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演讲，急需写演讲稿，是写中国自成立以来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摆脱了帝国列强的殖民统治。
变化：1、交通：铁路总长度不断增加，公路发展快速，海运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服装：每个年代都赋予了不同的特征，现在是多元化的服装了；3、我们的菜篮子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美食；4、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较快；5、互联网的发展快速；6、住房的状况得到了改善；7、医疗发展比较快；8、社会保障完善了，很多公共的设施都发展较快；9、体育事业：成为中国大国的象征傲立世界民族之林；10、文化：各种刊物、新闻、文学作品不断的发展；11、政治: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基层民主选举，步入法治社会，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还有很多，你可以发现生活的改变的
5分钟中国60年的变化演讲稿
建国60周年的变化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
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
“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
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
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
现在，条件好了,人们大多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
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
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
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求一篇评价历史人物的演讲稿
英雄本色 ——评论拿破仑 有的人认为越王勾践是英雄,因为他在山河破碎之际仍壮心不已,能卧薪尝胆,最终打败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复国称霸；有的人认为西楚霸王项羽是英雄，因为他“力拔山兮气盖世，”仅用三年时间就率领五路诸侯埋葬了盛极一时的秦五朝，即使在“楚汉争霸”中失败了，他也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有的人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英雄，因为他拥有雄才伟略，造就了“贞观盛世”，被夷族尊称为“天可汗”，建造了强大的唐帝国……其实，英雄与平民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
时势造英雄，只要出现适合英雄生存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势，就算越王勾践、西楚霸王项羽、太宗李世民等人不成为英雄，也会有人代替他们成为英雄。
英雄，是那种无私奉献，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人物；是那种不图私利，为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而愿舍生成仁的大义之人。
发中史而视，英雄人物比比皆是，发外史而视，亦然。
他，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是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一位同亚历山大和凯撒一样的天才人物;他是位伟大的行政家,同时,他还有立法家所具有的才能,他就是法国著名的英雄人物------法兰西第-----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面对革命后督政府统治的软弱腐败，在1799年，拿破仑毅然发动“雾月政变”，建立执政府，稳定国内秩序；1804年，他加冕称帝，建立了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在法国，革命后的新国家尚未定型，拿破仑给了它一套行政机构，这无疑是大师的杰作。
在他加冕称帝之时，他表现出了一位灵活的军事家和伟大执政者应有的气慨。
当时世界上有千百万人，特别是大部分法国人，在宗教上是相信教皇的， 也即是说在当时欧洲大陆的卦建国家里，教皇的地位是到高无上的，是不容被任何人蔑视的。
然而，伟大的天才人物拿破仑却敢于向这种权威挑战，在当时天主教盛行的法国，拿破仑想要顺利加冕称帝，赢得民心的话，他就必须借助教皇的所谓的“威望”，也就是说，教皇应该是加冕的必要的“点缀品”，更因为他要复活查理大帝的那种权力和野心。
当年，查理大帝是自己到罗马教皇那里去加冕的，而拿破仑却想要罗马教皇到巴黎他这里来。
当加冕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教皇]庇护七世在隆重的时刻举起很大的皇冠要给皇帝戴上的时候，拿破仑却突然从教皇手里夺过皇冠，自己戴上。
他要当着全法国人的面鄙视“实权皇帝”-----教皇。
从他的这个连教皇要根本没有意料到的，与预定计划相违背的十分特别的修改举动来看，他是一位多么具有正义反抗精神、多么灵活、多么伟大的执政者啊
他将人们心目中的“上帝的使者”，地位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教皇看作是一个有意识的在教堂内外靠各种各样的咒语和诡计来利用人们的愚蠢的人，这就意味着他决心同整个欧洲大陆腐朽的封建势力奋战到底。
于是，在帝国建立之后，对外战争连年不断。
起初，他的对外战争粉碎了第二、三、四次反法联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大革命的成果，有利于防止波旁王朝的复辟，沉重打击了欧洲的腐朽的封建势力。
然而，几年之后，这位伟大的、聪明的的天才人物疯狂了，他的野心迅速膨胀到了极点，他的占有欲已经远远超过了查理大帝、亚历山大、凯撒和中国的始皇帝帝赢政的占有欲，他企图用武力控制整个欧洲大陆，于是他便放纵他那疯狂了的思维，凭借他那惊人的军事天赋领导着他的“猎队”到处“猎伐”，他用战争侵犯了各国的独立，奴役各国人民，他使一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在战场上,激起整个欧洲对法国的不满和敌意,最终导致二十年胜利的果实被剥夺一空。
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战——滑铁卢战役中他战败了，此后便在忧愤之中渡过了他的余生。
于是，许多后世学者便以此定论，认为拿破仑是一位暴君。
这种说法对已故的拿破仑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我们应当以一种研究真史之心，一分为二地看待一种事物，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犯以偏概全的思想错误。
拿破仑一生打了四十次胜仗，然而滑铁卢战役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光辉煌记忆。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会被后人忘却的——《民法典》。
他颁布的《民法典》使得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巩固了大革命成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回苏、发展。
这以后，他又颁布了其它几部法典，这些法典灰飞烟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规范，传播了法国的革命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奴的解放。
他的《民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他用《民法典》来组织法国社会，建设国家，他把公民的地位和行政组织连同秩序一起给了法国人民，虽然他减少了法国人民的伟大，可是他给法国人民留下了光荣，使他们恢复了实质上的伟大，这是不容否认的。
另外，拿破仑还是一位非常重视文化和人才的统治者。
据说，拿破仑每次在出兵的时候都会命令他的博士兵带上一百多担各种各样的书籍，并且带上成批成批的学者上路。
在行军时，他命令士兵将挑书的士兵和学者保护起来，让他们走在队列的中间，每到开战之时，无论他率领的士兵人数多么的少，他同样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派一队卫士专门保护学者和书籍。
回国闲暇时，他的手从不离开书，他的身边从不缺乏学者；出国战斗时，依然如此，每当他制定了新的战斗策略时，他首先就会征求学者们的意见，在好几次战役中，拿破仑所带的学者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帝国建立后，拿破仑为培养人才，建立了公立中学和法兰西大学，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法国各方面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秩序，进一步摧毁了封建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前进的步伐，奠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其础。
从这几点上来看，拿破仑并不是一位暴君，而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因此，我觉得现当代某些学者和史家们对拿破仑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拿破仑的一生有功有过，但功大于过。
但是世界历史天空中的一颗粒非常璀璨的明星，他那耀眼的光芒将不会是“昙花一现”，他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载史册，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英雄人物
2011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演讲稿
钱伟长：赤子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孙水林和孙东林：信义言忠信，行笃敬，古老相传的信条，演绎出现代传奇，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大地上一场悲情接力。
雪夜里的好兄弟，只剩下孤独一个。
雪落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才哇：铁汉对乡亲有最深的爱，所以才不眠不休，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才不离不弃，铁打的汉子，是废墟上不倒的柱，不断地梁。
他沉静的面孔，是高原上最悲壮的风景郭明义：传人他总看别人，还需要什么；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
他舍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
他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
舟曲泥石流中的中队长 王伟：砥柱大雨滂沱，冲毁了房屋掩埋了哭喊。
妻儿需要你的肩膀，而人民更需要你的脊梁。
五百米的距离，这个战士没有回家，那个最漆黑的夜晚，他留给自己一个永远不能接起的电话，留给我们一种力量。
草原上的医生 王万青：仁者只身打马赴草原，他一路向西，千里万里，不再回头，风雪行医路，情系汉藏缘。
四十载流年似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
春风今又绿草原，门吧的故事还会有更年轻的版本王茂华，谭良才：炽爱烈火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测试，生命是一道良知大爱的考验，你们用果敢应战，用牺牲作答
一对狭义翁婿，火海中三进三出，为人们讲述了什么是舍生忘死，人间挚爱
南京军区，何祥美：神兵百折不挠，百炼成钢，能上九天，能下五洋，执著手中抢，百步穿杨，胸怀报国志，发愤图强。
百战百胜，他是兵中之王
最美丽的洗脚妹 刘丽：姐姐为什么是她，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
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圣洁的光芒。
她剪去长发，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
孙炎明：活着重犯监室年年平安，而自己的生命还要经历更多风险。
他抖擞精神，让阳光驱散铁窗里的冰冷，他用微笑诠释着什么是工作，用坚强提示着什么是生活。
人生都有同样的终点，他比我们有更多坦然。
感动中国特别奖：海地地震罹难的维和人员：八位维和英烈感动中国特别奖：K165次列车全体乘务人员：K165列车乘务组感动中国特别奖：中国青年志愿者：志愿者 你看这个怎么样
不行的话看下面这个：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朱光亚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这样评价朱光亚： 纵览全局，心系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
推选委员阎肃说： 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力，自尊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朱光亚的颁奖辞： 人生为一大事来。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
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胡忠、谢晓君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这样评价胡忠、谢晓君： 他们的高原红，是阳光的沉淀，也是心中澎湃的热血在脸上的体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新鲜最健康的红润。
这一票我要表达向他们的敬意和赞美。
推选委员于丹说： 这两位老师让我们知道：人最大的富庶在于爱和信念的坚持，他们用生命提携了孤儿的成长，在一个物质繁盛的时代里，他们仍然让世界相信：精神无敌。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胡忠、谢晓君的颁奖辞： 他们带上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
他们放下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
不是绝情，是极致的深情；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
他们，是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吴孟超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胡占凡这样评价吴孟超： 吴孟超总以无尽赤忱善待病人，以赤子之爱对待肝胆外科事业。
医者仁心，一个伟大的医者，不仅凭医术，更凭仁爱感动世人。
吴孟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医学泰斗。
推选委员任卫新说： 吴老以九十高龄，与患者肝胆相照。
作为医生，作为军人，他都是一座丰碑。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吴孟超的颁奖辞： 六十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
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
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刘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易中天这样评价刘伟： 无臂钢琴师刘伟告诉我们:音乐首先是用心灵来演奏的。
有美丽的心灵，就有美丽的世界。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
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
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刘伟的颁奖辞： 当命运的绳索无情地缚住双臂，当别人的目光叹息生命的悲哀，他依然固执的为梦想插上翅膀，用双脚在琴键上写下：相信自己。
那一段段轻盈的旋律，正是他努力飞翔的轨迹。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杨善洲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孙伟这样评价杨善洲： 杨善洲的六十年告诉我们：大公无私、坚守信念、一生奉献依然是党员干部的根本。
推选委员陈淮说： 一个人能够给历史，给民族，给子孙留下些什么
杨善洲留下的是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杨善洲的颁奖辞： 绿了荒山，白了头发，他志在造福百姓；老骥伏枥，意气风发，他心向未来。
清廉，自上任时起；奉献，直到最后一天。
六十年里的一切作为，就是为了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阿里木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崔永元这样评价阿里木： 阿里木的义举告诉我们，慈善没有门槛，哪怕一米见方的铁皮家当，你也可以为慈善扇风点火。
阿里木，草根慈善，用人间烟火展现善良情怀。
推选委员陈菊红说： 传说贵州晴天很少，阿里木的行动给这里带来了照亮人内心世界的热烈的阳光。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阿里木的颁奖辞： 快乐的巴郎，在烟火缭绕的街市上，大声放歌。
苦难没有冷了他的热心，声誉不能改变他的信念。
一个人最朴素的恻隐，在人群中激荡起向善的涟漪。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张平宜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这样评价张平宜： 一只希望的青鸟，飞过海峡，落在大山中被遗忘的角落。
当人们看到久违的笑容和自信浮现在麻风村人的脸上，就会明白希望之翼的真正含义。
推选委员彭长城说： 为了一个底层群体的生活和尊严，为了打破这个群体的宿命，她勇敢地去挑战去行动。
她对人性的关怀和尊重，已到了捍卫的程度。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张平宜的颁奖辞： 噫吁嚱，蜀道难，台湾娘子上凉山 。
跨越海峡，跨越偏见，跨越怀疑，她抱起麻风村孤单的孩子，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
她看起来无比坚强，其实她的内心比谁都柔软。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孟佩杰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丁俊杰这样评价孟佩杰： 孝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孟佩杰，付出的是孝心，赢得的是尊重，一个感动中国人的平凡女孩。
推选委员王振耀说： 童稚的年岁，她一力撑起几经风雨的家。
她的存在，是养母生存的勇气，更是激起了千万人心中的涟漪。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孟佩杰的颁奖辞： 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
虽然艰辛填满四千多个日子，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
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 刘金国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小川这样评价刘金国： 内心有道德追求的人，行为永远不会逾越内心的道德底线。
当他的道德追求具有高尚物质时，他的内心会有无限的满足感。
我想，刘金国完成了这种道德实现。
推选委员涂光晋说： 正因为头顶有国徽，心中有人民，他才能如此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临危不惧，知难而上。
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员会授予刘金国的颁奖辞： 贼有未曾经我缚，事无不可对人言。
是盾，就矗立在危险前沿，寸步不退。
是剑，就向邪恶扬眉出鞘，绝不姑息。
烈火锻造的铁血将帅，两袖清风的忠诚卫士。
中国近代屈辱史演讲稿
努力吧
奋斗吧
中国青少年。
为我们开辟民族复兴的新蓝天 也许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心就深深的被烙上了祖国二字。
认字了我知道了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黄河、长江是她的乳汁，雄伟的长城是她的脊梁；她雄踞东方，不断创造着历史的奇迹。
上学了，我知道了理想。
也知道了改变人类进程的四大发明，没有了理想，人类会怎样
于是我有了理想，憧憬着祖国美好的未来。
知道了崇拜，崇拜历史长河中匆匆飘过的英雄。
祖国从来不缺英雄，从秦皇汉武一统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孕育着一代代英雄，当年强秦的大军所向披靡，汉武帝更是犯我天朝、虽远必诛。
霍去病、李广、卫青一代天骄，把进犯我中华之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使匈奴一蹶不振。
到唐宗宋祖，中华辉煌的篇章又大放华彩。
盛唐现在还使各国铭记在心，盛唐和谐的环境造就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等伟大的诗人，也使唐诗千古流传。
唐诗宋词也是安居乐业的历史写照。
中华喜欢和平，但一个富庶的国家往往会招来豺狼的垂涎，当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英雄也会天降大任。
危难见英雄。
南宋的岳飞，豪情壮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大破金兵。
精忠报国，解民族危难于倒悬，却惨遭奸臣秦桧所害，落得个灰飞烟灭。
当然南宋的大好河山也维持不了几天，为元所灭。
只留下文天祥空叹零丁洋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至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朱元璋一支独秀，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也使一代天骄无可奈何花落去。
但是这个草根皇帝没有看到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没有看到明朝的中兴，当郑和强大的无敌舰队驶过一个个大洋的时候，整个世界为之叹服，纷纷来天朝朝圣。
大明的经济也一日千里。
戚继光海上狙倭，郑成功收复台湾。
英雄也闪耀中华舞台。
明朝后期，宦官当道。
皇帝不问国事，国家内忧外患，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大明朝也分崩瓦解，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
历史同样在继续前进着，没有谁能够阻挡它。
清朝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祖国的发展。
这是一部屈辱的近代史，没有了英雄，历史会怎样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马关条约。
历史上的今天使中华民族遍体鳞伤，偶尔出现的英雄也如过眼烟云，划过天际。
于是爱国文人谋求变法，却以失败告终。
徒留：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
历史又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孙中山挺身而出，成立同盟会：驱除鞑虏，复我中华。
于是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为寻求真理，为中华民族的的民主复兴贡献了生命。
他们在实践理想的路上倒下了。
今天他们让后人悼念的同时，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民主实现了。
八年抗战，让我刻骨铭心。
当电视在重演当年的历史时，我幼小的身体热血沸腾。
日寇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躯体。
四万万同胞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把鬼子消灭掉。
当日本宣告投降的时候，我在家里欢呼雀跃。
爸爸说我很爱国。
1949年，伟大的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巨人的呐喊。
祖国让世界侧目。
抗美援朝，毛主席不畏列强，对于来犯之敌予以痛击，给新八国联军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中华民族从不缺英雄，从不缺热血、从不缺骨气。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港澳回归，神州升天。
龙腾盛世，看今朝。
祖国正厚积薄发，屹立世界。
我们出生在祖国和谐的社会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居安思危，一个民族的强大只有不断的进取。
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来武装我们美好的家园。
看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每一次我的心灵都深深的震撼。
我热爱的祖国正迎来她六十年的华诞，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东方巨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
祖国已经醒来，世界也为之震惊。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和谐生活，也祝愿我们为理想插上翅膀和祖国一起腾飞
参考资料：老师
历史演讲稿
大概，你如果喜欢就自己在整理整。
嗯………… 一下是文稿（历史中，我们唯爱周瑜） 我们都成为历史，却不一定会成为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首先要是个“人物”，是可能流传千古，其名其行被后人记住的人，即使不在正式的史书典藉之中，也会在士大夫的笔端，乡野的闲谈中世代相传。
历史人物少有不少求身后虚名的，甚至于为此颠倒黑白，但后世如何评价总是不能掌握。
我喜欢的历史人物不多，算起来真心实意地喜欢的只有两个。
因为我的标准不但严格而且细致，少一点都会打了折扣，全部符合的人堪称完人，可是这完人在世人眼里却远称不上完美甚至远称不上伟人，由此可知我的标准多少有点不可理喻 写自己是自讨苦吃，写自己真心喜爱的人却是乐事，神驰千载，想象他们在遥远的年代中的做为，为世上曾有这样的人而心存感激，这是一种奇异的精神享受。
喜欢历史人有三个好处，其一是已成定局，没有悬念没有改变，再不可能让你失望。
现实中的人要耗费你的一生去看他的一生，不免累人；其二是轻松，再难过的事情写在史书里也只是薄薄两页，发生在现实中却惊天动地，不一定承担得起了。
其三是不存拥有的奢望和痛苦，只是全心地欣赏，就象欣赏任何从古流传下来的无瑕珍品去欣赏这人世间曾经有过的精彩人生。
所以这标准也只适合于古人，不能用来衡量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都称不上完美，即使他是的，也须由后人来评价，因为是古人，你才可以极尽挑剔之能事，而对于现实的人，这样的标准无疑是太过苛刻近于疯狂了。
三国两晋之时是中国最风流瑰丽的年代，特立独行的人比比皆是，何以独喜口碑并不甚佳的周瑜
（其实这些不甚佳口碑全部都是由于罗贯中对孔明的偏爱而扭曲了周郎所有的优点与智慧的结果）要说的明白还得把我的标准一一列出来，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了周瑜才立了这些标准还是因为他丝丝入扣地符合了我的标准才喜欢他。
这些标准中有俗而又俗的，也有无章可循的，想清楚列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是由人而言之吧。
周瑜的生平可由三国中诸葛亮那篇假惺惺的祭文得知，祭文哀情虽假，内容倒是真的：“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
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剧江南。
吊君壮力，远镇巴丘；景升怀虑，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佳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谏阻纳质；始不垂翅，终能奋翼。
吊君鄱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
吊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强敌，挽强为弱。
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
”这样的人宁不让我为之泪涟而心折。
首先自然是“吊君丰度”，一个相貌猥锁之人再有惊世之才也不在我喜爱之列，比如庞统。
周瑜在三国里出场尚且年青，已是“容颜秀丽、姿质风流”，世人多称周郎，小乔是当世美人，却与周郎堪称佳配，可见其相貌已非不俗可喻了。
但两晋美男子会聚，从夏候玄、嵇康后可列出一长列名单，可知仅有好相貌也不能让人倾心，象武则天的男宠张宗昌、张易之之流，即使“六郎面如桃花”也不过让人作呕而已；慷慨悲歌之士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死后让三军怆然的有李广，让主为哀泣的有霍去病，让友为泪涟的更是不计其数，三者共有的虽然较少也绝非绝无仅有，对于其他人我也感佩但不会心仪更不会喜爱至此，所以人格的因素不是主要的，周瑜的确受部众爱戴，受孙权倚重，在他死后数十年孙权仍将公谨作为第一人推崇，他临终之前推荐鲁肃的拳拳之心读之让人心碎，然而我想周瑜此人即使刻毒阴险，也不会在我心中损其分毫；火烧赤壁的丰功伟业是必须的但不是全部，凡是青史有名者，谁无过人之处
凡是君王霸主之类的大功业让我望而生畏，那样的人只是让你崇拜评说而不是让人去喜欢的。
大器晚成是让我叹气的一种，对于郦食其、范曾、商山四皓一类的老朽我缺乏兴趣，好在少年得志的古人更多。
只是有学问失之柔弱，即使是仗剑而行的李白也不过还是一介书生，我对诗人的喜爱只限于诗词本身，与其本人不甚相干，我很爱《红楼梦》，却并不喜欢曹雪芹，太悲剧和寒酸的角色让我难有热情。
对于谋士一群我更是不知所谓地讨厌，象是巨堤下的虫蚁，除了阴谋没有阳性；战场上的武将我反而更为偏好，韩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气魄让我倾倒，李广“飞将军”的神采让我赞叹，一个男子的真性情只有在古战场上才能真正淋漓尽致地挥洒和释放，我迷信这种阳刚，然而粗鲁无华仍然是不够的，所以《水浒》中没有一个让我舒服的人，林冲稍稍好一点，但也称不上文武双才。
我喜爱的是“文武筹略”的人物，文得武得，并非是文会识字，武能耍剑就可以，两者并重且都有名证才可以，这样一要求，范围就小了，辛弃疾、岳飞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但一偏于文而一偏于武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的王阳明无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学问出奇的好，仗也打得出色，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可我半点不喜欢。
他们都太正统了，想起来都有黑白电影的感觉，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绮丽温情的背景作为陪衬，长长的一篇功劳簿看了让人生厌。
唐朝的李靖在文武全才之上又比他们多了一分长处，就是有巨眼识英雄的红拂女相伴，让人有美丽的遐想的余地，可是他建功立业的时间贯穿一生，又寿终正寝没有让人扼腕痛惜的情由，何况死去时已垂垂老矣，与俊朗的标准已相差甚远 因而只有周瑜，才是世间少有的奇男子，才是我心头至爱。
他“青年有俊声”，少 年得志统领三军，南平长江，西治巴蜀；治军有度才服程普，力辩群臣宁战不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决胜千里的帅才；羽扇纶巾，轻袍缓带是儒士风范；狂吟舞剑，听弦歌而知雅意是名士风雅；时人无不知“曲有误，周郎顾”，一曲《长河吟》与《广陵散》一般成为世间绝响。
这样的人生还嫌不够精彩，又与小乔配为佳偶，琴瑟相合羡煞世人。
历史上多少夫妻是见于传说的，杨玉环与唐明皇相爱而不相配，朱淑珍珠玉之姿配了莽夫，周瑜与小乔却是珠连璧合的一双人，一个男子有再大的作为没有似水柔情也是枉然，时人皆将小乔之配周瑜传为佳话，可以想见他们的幸福，诸葛亮特地以“铜雀春深锁二乔”来激起周瑜的怒气也可想而知小乔之于他的珍贵。
他拥有举世皆知的美妻，他是国之栋梁，军之明帅，可惜正当英年却寿终于三十六岁，去翻《三国志》，查证他的死因，果不其然，诸葛亮三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孙权的三哭却是真的：闻道周瑜死讯，孙权放声大哭；见了周郎绝笔，再哭不止；接了灵柩又哭祭于前，三军举孝，举国哀悼。
这样的人也许真的是天妒英才，他的绝笔中写出“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躯已殒，遗恨何极
”的叹息，我又何尝不为之叹不为之伤，正当击退强敌踌躇满志之时却一病而亡，高潮时骤然落幕，花盛时突遭霜毁，他死前该是何等无奈，何等悲凉，孙策死时国中因有周瑜而不至慌乱，而周瑜早亡却使孙权方寸大乱，直到看到他遗书中妥当安排才稍许安慰。
小乔呢
花容月貌适为谁妍，寂寞空房又何等凄凉
可她仍是值得羡慕的，她毕竟有回忆，有他抚过的瑶琴，舞过的长剑，翻过的书卷，有整个国家陪同她一起悲哀一并怀想这也许是幸事，至少我是因此而深陷于对他的喜爱，作为一世之人，他没有李靖活的完满，他抛下功名与娇妻走的不甘，然而作为万世流传的人物，他却比李靖更加完美，他因此而永远不会再平庸，永远不会再失败，不会象李靖一样老去，不会象孔明一样兵败歧山，他的早逝成就了一段无比辉煌的人生，令人神往也令人感伤。
罗贯中对他的诋毁，把属于他的羽扇纶巾作为了诸葛亮的标志，甚至他是否量小是否死于诸葛亮的激将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这样精彩的人，是造物的宠爱将为人的最佳特质都给了他，又将惋惜与悲哀都留给了与他同时和他身后的世人。
（事实上，周瑜是因病而死，并不是因气而死，有三国志及各类史料为鉴。
） 我的标准就是完美，而我的完美却是不满之月，一现之花，唯有周瑜，只可惜一点，他与小乔的夫妻情深只能由别人的诗词中去体会，三国的史书中对此当然不会置一词，让人想象的空间虽然天马行空却了无线索。
急.!历史故事演讲稿.!
对曹操，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崇拜。
如果说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我想曹操肯定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数千年以来，崇拜曹操的人不计其数，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鲁迅那句话，“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在《三国》当中，曹操被作为一个奸雄的典型来对待了，这是不公平的。
这一点也有原因。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都城设在北方的朝代，就会以直接继承曹魏的西晋司马炎的晋朝为正统。
而定都在南方的，就会以刘备的蜀国为正统。
明朝定都南京，罗贯中于是就取了刘备做正统。
另外封建王朝一直认为不是同姓人篡位的就是乱臣贼子，曹丕废汉称魏，所以曹操也就背了另外一个骂名。
在《三国》开篇没多久，作者就用一个名叫许韶的人物来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也就是说，作者尽管对他抱有偏见，却还在对他的能力予以认同。
治世，顾名思义，就是太平盛世，就是说，曹操这样的人，不论是清平盛世还是混混乱世，他都能在历史上有难以抹杀的一席之地。
这说明了什么
首先曹操是有能力的，就是反对他的人在这一点也不得不承认。
其次，他对待社会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寻求的是入世，而不是遁世。
这点诸葛亮就比他不得。
诸葛出生到了乱世，试想一个“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又何以能想象他在太平盛世有些什么作为呢
我想，能力与态度，决定这个人注定要成为一个英雄了。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小时侯“性聪敏，多机变”，喜欢打猎，终日游荡无度。
有一次他的叔叔为此责怪他，他于是就装作劳累过度中了风，此后他的叔叔就不再勉强他努力了。
曹操起家是靠举孝廉，后来就镇压黄巾起义，逐步靠近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
当时东汉王朝已经走到了末途，外戚宦官专_政，军阀四处割据，战祸频仍，民不聊生。
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了自己的势力。
同时军阀势力的此消彼长也造成了小军阀的衰落和大军阀的合并。
曹操在混乱中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渐渐剪除了这些势力，他最可称道的一个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官渡之战。
据《三国》记载，当时曹操人困马乏，已经很难支撑了。
他的对手是拥有四世三公身份的河北大族出身的袁绍，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不占优势。
可是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帮了他。
那时侯袁绍手下的一个谋士许攸因不满袁绍的刚愎自用投奔了他。
据载许攸问曹操还有多少粮草，曹操说“一年”，许攸说怕未必，曹操又说“六月”，许攸说人言曹孟德奸雄，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曹操于是附在许攸耳朵上，说粮只三月耳。
许攸于是拂袖而去，道：“粮已尽矣”，终于道出了曹操的窘迫状况。
这个故事反映了曹操的性格，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才能。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地位，也为他谋求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曹操并未统一中国而结束战乱的局面，可是他对统一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相反，诸葛亮在此就有点阻碍历史发展的嫌疑了，尽管诸葛半人半仙的智慧令很多人欣羡不已。
评价曹操，除了政治军事才能，还不能忽视他的文学造诣。
曹操与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在历史上并称“三曹”，他们在文学中已经有了生命意识，对后人的文风影响很大。
在三曹当中，曹操无疑是最有地位的，他的两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其父的雄才大略相距甚远。
从来源上看，曹操的诗歌主要吸收了古代乐府诗的精华，而他另外创造了一种大气磅礴的文风。
他的诗歌流传的并不多，可是影响很大。
《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等至今看来仍然不失为诗歌中的极品。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反映了他的豪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反映了他的志向，“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则反映了他对民众的同情。
就是在清代，一些文人还每每还一边朗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敲打桌子泪流满面，可见他对人们心灵的震撼程度。
总之，曹操是一个英雄，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英雄。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