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演讲稿（好的话再追加）
我国水利建设，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各族人民的重视。
人们经过几千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陆续修建起千千万万的水利设施。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淮水、长江、珠江等主要大河，都是西东流向，东西水上交通比较便利。
但南北水运困难，这就要求人们穿凿一些南北走向的运河。
因而我国的运河多以南北走向为主，并且很早便已出现。
传早在商朝末年，我国即已凿成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它的名字叫泰伯渎，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将王位继承权让给其弟季历、避地到荆吴（太湖流域）后穿凿的。
它位于今无锡市东南。
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
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
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到汉武帝时期，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
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河北平原的水上交通，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
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周、秦、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同时，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较浅涩弯曲，通航能力较差。
隋、唐、宋的运河不同，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完善于明，到清代，仍然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
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
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这条运河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在一起，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强国家的统一，都有巨大的作用。
都江水利系统，位于岷江中游成都平原。
它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航运等作用。
在古代，由于玉垒山、灌县、岷江曾分别称为湔[jiān煎]山、都安县、都江，所以在南宋称都江堰以前，它又有湔堋[pēng朋]、湔堰、都安大堰等称谓。
这一工程既古老又年轻，在历史上，无论在工程配置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外水利史上的明珠。
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秦汉以前属于初建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时期建成大批河浦和圩[wéi围]田，元明清三代大力疏浚河浦。
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北抵北山，南达秦岭，面积约34000多平方公里。
由于黄河最大支流渭水自西向东流经全境，所以又称渭河平原。
它由黄土沉积而成，土层深厚，肥沃疏松，无霜期较长，180—200天，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但降雨量较少，多年平均在500—700毫米间，又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不能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特别是春播的需要。
为了发展关中农业，必须发展水利，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相继在这里凿成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等一批重要的灌溉工程。
河中下游，辽阔坦荡，属冲积平原。
土地肥沃，“厥土惟黄壤，厥田唯上上”。
气候属温带亚湿润区。
它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史前的西侯度文化、“蓝田人”文化、“丁村人”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历史时期的夏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隋唐宋文明等，都在这里或以这里为中心发展起来。
但是，黄河下游的河道又以“善淤、善决、善迁”著称于世，所以治河又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之一。
有没有演讲稿?什么主题都可以
画像砖规矩图“规矩”其实就是规和矩，原是我国古代匠人常用的工具，与今天在数学上使用的圆规和曲尺（矩）构造基本相同。
早在先秦时期，这两件普通而又简便的工具，便已经受到人们的器重。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帛画规矩图九泽，度九山”。
夏禹治水是否随身带着规矩，测量大地，兴修水利，多属传说，无法考证。
不过，距今约6000年的黄河中游一带的人们，已经懂得制圆造方的技术。
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内，都留下了圆形和方形的房屋建筑遗迹。
规和矩，看似简单，但在数学领域却涉及空间形式理论。
墨家创始人墨翟在《墨子》一书的《经》和《经说》中对规作的圆、矩作的方，下过与近代几何学相仿的定义。
《淮南子·说林训》“非规矩不能成方圆”更是进一步肯定了工具的作用。
到了汉代，《汉书·律历志》还将规矩成圆成方定为法式。
“规者，所以规圆器械，令得其类也。
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
”经政府的提倡，规矩真正变成了天下人使用的工具了。
后来，作为器物的规和矩又引申、运用到社会学方面，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说法和意义：凡是人们的行为举动，都应该合乎社会法则。
《淮南子·诠言训》对这一点讲得很透彻：“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
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圆。
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
”这里谈到了治国、做人的道理。
凡事以身作则，而“身”，就是要规规矩矩，做出榜样。
成语中“规行矩步”也与此相关，意思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应该按照一定的规则行动，也就是守法而不逾越相应的尺度（即合乎成圆成方的规矩）。
平常说的守“规矩”取意即在于此。
“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之所以比较重要，就在于他们发挥的是“关键”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这一词汇，源自人们居住的房屋的一个重要部件。
“关键”或“关”起初作为实物名称，古代都是指门闩。
从“关”（关）的字形也可看出与门（门）有关。
不过，“关”是简单的闩，而“关键”则是复合的闩，与今天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说文解字》对“关”的解释很明白具体：“关，以木横持门户也。
”在两扇门中间用一根木头横过来抵上，就可以关上大门。
这根横木就叫“关”。
我们今天说关”、“斩关”和“枕关”诸说，这里的“关”，便都是门闩。
《吕氏春秋·慎大》“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纥斩鹿门关以出”的 “关”，是指城门的门闩。
《史记·刺客列传》有豫让为荀寅做事的记载，贾谊在《新书》让豫让自述当时受到的普通人待遇：“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这里豫让枕关的“关”，则是一般门户的门闩。
他只能以帷帐做衣服，门闩当枕头。
“关”为横木，可以将就着当枕头用。
古代小说还有“拔关而出”、“拔关夺走”、“斩关落锁”、“拆关破楗”等说法。
前两句提到的“拔关”，就是拔掉门闩，至于后者，则要联系到“关键”了。
纹关木关键的“键”，原作“楗”，说明初为木制，后来才有金属的。
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解：“键者，门之牡也。
盖以木横持门户，而纳键于孔中，然后以管籥固之，管籥即今之锁也。
”就是说“键”是插入关上凿出的孔内的装置。
有人说，关键作为合成词，原为两物，门闩横者为关，竖者为键。
还有人说，古代的“闭”字，本为“门”内一个“干”（閈），形象地显示出横闩加上直闩。
后来抄写者不注意，将“干”字下面的一横变成斜撇，结果就成了“闭”。
不管此说是否有根据，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关键”的初义是门闩。
门户紧固，要依靠“关键”。
这个意思后来扩展开去，用来比喻在某个事情处理上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或在人们的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事件，便会在人物、事件前面冠以“关键”一词，以示他们极其重要，不亚于门闩之于门户。
今天，我们听到“关键在于”、“问题相当关键”等词语，不会一下子联想到门闩，因为原属名词的字词在长期使用中发生转义，用作动词、形容词，已经变成了和原词意义不同的抽象的概念了。
黄河历史演讲稿400字的，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四千五百米的约古过列盆地。
经青藏高原的青海、四川、甘肃，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华北平原的河南、山东，最后注入渤海。
关于黄河，有多少传说：大禹治水，造福人类；神农尝百草，不畏艰险；夸父逐日，勇敢追求；鲤鱼跳龙门，百折不挠。
这些故事千百年来激励着炎黄子孙奋发图强。
在黄河的岸边，“牧野之战”、“巨鹿之战”、“官渡之战”在那里上演。
李白来了，发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感慨；王之涣来了，体现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意境。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黄河，但是我能想像它那一泻万丈，浩浩荡荡的英雄气慨。
曾说过：“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的确，这条奔腾不息的黄河，用它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它是多么的伟大啊
它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给人类带来幸福，难怪人们对黄河那么重视。
黄河啊，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虽不听见黄河壮，澎湃在梦里。
我一定要去黄河流域目睹黄河的雄势。
啊
黄河
我们永远爱你，你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美术一分钟演讲
美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指占据一定空间、具有可视形象以供欣赏的艺术。
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中国还包括书法和篆刻艺术。
“美术”这一名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也有人认为正式出现于18世纪中叶。
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普遍应用。
也称“造型艺术”。
美术是以物质材料为媒介,塑造可观的静止的，占据一定平面或立体空间的艺术形象的艺术．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形态．通常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空间开展的、表态的、诉之于人们视觉的一种艺术。
最早是从古希腊开始,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是什么?一直到他的学生柏 拉 图 提出 理式说,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一直到今天不断地有艺术评论家推陈出新的概念!任何人对美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时代成就不同的艺术!
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赞美，他是卓越的学者什么什么的例文
谁有
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一个斗士。
但又是一个诗学者。
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
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
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
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
他又说： 你们做诗人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 了诗什么也不存在。
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
……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
……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
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
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
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
但是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
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
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
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
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
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
”（《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
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
”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
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
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
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
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
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能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能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
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
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
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
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他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
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断的写出了一些。
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
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
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
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
虽然行动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
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
这两篇，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断罢。
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
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
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
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
他读卜辞，读铜器铭文，从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
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的走着正统的道路。
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
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
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
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故事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
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
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
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个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
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
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
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
“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
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
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
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
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影响。
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有“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
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
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的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
小说戏剧一直不曾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
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
《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
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五○至一一○○） 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九九至五九九）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五九八至八七）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至后一九五）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七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至七五五）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祜二年（七五六至一二七六）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至一九一七）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一九一八……）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
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
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
第四段的“大循环”，指的回到大众。
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
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
——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
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
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现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断，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
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
也对。
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
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
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
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
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
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
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
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
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的热烈的恋爱与工作。
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
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
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求一篇关于对中国秦文化的感受的文章，大概2000字左右
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
“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
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
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
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
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
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
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
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
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
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
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
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
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
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
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
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
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
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
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
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
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
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
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
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
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
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
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
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
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
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
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
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
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
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
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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