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与展望》演讲稿大概600～700字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
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
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
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
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
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
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
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
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
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
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
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
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
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
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
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
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
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
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
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
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
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
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
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
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
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急求以“围绕学法用法，如何为全县经济发展做贡献”演讲稿。
谢谢大家
同志们： 总结了我乡2004年工作，认真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围绕全乡“12345”总体工作思路，进一步做好我乡05年的工作，进行了周密而具体的部署，讲的很好，符合实际，操作性很强，大家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会上，我们还表彰了乡直各单位、各行政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了在“双创”、“双考”、“双修”、“双勤”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作者以及在种养业大户中涌现出“致富能手”。
赵一品、武德、唐荣还分别代表单位和个人作了表态发言,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还与党委、政府递交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责任状。
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大会，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事在人为，业在人创的工作理念，抓住“执政富民”这个关键，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确保2005年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换句话说，就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加快富民强乡进程。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的意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提上全党的议事日程，体现了我们党审时度势、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乡镇是政权的基础、发展的重点、稳定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充分说明了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巩固农村基础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们在座的各位作为稳固农村政权的骨干，直接担负着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农村、建设农村、稳定农村的重任。
乡村干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如何，直接影响到民心向背，事业的兴衰。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就是通过我们干部的形象来认识我们的党，通过我们具体的管理、经营能力来判断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所以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中，切实加强乡村干部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务必着眼于我乡的大发展，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对我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乡党委、乡政府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根据乡情和广大农民的需要，聚精会神抓落实，一心一意谋发展，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02年，提出了“农民增收入、财政增实力、经济增总量”三大目标，以“一点一线四区四片”为突破口，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当年实现农民人均收入1480元。
并成功引进天津大田资金24万元，兴建了东湾大田希望小学，这是我乡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引来的第一笔外地资金。
投资80万元，修建桥涵7座，行路难的状况得以缓解。
特别是干部作风得到了明显的转变，干群关系日益密切。
03年，紧紧抓住“兴牧、优薯、扩菜、增草、种树”这个调整主线，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两大重点，积极探索以牧为主、以水兴农、农牧结合、林草并重的发展路子。
一年来，我们引进资金300多万元，建成了后号奶牛专业村和后号千亩示范园区，实施了10平方公里甲石河流域治理项目，水浇地由02年初的1000多亩发展近6000亩，实现了人均0.5亩的奋斗目标，同时，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力度的加大，全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此外，乡村干部管理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04年，按照“优化结构上档次，重点突破上台阶，整体推进上水平”的总体要求，引进项目资金 150多万元，建成了二八地奶牛专业村和实施了白庙滩村打井兴水工程，同时，吸引投资1400多万元的邢台沙河矿产有限公司和唐山众鑫纸业在我乡安家落户，投资130多万元，认真实施“村村通”工程，引资200多万元兴建了移动、联通通讯塔，电话增容200门，进一步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通过工作实践，乡村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得到了锻炼，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为构建和谐白庙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一届乡党委、乡政府每年制定的发展思路与目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了唯实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
是本乡实际与形势发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超前谋划与扎实工作的统一，做到了年年有新思路，年年有新目标，年年有新成果，年年有新跨越。
所有这些，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乡上下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乡党委、乡政府不断完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时刻清醒地认识到白庙滩基础差，起步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与先进乡镇比，与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比，与全乡人民的愿望比，还有很大差距。
乔乡长在讲话中很客观地分析了我乡经济运行中的五个问题，符合实际。
我认为，制约白庙滩乡发展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党的政策理论缺乏系统学习研究，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学报纸，对形势认识不清，分析问题不准，大局观念、责任意识较差，掌握运用理论特别是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上级政策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不够强；二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落后，在发展上 “唯条件论”，狭隘主义，等、靠、要思想严重，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处理突发事件、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偏低，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对影响发展大局的事件不劝阻，“不作为”现象严重；有的方法简单，违法施政，“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患得患失，文过饰非，甚至于别人来帮助解决问题时，消极抵触，设置障碍，讳疾忌医。
五是抓机遇抓落实的能力不足，责任心、事业感不强，得过且过，存有畏难情绪和守摊守位的应付思想。
六是发展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个别驻乡单位大局意识较差,部门利益至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还在个别工作人员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
概括地说就是执政水平偏低，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
这与全县大发展、快发展的形势要求是极不相适应，与群众想致富的强烈愿望不适应的，特别是与我乡实施“五大工程”，加快小康建设步伐的任务还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乡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
因此，切实加强和提高乡村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二、围绕大局，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2005年，是张北发展史上又一个特殊的年份，省政府冀政[2005]8号文件已经把张北县列入首批22个扩大管理权限试点县（市）范围，市委将张北县作为坝上地区发展的“龙头”来抓，一些倾斜性政策必然会对我县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经济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
对此，县委、县政府提出“一主三化”发展战略，出台一系列推动经济快发展、大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具体措施。
我们一定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按照“12345”总体工作思路，着力强化责任、大局、创优、忧患意识，大力弘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埋头若干，只争朝夕、雷厉风行，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挖掘潜力，拓展优势，倡导和弘扬“小乡干大事，后发争先进”的白庙滩精神，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执政水平。
一是切实提高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领导发展经济能力不高的问题是当前影响我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据统计，在去年我乡选树的70个种养大户中，党员仅有10户，占14%，村干部仅有6户，占8%，“双带”能力弱是制约我乡经济发展的现实的、直接的、首要的问题。
从束弄营、连珍沟、红果图等实力较强的、发展较快的村来看，选准一个人，就能带活一班人，带富一个村。
束弄营村书记李绪除自己发展良种薯、养羊外，还当经纪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了全村经济的发展，在群众中威信很好。
实践证明，财大气粗，富人腰硬。
作为一个村干部自身不富，说话就无力，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就不强，最终的结果是说话没人听，服务没人信，所以，要搞好工作，富民一方，党员干部必须要做到“带头、带领”，这两个方面，首先是带头，我在去年讲过，“一个村干部的年收入在本村不居上游，这首先就不符合条件，不合格”。
其次是带领，村干部自己先富起来后，要着眼于驾驭和发展全村经济、着眼于示范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参与示范项目，要抓好“六村百户”典型示范工程，帮贷款、帮管理、帮销售，把周围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致富。
否则，任职几年，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光棍还是没媳妇，一年没有零花钱。
这就是“不称职”。
二是切实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农村矛盾呈现出易发、多发、突发乃至群发的一些新特点，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曾经发生在三合庄的村企矛盾，发生在三眼井的“两个村委会”的问题，发生在后号的村民与华田集团的土地纠纷问题以及各村的债务纠纷。
这些矛盾实质上是公与私、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
就矛盾产生的原因来看，一是我们的村干部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缺乏政治敏锐性，立场不坚定，皂白不辩，二是对苗头性问题发现不了，以致于酿成事端，三是即使发现了又不敢处理，畏首畏尾，四是想处理又不会处理，干着急没办法，眼看着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
目前，在一些行政村积累了一批矛盾和积案，亟需解决，这些矛盾的解决，主要靠村支部、村委会。
所以说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在自身，贵在提高，关键要落实在解决上。
因此，我们要着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切实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放在心上，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和教育示范、协商、服务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的处理群众存在的问题。
衡量村级班子是否优秀，村干部是否称职得力，关键要看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特别是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这要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主要依据。
三是切实提高民主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民群众直接参与村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实行村委会直选和推行村务公开、村支书“两推一选”后，农民群众积极要求了解政务、参与村务，维护自身利益。
乡村干部再不能运用单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而是要着力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推行村务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制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理顺群众情绪，还权于群众对财务、村务、党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目前，在我们的村级班子中，“家长制”作风在个别班子十分严重，有的村书记唯我独尊，自以为是，乱花钱、乱办事，有的村会计凌驾于村支部、村委会之上，既不让书记、主任监督，更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监督，随便记帐、报帐，导致财务混乱，群众很有意见。
对此，我们今年要重点治理。
此外，在提高民主办事能力的同时，着力推进依法治乡进程，始终把干部学法用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组织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要坚持依法办事，牢固树立法制理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村务，依法妥善果断处理各种矛盾，做到遇事按法、办事依法、程序合法，坚决杜绝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
比如三合庄有一个自然村发生的“抢粮”事件，就很典型，据说是一个小组长指挥的，这样干部要他何用
在提高乡村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同时，我看也要提高村民的法治观念，依法维护干部的合法权益，对那些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煸风点火的要坚决严惩在大力发展民主进程,推进依法治乡的进程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种是打着民主的旗帜,喊着民主的口号，做的是反民主的事。
比如，有一个村实质就是派性之争，家族势力之争，一选就乱，用谁也不满。
另一种是要求依法办事，自己却不懂法，或狭义l、片面地理解，甚至曲解法制实质。
党委选中的不干，群众选上的软蛋，想当的是懒汉。
这就是后备干部缺乏，党员教育不足，群众素质低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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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我们还表彰了乡直各单位、各行政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了在“双创”、“双考”、“双修”、“双勤”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作者以及在种养业大户中涌现出“致富能手”。
赵一品、武德、唐荣还分别代表单位和个人作了表态发言,各行政村、乡直各单位还与党委、政府递交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责任状。
总的来说，我们这次大会，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事在人为，业在人创的工作理念，抓住“执政富民”这个关键，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确保2005年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换句话说，就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加快富民强乡进程。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的意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提上全党的议事日程，体现了我们党审时度势、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乡镇是政权的基础、发展的重点、稳定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充分说明了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巩固农村基础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们在座的各位作为稳固农村政权的骨干，直接担负着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农村、建设农村、稳定农村的重任。
乡村干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如何，直接影响到民心向背，事业的兴衰。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就是通过我们干部的形象来认识我们的党，通过我们具体的管理、经营能力来判断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所以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中，切实加强乡村干部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务必着眼于我乡的大发展，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对我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乡党委、乡政府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根据乡情和广大农民的需要，聚精会神抓落实，一心一意谋发展，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02年，提出了“农民增收入、财政增实力、经济增总量”三大目标，以“一点一线四区四片”为突破口，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当年实现农民人均收入1480元。
并成功引进天津大田资金24万元，兴建了东湾大田希望小学，这是我乡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引来的第一笔外地资金。
投资80万元，修建桥涵7座，行路难的状况得以缓解。
特别是干部作风得到了明显的转变，干群关系日益密切。
03年，紧紧抓住“兴牧、优薯、扩菜、增草、种树”这个调整主线，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两大重点，积极探索以牧为主、以水兴农、农牧结合、林草并重的发展路子。
一年来，我们引进资金300多万元，建成了后号奶牛专业村和后号千亩示范园区，实施了10平方公里甲石河流域治理项目，水浇地由02年初的1000多亩发展近6000亩，实现了人均0.5亩的奋斗目标，同时，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力度的加大，全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此外，乡村干部管理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04年，按照“优化结构上档次，重点突破上台阶，整体推进上水平”的总体要求，引进项目资金 150多万元，建成了二八地奶牛专业村和实施了白庙滩村打井兴水工程，同时，吸引投资1400多万元的邢台沙河矿产有限公司和唐山众鑫纸业在我乡安家落户，投资130多万元，认真实施“村村通”工程，引资200多万元兴建了移动、联通通讯塔，电话增容200门，进一步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通过工作实践，乡村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得到了锻炼，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为构建和谐白庙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一届乡党委、乡政府每年制定的发展思路与目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了唯实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
是本乡实际与形势发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超前谋划与扎实工作的统一，做到了年年有新思路，年年有新目标，年年有新成果，年年有新跨越。
所有这些，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乡上下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乡党委、乡政府不断完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时刻清醒地认识到白庙滩基础差，起步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与先进乡镇比，与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比，与全乡人民的愿望比，还有很大差距。
乔乡长在讲话中很客观地分析了我乡经济运行中的五个问题，符合实际。
我认为，制约白庙滩乡发展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党的政策理论缺乏系统学习研究，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学报纸，对形势认识不清，分析问题不准，大局观念、责任意识较差，掌握运用理论特别是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上级政策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不够强；二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落后，在发展上 “唯条件论”，狭隘主义，等、靠、要思想严重，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处理突发事件、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偏低，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对影响发展大局的事件不劝阻，“不作为”现象严重；有的方法简单，违法施政，“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患得患失，文过饰非，甚至于别人来帮助解决问题时，消极抵触，设置障碍，讳疾忌医。
五是抓机遇抓落实的能力不足，责任心、事业感不强，得过且过，存有畏难情绪和守摊守位的应付思想。
六是发展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个别驻乡单位大局意识较差,部门利益至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还在个别工作人员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
概括地说就是执政水平偏低，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
这与全县大发展、快发展的形势要求是极不相适应，与群众想致富的强烈愿望不适应的，特别是与我乡实施“五大工程”，加快小康建设步伐的任务还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乡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
因此，切实加强和提高乡村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二、围绕大局，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2005年，是张北发展史上又一个特殊的年份，省政府冀政[2005]8号文件已经把张北县列入首批22个扩大管理权限试点县（市）范围，市委将张北县作为坝上地区发展的“龙头”来抓，一些倾斜性政策必然会对我县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经济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
对此，县委、县政府提出“一主三化”发展战略，出台一系列推动经济快发展、大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具体措施。
我们一定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按照“12345”总体工作思路，着力强化责任、大局、创优、忧患意识，大力弘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埋头若干，只争朝夕、雷厉风行，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挖掘潜力，拓展优势，倡导和弘扬“小乡干大事，后发争先进”的白庙滩精神，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执政水平。
一是切实提高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领导发展经济能力不高的问题是当前影响我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据统计，在去年我乡选树的70个种养大户中，党员仅有10户，占14%，村干部仅有6户，占8%，“双带”能力弱是制约我乡经济发展的现实的、直接的、首要的问题。
从束弄营、连珍沟、红果图等实力较强的、发展较快的村来看，选准一个人，就能带活一班人，带富一个村。
束弄营村书记李绪除自己发展良种薯、养羊外，还当经纪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了全村经济的发展，在群众中威信很好。
实践证明，财大气粗，富人腰硬。
作为一个村干部自身不富，说话就无力，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就不强，最终的结果是说话没人听，服务没人信，所以，要搞好工作，富民一方，党员干部必须要做到“带头、带领”，这两个方面，首先是带头，我在去年讲过，“一个村干部的年收入在本村不居上游，这首先就不符合条件，不合格”。
其次是带领，村干部自己先富起来后，要着眼于驾驭和发展全村经济、着眼于示范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参与示范项目，要抓好“六村百户”典型示范工程，帮贷款、帮管理、帮销售，把周围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致富。
否则，任职几年，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光棍还是没媳妇，一年没有零花钱。
这就是“不称职”。
二是切实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农村矛盾呈现出易发、多发、突发乃至群发的一些新特点，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曾经发生在三合庄的村企矛盾，发生在三眼井的“两个村委会”的问题，发生在后号的村民与华田集团的土地纠纷问题以及各村的债务纠纷。
这些矛盾实质上是公与私、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眼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
就矛盾产生的原因来看，一是我们的村干部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缺乏政治敏锐性，立场不坚定，皂白不辩，二是对苗头性问题发现不了，以致于酿成事端，三是即使发现了又不敢处理，畏首畏尾，四是想处理又不会处理，干着急没办法，眼看着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
目前，在一些行政村积累了一批矛盾和积案，亟需解决，这些矛盾的解决，主要靠村支部、村委会。
所以说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在自身，贵在提高，关键要落实在解决上。
因此，我们要着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切实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放在心上，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和教育示范、协商、服务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的处理群众存在的问题。
衡量村级班子是否优秀，村干部是否称职得力，关键要看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特别是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这要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主要依据。
三是切实提高民主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民群众直接参与村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实行村委会直选和推行村务公开、村支书“两推一选”后，农民群众积极要求了解政务、参与村务，维护自身利益。
乡村干部再不能运用单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而是要着力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推行村务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制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理顺群众情绪，还权于群众对财务、村务、党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目前，在我们的村级班子中，“家长制”作风在个别班子十分严重，有的村书记唯我独尊，自以为是，乱花钱、乱办事，有的村会计凌驾于村支部、村委会之上，既不让书记、主任监督，更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监督，随便记帐、报帐，导致财务混乱，群众很有意见。
对此，我们今年要重点治理。
此外，在提高民主办事能力的同时，着力推进依法治乡进程，始终把干部学法用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组织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要坚持依法办事，牢固树立法制理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村务，依法妥善果断处理各种矛盾，做到遇事按法、办事依法、程序合法，坚决杜绝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
比如三合庄有一个自然村发生的“抢粮”事件，就很典型，据说是一个小组长指挥的，这样干部要他何用
在提高乡村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同时，我看也要提高村民的法治观念，依法维护干部的合法权益，对那些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煸风点火的要坚决严惩在大力发展民主进程,推进依法治乡的进程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种是打着民主的旗帜,喊着民主的口号，做的是反民主的事。
比如，有一个村实质就是派性之争，家族势力之争，一选就乱，用谁也不满。
另一种是要求依法办事，自己却不懂法，或狭义l、片面地理解，甚至曲解法制实质。
党委选中的不干，群众选上的软蛋，想当的是懒汉。
这就是后备干部缺乏，党员教育不足，群众素质低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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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与展望》演讲稿大概600～700字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
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
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
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
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
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
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
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
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
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
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
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
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
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
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
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
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
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
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
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
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
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
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
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
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
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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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给楼主些资料吧。
求一篇政治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 大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是学习知识、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竞争，会学习将成为人们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
因此，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必须重视科学学习方法的掌握和对学习能力的养成。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在高中阶段学好政治。
首先，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必须重视科学学习方法的掌握和对学习能力的养成。
从这几年的高考试卷来看，政治越来越侧重于理解，纯记忆性的东西越来越少，这就要求同学们应该把政治课学活。
尽可能的“学懂”政治，而不是“记住”政治。
1)预习 就形式而言，预习可以分为课前预习和阶段性预习、粗预习和精预习等。
做好预习需要同学们注意以下几点：A.列预习提要、B.做好笔记、C.发现问题、D.持之以恒。
2)上课认真听讲 政治上课很重要。
课堂上认真听讲45分钟，比课外努力两个小时的效果还好。
逼自己把老师讲的东西当成故事来听，会有趣、轻松很多。
课后没事干时偶尔翻翻课本，抽点时间理清一下知识的逻辑关系，对记忆有很大帮助。
如果有时间，还可以找点课外书来看。
不一定要和政治有关，随便什么有关社会、科学的都行，甚至某些小说、野史亦可。
多看点书，答题时虽然用不到这些东西，但会带来很多灵感。
3) 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政治课的兴趣 要充分认识政治学科特有的价值。
政治学科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它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思维方法，是思维的工具。
这是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
要克服学习中实用主义的倾向。
“需要”是同学们学习的直接和重要的动力。
现实状况是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有的同学不自觉地将学科分为三六九等，凡高考中必须要考的、分值高的科目就会下大力气去抓，哪怕不喜欢也要强迫自己去学，反之对高考中不考、或者分值比较低的学科，不管有用没用，就不愿意付出精力去学习，而越学不进去就越感到枯燥无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要消除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政治课的误解。
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对政治课的不了解造成的。
就高中的政治课而言，他本身包括经济常识、哲学常识和政治常识三大板块。
一些人不了解政治课的学科体系和价值，本能地把政治课和行政工作或时事政治划等号，和思想政治工作划等号，认为政治课就是说教，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的评价政治课。
把政治课教学看成是传统灌输，影响了同学们学习政治课的兴趣 切记，我们现在的政治，只要你用心来探索，你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急求一篇关于农业系统科学发展观的演讲稿, 多谢各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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