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演讲稿,以那个时代的口吻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我举国民众悲愤难抑。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
我中华民国是弱国，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
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的立场极明显的：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事发当地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当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关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话。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身边的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与会场气氛相互浸染。
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29军奋起抗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自1874年出兵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
（1879年，侵占本属中国领土的琉球；1894到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中国台湾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出兵最多，随后，它通过《辛丑条约》取得了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兵权；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
）1927年6月27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要》。
会后，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
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
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
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
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
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
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
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
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
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的响亮口号。
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
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
“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
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
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
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
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
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
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
30日，天津失守。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我方官兵( )( )
同仇敌忾 奋勇杀敌
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 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
在日军无理要求遭到拒 绝时，竟向中国驻军开始攻击（图为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