
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创作态度之严谨。
一是慎言。
1959年9月7日，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
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45)1965年7月21日，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
其间，邓颖超陪同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
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
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
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
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
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
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
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
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
”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
此中例子不胜枚举。
而且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
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加以笔削，视为至要。
”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
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48）这两首七律，是参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发表。
如此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话风和文风。
那时的毛有几个特点，一是能熬夜，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动辄三更半夜召集开会，一开一个通宵，搞得中央高层围绕他的作息时间转；二是好出行，动辄坐上专列出发，沿途召见省、地、县委书记，听汇报，作指示，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讲，兴致所致，信马游疆，天马行空，议论风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都乐此不疲，前后多次讲话。
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讲话中，倡导大家敢想敢做敢说，信口讲了这么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就搞起来的，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学，学问是后来慢慢学的。
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
不过高中程度。
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马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
他所批判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
王弼注《老子》时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
颜渊死时是三十三岁。
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
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49） 这一段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
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
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
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
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
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
”这就有点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大家心里都发虚啊
虽然有几个人能写，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写诗的。
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
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50） 毛的这一番宏论，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
随后，柯庆施、胡乔木、、薄一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发言，而且开始偏离了会议主题，纷纷赞扬个人。
以柯庆施的发言最为典型：“我们跟从要达到盲从的程度，我们相信要达到迷信的程度。
”一时成为名言。
会后不久，柯即进了政治局。
最近有资料披露，当时曾经有一个动议，准备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因为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叫《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文章为毛所激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全文三万多字长篇报告的第一、四部分。
到1958年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拿出这张报纸，将周恩来的军说，恩来，你能写出这种文章来吗
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然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书，有辞职的意思。
毛让主持书记处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
后来，以邓为首的书记处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才没把周换掉。
（51） 当时，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大概作了这么一些表态—— “我们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毛主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有的不可学，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革命经验、那么强的记忆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到的；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学好，做好。
” 金冲及主编的《传》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些话，态度都是诚恳和严肃的，对毛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这是1958年春天，还没有整彭德怀，党内空气还是比较民主的。
“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个人，开了新中国的先河。
”（52） 如果说，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有所准备，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问题。
成都会议一结束，即乘船走三峡，由党内一支笔、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陪同。
几十年后，吴冷西还充满感佩地回忆道：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
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还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
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
其象无双，其美无极。
毛嫱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
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论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
”（53） 信手拈来，纵论古今，这种领袖你能不服吗
西哲有云：知识就是力量。
毛的力量如何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慑。
因此才有《乌托邦祭》所记录的一幕。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一天，上午八点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员本来是一路上聊着天往会场走，进门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经坐了一个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
于是，大家立马踮起脚来，轻轻地走进去，慢慢落座。
全部落座以后，毛突然讲话了，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来得很早，但是我比你们来得更早，我现在还没吃早饭，我想就在这里吃点早饭，大家有没有意见
” 大家有点傻了，不知所措，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突然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大家都热烈鼓掌。
等鼓完掌以后，毛又说话了：看来大家是没有意见。
然后他对幕侧一招手，上菜。
服务员鱼贯而出，把早点端了上来。
然后，坐在台上，喝着稀饭吃着馒头和100多个中央委员谈笑风生。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场景
（54） 什么叫君临天下
莫此为甚哪
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极尽排场之能事，千方百计想突出帝王的所谓威严，但是跟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毛是不严自威，视中央大员如无物，这就叫鹤立鸡群。
我就想，假若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把这样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拍成电视剧，让后人瞻仰一下，当年的是何等气派，何等威风
还有关于许世友的故事。
前不久我读到杨成武的回忆录，谈1966年冬，他以代总长身份陪视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许世友秘密弄到上海来。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预感形势不妙，就跑到大别山下的一个军队农场去避风。
当时，张春桥主持上海工作，准备揪斗许世友。
但毛听到这个风声，就是要当着张春桥的面接见许世友，意在告诉张春桥，我是要保许世友的。
许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干什么，心怀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
但进了客厅，一下看见了毛。
抢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双腿，号啕大哭。
你们想想，许世友也是一名悍将啊，一生杀人如麻。
但是此刻见到，就像幼儿园的小孩盼家长盼了好多天，终于来接他了。
这对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号，已经八十岁的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有一段话是对许世友说的：许世友同志，你现在看《红楼梦》吗
许说，看，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我全看了一遍。
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说，没看那么多，刚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说，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
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
你就只讲打仗。
许说，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我的要害。
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汉书》里面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看得懂吗
许说，大体可以。
毛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说，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55）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前面说王明的例子作个比较，毛对王明那样的雅人，就来粗的，把他说得狗屎都不如，对许世友这种粗人就来雅的，说要读五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
许世友读一遍《红楼梦》，就读得一头雾水，读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所以说，毛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四，有史为证。
我这个“史”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毛的诗拿来和别人的诗宏观地概略地比较一下。
怎么比
跟谁比
先纵比，跟中国历代帝王比。
不是有350多个皇帝吗
就跟他们比比看。
按说，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边是封建帝王，没有可比性。
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一国之君，以一国之君来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都是业余诗人，这都是可比性。
从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执政时间，在2000多年350多个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汉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曾举行了一个“千叟宴”，有一个赴宴老翁自称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
扯得有点远了。
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
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
”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
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是写不过李煜的。
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
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
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
但他的诗词不如。
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
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
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
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
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
跟毛不是一个档次。
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
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
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
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
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
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
然后再由此想到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
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
不是说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
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
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
我们不能总体上说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
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
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
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
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
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
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
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
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
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最后的忠诚和景仰。
（56） 综上所述，以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
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
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能设为最佳答案吗
村委会主任辞职了 能否由上级镇党委来指定一个支部副书记来主持村委会 依据是什么
依照我国村委会组织法，不能由上级镇党委来指定一个支部副书记来主持村委会的工作。
要依法变动村主任。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村委会成员。
”乡镇调动村委会主任（因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情况屡有发生，这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必须纠正。
即使因工作需要调动，也要履行法律程序。
村主任辞职后，村民难以集中的采取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中推荐一名主任。
对党委、政府随意调动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应有上一级党委、人大、政府督促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确保法律的严肃性。
对村主任经过选举后，因故原因，自己不愿做的，应向村委会提辞职申请，村委会应及时召开村民会议，如果村民难以集中，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这时也应在村委会成员中再补选一名主任，选举可以采取等额或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这既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又能保证主任位置不空档。
有关一个人事迹的演讲稿500字
当选村主任，体现的是群众的支持，无需多说，讲话只是一个小方面，重在如何做。
你可以表达这么几层意思：1、表示感谢。
谢谢全体父老乡亲对我个人的信任、理解、支持。
2、进行表态。
我和全体村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村里的经济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当选村委会主任，我有几个想法，一是……，二是……三是……。
这几个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全体乡亲对村党支部、村委会以及我本人一如既往的支持。
3、表达憧憬和决心。
相信在村支部和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建设美丽乡村（小康村）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儿子考上大学家长给班主任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
你好，杭州的人事部门说的不对。
您想把组织关系转回去，跨地区的，必须先转到你户籍所在地的组织部（潮阳区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接收盖章后，会给你转到西胪镇党委组织办，组织办盖章后才能转往东风村党支部。
直接开具到党支部不行，支部无权直接接收的。
您的介绍信抬头只能写【中共汕头市潮阳区委组织部】。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老干妈：我是怎样把5元辣椒酱做到68亿
参考资料：（燕呈黄辣酱，也是好选择
）把一瓶5块钱的辣椒酱做成与茅台齐名的品牌； 她每天卖出130万瓶辣椒酱，一年销售额高达25亿，每瓶辣椒酱大概赚9角5分；（注：2014年老干妈实际销售额超过40亿元。
） 她15年只贷过一次款，她的财务只有两笔最简单的账：进来多少，出去多少；她15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商业交易规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她目不识丁，面对自己的名字不断摇头：“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 62岁的陶华碧和她的家族拥有“老干妈”超过90%的股权，她是这个“辣椒酱帝国”金字塔尖上的女皇。
“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 陶华碧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
“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
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
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贵阳最常见的一种廉价凉粉，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
由于交通不便，做米豆腐的原材料当时最近也要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才能买到。
每次需要采购原材料时，她就背着背篼，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油榨街去买。
由于那时车少人多，背篼又占地方，驾驶员经常不让她上车，于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好步行到油榨街，买完材料后，再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步行回龙洞堡。
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
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
“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而已，餐厅的背墙就是公干院的围墙。
”当时餐馆的“老主顾”韩先生20年后对这个餐馆的记忆依旧清晰。
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
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
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
“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够的学生，分量不仅没减反还额外多些。
”韩先生回忆道。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
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
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每家的生意都非常红火，陶华碧发现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
陶华碧近乎本能的商业智慧第一次发挥出来，她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欢迎。
货车司机们的口头传播显然是最佳广告形式，“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号在贵阳不胫而走，很多人甚至就是为了尝一尝她的辣椒酱，专程从市区开车来公干院大门外的“实惠饭店”购买陶华碧的辣椒酱。
对于这些慕名登门而来的客人，陶华碧都是半卖半送，但渐渐地来的人实在太多，她感觉到“送不起了”。
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
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
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
“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根本接不下去话，而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
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
刚刚成立的辣酱加工厂，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工作坊，没有生产线，全部工艺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老干妈”员工回忆说，当时捣麻椒、切辣椒是谁也不愿意做的苦差事。
手工操作中溅起的飞沫会把眼睛辣得不停的流泪。
陶华碧就自己动手，她一手握一把菜刀，两把刀抡起来上下翻飞，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也不辣眼睛了，年轻娃娃吃点苦怕啥。
” 在老板的带头下，员工们也纷纷拿起了菜刀“切苹果”。
而陶华碧身先士卒的代价是肩膀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10个手指的指甲因长期搅拌麻辣酱现在全部钙化。
很快陶华碧发现，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
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当时年产1.8万吨的贵阳二玻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
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
陶华碧满意而归。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发展壮大的唯一原因。
“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合作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成本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从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
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作坊时代的“老干妈”虽然产量很小，但光靠龙洞堡周边的凉粉店已经消化不了，她必须开拓另外的市场。
陶华碧第一次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陶华碧用了一个“笨办法”：她用提篮装起辣椒酱，走街串巷向各单位食堂和路边的商店推销。
一开始，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都不肯接受这瓶名不见经传的辣椒酱，陶华碧跟商家协商将辣椒酱摆在商店和食堂柜台，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就退货。
商家这才肯试销。
一周后，商店和食堂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竟然很快又脱销了。
陶华碧开始扩大生产，她给二玻的厂长毛礼伟打了一个的电话：“我要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
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元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
“老干妈”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燕呈黄辣酱，也是好选择
） “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复杂了” 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工人增加到200多人。
陶华碧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头剁辣椒，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工商、税务、城管等很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政府有关部门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
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要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有时还受命上台发言。
从部队转业到206地质队汽车队工作的长子李贵山得知她的难处后，就主动要求辞职来帮母亲。
虽然此时的陶华碧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意人，但她还是觉得李贵山辞掉“铁饭碗”来帮助她是“秀才落难”，故极力反对，无奈之下，李贵山只能“先斩后奏”，先辞掉工作才找到陶华碧，成为“老干妈”的第一任总经理。
有高中文化的李贵山，帮陶华碧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文件。
一个读，一个听。
听到重要处，陶华碧会突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文件说：“这个很重要，用笔划下来，马上去办。
” 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需要签字的文件，陶华碧就在右上角画个圆圈——这是她从电视里看来的。
李贵山觉得这样很不安全，他在纸上写下“陶华碧”三个大字，让母亲没事时练习。
陶华碧对这三个字看了又看，一边摇头，一边为难地感叹：“这三个字，好打脑壳哦贵阳话：太难了
”但为了写好自己的名字，她像小孩子描红一样一笔一划地整整写了三天。
有人问她练字的感受，陶华碧用她的“特色语言”总结说：“比剁辣椒难、比剁辣椒难”。
三天后，当她终于“描”会了自己的名字时候，高兴得请公司全体员工加了一顿餐。
直到现在，“陶华碧”是陶华碧认识的仅有3个字。
“我自己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 “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门，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
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在李贵山的帮助下，陶华碧制定了“老干妈”的规章制度。
理财周报记者没能得到这份制度的原文，但谢邦银说他们没有员工手册，所谓的规章制度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一些诸如“不能偷懒”之类的句子，更像是长辈的教诲而非员工必须执行的制度。
就靠这样一套如美国宪法般没改过一个字的简单制度，“老干妈”11年来始终保持稳定，公司内部从来没有传出过什么问题。
“陶华碧有自己的一套，你可以叫作‘干妈式管理’。
”贵州大学讲师熊昉曾作为记者多次采访过陶华碧，他说：“比如龙洞堡离贵阳市区比较远，附近也没什么吃饭的地方，陶华碧决定所有员工一律由公司包吃包住。
从当初200人的小厂开始，‘老干妈’就有宿舍，一直到现在2000人，他们的工资福利在贵阳是顶尖的。
” 在陶华碧的公司，没有人叫她董事长，全都喊她“老干妈”，公司2000多名员工，她能叫出60%的人名，并记住了其中许多人的生日，每个员工结婚她都要亲自当证婚人。
除此之外，陶华碧还一直坚持她的一些“土原则”：隔三岔五地跑到员工家串门；每个员工的生日到了，都能收到她送的礼物和一碗长寿面加两个荷包蛋；有员工出差，她像送儿女远行一样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一直送到他们出厂坐上车后才转身回去；贵州过年过节时，有吃狗肉的习俗，陶华碧特地建了个养狗场，长年累月养着80多条狗，每到冬至和春节就杀狗供全公司会餐。
除了“干妈式”管理之外，陶华碧在公司结构设置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门，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
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开始，陶华碧把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她说：“我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单位不能这样。
你们这些娃娃出去后，都给我带点文化回来。
” 2005年，李贵山离开总经理岗位，总经理职位空悬了一阵后，职业经理人王海峰上任，现任总经理谢邦银时任总经理助理。
而理财周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李贵山在“下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挂名，不再参与公司管理。
“老干妈”的管理团队，大概是中国目前大型企业中最神秘的一支，陶华碧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接受外界采访。
坊间对这支团队的评价大致为：忠诚、勤勉、低调。
而其长子李贵山离职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
“政府也很困难，我们不借了” 创业期间，陶华碧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唯一的贷款是在她发达之后，银行不断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
2001年，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陶华碧准备再建一处厂房。
当时，公司大部分资金都压在原材料上，有人建议她找政府寻求帮助。
南明区委很重视，立即协调建行给她贷款。
协调好以后，区委办给她打来电话，让她到区委洽谈此事。
陶华碧带上会计来到区委，乘电梯到区长办公室所在的三楼。
因为电梯很旧，门已经坏了，陶华碧走出电梯时，一不小心被电梯门挂住了衣服跌倒在地。
陶华碧爬起来后，随行人员以为她要发火，谁知她却说：“你们看，政府也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我们不借了。
” 随行人员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她却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向政府借钱（编注：陶华碧不知道政府协调银行贷款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向政府借钱），给国家添麻烦。
真不借了，我们回去。
” 创业期间，陶华碧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唯一的贷款是在她发达之后，银行不断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
贵阳市商业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陶华碧对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就是想找我点利息钱嘛。
” “难道我还要怕假货吗”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老干妈”品牌广为人知。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东西好卖了，仿冒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老干妈”创立初期，李贵山就曾申请注册商标，但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干妈’是常用称呼，不适合作为商标”的理由驳回。
这给了仿冒者可乘之机。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50多种“老干妈”，陶华碧开始花大力气打假。
派人四处卧底调查，每年拨款数百万元成立了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开始了在全国的打假。
但仿冒的“老干妈”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出一茬，特别是湖南“老干妈”，商标和贵州“老干妈”几乎一模一样。
陶华碧这次犯犟了，她不依不饶地与湖南“老干妈”打了3年官司，从北京市二中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院，还数次斗法于国家商标局。
此案成为2003年中国十大典型维权案例。
200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湖南老干妈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使用并销毁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前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相近似的包装瓶瓶贴，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这意味着两个“老干妈”可以同生共存。
这是陶华碧无法接受的，她很快提起上诉。
其间，有很多人劝陶华碧放弃官司，但陶华碧面对前来劝解的人就一句话：“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他们是崴货（贵州话：假货），难道我还要怕崴货吗
” 最终陶华碧和湖南老干妈的官司，在两位黔籍官员：时任贵阳市市长孙国强和当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极力斡旋下，贵阳老干妈终于打败了湖南的“老干妈”。
2003年5月，陶华碧的“老干妈”终于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同时湖南“老干妈”之前在国家商标局获得的注册被注销。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这是很不简单的。
”贵州大学讲师熊昉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孙国强可以用非常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 陶华碧几乎不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作为省市区三级共管企业，“老干妈”的二期工程竣工仪式上，孙国强作为并不分管“老干妈”有关工作的副省长仍然受邀到场。
坊间传闻，只有他和龙永图是陶华碧愿意“买账”的人。
“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 即使是扩大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保持着自己固执的谨慎。
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2003年，贵阳市一些政府领导曾建议陶华碧，可以帮（燕呈黄辣酱，也是好选择
）助“老干妈”公司借壳上市，融资扩大公司规模。
这个在其他企业看来求之不得的事情，却被陶华碧一口否决，陶华碧的回答是：“什么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我对这些是懵的，我只晓得炒辣椒，我只干我会的。
”有官员感叹，和“老干妈”谈融资搞多元化，比和外商谈投资还要难。
即使是扩大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保持着自己固执的谨慎。
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现在，陶华碧几乎不去位于她的办公室，奔驰座驾也很少使用，因为“坐着不舒服”。
除了一个月两三次去厂房车间转转，她生活的全部就是和几个老太太打麻将。
有一天在麻将桌上，有人问她：“你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还这样拼命干什么
”陶华碧当时没回答上来，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正赶上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按着会前的安排，作为董事长的她要给员工们讲一讲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然后具体工作指标由总经理下达。
按照陶华碧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惯例，李贵山已经为她拟了一份讲话稿，陶华碧听了三遍，几乎就能一次不差地背下来。
但在会上讲话时，她突然想起昨天那个问题，转换话题了：“有几个老阿姨问我，‘你已经那么多钱了，还苦哈哈的拼哪样哦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个味来。
看到你们这些娃娃，我想出点味来了：企业我带不走，这块牌牌我也拿不走。
毛主席说过，未来是你们的。
我一想呀，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为了你们自己，你们更要好好干呀
” 会场沉寂几秒后，响起热烈的掌声。
（燕呈黄辣酱，也是好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