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名著有关的800字读书心得
名著读800字（一） ——《老人与海》读后感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驶向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动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
”我轻轻翻开了“与海”，让思绪随着老渔夫扬起的帆在叵测的大洋中遨游。
这部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连续八十四天一无所获。
第八十五天一大早老人独自把小船划出老远，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他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巨大的马林鱼。
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过硬的技术与它周旋了两天两夜，终于抓住机会将它刺死。
在返航途中，血腥味吸引了许多鲨鱼，老人与它们进行了殊死搏斗。
极度的疲劳更加削弱了缺少武器的老人的战斗力，尽管老人杀死或重创了前面的几条鲨鱼，但夜里鲨鱼成了群，抢光了老人的鱼肉。
最终精疲力尽的老人拖着森森白骨返回岸边。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曾荣获1953年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作者是“精通现代叙事艺术，文笔有力，自成一体，这在近作《老人与海》中得到了证明。
”然而，我认为这部作品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刻画了人性中永远不能被打败的坚强。
面对远比自己强壮有力的对手，老人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调集手头仅有的物资为保卫战力品与鲨鱼奋力一搏。
也许这一群又一群打不完的鲨鱼赢了，因为它们夺走了全部鱼肉，但我坚信老人永远没有被打败，因为他在这场与整个大自然的恶战中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无论他所处的环境多么险恶，面对的敌人多么强大，身边的物资多么缺乏，他都没有向命运低头或放弃为理想奋斗。
“我会誓死奉陪到底”、“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这两句嘹亮的口号体现出了他在逆境中爆发出的可怕的巨大能量。
圣地亚哥是精神上的圣者，理想上的赢家，他在这场心灵之战中完胜
至于物质上的利益，可以忽略不计了。
老人的钢铁意志让我联想到了体内埋藏着几百块弹片的作者；联想到了惨遭膑刑的军事家孙膑；联想到了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又丢了手稿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告诉了人们人性的强悍和生命的硬度，他们是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
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沟壑纵横，数不清的困难正等待着我们。
面对它们我们必须拿出人类意志中最强硬的部分，毫不畏惧地前进，正如圣地亚哥所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
” 名著读后感800字（二） ——《傅雷家书》读后感 每个人都体会过父母的慈子和教诲。
当我读着这本家书，感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父母之子，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
这也许是这十年对她子慕不减的原因吧。
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珍贵的谈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受着，聆听着，用心铭记着。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
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东方女性。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
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
他深刻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他教育儿子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
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已别无所求。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
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
为人父母的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文革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
从家信的话语中看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刻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籍。
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
是啊，因为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字就到哪里。
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
傅雷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这也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
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
高尚的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
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
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更了解父母了。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书，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名著读后感800字（三） ——《谁动了我的奶酪》读后感 漫画、卡通、寓言、童话和小人书曾让我百看不厌，此外，我也喜欢看励志方面的书，吃过各种版本的“卡耐基”、喝过各种各样的“鸡汤”。
眼前这本《谁动了我的奶酪
》似乎综合了它们所有的口味，着实叫人喜欢。
书中有4个“人物”——两只小老鼠“嗅嗅”“匆匆”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
他们生活在一个迷宫里，奶酪是他们要追寻的东西。
有一天，他们同时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奶酪仓库，便在其周围构筑起自己的幸福生活。
很久之后的某天，奶酪突然不见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的心态暴露无疑：嗅嗅、匆匆随变化而动，立刻穿上始终挂在脖子上的鞋子，开始出去再寻找，并很快就找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两个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面对变化却犹豫不决，烦恼丛生，始终固守在已经消失的美好幻觉中追忆和抱怨，无法接受奶酪已经消失的残酷现实。
()后来，唧唧终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穿上久置不用的跑鞋，重新进入漆黑的迷宫，并最终找到了更多更好的奶酪，而哼哼却仍在对苍天的追问中郁郁寡欢…… “奶酪”自然是个比喻，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最想得到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份工作，也可能是金钱、幸福、健康或心灵的安宁等等。
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多变和危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境遇，人们时常会感到自己的“奶酪”在变化。
各种外在的强烈变化和内心的冲突相互作用，使人们在各种变化中茫然无措，先是追问——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然后对新的生活状况无所适从，不能正确应对并陷入困惑之中难以自拔。
如果你在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中，总耽于“失去”的痛苦、“决定”的两难、“失望”的无奈……那么生活本身就会成为一种障碍。
生活的迷宫很大，你会滞留在其中一角安身立命，久了，年纪渐长，就“懒得变动”，或者是“没有勇气和激情”再去变动和追寻。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可爱的故事，轻松愉快地便澄明了混沌的生活。
当一位被变化所困惑的人坐在一面肮脏的镜子前，希望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而不得时，《谁动了我的奶酪
》就像一位智者，用一条白毛巾从容不迫地擦去镜子上的污迹，让困惑者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一位诗人说，“今天，全世界都需要安慰”。
作者正是迎合了世界性的巨大心理需求，用一个小小的寓言打开了人们的心扉，给人带来一种内在的勇气，去直面“软心理问题”（即医学病态心理之外的个人心理问题，又叫“正常人的心理问题”）这种每个人都肯定存在的心理障碍。
《谁动了我的奶酪
》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把跑鞋挂在脖子上，时刻准备穿上它，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奔跑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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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李大钊遇害时的时代背景?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
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
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
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
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
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
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
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
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
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
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
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
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这段是你要的：（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
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
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
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
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
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
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
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
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
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
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
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
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
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
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
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的态度是例外。
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
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四岁。
刚到北京时，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
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
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
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
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
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
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
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
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
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
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
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
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
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
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
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
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
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
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
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高君宇和石评梅是何人
有什么典故吗
一、石评梅简介： 石评梅（1902-1928），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原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
曾用笔名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
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即热心于文学创作，1923年9月在《晨报副刊》连载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1924年与挚友陆晶清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1926年，继续与陆晶清合编《世界日报副刊.蔷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评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
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
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
二、高君宇简介：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
山西静乐人。
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
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
1925年在北京病逝。
三、《墓畔哀歌》的写作背景： 1925年3月6日凌晨，石评梅的恋人北大才子、杰出的共产党人高君宇因病去世，时年29岁。
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极大的打击，她觉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断，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
于是，她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伴着高君宇与陶然亭畔，心魂相守。
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
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她用青春的生命，为恋人写下了千古绝唱《墓畔哀歌》，三年后石评梅也心碎泪绝。
四、典故：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石评梅是本世纪20年代著名的进步作家，素有“以生花之笔，写哀时之痛”之誉。
高君宇于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乳名心珠，学名汝壁，因爱梅花的高洁，后来就选择常用名为“评梅”。
高君宇在山西反袁斗争中的言行以及在北京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都深深地打动了石评梅的心。
当时，北京有个山西同乡会，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高君宇常在这里演讲。
假日的一天，石评梅走进山西同乡会大厅，大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群，只见英俊的青年正在向大家演讲，她赶紧找了个凳子坐下，向身边的人打听，知道他就是高君宇。
高君宇关于科学、民主、自由问题的演讲，句句说到了石评梅的心坎里，她确认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她觉得高君宇虽然精神焕发，但脸色有点苍白，似有病症，她向身边的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奔波甚苦，积劳成疾，两次吐血，至今还未痊愈。
知音、贴近、疼爱像一条无形的绳线，牵引着她在散会后走到了高君宇身旁，结识了这位她十分仰慕的青年。
他俩诚挚地交谈着，由过去谈到现在，又谈到了未来。
分别时，高君宇握着石评梅的手，说：“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正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此后，石评梅经常找高君宇谈时局，谈救国救民之道。
高君宇在《京报》等报刊上也常看到石评梅发表的诗歌、散文，认为她很有文学才华，而且在她笔端流露出来的哀痛，蕴含着一种抗议人世不公平的勇气。
高君宇对她也十分敬慕。
1920年北京的冬天。
这时候高君宇已在北大毕业，留校当教师，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改为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又被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当他得知石评梅因爱情受到挫折而陷入深沉的痛苦之中的时候，便找石评梅谈心，并带着她去和工人朋友接触，开阔她的胸怀，振奋她的精神。
在高君宇的帮助下，石评梅振作起来了，她写作发表了散文和诗歌，抒发对进步思想的执著而热烈的追求精神。
高君宇在北京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还多次返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敌人对高君宇的革命活动又恨又怕，在报纸上刊登通辑高君宇的消息。
石评梅暗暗为高君宇安危担忧，四处打听高君宇的下落，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是杳无音讯。
’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高君宇与周恩来“欢谈甚深”。
会后，高君宇受周恩来之托，在天津会见了邓颖超，为这一对久别的战友传递了书信。
返京后，高君宇立即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务工作。
1925的3月1日，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
但是大会开始三天，高君宇就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又患了急性盲肠炎。
可他还坚持参加会议，以致延误治疗，病情加剧，直到人们发现才立即送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石评梅听到此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问明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
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
”也就在这天夜里，1925年3月5日深夜2点40分，高君宇与世长辞。
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
石评梅为高君宇的墓碑书写了碑文：(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石评梅在下面又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所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 石评梅写下了大量痛思高君宇的诗文。
石评梅关切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笔墨更多了，革命的要求更强烈了，作品的社会意识也更大了，她的理想和高君宇的理想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血尸》里，她就真实地介绍了“三·一八”惨案的真相。
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不仅担任着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还带国文课，体育课，晚上又要熬夜写文章，每个星期天又必去陶然亭……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
她患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
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脑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遵照石评梅生前的愿望，她的朋友们把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
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