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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操，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崇拜。
如果说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我想曹操肯定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数千年以来，崇拜曹操的人不计其数，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鲁迅那句话，“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在《三国》当中，曹操被作为一个奸雄的典型来对待了，这是不公平的。
这一点也有原因。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都城设在北方的朝代，就会以直接继承曹魏的西晋司马炎的晋朝为正统。
而定都在南方的，就会以刘备的蜀国为正统。
明朝定都南京，罗贯中于是就取了刘备做正统。
另外封建王朝一直认为不是同姓人篡位的就是乱臣贼子，曹丕废汉称魏，所以曹操也就背了另外一个骂名。
在《三国》开篇没多久，作者就用一个名叫许韶的人物来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也就是说，作者尽管对他抱有偏见，却还在对他的能力予以认同。
治世，顾名思义，就是太平盛世，就是说，曹操这样的人，不论是清平盛世还是混混乱世，他都能在历史上有难以抹杀的一席之地。
这说明了什么
首先曹操是有能力的，就是反对他的人在这一点也不得不承认。
其次，他对待社会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寻求的是入世，而不是遁世。
这点诸葛亮就比他不得。
诸葛出生到了乱世，试想一个“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又何以能想象他在太平盛世有些什么作为呢
我想，能力与态度，决定这个人注定要成为一个英雄了。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小时侯“性聪敏，多机变”，喜欢打猎，终日游荡无度。
有一次他的叔叔为此责怪他，他于是就装作劳累过度中了风，此后他的叔叔就不再勉强他努力了。
曹操起家是靠举孝廉，后来就镇压黄巾起义，逐步靠近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
当时东汉王朝已经走到了末途，外戚宦官专_政，军阀四处割据，战祸频仍，民不聊生。
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了自己的势力。
同时军阀势力的此消彼长也造成了小军阀的衰落和大军阀的合并。
曹操在混乱中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渐渐剪除了这些势力，他最可称道的一个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官渡之战。
据《三国》记载，当时曹操人困马乏，已经很难支撑了。
他的对手是拥有四世三公身份的河北大族出身的袁绍，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不占优势。
可是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帮了他。
那时侯袁绍手下的一个谋士许攸因不满袁绍的刚愎自用投奔了他。
据载许攸问曹操还有多少粮草，曹操说“一年”，许攸说怕未必，曹操又说“六月”，许攸说人言曹孟德奸雄，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曹操于是附在许攸耳朵上，说粮只三月耳。
许攸于是拂袖而去，道：“粮已尽矣”，终于道出了曹操的窘迫状况。
这个故事反映了曹操的性格，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才能。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地位，也为他谋求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曹操并未统一中国而结束战乱的局面，可是他对统一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相反，诸葛亮在此就有点阻碍历史发展的嫌疑了，尽管诸葛半人半仙的智慧令很多人欣羡不已。
评价曹操，除了政治军事才能，还不能忽视他的文学造诣。
曹操与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在历史上并称“三曹”，他们在文学中已经有了生命意识，对后人的文风影响很大。
在三曹当中，曹操无疑是最有地位的，他的两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其父的雄才大略相距甚远。
从来源上看，曹操的诗歌主要吸收了古代乐府诗的精华，而他另外创造了一种大气磅礴的文风。
他的诗歌流传的并不多，可是影响很大。
《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等至今看来仍然不失为诗歌中的极品。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反映了他的豪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反映了他的志向，“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则反映了他对民众的同情。
就是在清代，一些文人还每每还一边朗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敲打桌子泪流满面，可见他对人们心灵的震撼程度。
总之，曹操是一个英雄，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英雄。
求篇历史故事演讲稿
文章标题：九一八事变屈辱的中国历史演讲 屈辱的中国历史：我向你诉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今年,景德镇、临沂、十堰、成都等上百城市都鸣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是首次在9月18日鸣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 九月,与许多 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国人刻骨铭心! 1842\\\/8\\\/29,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到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到；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文秘港”还有更多精彩文章等着您!]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然而,以往的宠儿如今却失落了,史学危机的话题并非危言耸听,历史教育的延误、式微和堕落的困境令人揪心,我愿与大家一样为之关注、探索和分享.我试图让历史教育不再尴尬,不再窘迫,不再令人藐视,于是从彷徨到呐喊、困惑到醒悟；从疑惑到求索.我力求让历史能够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补品,让学生在成长中通过历史的学习而唤醒自己,认识自己,张扬自己,营造一个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特别是有独立人格的“人”.由此,我有了执着的信念要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克服松懈、安逸或畏难心理,力争做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立志要把课上出味道来,教出历史的深沉、宽厚与博大,尽情展现其宽阔、生动和精彩,发掘真善美的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任千古风流人物,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世间过客.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只是这一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星转斗移、物似人非的感叹,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将会给你一个制高点.历史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记忆中的历史.客观历史早已看不见了,但记忆中的历史还在,我们可以随时摄取,随时揣摩,可以感悟,可以反刍,这对人类现在、未来的发展,未尝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结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历史消失的只是时间,永不消失的却是后人对千秋人事的缅怀.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远引以为戒.《论语》曾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不就是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时刻照看着这后视镜缓缓向前跋涉?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说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可能沉重但旅程必不可少.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张骞的历史故事演讲稿300字
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
那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
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
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
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
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
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
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
但是，张骞坚贞不屈。
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
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
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
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
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
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
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
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
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
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
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
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
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
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
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希望采纳
谢谢
古代孝心故事演讲稿，急
急
中国24孝 01 孝感动天 舜， (远古) 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
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
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
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02 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 (西汉) 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
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
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3 啮指痛心 曾参， (春秋) 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4 百里负米 仲由， (春秋) 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
”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语·致思》） 05 芦衣顺母 闵损， (春秋) 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
”（《论语·先进》）。
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
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
”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06 鹿乳奉亲 郯子， (春秋) 春秋时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
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07 戏彩娱亲 老莱子， (春秋) 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卖身葬父 董永， (东汉) 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
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
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
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
言毕凌空而去。
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09 刻木事亲 丁兰， (东汉) 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
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10 行佣供母 江革， (东汉) 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11 怀橘遗亲 陆绩， (三国吴) 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
”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12 埋儿奉母 郭巨， (晋) 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13 扇枕温衾 黄香， (东汉) 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
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14 拾葚异器 蔡顺， (两汉之交) 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
”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15 涌泉跃鲤 姜诗， (东汉) 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
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
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
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
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16 闻雷泣墓 王裒， 魏晋) 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
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 崔山南， (唐) 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
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
”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鲤 王祥， (西晋) 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19 恣蚊饱血 吴猛， (晋) 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20 扼虎救父 杨香， (晋) 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21 哭竹生笋 孟宗， (三国) 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
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
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来他官至司空。
22 尝粪忧心 庾黔娄， (南齐) 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
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
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
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23 弃官寻母 朱寿昌， (宋) 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24 涤亲溺器 黄庭坚， (北宋) 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
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中国悠久历史演讲稿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的祖国——中国，有着悠久的5000年历史。
在这5000年中，一些伟大的政治人物，爱国人物，思想家，将领让祖国的历史变得丰富多彩。
有博学广才的孔子、老子、管仲、孟子、苏秦等文人；也有卫青、霍去病、韩信这样能征善战、勇猛的武将；还有汉文、景、武帝，唐太宗、勾践等英明的皇帝；更有吴起、姜维、诸葛亮这样足智多谋的，会为自己的君主效力的谋士；而像屈原、文天祥、邓世昌、于谦这种爱国人士也有不少。
这些贤王能臣名将装点着中华悠久的历史，更让我们炎黄子孙有了尊严，有了一种自豪感。
中华五千年，不尽有那些名人名士，还有出土的文物、兵器、美丽的神话。
当我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夸父的故事萦绕耳畔；当我坐在实验室研究化石上的文字时，这小小的化石带动了我的心，我十分自豪，因为我是炎黄子孙
甲午战争、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带着中华人民走进了噩梦。
肆无忌惮的侵略者在中华的大地上为所欲为，给神州大地留下了残痛的伤痕、血斑。
因为祖国的羸弱，中华儿女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
直到“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才唤醒了噩梦中的中国。
现在，新的中国将要由我们建设，为了中国之崛起，让我们一起呼：让我们努力吧
谢谢大家
历史演讲稿
我今天所说的题目叫《历史的精神》，在讲述之前，我们来明确几个基本的概念：历史和历史学。
一般来说，经典作家通常将历史定义为：历史是以往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
而历史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的精神，其实就是基于两个基本的概念：历史的时空性和对象的客观性。
之所以使用精神这一个词来表示我个人所建构的关于历史的一些看法，这是因为我很难以使用一个确切的语词来表示，本来可以命名为历史文化，但是按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
这样看来，命名为文化的确范围太广了，很难以确切的传达所言表达的意思。
如果命名为，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理念之类，则范围显得太窄。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一本书《历史的观念》，说的是关于历史学的一些发展问题。
而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则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个题目的原因所在。
\\\/S9J\\\/u*iW9n)Z*B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精神呢
举个例子来说，科学的精神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那天我们被问到什么叫科学的精神呢
大多数人可能说不清楚，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到的：熟知的东西未必是你所了解的。
这也就是我们从小说历史、学历史，恰恰我们对历史知之甚少，刚才说到的历史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历史的精神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因为受众的不同，可以分为：面向大众的，面向历史学家，以及和历史存在相对应等三个层面。
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它是超越时空的，是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逐渐积累起来的，严文井有一篇童话《小溪流的歌》用来形容这种精神最为恰当，人类历史的精神像小溪流一样开始发端，由最初的涓涓细流逐渐扩大最终汇流成河，集河成江，最终融入人类文化的海洋中。
庄子说：若夫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只有侯德载物的情怀，才可以支持人类的发展，这才是历史的精神所在。
.\\\\-G.E6j\\\/q!g!w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按照刚才的体系去理解历史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无论换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只要抓住问题的本质就可以了，这也是我所要说的第一点：独立，自由。
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中期兴起了一股文化英雄热，其中著名历史大师陈寅恪先生最受大家的关注。
有关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今天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历史系的学生也未必能够说出的所依然。
当时引起大家兴趣的是一本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这本书里作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是陈寅恪先生在答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的情况时，提出以不学马列主义为出任所长的条件。
大家都知道，在建国以后，马列主义、思想就是最至高无上的理论，尤其是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就上书党中央，请求等人来北大指导工作。
像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的思想改造报告四次才通过。
在这样的氛围下，陈寅恪先生提出这样的条件简直有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其实，陈寅恪先生有这样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直就强调学术研究必须有其独立自由的精神，这一点用他在给王国维先生的遗著《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言中写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这句话就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写照。
)t2q)j$]2A!W国学论坛其实，陈寅恪先生也并非是唯一的追求自由独立的学者。
庄子就曾经因为对自由独立的追求而拒绝楚王的聘请，其实楚王也知道庄子的心性，他说：愿以楚国之境累先生，但是面对来促驾的官员，庄子问道，如果你可以选择作为一只已经失去的神龟在庙堂上被后人祭祀，还是愿意做一只在烂泥中打滚的乌龟呢，那位使者毫不犹豫地说到：吾愿曳尾泥中，庄子微笑的说到，我也一样。
当然对庄子来说，这种独立自由更多带有一种对心性的宽纵。
庄子是一名哲学家，思想的放纵可以理解，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呢
文天祥在《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正气的代表是有其根据的。
在齐太史简说的是齐国大臣崔杼杀死了齐国的国君，太史当时就记录崔杼弑君，崔杼就把他给杀了。
继任的太史是被杀的太史的弟弟，他仍然这样记录，崔杼又把他杀了，第三个太史还是这样记录，崔杼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晋董狐笔说的也是晋国的太史董狐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事实。
'U#x9w(Y w国学论坛其实不管我们所说的陈寅恪也好，还是那两位太史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追求刚才我们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
这种精神之所以是历史的精神所在，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对秩序的挑战，更主要的是这种精神自萌发之日的开始，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对危机的认同感和对现实的关注，从庄子到陈寅恪莫不如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庄子和陈寅恪都具有一个背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我们刚才也说过，历史精神因为受众的不同，可以分为大众的和历史学家的层面。
那么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不是仅仅存在于这些精英中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有一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概念。
在文化结构中，精英文化有着导向的作用，它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
这里所说的精英文化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存在于那些历史学家之间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独立自由。
但是，这些民族优秀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光大，并不仅仅存在于精英阶层中，这主要得益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移。
在中国古代，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如果以识字率作为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的古人受教育的水平一直不高，但是我们确是最具礼仪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除了我们一直农业社会的经济体制和建立在这上面的宗族社会外，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渗透和转移是维系这种精神的关键所在。
举一个例子来说，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首诗就非常清楚的描写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精英文化通过说书、戏曲、神话、宗教故事等方式逐渐的渗透到大众文化。
在大众文化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大众接受到这种文化是通过上面的种种可以在大众流行的方式而接受一些优秀的传统。
其实精英文化在向下转移和渗透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就是大众在接受这种文化的时候，通常经过他们的改变，以便用一种更有效的形式来传播它，作为历史精神核心的独立自由在向下的转移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些空洞说教，清朝人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中说到：二十四史忽化声能语，自声入而心通。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K,TA'K6D\\\/z7@国学论坛在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历史的精神首先存在于精英阶层，然后才是向大众文化的转移。
我们对历史的精神尤其是对独立自由的接受与理解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我要说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这种精神呢
这种状况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十分清楚。
从学术研究上说，抄袭剽窃屡见不鲜；就平常为人处世来说，除了阿谀逢迎就是干什么事不是凭借真实本领，除了耍一点小聪明什么也不能做。
&@9c7@&sS8v['Z(A;n+R\\\\$L X,h国学论坛3c*`9q$k-m'~+R8V%s\\\/z;y第二部分我想和大家所说的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问题。
在座的诸位将来很多是要从事历史工作的，不管以后从事的是学术研究工作还是历史普及工作，都需要面对一个责任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的职业特点，首先的使命就是将这种历史的精神向大众的转移；第二，我们还要接受不同层次文化受众的优秀文化，以创造更优秀的文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将这种精神向我们所要面对大众转移
我们都知道，一名历史工作者的精神不仅有着别人的传授，还有的在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的独立的研究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献的解读，如何正确的理解文献不仅关系到继承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创新和传授的问题。
这里单单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许多人连书都没有读懂，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害人子弟，这本身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很多人天天和别人谈论什么独立自由，但是在工作中避重就轻、阿谀逢迎；生活中毫无诚信可言，只知道以煽风点火为能事，这种人即使有一定的水平，我们也只能说他并不能做一个历史精神的传播者。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不仅要能够做到达到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不管他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比如说教师、专业的研究者、作家、编辑、记者等职业，我们都要有一种意念，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将会影响很多人。
假如你去当一名老师，受你影响的就是你所教授的学生。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是什么呢
刍狗就是古代在祭祀的时候用草扎的一个用具，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只是做一个摆设而已，祭祀完了以后就把他丢弃。
我觉得老子的这个说法非常恰当，比如说你有一天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走在路上总想踢两脚，踩在你脚下的花花草草可就倒霉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地位无论高低，他总是要影响一部分人的。
如果没有责任心，那就是害人不浅。
国学论坛\\\/f5{,o `0D5Y+t第二，我们还要接受不同层次文化受众的优秀文化，以创造更优秀的文化，这就是一个在学习基础上创造的问题。
大家知道，司马迁在创作《史记》就很清楚的体现了继承和创造的统一。
在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之前，曾经作为汉武帝的侍从随汉武帝周游全国，到处采访他个人所关注的历史事实，比如他在《史记。
信陵君列传》中写道：候生者，为大梁夷门监者。
司马迁为了具体说明夷门到底是什么门，在这篇传记的最后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亲自到了大梁，访问当地的居民，最后才知道夷门就是东门。
当然，司马迁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当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就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司马迁正是在他的父亲的遗言下，开始遍读他当时所可以见到的书籍，开始了《史记》的创作。
从司马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继承固然重要，但是创造也非常关键。
具体说来，这种创造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
比如在历史上有许多民歌得以流传下来，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像一些民族早期的一些史诗作品，例如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希腊的《荷马史诗》等，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显得尤为突出，早在周朝的时候，政府就有一个机关专门从事民歌的收集，在《诗经》中许多民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保存，同时收集人还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文人自觉地学校民间文学的举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刘禹锡根据民歌创作的《竹枝词》，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这样的句子民歌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更不要说后来的话本、小说了。
第二个来源是外来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极大，且不说深入生活中的佛教观念，只要听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中国语言学中的音韵学就是在借鉴佛教翻译中的注音。
到了近代，这种文化的交流就显得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本国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与远远落后于外国，尤其是日本。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就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一定要把汉学的中心夺到中国来。
这一点，在今天的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讲稿,时长2-3分钟急 求高人解答
中教联盟老师：你自己在修改一下，说一个重点。
我国古代史始于一百多万年前，止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
我国古代史可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末夏金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六个时期。
古老的炎帝黄帝传说，反映了华夏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公元前2l世纪，我国进入奴隶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巨大变革。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
许多北方民族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的交往频繁。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唐时期，经济有很大发展。
农业产量提高，手工业有新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代十国是唐朝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但统一的趋势也在发展。
清朝，封建社会结束。
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